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反对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谈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评马克思时不但没有打算确切地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完全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也是肆无忌惮地加以歪曲。必须恢复真相。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对照一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2年《俄国思想》[29]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并且--说来会使他惭愧--是以庄重口气谈到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方式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问题，也没有污蔑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地--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同它平行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作社会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论证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别◎第53页◎只在于信念的坚定、率直和一贯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来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出发点看来是极其善意的，充满了极其善良的愿望…… “我国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①已大大动摇了，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非自由派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且他的同道中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上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看来，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第54页◎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去，就像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但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他(再说一遍，我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只是当作例子，来批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便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只要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总的说来，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斥责这多么不符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抽出一种现象(土地被剥夺)，却没有把它当◎第55页◎作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商品经济则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和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他把这种手法居然还叫作“寻求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案”(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恰恰相反，他不能也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样的生活问题，而躲入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把这叫作“寻求理想地处理迫切复杂的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毫无意思地抽出个别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这个，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那个，如此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给我们臆造了一个乌托邦。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的社会演进相脱离，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并不是由这儿那儿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决定农民和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之间关系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的空想主义者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的企图和努力不能不遭到失败。
在“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的情形，概括说来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多数人破产和少数人发财的历史，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遭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第56页◎存在，发现商品经济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并巩固起来，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产生和加强起来，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必然使大众遭受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无产者阶级反对有产者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厂的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遭受的资产阶级剥削，按经济实质来说，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遭受的剥削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阶级在谋求自身解放这个方面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上面的旧社会已经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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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他用什么来反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被批评家说成下面的样子：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真理在于：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内在◎第57页◎规律，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和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一定会联合起来，一定会社会化，于是万事大吉，幸运的人类就可坐享其成了”。
请看，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同“人民之友”毫无区别，只是对未来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大概完全不注重现在，而只注重“远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信，他们对未来的预见没有一点空想成分，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科学的训条衡量过的”；最后说得更加明白：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责难，这种责难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第58页◎
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话，说他“亲耳”听到的恰恰是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可是，就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除了证明他很幸运地挑中了自己的交谈者，还能证明什么呢？当然，很可能这位机智哲学家的这些机智交谈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可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呢？①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克思，竟没有看出马克思十分着重提出的这个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那不过又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聪明而已。
不管怎样，他既然在报刊上开始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他就应当针对这样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早已用这个名称，而且只有他们用这个名称，所以决不能把别人同他们混淆起来，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著作界代表--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小组[30]。如果他这样做了，--显然，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人都应当这样做，--并且读过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即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那么，他在头几页上就会看到作者以小组全体成员名义所写的那个毫不含糊的声明：
“我们决不想用一个伟大名字的威望〈即马克思的威望〉来庇护自己的纲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懂俄文吗？您懂得信奉抽象◎第59页◎公式和判断俄国的事情上不靠马克思的任何威望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您把有幸偶尔从您的交谈者那里听来的断语，当作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语，而把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卓越成员以整个团体名义在刊物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您懂不懂您这样做是不老实呢？
往下还有更加明确的声明：
普列汉诺夫说：“我再说一遍，在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估计当代俄国现实的问题上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我们的学说是“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初次尝试”。
