四十八当我见到列宁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到俄国是在1922年9月底，当时我既不认识一个俄文字，无论是在俄国人中还是在外国人中也没有一个熟人，对俄国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来到俄国是因为西欧（我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由于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加上凡尔赛和约的毫无成效，那里表现出一种贫血的样子，人们过着一种无目的的生活。而在俄国，无论是批评它的人们还是拥护它的人们都说，它抱着一种坚定的目的。

　　为了熟悉一下莫斯科这个城市，我不乘车，而是步行。我在莫斯科那些用卵石铺成的大街上步行了好几个小时。我看到有一个男孩穿着棕色土布上衣，蹲在人行道上，两只脚中间放着一些值三英镑的一小纸袋的葵花子。一些买主纷纷向他走来。男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大衣兜里，女人们把买来的葵花子放进口袋里。

　　从这个男孩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草鞋来看，我认为他是个农民。不一会儿来了个妇女，穿的也是土布衣服，头上包着头巾，肩上搭着一对旧的、有点弯曲的牛奶桶。她把那个男孩叫到自己跟前，然后他们就缓慢地向火车站走去。对他们来说，进行资本主义投机活动的一天算是结束了。

　　在一溜慢坡的库兹涅茨克太桥上，在国家银行的大楼旁，站着一些妇女，她们每个人都是浓手拿着一个棉布做的白乳罩，背后面挂着一大串白乳罩在出卖。一个面部下方稍微发红的妇女一只手拿着5双手套，另一只手拿着6条头巾，表示愿意出卖。不远处，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战士摆了个货摊，做着火柴和烟卷的生意。

　　莫斯科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挤满了这样一些卖东西的人。五年来为法律所禁止的这种活动吸引了大批大批的人，他们指望从这种在大街上做的生意中能很快赢利。

　　那些显然习惯于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则站在大街的角落里，用小车和儿童推车在贩卖没有硬书皮的旧书。在一些人行道上有人在出卖自己做的便鞋。一个鞋匠在为顾客钉橡胶后掌时，顾客一只脚站在地上，身子靠在墙上。

　　虽然已是9月底，天气日渐变冷，但是看来在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生意兴隆得多。不过商店每天都开门。我在早晨按时散步经过这些商店时，注意到了商店开门时的情况。他们先把木板从橱窗上取掉（从1917年11月以来，橱窗都钉上了这种木板），然后隔着蒙了一层蜘蛛网的玻璃看到那后面是私有主摆出来的一个从外国进口的最好的香粉盒、两个从巴黎进口的香水瓶、一些绸缎手套和精致的瓷器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旧的存货和个人家庭日用品，这些商品使人产生一种过分奢侈的念头。在下一个星期里，同一家商店从自己的木茧里展出了另一个橱窗：那是一个出卖便帽和呢帽的分店。这些帽子显然是耐普曼的妻子在家里做的。

　　这样，资本主义就在苏维埃俄国逐步抬头了。

　　我住在萨伏伊旅馆，设备十分舒适，吃的也很好，这是让外国资产者居住的惟一的旅馆。每天晚上我不是去看歌剧，就是去看芭蕾舞剧，或者是去看话剧，再不然是和新闻记者同行们打扑克。外国的记者们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但他们还是结下了亲密团结的兄弟般的友谊。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美联社记者吉姆·豪那里，这时容光焕发、非常激动的迈克尔。法尔布曼①走了进来，他这个英国人红红的面颊，一头卷发，会讲俄语。他刚刚收到了列宁对他的答记者问，这是个“独家新闻”，这是列宁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发表的第一个答记者问。法尔布曼怕这个答记者问伦敦的《观察家报》不能及时收到，但是实际上收到了。法尔布曼是在1922年10月27日（星期五）收到这个答记者问的。这个答记者问发表在下一个星期日的《观察家报》上，11月10日《真理报》作了转载。

①迈克尔·法尔布曼（1880年生），1923年起先后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曼彻斯特卫报》和《观察家报》的驻莫斯科记者。——译者注

　　法尔布曼写道：“如果我不事先知道列宁有病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他有病的。”列宁“看起来充满了生命力，非常健康”。他起初坐在法尔布曼对面，后来他“把椅子挪得离我很近，开始极其严肃地讲起来”。他不时地面带笑容，有时甚至发出笑声来，他“尤其是讥笑两件事：一件事是英国人在发明两党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由于有了两党制，于是一个党在吃力地进行着工作时，另一个党却能够在那里休息……”

