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大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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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学时代

求学时期中更换环境的必要——“两院一堂”——避入桃源的大学改革计划——“辫子先生”的“文”与“配”及其思想来源——“阎王教授”的逊位——“弹球校长”的八面玲珑——英文学门的牺牲者——英文读法——第一篇译文——疾病与庸医——笔墨官司——一元钞票——方帽黑服——饭碗问题

　　北方的人情风俗固然与南方不同，就是学校生活亦复异趣。我骤置身于新环境之中，获得许多考察与学习的机会，可以增进心思的活动，助长智识的发达，益信自己此次排除万难，离湘北上，诚属上策；因为一个青年人在求学时期中——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的时期中——隔若干时更换环境一次，实为必要之举。后来留学德国，看见它的大学生一个学期在东部大学，第二个学期往往转入西部大学，第三个学期来到南部大学，第四个学期又去进北部大学。他们拿着一个入学凭据，可以向任何地方的任何大学报名听讲，毫无阻碍，因此对于全国各有名的教授得亲教泽，对于各地的风俗习惯得自行考察，真是法良意美。我国各大学若不翻然改图，采用此制，仍旧多方阻止学生的转学，那就等于“故步自封”，必无良好的成绩可言。
　　就我个人更换求学地点讲，也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P．K．大学中西教师的程度此湖南高师又要高得多，功课的进行也较为迅速，使我在学业上不得不努力奋进，大有“欲罢不能”之概。
　　不过在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是放任的（P．K．大学上课点名，年终要考试，若外国大学连这两点都是没有的），一切行动均十分自由，一个人如不能自立，也很容易走入歧途。记得初入大学时有一位湘潭老学生对我说：
　　“来到这里真倒霉，事事不如人，做（指做文章）也做人家不赢，穿也穿人家不赢。”
　　我听了此话，只着重“做”的一句，没有注意“穿”的一句，不禁暗中称赞道：“到底是‘最高学府’，人才济济！”但后来亲自考察的结果，觉得一般学生固然比湖南高师的齐备一点，能做的固然大有人在，但游惰之风十分厉害，爱穿的也就很多，尤其是逛窑子的人不在少数。所谓“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大学堂）是有声于八大胡同的（胡同即街巷之意，北京有八条大胡同为妓女寄迹之所）。此外还有所谓“探艳团”，系由一班用雪花膏敷脸的阔少组成，与民国十四年以后湖南的“蝴蝶采花团”相类似，不过后者不是一校学生的集合体罢了。
　　一班教育家看见P．K．大学的学风不好，便拟出一种“根本改革的计划”，要将大学迁往乡村，和清华大学一样，以免学生日与都市的恶社会接触，受其影响，并且还要更进一步，在学校附近造成新村，以资模范。这种议论骤然听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详细考察一下，即觉其谬误，今特说明如下：
　　第一，这种议论是绝对承认人为环境的产物（哲学的唯物论的观点），而不知道环境是可以由人改变的（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辨子先生”常对我们说，英国某大学的附近有一条街为娼妓麇集之所，学生都远而避之，以经过该处为耻；一日他图捷便起见。穿过此街，出口时适遇见一位教授，真是无地自容，以后再也不敢取这种捷径了。今如认大学师生的嫖娼宿妓为由于八大胡同的诱惑，将何以自解于上述一事？
　　第二，即退一步，完全承认人为环境的产物，将学校放在新村中，养成一些善良的新人才，然此等新人才毕业后既不能老死于新村中，一旦出而仕事，岂不是又将与恶社会同化，前功尽弃么？
　　第三，学校系学习学理的处所，而社会却是一个大实验场，今使学校离群索处，便是在学理与实际的中间，故意造成一道宽广的鸿沟。通常的学校门首那悬有“学校重地，闲人免入”八个大字的虎头牌，我已嫌其过于闭关自守，不与群众接近，今如将学校迁在偏僻之地，那更是闭门造车，以求出而合辙，殊违教育的本旨，而无稗于实用。