看来，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或许，你们以为作者在作这样的声明时，实际上所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吧？但这是不对的。他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俄国是不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见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这些哲学家或者是把长官的政策，或者是把“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把“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当作这种应当不应当的标准。现在要问，如果是一个信奉抽象公式的人，那会怎样回答这类问题呢？他大概会谈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理论的一般哲学意义，每个国家经过某某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如此等等。
而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回答的：◎第60页◎
他把应当不应当这个无聊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问题完全撇在一边，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演进。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装作行家的样子，大谈什么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必然性的内在规律等等荒诞无稽的鬼话！而且把这叫作“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
我真不懂，如果他是论战家，那谁又是空吠者呢？！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论时，还不能不指出：他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叙述成这样，似乎他们认为“俄国一定会使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显然，在这位哲学家看来，俄国还没有“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作者想必赞成俄国资本主义只包括150万工人的看法，--我们在下面还会碰到我国“人民之友”的这种幼稚思想，他们把其余一切剥削自由劳动的现象不知归到哪里去了。“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真是越说越糟！这样说来，岂不是俄国就没有“内部矛盾”了吗？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没有一小撮资本家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了吗？没有大多数居民破产和一小撮人发财了吗？农夫还只是将要脱离土地吗？试问，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什么呢？不正是农民大量遭到剥夺，其强度是世所未见的吗？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有这种勇气说：“马克思谈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和现成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俄国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在俄国，只有在俄国，才能看到群众穷得走投无路，劳动者横遭剥削，它的贫民生活状况往往被拿来同英国相比(而且比得合情合理)；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是经常的现象，而粮◎第61页◎食输出却在日益增加。在这样的俄国，竟没有无产阶级！！
我认为，为了这些经典式的词句，应当给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建立一座纪念碑！①
不过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人民之友”惯用的策略，就是假装看不见俄国劳动者痛苦不堪的状况，硬说这种状况仅仅有点“不大稳定”，只要“文化界”和政府作些努力，就可以把一切引上正道。这些骑士们以为只要他们闭眼不看劳动群众状况所以不好，并不是因为这个状况“不大稳定”，而是因为劳动群众遭受一小撮剥削者的最无耻的掠夺，只要他们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看这些剥削者，那么，这些剥削者就会消失。社会民主党人告诉他们，这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可耻的怯懦心理。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一剥削事实作为出发点，并说这一事实只能用俄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组织把人民大众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解释，只能用俄罗斯国家这个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阶级性质来解释，因此，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当社会民主党人对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想使人民丧失土地！！想破坏我国人民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至少是不体面的全部“论战”中最令人愤慨的地方，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的“批评”(？)。谁都懂得，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工人中间的活动不能在◎第62页◎我国的合法报刊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受检查的正派报刊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应有的缄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这个起码的规矩，恬不知耻地利用他对读者说话的垄断权来诬蔑社会主义者。
不过，就是不利用合法报刊，也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个放肆无礼的批评家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故作天真地说道：“据我所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旁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程的旁观者)、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减轻分娩的痛苦“。他们”对种地的人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那些已经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身上“)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公然主张使农村进一步破产)。”
这是什么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看法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者，即他们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摆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难道批评家先生不知道吗？他究竟用什么办法，根据什么理由，把他们同那种荒唐的庸俗见解混为一谈呢？他有什么权利(当然是道义上的权利)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用于那些显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原理的人，用于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一个单独团体的名义发表过意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任何一种单独纲领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路，来为这种恶劣手法作辩护。
他用上流社会纨袴子弟的轻浮态度讥讽说：“也许这不是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自认为是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宣布的呢？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激进◎第63页◎派的沙龙里吗？在私人的书信里吗？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请您在自己的沙龙里，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同他们交谈吧！可是要知道您是在报刊上公开地反对那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公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过意见的人的。而且您明知道只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团体用这个名称，不能把别的什么人同这个团体混为一谈，您却敢宣称您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像一个被揭发了的学生那样躲躲闪闪，拼命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真是妙极了！我们乐于相信在您眼里除庸人和坏蛋外，没有别的人，但这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什么相干呢？“在现时”，在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要招来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一或那一旗帜(民意主义[31]、马克思主义、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工作的人，就会有几十个假借这种名义来掩饰其自由派怯懦心理的清淡家，也许还会有几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家伙，这谁不知道呢？只有最卑鄙龌龊的家伙，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到尾都是曲解、歪曲和捏造。我们在◎第64页◎上面已经看见，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出发点的那些“真理”，被他完全歪曲了，被他说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那样叙述过，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叙述。如果他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的真正见解，他就不能不知道：能与这种见解“相适应的”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的发展，组织并团结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政治斗争。可是他还留了一手。他装着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说：“我很乐意听到这点，但我不懂你们抗议的是什么。”(他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你们仔细读读我对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就会知道我是说：从伦理观点看来，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这当然不过是再次搬出从前那些可怜的遁词而已。
请你们说说，你们会把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叫作什么：他说他在批评社会革命民粹派(另外一种民粹派还未出现，--我是拿这样一个时期来说的)，同时却说出下面一类的话：