　　列宁说：“您知道，我们俄国只有一个党，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

　　列宁讥笑的第二件事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这个联合政府用如果工党执政的话，就有可能爆发革命这样的话来吓唬英国。列宁哈哈大笑着问道：“难道有哪个人会相信韩德逊和他的工党能作到这一点吗？”

　　这一切在俄文译文里都没有发表出来。《真理报》和《列宁全集》只发表了法尔布曼书面提出的问题和列宁所作的书面回答。爱德华·赫里欧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实际上他们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的。法尔布曼问道：有人把这说成是“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说法对不对？列宁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同法国的任何接近，都是非常合乎我们愿望的。”但是，“这种接近……不意味着我们的对英政策……有所改变。我们认为同这两个强国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甚至认为英法这两个强国同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包含着英法两国长久保持和平友好……的保证之一（我几乎想说是最有力的保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37一238页。——译者注

　　俄国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起着一种桥梁的作用。列宁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希土战争（在希土战争中，英国支持希腊，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支持土耳其）一结束，“我们同英国的分歧”就将较容易地得到克服。依照惯例，战争之后接着要召开和平会议。法国建议让俄国只参加解决海峡问题的第二部分会议。法尔布曼问：俄国以享有充分权利的资格参加会议，这是否是一个威望问题？列宁回答说：“我希望我们五年来的整个国际政策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对威望问题是毫不介意的……我相信，对所谓威望问题，无论哪一个大国的民众都不会这么不介意，甚至报以最愉快的嘲笑。我们认为现代外交正在愈来愈快地对威望问题采取这种态度。”①但是列宁对限制俄国在会议上的作用表示不满。他说：“我们认为这种限制必然会造成许多非常实际的、直接的不便，包括经济上的不便，法国和英国本身大概在不很久的将来会感受到这种不便。”②

　　接着列宁宣布了苏维埃对海峡政策的原则：“我们的计划包括禁止任何军舰在平时和战时通过海峡”和“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③

　　（当俄国软弱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关闭；当它强大时，它想使海峡对任何军舰都予以开放。）

　　法尔布曼问道：“如果国际联盟吸收俄国、土耳其、德国和美国加入，俄国政府是否同意由国际联盟来监督海峡呢？”

　　答：“我们当然是反对国际联盟的，我认为不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特点使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而且从现代整个国际政治的具体条件的和平利益来看，也证明这种否定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国际联盟鲜明地带有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一切特点，同凡尔赛和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连实际建立民族平等、为各民族和平共居创造实际可能的影子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我们对国际联盟持否定态度是不难理解的，无须再作解释了。”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38、239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39页。——译者注
③④同上，第240页。——译者注

　　在这里法尔布曼转到了一个使英国实业界焦急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对厄克特的租让问题，他问：“拒绝批准俄国同厄克特的协议，是否表示‘左派共产党人’的胜利？”

　　10月5日，根本不属于左派共产党人的列宁和皮达可夫在中央全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对厄克特实行租让。第二天，列宁在给皮达可夫的信中又向他提醒了这一点，对他说，中央由于情报掌握得不够，推迟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列宁请皮达可夫检查一下，租让是否给了厄克特以开采西伯利亚有色金属的垄断权以及苏维埃政府必须向他提供多少钱，由他用于当前的开支。从列宁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使中央感兴趣的只是问题的经济方面。如果也有什么政治考虑的话，那种政治考虑只是西伯利亚当地政权的代表们才有，因为他们害怕有本事的外国企业家到来后，会付给工人以更多的薪水，从而引起国营企业的工人们的嫉妒和不满。这些情况法尔布曼是不知道的。列宁给皮达可夫的信只是到1959年才发表在《列宁文集》第36卷中。而列宁对于政府在拒绝租让时所抱的动机，则连暗示一下都不准备暗示。相反，他还不露声色地说：“这件事情的详情，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因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病了，但是，“目前没有并且也谈不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列宁说：“问题在于英国不肯让我们参加会议这一不公正的做法……在俄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不但使右派共产主义者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而且使俄国广大的非党工人和农民群众都紧密地团结起来，”①等等。列宁补充说，关于租让问题今后将在报刊上进行讨论。