　　基于以上三项理由，我是绝对不赞成迁移校舍这种消极办法的。P．K．大学因经费困难，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要算是一桩幸事。
　　P．K．大学素以能容纳各派的人才见称，所以教职员中不少特别人物。然初次见面即深深印入我脑筋中的，只有“辫子先生”一人。他曾留学英德等国，担任英文学门的功课，到了开学那一天，几个外国教员于许多人演说之后，群推他上台演讲。他一开口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接着又骂一般教员与学生，说：”你们口口声声‘改良，改良’，把‘良’的都‘改’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散会后，细加打听，才知道这是著英文《尊王篇》和《春秋大义》等书的全中国英文学巨擘某某先生。他是一个位复辟党人，背上拖一条大辫子。我称他为“辨子先生”，不独丝毫不含轻蔑的盘思，还是尊重他自己的意见，因为他视辫子为人身上至高无上的装饰品。
　　有一次我在讲堂上问他道：“先生在外国留学时，当然是短发洋装，后来回国才蓄辫子，初时不感觉不方便么？”意思是想引起他对于拖辫子发表一点意见。
　　他马上用手指着一张门反问道：“那张门上为什么要起凸线呢？”我一时促住了，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
　　“这是‘文’啦！你觉得门上有凸线不方便么？”他于解释之后，又追问我一句。
　　“那倒不见得。不过……”我正要继续说下去。他便拿着自己的辫子，摆了一摆，说道：
　　“这也是‘文’啦，”
　　我看见他发出这中奇论，知道不能以常理反驳，便和诸同学以一笑了之。可是他的议论有时较此还更奇特，例如一日忽问学生道：“我们为什么可以打洋车夫的屁股？”没有一个人能够予以满意的答复。他于是自作答案道：“因为我们‘配’呀！”
　　辫子先生一方面墨守中国古圣先贤的旧礼教，一方面又采取英国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政治学说和拉斯金（John Ruskin）的教育学说，所以主张威权，哲人政府，天才贵族，崇拜英雄，排斥群众文化，讲求教育上质的完善而不求量的增加。他把中国的古董和外国的古董合拢来，遂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极端保守的学说。他虽这样顽固，然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崇。当一九二三或二四年的时候，在德国的物理大家爱因斯坦（Einstein）等得悉他的穷困，特募款接济，并拟聘作德国大学的教授，即此可见他们景仰的诚意。我在P．大时，和他的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但这不是第一学年的事，留在以后再说。现在要先讲第一学年所遇的一位英文学教授C先生。
　　C先生系江苏人，为英国留学生，年龄约三十左右，中英文俱有可观。不过酷好冶游，性尤骄情暴戾。他似乎以妓院为家，至少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消磨于此，因此不独对于教课无暇预备，即上堂也来得极迟，每点钟照例只上三十分。
　　“我的英文可以教你们二十年，中文可以教你们十年。”他常是这样夸口地对我们说。
　　有某同学一日问他一个英文生字，说是字典中找不着。他马上很得意地答道：
　　“啊，你可以从我的脑子里面找出来。”
　　但有时遇着学生质问字义或句子，他解答不出，便眼睛一横，装着发气的样子说道：“这也不知道，要来问我么？”学生本来畏之如虎，再也不敢做声，他便这样鬼混过去了。
　　我们一班有三门主要功课都由他一人包办，学年试验的结果，三十二人中竟有半数不及格，须留原级听讲，而我的老向学G君也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由于同学的英文程度一定怎样坏，而是因他的试题过于刁钻古怪，给分过于刻薄。例如试验英文单字，他偏令学生解释不常见的拉丁字，或对于一个单字须提出意义相同的另一单字之类。