“据我所知，民粹主义者分三类：第一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农夫的思想，完全按照农夫的愿望把笞刑和打老婆的风气普遍化，总之是奉行皮鞭刑棍政府的万恶政策，这种政策也曾叫作人民政策；其次是胆怯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并不关心农夫的意见，只是企图通过结社之类的方法，把不合俄国国情的革命运动搬到俄国来，--可是，假如不是道路很滑，容易使胆怯的民粹主义者滚向彻底的民粹主义者或勇敢的民粹主义者的话，从伦理观点看来，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最后是勇敢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充分地实现善于经营的农夫的人民理想，因而去耕田种地，以便过十足的富农生活。”一切正派的人当然会把这叫作卑鄙庸俗的嘲弄。假如说这种话的人不能在同一报刊上受到民粹主义者的驳斥，假◎第65页◎如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至今只是秘密地叙述过，因此，许多人对于这种思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并容易相信关于民粹主义者的任何一种说法，那么，大家都会同意这种人是……
不过，也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还没有完全忘记这里应当安上一个什么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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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经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诽谤还有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哪种工作会比在这污泥浊水中折腾，把散在各处的暗示收集起来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哪怕是一条稍微像样的反驳意见，更加讨厌，更加徒劳，更加吃力的了。
够了！
1894年4月
…………
当时，在60年代，农奴主的势力已经衰退，他们遭到了虽然不是最后的但终究是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反之，自由派抬起了头。进步、科学、善良、反对虚伪、人民利益、人民良心、人民力量等等自由主义词句风靡一时，现在，在这特别灰心失望的时刻，我国激进主义的无病呻吟家在他们的沙龙里，我国自由主义的清谈家在他们的纪念宴会上和他们的报章杂志上所呕吐出来的也是这些词句。自由主义者原来很有势力，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了“新秩序”，--当然还不是完全改造，但终究是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新秩序”。虽然当时俄罗斯也还没有“公开的阶级斗◎第66页◎争的亮光”，但终究比现在亮一些，所以连那些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宁愿梦想美好的未来而不愿说明丑恶的现在的劳动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看到自由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富豪，不能不看到这种新秩序就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农奴主被逐出舞台，他们没有转移大家对当前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没有妨碍大家按新秩序的纯粹(比较起来说)形态来观察新秩序，所以大家才有可能考察这一点。我国当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善于指摘富豪的自由主义，可是不善于了解它和科学地说明它，不善于了解它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必然性，不善于了解这个新的生活方式比旧的农奴制的生活方式进步，不善于了解这个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只是“唾弃”这种“自由”和“人道”的秩序，认为资产阶级性是一种偶然现象，期望“人民制度”中间还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关系。
历史果然向他们昭示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没有完全被改革[32]
(被农奴主的利益弄得残缺不全的改革)打垮的农奴主已经(暂时)复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什么东西，并且用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行为表明了这种关系，以致我国民主主义者胆怯了，屈膝了，不仅不向前进，把他们那种只善于感觉而不善于了解资产阶级性的幼稚的民主主义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反而倒退到自由派那里去，现在他们竟自夸起来，说“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都赞同他们的诉苦声……即我想说的他们的理论和纲领。看来教训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旧时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等幻想，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正视现实并公开承认：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第67页◎他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幼稚幻想就让位于小市民进步办法的实际清醒主张了。
现在，这些冒充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照顾到一切人的“振兴”、“改良”等等措施来办妥一切，硬说可以调解和统一。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且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真诚帮助的东西。
最后，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在“人民之友”看来，仿佛他们能独自把一切安排妥贴。工人可以放心。你看，甚至有一个技师也到《俄国财富》编辑部来了，他们几乎完全拟好了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这就是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得出来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训。
请注意，我是说同小市民思想决裂，而不是同“人民之友”及其思想决裂，因为同从未有过联系的东西是说不上决裂的。“人民之友”只是这类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我所以在这里作出必须同整个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同整个旧时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决裂的结论，这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吓坏了的旧思想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这次进攻，推动他们特别充分而突出地把小市民思想描绘了出来。我们把这种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同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资料加以对照，就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思想已经衰竭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中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第68页◎机会主义的纲领。有人会说，这不能怪整个旧社会主义思想，而只能怪这些从未被任何人算作社会主义者的先生们；但我觉得这种异议是毫无根据的。我到处竭力指明旧理论的这种堕落的必然性，到处竭力少用一些篇幅来专门批判这些先生，而尽量多用一些篇幅去批判俄国旧社会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如果社会主义者认为我把这些原理叙述得不正确，或不确切，不透彻，那我只好恭请诸位先生，请你们自己把这些原理叙述出来，把这些原理好好地说透彻吧！
老实说，再没有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乐于有机会同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回答这些先生们的“论战”吗？难道你们以为不是他们公开、坚决而激烈地挑战，我们会来干这种事情吗？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不尽力克制自己就能阅读、反复阅读和仔细阅读这种用官场自由主义词藻和小市民说教拼凑而成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吗？
要知道，现在只有这班先生在论证和叙述这种思想，那总不能怪我们吧。同时还请注意，我是说必须同小市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决裂。我们分析过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无条件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而出现的。
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其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反映和拥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那我们就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它们，就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不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程度◎第69页◎较低)，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例如，所谓禁止转让份地[33]一类的反动要求，也和其他许多监护农民的办法一样，通常都是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借口作掩护的；而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这两个方面严格区别开，所以在否定这些理论具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时，在反对它们的反动方面时，不应当忘记这些理论的民主主义部分。现在我用实例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市民理论的完全否定，不仅不排斥它们纲领中的民主主义，反而要求更加坚持民主主义。前面已经指出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理论中总是利用的三个基本论点：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受行政机关压迫。