　　这就埋葬了租让。

　　法尔布曼在其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到了不久前对耐普曼的逮捕问题，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有化和没收政策的恢复”？列宁让他不要相信这些，因为逮捕的不是工业家，而是“一些所谓黑市外汇贩子”，这些人进行白金和黄金的走私活动，将其倒卖到国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的这次常会上，政府的全部工作也是要把叫作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2页。——译者注

　　10月31日，即在列宁答法尔布曼提出的问题发表之后过了4天，我得知列宁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苏维埃的“议会”的上午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他从4月份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卫兵看了我的外国记者的证件（我是纽约《晚间邮报》的记者），指给了我去往沙皇宫殿的路。

　　58个用大理石筑的宽阔的台阶从人口处的大厅向上敷设，一直通往金銮殿。在楼梯的上方，列宾①画的亚历山大三世接见农民代表的画占满了整个墙壁。一条很长的走廊通到金銮殿，走廊里装饰着很高的大理石石柱和一人多高的精制玻璃花瓶。金銮殿本身是一个豪华的大厅。几百个很小的电灯泡把它照得通明，这些电灯泡安装在十个精制玻璃的大型枝形吊灯架上。墙壁上还依然挂着皇帝家族的图形标志——双头鹰、王冠，等等。但是现在代替王位的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平台上面放着一张铺了红布的长桌。桌子后面坐着苏维埃的领袖们。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出席。

　　尼古拉·克雷连柯首先作关于苏维埃司法部门的报告。代表们（他们有的穿着政治委员们穿的皮夹克，有的穿着军大衣和国内战争时的弗伦奇式军上衣，脚上穿着粗糙的皮靴，在华美的镶木地板上擦来擦去）一群一群地分坐在舞厅用的镀了金的小椅子上。我坐在他们中间，不感到有任何拘束。

　　不一会儿，列宁在没有任何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旁门走了进来（走旁门的既有俄国的代表，也有俄国和外国的记者）。他坐在一把镀了金的椅子上。在起初那一会儿，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但是后来人们便开始把头转向他，接着传开了一阵低语声：“列宁”，再接着就响起了掌声。会议主席请列宁登上讲台。

①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一1930），俄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巡回展览派艺术家。——译者注

　　这个人个子不高（我认为他身高有五英尺零两英寸或三英寸），秃头，干枯的、棕黄色的皮肤，淡红黄色的胡子既小而又稀少。他好像是踮着脚急速地跑到讲台上去的。这时又响起了掌声。但是既没有很高的欢呼声，也没有“万岁”的叫喊声。他自己没有去鼓掌。由于别人为自己鼓掌而自己也为之鼓掌的那个领袖只是在“个人崇拜”时期才出现。那时只要一提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全体与会者就站立起来，鼓掌和叫喊不止，他们惟恐停止鼓掌和叫喊自己就会被怀疑为对“主人”不忠。这样的表演在每一次会议上都要重复上好几次，有时长达10一15分钟，直到会议主席斗胆让他们停止才停止。当斯大林出现在会议上时，他自己先鼓起掌来，于是大家也就鼓起掌来，因此当他停止鼓掌时，大家才停止鼓掌。

　　列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是坐在主席团里听克雷连柯作报告。后来克雷连柯让位于他。列宁站起身来，他指着从口袋里掏出的怀表对大家说，医生不许他讲话超过20分钟。对他的演说，我连一句话也听不懂，或者充其量可以说，我只听懂了5句话或10句话，不过后来我读了他的演说原文，不久前我又读了一遍。从质量上来说，这篇演说不亚于他在脑力极盛时期所发表的那些演说。其实在12月份，是应当响起“第二次铃声”的，而在1923年3月则应当响起“第三次铃声”。这“第三次铃声”永远停止了他参加社会事务。

　　列宁从两个消息谈起：红军在前几天占领了海参崴，把剩下的最后一些白卫分子赶出了俄国。他说：“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红军的功绩和力量，而且有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活动。”苏维埃的外交在最近的将来面临着一项与在洛桑召开的近东会议有关的新任务。列宁说：“我相信，我们的外交家们在那里也不会丢丑，我们在那里也能维护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利益。”①（这是在讨好各个“独立”共和国。）