　　到了第二学年，我们的功课又是由他担任，同学个个都怕他，只要有法子想，多愿意转班。当上课之日，班上值剩十三人，其所隶的省分如下：

　　江苏三人
　　湖北三人
　　广东三人
　　湖南二人
　　山东一人
　　河南一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清清楚楚列举出来呢？为的是便于说明。C先驾驭学生的手段十分高妙，对于江苏的三位，因同乡的关系，特别表示亲昵，对于湖北的两位和广东的一位，因英文比较优良，也另加青眼，而河南一位是他的旧学生，关系的密切更不待言。以上七人虽不能说一定拥护他，但决不反对他，其余六人中有两人没有能力，且绝对不肯多事，真正决心反抗的不过三，四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想驱逐他，几乎是令人不能想像的事了。
　　可是他操纵学生的把握愈大，放纵的程度也愈高。当第一学年每点钟还上课三十分，到第二学年，常是连这三十分都不来上，又不请假。在开课不久的一个星期中，他一连两点钟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中等待这许久，自然有些不耐烦，不过伏处这种积威之下。谁敢发难来反对他呢？况且反对派的人数甚少，反抗如不成功，即不至开缺记过，而下一学年的留级自是意料中的事。还有一层，校长F先生非常圆滑，我曾替他加一个绰号，叫做“弹球”。他向来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宗旨，对于教员与学生一律敷衍，绝不肯辞退一个教员，或开除一个学生，无论什么人怀着天大的气，一走进校长室，经过他的一番劝慰，非发笑不可。因此更没有驱逐教员的可能。但我实在有些忍受不了，因于离开教室之前叹一口气道：
　　“唉，我只好退学，一年花许多钱，读不成书！”
　　“我们不上他的课，真是可恶！”那位平日为C先生所器重的广东同学忽然这样叫了一声。
　　啊，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大概是由于他的火暴性一时发作了，随便发泄发泄罢！但有几个同学马上起来附和，大声叫道：
　　“好呀！”
　　“对的！”
　　“可恶！”
　　“我们到阅报室去开会罢！”
　　这几句简单的话居然使空气登时紧张起来。大家离开教室后，顺道经过阅报室，有四，五个同学首先跑入，其余的人自然也不好意思不跟着进去。我们围绕一只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将C先生的劣迹数述一遍，主张一面不再上他的课，一面通知校长另聘教员。
　　不过说来说去，总只是这四，五个人。其余的同学都默不作声。班长为湖北人，系C先生的高足之一，也不发表意见，仅声明听大多数的主张，大家叫他怎样办。孰怎样办。我看见形势不佳，便说道：
　　“我们刚才要求各位同学发表意见，有好些人不说话，大概是默认了我们的主张。现在为表示慎重和负责起见，我提议请赞成的人签名，交班长保存，如不赞成，自然不必签。”
　　原来发言的人都附议。我们几个先进阅报室的人恰好依文坐在一起，即首先签名，其余的人为情势所追，也只好依样葫芦，尤其是向来和C先生接近的同学为避嫌计，不得不如此。此举不独使一般动摇分子稳定起末，并且使那些本来愿意拥护他的人不能起来活动，或走漏消息，这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
　　可是此事进行的困难远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于实行罢课之后，由班长将全班的公意转达校长，请求更换教员，但他绝对不允许，并振振有词地说：
　　“你们说C教授不好，为什么在放假之前与开学之后，没有一点表示，现在开课许久，因他偶然没有请假，缺课一，二次，即说他不好，实行罢课，这是不对的。教员不好，应先来告诉我，怎样可以这样自由行动呢？现在叫你们同学赶快上课罢。在没有上课之前，完全谈不到更换教员的问题。”
　　班长将F先生的话转告诸同学后，许多人都面面相觑，觉得前此的举动是过于鲁莽，道理落在校长的手里。即原来几个发动的人也想不出办法，只是主张不上课。