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可是铲除这些祸害，就会清除加重这种压迫的中世纪破烂，使工人易于直接同资本进行斗争，因此，这种举动，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定会得到工人最坚决的支持。一般说来，税款和赋税是只有小资产者才能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税款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农奴制的残余：例如，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废除的赎金[34]就是如此；那些只落到农民和小市民身上而与“贵人”无关的赋税就是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始终会支持这种要求：铲除这些造成经济政治停滞的中世纪关系的残余。缺少土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已在前面详细地证明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叫喊的资产阶级性质。例如，农民改革用割地[35]的办法直接替地主抢劫了农民，直接(夺去◎第70页◎农民土地)和间接(巧妙地隔开份地)地为这一巨大反动势力效了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将最坚决地要求把夺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立即归还农民，把地主的地产(这个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剥夺干净。后一种要求与土地国有化相吻合，其中并不含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已在我国形成的农场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更迅速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但这一要求在民主主义意义上说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彻底打垮高贵地主的办法。最后，当然只有尤沙柯夫先生和瓦·沃·先生之流才会把农民的无权说成是农民被剥夺和被剥削的原因，但行政机关对农民的压迫不仅是明显的事实，并且不是简单的压迫，而是公然把农民看作“贱民”，认为他们命该受高贵地主的支配，让他们享受一般公民权利(例如迁徙权①)只是一种特别的恩惠，任何一个庞巴杜尔[36]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关在贫民习艺所里的人来摆布。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取消官僚对农民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②◎第71页◎
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多么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阻滞在它的中世纪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给解放斗争增添了极大的困难。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倒这些反动支柱①，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永远摆脱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不能进行明智顽强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又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第72页◎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
以上所述，看来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一切革命者的派别“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了[39]。
这是一个颇为新奇而独特的思潮。
它所以新奇，是因为“联合”的建议不是来自某个集团或某几个纲领明确而且有某些相似的集团。如果是这样，联合问题就会是每一个别场合的问题了，就会是准备统一的各个集团的代表能够解决的具体问题了。那也就不会有特别的“统一”思潮了，但这个思潮是有的，而掀起这个思潮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任何新立场，这就是说反专制制度的战士直到现在所依靠的理论显然已在崩溃，因而也使斗争所需要的团结条件和组织条件遭到破坏。这些“统一派”和“联合派”的先生们想必以为创立这样一种理论是最容易的事情，只要把它全部归结为反对专制制度和要求政治自由，至于其余一切社会主义问题和非社会主义问题，可以避开不谈。显然，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在一开始进行这类统一的尝试时，就一定会不攻自破。
这种“统一”思潮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反映着战斗的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之一，这个转变(过程)我在上面已经尽力描述过了。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集团，只有在制定一个抛弃旧时俄国独特发展论的偏见的、提出民主主义要求的坚定纲领时，才能在上述旗帜下巩固地统一起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益的前进步骤，而且他们为反对民粹主义所进行的工作会促成这种进◎第73页◎步，有助于根除一切偏见和神话，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聚集起来，由其余的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
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传播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由于这种对抗性，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主张政治自由)，不同时向工人说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有些人喜欢责备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似乎要独享马克思的理论，可是又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接受的。试问，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么，向工人解释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阶级斗争理论甚至不能说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我国资本主义是由政府人为地培植起来的)，那么，向工人(更不必说向那不属于已经形成的工厂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了)解释阶级斗争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又怎能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来组织共产主义的革命作用的结论呢？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工人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第74页◎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连民粹派和民意党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只能改善同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主义者使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抵触，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①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恰恰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有任何错觉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那么，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一帮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要求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否◎第75页◎认这一事实，反而极力强调它，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不道德，斥责它，极力想粉碎、耻笑……和消灭它。这种想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而感到羞惭的天真妄想，正像小市民经济学家想用资产阶级使人民破产，使大众贫困、失业和饥饿(援引“哥哥”的经验)来恐吓我国资产阶级的意图一样，是很可笑的；这样审判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就跟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去[40]一样。除此而外，还有这样一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怀念60年代，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中于民主主义。
这些先生由于他们固有的天真，怎么也不愿意了解当时的一致是由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这样的条件不会回来了。当时大家都同样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其中有积了一点钱而想过快活日子的农奴主的管家，也有仇恨地主老爷勒索、干涉和打断他的经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也有地主家中的无产仆人，以及被卖给商人去盘剥的破产农夫；当时受到农奴制度压迫的还有商人兼厂主，有工人，有手工业者，有工匠。当时在所有这些人之间只有一种联系，就是他们都敌视农奴制度，而超出这种一致就是最剧烈的经济对抗了。只有完全沉醉于甜蜜梦想的人才会至今还看不见这种已经有了这么大发展的对抗，才会在现实生活要求斗争，要求每个不愿替资产阶级当自愿的或非自愿的走卒的人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时候，还在泣求这个一致的时代重新到来。
如果你们不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去深究一下，那就会看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梦想用各种天真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说是“人民的”)经济，他们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我们不能◎第76页◎不感谢“人民之友”，因为他们大大帮助了我们认清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从而更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国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必然使那些把俄国社会主义者迷惑了这么久的旧幻想和神话加速破灭。“人民之友”已把这些理论用得又脏又破又烂，使俄国信奉这些理论的社会主义者非要二者择一不可：或者重新审查这些理论，或者将它们完全抛弃，让那些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告富裕农民购置改良农具的先生(他们煞有介事地要你们相信必须欢迎那些在赌桌跟前坐腻了的人)去独自享用。他们不仅这样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谈论远大的理想和对生活问题的理想提法！……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越有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就成长得越快，因为最机灵的现代制度的保护者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把生产者剥夺得越来越厉害，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后备◎第77页◎军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个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连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都大为震惊，于是他们那些厚本的杂志--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办得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决不是想说，这个工作比实际工作更重要①，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除现实道路而外〉的发展道路”，那么，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指出来，理论工作就结束了，而那些应当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敌人，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工作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第78页◎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党人避免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犯的毛病，即避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尽管对各种理论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活动方法，自从这一派产生以来，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并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①。