　　随后，列宁把话题转到了内部事务方面，他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小的。”这些成绩的例子是：通过了劳动法典，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资本家“正在组织向工人阶级的进攻，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差。……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切，不怕在讲台上说，我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花的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定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②

　　他祝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法典和刑法典。他说，对这些法典，可能很快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在这方面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像我们这种立法的速度，其他大国可惜还未有过。且看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不会也不得已而设法在这方面稍微赶上苏维埃俄国。”③

　　但是反对官僚制度的斗争进行的速度比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在1918年8月，布尔什维克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那时“国家和苏维埃职员共有231000人（包括中央的和莫斯科市的）”。当时决定要精简机构。1922年10月间，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原以为机构一定是缩小了。可是“结果发现它竟有243000人”。这种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哪怕是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说出来。”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44一245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46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247页。——译者注

　　列宁希望机构会得到改善。但是他指出：“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更高的文化水平。”①

　　在列宁发表完演说之后，宣布休息。这时全体代表开始进行布置，准备拍团体照。有的代表伸直身子躺在地板上。在位于中心的一排里，自左至右坐着加米涅夫、列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和我以及其他一些记者十一嘴很大的加拿大人F·A·马肯森（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乔治·塞尔迪斯（他是强烈反苏的《芝加哥论坛报》的具有强烈反苏情绪的记者）和萨维尔·济曼德（他是纽约经济问题的记者）。远处站着美联社的吉姆·豪。我们确实想同大家一起合照，因此谁也根本没有问我们什么。在摆好姿势之后和摄影师关于“只再照一张”的请求后，我们围住了列宁。马肯森祝贺他康复。列宁用英语回答说：“我不懂英语。”他转过身子，笑着从外国记者的包围中跑掉了。

　　在整个10月份中，列宁主持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这4个机构的各种会议。像任何时候一样，他在开会时一方面注意听发言人讲话，但同时他却不断地写出许多有关别的事情的便条递给参加会议的有关的人。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写道：“我们从医生口中得知，同时干几种事的这种作法比正常的工作能使人劳累好多倍，因此有一次我们企图阻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做，我和回志们商量好，他们不把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便条的答复交给他本人，而是交给秘书，秘书在会后再把这些答复交给弗·伊·。弗·伊·由于没有收到答复便给我写了一张便条：‘看来，您是在搞反对我的阴谋吧？对我的便条的答复在什么地方呢？”’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8页。——译者注
②《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356页。

　　列宁于10月2日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后，又恢复了旧习惯，又开始催促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这是他的神经不安引起的，而这种情况又使他的神经更加不安。但是，如果他关心自己健康的话，那他一定会神经不安得更厉害，他会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灾难将要到来。无疑列宁的行政工作才能和充沛的精力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挽救了苏维埃制度，使之免于灭亡。列宁不只是实现了十月革命，而且在革命以后的困难年代里还保护住了革命，使之免于灭亡。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需要玩弄很大的阴谋，使用强制的手段，举起冒烟的手枪来实现列宁靠简短的便函所实现的事情。列宁靠用简短的便函来办事情的情况如下：

　　1922年9月25日写给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便函：“你们为出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汇编在做些什么？法典编纂局是在睡大觉呢，还是准备出点什么迎接五周年？应该叫醒它，给我简单写几句来。您的列宁。”①10月10日。列宁写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总管理局副局长说：美国人哈罗德·韦尔运到皮尔姆的美国拖拉机工作得很有成绩，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所需汽油和润滑油（报告中说给的是煤油，而不是汽油）供应不足，成绩还会更大”。这种情况应及时改正。②

　　10月初。“委托……核实一下我们黄金储备的综合报告，要非常准确，并……于10月10日交我。”③

　　10月16日。列宁委托扎克斯会同财政人民委员部“……拟订出关于每月1日统计我国外汇基金总额的秘密决议草案。”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49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0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502一503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505一506页。——译者注

　　10月16日。“我命令每月给我送来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贸易额和收入简表……”①

　　10月17日。列宁写信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我支持……关于在卡累利阿建造一个书写用纸工厂和开采云母矿的申请。如果没有特殊障碍，请从速办理。”②

　　10月21日。“狄纳莫”工厂请列宁在该厂的红色签名册上“第一个亲笔题词”，以纪念去年“十月革命节”时他对该厂的访问。列宁给秘书写道：“到11月时，提醒我一下。”③