　　我于是说道：“我们要驱逐一个教员，当然采用非常的手段，不能依照通常的程序，先向校长请求。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校长既不肯辞退C先生，我们可直接写一封信给他，由全体同学署名，说明他的学问诚然高超，但我们的程度实在不够，所以上课一年，留级的多至十余人，还是请他向别处另展长才罢！”
　　不幸诸同学对于我的堤议不加赞成，也没有人附议。其实此举实有必要。因为在一方面可以使C先生知道罢课系出于全体公意，班内已经没有拥护他的人，也许因此知难而退；在另一方面可以使同学坚决地走上争斗的道路，不致因初次遇着困难，即垂头丧气，屈服下去。可是几个积极参加争斗的同学没有看清这一点，而一般持消极态度的同学更反对这样“走极端”，所以大家仅持不上课为唯一无二的武器。
　　然自命为学贯天人的C先生也不是一个弱者，更不愿意在他素所轻视的我们的面前示弱。他看见我们罢课，便质问F校长，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他说自己一二次没有上课是由于临时发生头痛，家中又未装电话，故不及通知教务课，如以此为罢课的理由，未免太笑话了，如认他的英文程度不配当二年级生的教授，应具体地指出证据来。F先生自然是极力敷衍他，答应在一个星期内一定强制学生上课。
　　校长旋将班长叫去，要我们马上停止罢课，否则他只好依照校章，实行处罚，至于更换教员的事留待以后再说，总有妥善办法的，班长对同学宣布F先生的意旨。问大家怎么办。
　　“这桩事情弄成一个僵局了。”
　　“啊，要坚持到底。”
　　“我们全体到校长室去开谈判。”
　　“那到底不大好。”
　　
　　“但受了这种压迫就停止罢课，岂不是虎头蛇尾，太儿戏了么？”
　　“C流氓这样恋栈，真是可恶！”
　　“校长不负责任也太滑头了！”

　　大家这样你一句我一嘴地随便说着，没有一种确定的办法。
　　“我们还是直接写信给老C，使他死一死心，不存半点再来教课的幻想，这是单刀直入的办法。要想‘弹球’替我们辞退他，是永不会有的事。现在不进即退，大家如果畏首畏尾，不敢写这封信，那就只好屈服，马上终止罢课，并向老C请罪。”我终于带着激昂的神情，说出这一段话。
　　有几个积极分子便又抢着说道：
　　“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要屈服。那可不成！”
　　“我们是要干的！”
　　“啊，还是依照老L的说法，请班长写一封信叫他滚罢！”
　　“…………”
　　“…………”

　　同学们于议论纷纷之后，终久决定采用写信的办法。但关于署名一事又发生争执，有的主张由代表全班的班长署名，有的主张仅书某班全体同学公启。
　　我却坚持各人亲笔签名的前议（因为信的作用完全在这一点），毕竟也被采纳了。
　　自此信发出后，又引起一个轩然大波。C先生于披阅之下，非常愤恨，以为俗语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老”，当然不错，这次风潮一定是三个湖北学生挑拨起来的，遂要求校长开除他们。
　　八面玲珑的F先生虽不致听信一偏之言，取此强硬手段，但马上叫了班长去，大加责备：“你们贸然罢课已经是不对，于今又直接写信辞教授，更是岂有此理。C先生系由学校聘请的，要辞也要由学校辞，你们怎样可以越俎代庖，他现在很生气，要求开除你们三个湖北学生，我劝他先上课，由我来加以警戒。今限你们于后日上课，如再顽强反抗，我再也不能原谅了！”
　　班长听了这些话，对于自身的问题作一次辩护与陈述后，像煞有介事地召集紧急会议，报告校长的警戒，并且红耳赤地说道：“做么事？老C怪我鼓励风潮，真是见鬼！我已当着校长的面将班长辞了，为避免嫌疑起见，以后对于班上的事一概不管，请大家另举人罢。”

　　“举老L。”一位同学这样叫着。
　　“好的。”另一位同学马上起来附和。

　　我立刻打断他们的话头说道：“这样不对，班长辞职，我们应当挽留，不过密士特T为全班受过，暂时退避一下，也是对的，我主张班长的职务仍旧由他担任，对于驱C一事可另举几个代表来办。”
　　大家觉得这样也好，便推举首先发难的广东Y君和我做代表去和校长交涉。
　　我们见着校长后，将C先生教课不称职，与罢课系全班公意，非湖北三个同学的煽动等事实陈述一遍，并要求他改请辫子先生担任我班的功课。他的答复仍是一套老话，力言如不先上课，绝对谈不到更换教授的问题，并且还要连累三个湖北学生，甚至于全班。
　　“我们如果一上课，先生马上就可以替我们解决更换C先生的问题吗？”我看见他老是不松口，特转变一个方式问他。
　　他随口答道：”那自然可以。”并于微笑之中带一点惊异的神气。
