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序言



  近十几年来,中国著述界发见一部万人赞赏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到底怎样,除梁启超一篇几千字的评论外,简直没有人做过有系统的详细的估计,所谓“万人赞赏”不过像戏院中捧场的朋友们,提起嗓子,一唱百合地叫几声“好,好,好”罢了!
  中国的所谓学者,尤其是所谓哲学家,对于这样一部风行全国和影响最大的著作,仅止于简单的叫好,而无详尽的批评,这不独对不起一般读者,并且也对不起作者,不独会使一般读者发生盲从的倾向,并且也会使作者发生矜夸的倾向,于是学术因磨砺而愈益进步的现象从此消灭了。现在专就作者而论,只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评界的溺职,呈出一种何等骄傲自满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即使出于读者之口,已不免是没有分寸的拍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简直是信口开河的吹牛了!当我看到这里时,不禁为萎靡不振惨淡无光的中国学术界抽一口冷气,觉得批评事业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图,比其他一切译著都来的重要;因为批评,尤其是对于一部最有权威著作的批评,在积极方面可以促进学术的发扬与进步,在消极方面可以阻止读者盲从和作者矜夸的倾向(更可以阻止世人的滥作滥译)。可是我为生计所迫,仍操我向来的笔墨生涯,因循复因循,未遑及此。直至去年冬季,作《我的生平》一书(共三十余万言),回顾留德时代的学业,才用一专章(第十二章)写出我对于胡博士这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大著的批评。然批评此书何以适在那个时期呢?因为我在德国留学,获得一种唯物史观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特在回忆中介绍出来,并以之和欧美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实验主义作个比较(第十一章,约九万字,内中有五万多字是批评这种主义的);接着又叙述我当时利用新获的武器,向友人口头批评《哲学史大纲》,指出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著书,可以产生怎样谬误的结果。现《我的生平》虽正在付排,但此项专门著作实有另印单行本的必要,因为这一章不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从头至尾,加以解剖,且处处提出我自己的见解,与之对抗。所以这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并且还是一种积极的主张,尤其是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的阶级性,都有一种明白的分析,使他们学说的背景显露无余,为中国著作界的创举,可以供全国人士的参考。故特将此章的开端略加修改,目录中的小题重行增订,先与世相见;并希望胡博士和读者不吝指教,共同起来作一番热烈的论战,则中国学术界的前途,也许能因此放一线光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作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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