　　10月24日。列宁对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值班秘书们给予委托：“委托你们密切注意，不准在开会时私下交谈，对交谈者加以制止。”④

　　10月底。列宁写给斯大林：“……应缩小租让的地区……主要的是：应减少厄克特可得的款项，以免我们要推迟到1934（？）年才有收入。列宁。”⑤

　　10月26日。为使泥炭生产机械化而在国外购买新的泥炭采掘机问题，列宁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写了封便函。⑥

　　10月27日。列宁写信给教育人民委员部，要求缩减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模范剧院的补助金。⑦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0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08页。——译者注
③《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第354页。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10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43卷第200页。——译者注
⑥同上，第52卷第513页。——译者注
⑦同上，第514页。——译者注

　　10月28日。列宁写信给莫洛托夫，谈拨款150万金卢布以便在国外为亚美尼亚购买拖拉机和牲畜问题，并问：“援助亚美尼亚人的其他措施又怎样？必须加速办理，并予以检查。”①

　　10月底。列宁对准备《世界各国概况》一书提出了意见，准备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4个帝国主义强国进行无耻统治的情景（要译成各种文字；要写成一本教科书；每两年补充一次）。”②

　　10月底一11月初。列宁对稳定卢布问题提出了意见。③

　　从11月5日到12月5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接见了很多代表团和个人代表。11月初，他像往常一样，对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提纲。11月13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里作了这个报告。我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记者们来听了这个报告。这一次列宁讲的是德语，我懂德语。

　　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脑袋和钱袋，但它同意认为自己应当正式服从于共产国际的管辖，因此它应当像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那样，也必须在每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列宁作的也就是这个报告。

　　列宁作报告时声音相当高，快得像机关枪似的。他说：“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说，这是个重要问题，而由于他自己“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15一51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20一521页。——译者注
③《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97页。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4页。——译者注

　　和从前一样，他先谈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老论点：“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比战时共产主义更为有利的形式。他承认。对于这种退却，他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他提醒代表们注意，要知道那是他在1918年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①这证实了列宁的这样一种初步看法，即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国家所允许的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指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

　　列宁向所有共产党都提出了可能退却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像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集结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77页。——译者注

　　列宁继续说道：在国内战争末期，“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①

　　“首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这可真不少。……但是……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1921年，纸卢布币价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②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有不满的情绪，接着又发生了饥荒，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国内战争的恶果”（好像俄国从前不曾发生过饥荒似的。好像布尔什维克那些武装的征粮队与此完全无关似的）。但是，列宁说，一年来，农民向国家缴纳了几亿普特的粮食税，“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7、27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78、279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80页。——译者注

　　“下面谈谈轻工业”，即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列宁在这里指出“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①

　　“第三个问题是重工业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但是商业已经使苏维埃政府能够把某些资本——2000万左右金卢布——“用来发展重工业”。“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其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②但是2000万卢布已经有了。“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③

　　“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各文明国家“都在反对我们。……实际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④为了培养新的工作人员，“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二亡人预科”，“只要我们做得不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8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81、282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83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284、285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285页。——译者注

　　列宁意识到，他关于布尔什维克干了蠢事所说的话是在助长敌人的声势。但是，他说：“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这是不难证明的。就拿美、英、法、日同高尔察克签订的条约来说吧。……再拿凡尔赛和约……的例子来说吧。”①

　　列宁在报告快结束时向代表们提出劝告说：“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②外国人“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他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85、28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8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87、288页。——译者注

　　列宁在代表们和客人们的热烈欢呼声中走下了讲台。

　　休息后，托洛茨基发言。他用德语讲了一个半小时，用法语讲了一个半小时，用俄语讲了一个半小时。在这三种语言中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代表们当托洛茨基用另外两种语言发言时，他们就去参观这个宫殿。我观看了一会他的精彩表演之后，就去参观沙皇和皇后的豪华的住宅。皇后用的家具和坐的宝座都包上了一层粗麻布外罩。角落里有一个法国记者在“王冠牌”打字机上拍发自己写的通讯。在长沙发上坐着贝拉·库恩，他是在匈牙利革命和德国革命之后回到莫斯科来的。在隔壁那个曾经是沙皇卧室的房间里，有两位代表大概是在一个委员会里被拖得很久的辩论搞得疲倦了，睡在一张特别大的床上，这张床也包了一层粗麻布。所有这些房间的设备都非常豪华。在金制的托盘里放着浅蓝色的塞夫勒大花瓶。门拉手不是金制的就是孔雀石制的。门本身有12英尺高，门上面镶有皇帝的徽章和布满了珍珠的圆形小型彩画。浴室里的墙壁全是镜子。地板是镶木的，设备是在格拉斯哥制作的。①