　　“假如我们上课，C先生不来。又怎么办？”
　　“那不能怪你们。”
　　“那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上他的课了。”
　　“他如果真正不来，你们以后可以不再上他的课。”
　　“好的。C先生教课一年，牺牲了我们一半同学，本学期又随便旷课，即上课每点钟也只有三十分，使我们得不到益处，双方的感情非常之坏，已经陷于势不两立的地步，本来绝对没有重集一堂的可能。不过为尊重先生的命令，兼顾全三个湖北同学起见，我们可以上课，但以一次为限。届时他如果不来，我们以后无论如何是不再上课的。”
　　“很好很好。只要你们上课，一切事都好办。C先生处由我去通知，就是明天，啊，明天没有他的课，就是后天上午罢。”
　　我和他这样谈了一阵，双方都感觉满意。不过双方的立场却是相反的。在我看来，我们如果承认停止罢课，C先生一定误认为他的恐吓成功，决不肯无条件地上课，届时我们可以报告校长，以后不再上课；即使他肯来。我也业经声明，只以一次为限，他的地位仍然不稳。在校长一方面，以为我们罢课一星期，丝毫没有达到目的，今既承认上课，决不至重新罢课，他的第一步手段是设法使我们早日复课，没有料到C先生要唱高调，即使料到，也自然不能强其授课，所以乐于答应我们的要求。
　　Y君和我回去将交涉的结果报告同学，都以为有条件的上课不算是失败，尤其是进退维谷的三位湖北同学觉得此举减轻了他们的责任，用不着再提心吊胆了。
　　到了第三日上午，我们齐集教室，预备向C先生领最后一次的教。他果然认我们为已经屈服，届时坐在教员休息室不动，声言静待校长惩罚三个为首滋事的学生，然后再来授课。他的用意也许不如此，只是为顾全面子起见，想我们派代表前去邀请。但我们的上课本来没有诚意，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那里肯这样办呢？于是这种相持之局重新展开，而胜利之神却决切地站在我们一方面了。
　　我们于第一点钟过去之后，即欢天喜地回到寄宿舍，另由Y君和我将经过情形报告校长。至则他早已知道此事，表现不怿的神气，因为C先生曾和他谈过一次话。不愿无条件地授课。“他这一次不肯上课，是余气未销，我当设法去劝，他如肯来，你门还是上堂听讲，不要使事情愈弄愈僵。”
　　“啊，我们已经遵照先生的命令上堂，他不肯来，其咎不在我们。以后他就是来，我们也不能再上课。请先生即时改聘G先生（即辫子先生）来班授课，以免荒废我们的学业。”
　　“G先生已在三年级担任许多功课，年老力衰，不能再加钟点。就是要改聘教员，也当在下学期。C先生的学问很好，只要教授法能改良，便是很难得的教授。无论如何，你们应再试一试看。本星期快过去，下星期你们等我的信罢。”
　　“我们已经试过一年多，辛酸苦辣的味儿也尝够了，希望先生下星期给我们的信是更换教员的好消息。”
　　我和F先生这样谈了一回，没有结果而退。但下个星期的信，不是C先生的来授课，不是更换教授，也不是三位湖北同学的受惩罚——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乃是F校长自己的去职，由鼎鼎大名的Z先生前来接任。
　　Z先生履新以后，我们将C先生一年以来教课的成绩和风潮的经过详细告诉他，要求改骋辫子先生，旋蒙首肯，而此相持数星期的罢课运动才得告一段落。至于C先生并没有因此失掉位置，只是改教国文学门的英文。他受了我们罢课的教训，此时每点钟足足要上四十五或五十分，有时打过下堂钟，还向学生说；“请你们等一下，我将这一段讲完，”于是又另加上三，五分钟。可是历时不久，他因某事与某先生大起冲突，竟将饭碗打破，在以后两三年中只见他携着手杖在中央公园闲游，再也找不到正当职业了。
　　当我们班上正在兴高采烈庆祝胜利与欢迎辫子先生之际，我们老同学G君的惨剧突然发生了。这是起因于C先生的留级处分。G君的英文虽不怎样好，但也有中平的程度，并且读书极为用功，更无丝毫嗜好，确是一个可造之才。不幸他在第一学年考试中，对于C先生的两门功课未能及格，暑假时苦苦地加以温习，以备开学前的补试，结果又遭失败，须留级一年。他和我同级至四，五年之久，今忽较低一级，相形之下，心中自然十分难过。加以自已是一个寒士，家中又无父母兄弟，一面要筹款读书，一面还要遥顾妻室儿女，今留级一年，使家计愈加困难，更足以伤其心而夺其气。