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果把正在灭绝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第79页◎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和习俗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和他们的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已经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任何扰乱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经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这种目的在于满足最迫切的经济需要以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的战争，即反对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到处都在压榨和压迫劳动者的那个阶级的战争。所以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为了使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不拔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来引诱他们，只要求简单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极小的经济单位(它们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仍然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有一点点产业，因而被束缚在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上。这就使得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受到阻碍，遇到困难。分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在一个地点上，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哪个个人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第80页◎然割断工人同旧社会、同一定地点、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有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完
写于1894年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来说的。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指出，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41]！我国的政论家却掉以轻心，正在做这类手术：经他们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就成了这样一种学说，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第81页◎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为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横行时代，可以完整地、确切地和充分地叙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彻底说出来，那么，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就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刊)，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报刊上这样糟蹋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免开尊口，或者交代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略去了。但为什么只叙述一些片断，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要知道，这样只会闹出只有俄国才能有的笑话来，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字眼就行，而承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①和革命的”②。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第82页◎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①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和彻底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叙述过和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怎么竟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却又只限于……摆弄“磨光了的金币”，--我国政论家抹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就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金币。◎第83页◎
试把那些最初也想做劳动者思想家的我国民粹派的著作，即论述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么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说教的理论。农奴制度不是被看作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是被看作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农民改革不是被看作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是被看作尽管愿望极其善良但错误地“选择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改革后的俄国被说成是偏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带来灾难，而不是有了某种发展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已经信誉扫地，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俄国社会主义者越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越是迅速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俄国，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越可靠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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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与我们的思想方式根本不同的人们，即民意党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所作的评论。请看1894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广泛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他们还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第84页◎力的驳斥之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保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利益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进行要取消人民的貌似独立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泛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人士绝对不准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伊杰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一流的先生，以及居然要求1俄亩可以得到100卢布无息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他们应邀参加各种委员会，他们讲什么，人们都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不就是那些地方官吗？不是正在为人民筹划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有人公然无耻地说，给人民份地只是为了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吗？沃洛格达省省长在他的通令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这位省长不过是表述和大声地说出了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自己的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第85页◎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份。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①分别组织起来，并由这个和那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作“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以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是由民意党人而来的，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纯粹政治纲领来论证同社会主义无关的纯粹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党人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和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同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地上②，其日常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第86页◎有着极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却企图以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1894年胶印出版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2-170、249-264和290-296页
◎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