①当我重读了我在1922年12月16日的纽约《晚间邮报》上发表的文章后，我回忆起了这些细节中的某些细节来。

　　当我回到金銮殿时，托洛斯基在用俄语发言。我在出口处看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同某个代表谈话，那时我准备回到住处去。季诺维也夫抱住交谈者的腰，用德语问他：“喂，世界革命将在什么时候来到瑞士？”

　　季诺维也夫在1936年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枪毙了。那时世界革命还仍然没有来到瑞士。

　　很难想像季诺维也夫同这个瑞士人讲的话是严肃认真的，也很难想像列宁真的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是“非常之好的”。1922年时，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都会引起对俄国进行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甚至至少说会对俄国在经济方面和对外政策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对外国共产党人进行世界革命的宣传是有好处的，这种宣传也鼓舞了俄国的幻想家们。但是实际上世界革命是不会为苏维埃俄国的利益服务的。

　　当列宁向共产国际作报告时，已经清楚，他的国家既不可能指望从外国资本家那里得到帮助，也不可能指望从外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帮助。俄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它注定要在几十年中为被农民所仇恨的农业政策，为发展起来的和不适用的官僚主义机构，付出昂贵的代价。这种官僚机构的代表人物虽然表面上同沙皇时代的官僚存在着差别，但是实际上他们两者之间却有着令人极其厌恶的相似之处。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如下一种情况更使一个不走运的记者感到如此愤怒的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阿瑟·兰塞姆在革命的最初年代里曾经不止一次地同列宁谈过话，他还同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交下了朋友。但是他遭到了冷遇：接到列宁的“第一个”答记者问的不是他，而是伦敦《观察家报》的迈克尔·法尔布曼，法尔布曼不过是偶然来到苏维埃俄国的一个客人而已。兰塞姆虽然素有幽默感，但他对此感到不痛快，因此他请契切林为他安排同列宁的会见。会见约好了，但被推迟了，于是又约好几时间（这种作法是俄国的习惯），但是最后兰塞姆接到通知说，列宁想在接见他之前，先看一下他以书面形式提出的问题。

　　兰塞姆这位出色的英国记者写关于自己同列宁会见的文章，不是从列宁的答记者问本身写起，而是从如何安排这次答记者问写起。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法尔布曼说一些挖苦话看来是很自然的。他说：“我立即写好了好几个问题，一共七个，其中只有两个是涉及当前的新闻。我觉得，了解列宁对现阶段革命的看法（如果他同意说明其看法的话），要比得到他对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的一般答复有意义得多，因为对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只要掌握必要的材料，自己就不难作出答复来。”兰塞姆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蔑视法尔布曼得到的那个答记者问。他自己在提问题时所想要采取的方式是“要得到列宁个人的看法”。兰塞姆写道：“我不知道，我是否达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一两次情况下他拒绝回答我提出的‘挑衅性’问题……但是，列宁对俄国当前形势所作出的诊断是这次答记者问所获得的结果。”兰塞姆提出的问题给列宁造成了一些困难，列宁写了两种不同的回答这一事实证实了这一点。①推迟作出答记者问是这些问题“立即引起的结果”。兰塞姆在1922年11月2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写道：“日复一日地推迟答复是因为答复还没有准备好，而我每天都从某个另外的渠道听说，我的问题使列宁感到有些气愤。”兰塞姆不无高兴地写道：“我从拉狄克那里得知，列宁是‘由于我提的这样一些问题而生我的气’，我从契切林那里得知，列宁把我提的问题称之为‘青草里的毒蛇’。一度我甚至怀疑我到底能否得到对我的问题的答复，因此我曾建议收回我提出的那些问题而再提新的问题。但是，列宁由于他以前在会见我时向我说的那个原因。决定一定要答复我提出的问题。然而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却老是不让我去见他……最后，当我丧失了任何希望，准备动身回国，甚至已经拿到了出境签证和火车票时，契切林在我向他告别时对于我还没有接到答复表示十分惊讶，因为他知道，列宁确实曾经忙于写答复，而且想在我动身回国之前接见我。因此我放弃了已经拿到的火车票，而另外定购了星期一开出的下一趟火车的车票。”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6一265页。——译者注