　　然这还不是致命伤。他的志愿在学英文，五，六年来对于此道力求上进，从未间断。留级后，因第一年级的英文学功课仍系C先生担任，深恐下届学年考试重演这种悲剧，特改入自己不甚擅长并不感兴趣的中国哲学门（我班许多留级的同学均被迫而走入此途）。我对于他改门的事曾极力加以阻止，说我们已下决心要做驱C运动，C在二年级如果站不住，在一年级也当然如此，即不然，就他的程度而论，绝对不致再遇着同样的命运。可是他（其实何止他一人）一遇见C先生，就胆战心惊，再也没有勇气在这个“五殿阎王”（C的绰号）的班上听讲，迨我们的驱C运动成功，他想再改回英文学门，已为校章所限，不能如愿相偿，于是由抑郁，忧愁，愤懑而变成神经病了。
　　他平日本沉默寡言，静如处女，但此病一经发作，便大吵大闹。无论何人，尤其是素来相识的人，如在附近谈笑，甚至于未尝谈笑，一为他所见，即大呼他们是在讥笑他，骂他，或想法子要害他。他只相信我和一个同乡T君，我们时常加以安慰，勖以安心静养，莫涉幻想，然这个可怜的牺牲者那里能够办得到啊！
　　他的精神恍惚，夜不成寐，某日嘱我代购高丽参二元，晚间竟作一次吃下，于是更不能睡，起床书古诗二句云：

　　“惟将终夜常开眼，
　　报答平生未展眉。”

　　他心中无限的痛苦要算是由这两句诗和盘托出来了。
　　G君既患神经病，不复能读书，我和几个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代向本校请求退学，并借得路费五十元，托他的乡亲乘便护送回家，不幸他的病日趋沉重，三年以后，即一瞑不视，与世长辞了！C阎王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不知道也自觉惭愧否？！
　　像这样恶劣的教授实为教育界的败类，鼓着勇气，起来加以驱逐是学生的权利，也是学生的义务。我们如果不逐去此獠，第二学年考试后，说不定，又将有半数同学留级，甚至于还不免有步G君后尘的。可是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大家都有长足的进步，而我因得到他的特别指教，尤为孟晋。
　　辫子先生在我们班上所担任的功课为英文学，但他却要从读音教起。骤然看起来，觉得很奇怪，然仔细考察一下，正是理所当然。日本人称中国学生为优良的“语学家”（Linguist），中国人说英语和日本人较，当然高明得多。但和英国人较，相差还有十万八千里。不独在本国的学生是如此，即在英美留学的人也找不出几个说话绝对准确的。这是因中西人的发音完全不同的缘故。中国人说话大概出自口腔的前部和唇部，而西洋人说话则有喉音，鼻音，口腔后，中，前部音，齿音与唇音等等。通常的英文教员于教英语时不注意学生的发音，以致无论何字，学生都从口腔的前部或唇部读出。辫子先生听见我们的口音不准确，总是说Open your mouth wide（把口开大些），他并且将五个母音发音的部位用一个图表示出来。这是每个学英语的人一种必具的基本知识，今特介绍于此。
　　此外，他又选择一些浅近而有趣味和章节的诗句叫我们练习口音。除掉他译的《痴汉骑马歌》外，还有些短小精悍之作，下列一首即是一例；

　　One，two，three，four，five,
　　I caught a hare alive;
　　Six，sever，eight，nine，ten,
　　I let her go again。

　　如译成中文，当为：

　　一二三四五，
　　捉只活兔子；
　　六七八九十，
　　将它再放释。
　　
　　辫子先生的英文远在严复之上，中文却不及严氏，然他偏自命为擅长此道，视学生为不通本国文字之辈。所以每写一句中国文，必问“你们懂不懂？”如听见学生偶然说一两句文言，即表现惊讶的神色，似乎以为这是空谷足音，难能可贵。
　　当中国正将对德宣战之际，他在某外报上作英文社论一篇力斥其非。旋令三年级学生译成中文，不甚佳妙，又持报来我们班上，问谁能担任这种工作。我当允拿来试试，译就送去，他阅后，非常满意，很高兴地说道：“啊，密士特L，你在那里学得这样好的中文？真是难得！”
　　此文名《义利辨》，曾在北京两种中文报上登载过。我从P．K．大学毕业至今，除掉自己的著作（约一百万言）不计。前后译品已超过一百六十万字，然却以这一篇文言的译文为起点，这是值得提及的。
　　辫子先生对于我既有一种特别好感，便叫我于每个星期日到他的家里去集谈，届时三年级有一位同学I君（他的英文还好）也来参加。除谈话外，常命我们将一段中文译成英文，并立时加以改正。行之既久，获益颇多。此外，他又督促我们读各种课外的英文名著，如卡莱尔，拉斯金，阿诺德（Mattew Arnold）和普鲁塔克（Plutarch）等的著作都在其列。如有询问，无不详为解释。因此通常的学生读书无人指导与疑难无从质问的痛苦，我算是从此解脱了。自问所读英文书籍比同班中任何同学为多。当毕业时，我虽因平时不注意于死板的教课，名列第二，然英文毕业论文（阅卷者为F教授）只有我的缴卷最早，篇幅最长（约一百页），而分数也最多。