　　“第二天（这天是星期五）拉狄克夫人打电话对我说，列宁将在晚上接见我。指定要我在晚上8点钟时到克里姆林宫中拉狄克的办公室去。我在拉狄克那里还不到1分钟，电话铃就响了。列宁对拉狄克说，他在开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会议之后感到很疲倦，因此请准许他只谈几分钟的话，而如果我能等到早晨，他就能够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同我谈话。我问：如果我等到早晨，我能否得到对我的问题的答复？拉狄克在电话中重复了我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时我听到了列宁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发出的笑声。他说。到早晨时他还不能够把答复准备好，并说在这方面我自己是有过错的。他说：竟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这样一些问题！’这时我是第一次完全相信确实是列宁自己在回答我的问题。早先的时候我曾怀着不愉快的心情猜疑是由别人替他来写答复的。在回答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时，如果他没有准备，回答时讲得既不合逻辑，又不开点玩笑，那就太不像是列宁老的作风了。”

　　兰塞姆终于来到了列宁跟前。他写道：“自从列宁有病以来我没有见到过他了。当我们互相握手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一点也没有变。当我们开始谈话时，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异常疲倦……他的身体外表和迷人的待人态度还和以前一样，但是在他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前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疲倦。往日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快得简直像机关枪似的，使我几乎插不进一句话去，使我几乎不能了解他对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看法。他总是忙得很，但是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他就能一连交谈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交谈中同对方开个玩笑，讥笑几句，并向对方问遍各种问题。他对一个记者造成了很多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总是想把被采访者变成采访者。如今在他身上以往的那种兴奋劲不见了，我感到他有一种忧伤，我看到，过去他非常轻松地完成的事情，现在他却要非常用力才能完成……”

　　“当话题谈到法西斯分子（他认为墨索里尼统治着罗马是“一件使人开心的事！”时，他一面发笑，一面把头往后一仰；当谈到英国选举问题时他很感兴趣，在这些表现中我多少看到了列宁老的一些特点。”但是直到这时，兰塞姆还仍然没有从列宁那里得到对自己问题的答复。正好是在他就要准备离开时答复才交给了他。

　　兰塞姆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看到经济很活跃，大家都忙着买东西和卖东西，一个新的商业阶级显然正在产生。请问，怎么说耐普曼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呢？”①

　　列宁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20年前”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伦敦街头的情景。当时大街上“大家都忙着买东西和卖东西”，“但他们离‘政治力量’，甚至离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还相当远”。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56、257页。——译者注

　　第二个问题是：耐普曼在获得利润，而“赔本的生产则掌握在国家手里”。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耐普曼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而国家不断削弱呢？”①

　　列宁的回答是否定的。农民在“迅速和轻易地”上缴粮食税，轻工业很活跃，卢布很稳定，只有重工业是赔本的。列宁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解释说，重工业将通过向耐普曼课税的办法得到资助。

　　兰塞姆接着问道：俄国是否在退到“封建专政”？因为资本主义在兴旺，农业生产在发展，而重工业却在衰落。

　　列宁回答说：这“无论如何不会的，因为我们在缓慢地攀登，有时停顿，有时还后退几步，我们是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在攀登，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59、260页。——译者注

　　关于答记者问的叙述比答记者问本身更使人感兴趣。而被采访的那个人则比这两者都更使人感兴趣。他在20世纪的国务活动家中居于很高的地位，起着杰出的历史作用。他的面容表明他有力量、机智、具有意志力和过早的衰老。他的小领子经常扣着扣子。我注意到了他的那双手，那是一双贵族的手。在他的眼睛里有着一种X射线的目光，他的两只眼睛闪耀着讥笑的亮光，闪烁着仇恨的光芒。他是一位伟大的心怀仇恨的人和伟大的活动家。他是当伐无产阶级的普加乔夫。他是一位被大量挖苦的话武装起来的人和具有难以置信的行政管理才能的人。他具有知识分子领袖的头脑和伏尔加河畔农夫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