　　我在学业一方面虽算十分幸运，然在体质上却恰与之相反。初到北京时即患便血症，校中的中医与西医轮流替我诊治至四五十日之久，丝毫没有效果，而病且日益沉重。许多同学都劝我休学。尤其是同乡C君很直率地说道：“老L，我看你两目深陷，病象日增，恐怕难有希望，还是回去罢！”我的答复是：“死也要死在北京，回是不回去的！”当时虽病得十分厉害，但仍继续听讲，从未缺过一点钟的课。旋卒因服清宁丸与脏连丸将病魔赶跑了。
　　不过此病难痊（也间时复发），而鼻衄与痰中带血等症又复发生。屡次就诊于校医，他好像是故意恶作剧，当我验肺时，如说明痰中带血，他即宣言略有肺病，下次再验时，不加说明，又力言没有肺病，旧校医如此，新校医也如此。我的病之有无全以自己说明与否为转移，真是有些奇怪。其实凡任校医的十有八九是不甚高明并异常疏忽的，那里够得上诊病啊？！
　　庸碌的校医既没有治病的能力，我的病遂迁延不愈，心中并且非常忧虑。不得已求诊于某医院，医生于详细诊察之后，对我说，“你没有多大的病，鼻衄与痰中带血是因天气干燥，营养不良与思虑过度所致。但看你的神气非常害怕，你如果怕死，是要死的，不怕死，决不会死。”
　　我自从听了他这几句简单的话以后，心中即刻镇定起来，此病虽始终未曾断根，然我毫不以为意，总是鼓着勇气，向前干去。
　　可是干的结果，到了毕业那一年——第三学年——竟弄出一种虚胖病来了。我当时变成一个大胖子，不独登楼气喘，步履艰难，即安坐不动，每分钟的脉搏也多至一百一十下。请教于校医，据说，我的心脏的瓣膜不能如常人一样充分开合，无法可治。啊，我竟成为一个废人了，但是不管，干罢！我睡在床上读书，睡在床上作毕业论文，从不肯屈服于病魔之前，更不畏校医死刑的宣告。迨毕业后，经过三个月的深呼吸和两个月的静坐，我的“无法可治”的心脏病与四肢臃肿的虚胖病一齐消失了。
　　然我于疾病外，还加上一种贫病。在P．K．大学读书三年虽只花费三百元，但家中既无力供给，正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我为着写信向亲友借钱，不知遭过多少白眼。最可恶的是一个在某高等审判厅当推事的亲戚对于我持一种滑头态度，引起我的忿怒，和他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他是我表兄的室兄，当我在高师肄业时，听说我家有一个灰鼠皮套，竟不通知我，即令表兄写信从我家取去。自此以后，便没有下文。我留学北京的第二年，特写一信给他，表示手中拮据，请假我数十百元。初以为此举一定成功，因为他拿去那件缎面皮套也能值此数。不意他的回信竟说出自己长在困境（实际上并不如此），爱莫能助的话。
　　我接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和悲愤，即向他索还三年前被取去的皮套，以便变卖作学膳费，他回信否认此事，说只有他的老弟曾为代买一件灰鼠皮套，似乎和我所说的没有关系。我于是复信讥笑他，说不管有无关系，既是代买，应当给钱，为何一文不予？！
　　他接到此信，更文不对题地回我一信，并且说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足下尚其勉之！”我阅后大怒，率性诉出他为官的劣迹，并骂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亦身之四维也，足下尚其勉之！”
　　后来父亲知道此事，怪我不该指出他的隐事，说是“发人隐私，衔恨刺骨”。可是过了两年，我在北京教课，他也来京做官，竟携着我的外甥女来访，好像从前丝毫没有嫌隙一样，他的度量是何等宏大啊，这也就是官场中的人情世故！
　　借钱既是万分困难，我只好从节用一方面做工夫，每餐在小馆中吃大饼两个，白菜豆腐汤一小碗，约合铜元七，八，九枚。我老是这样吃，不叫荤菜，竟引起掌柜的注意，很不高兴。他当面虽不说什么，但在厨房中却故意和他的伙计说长说短，来取笑我，然我没有钱吃八个铜子一碗的坛子肉，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个时候，我非常困苦，简直连每日十余枚铜子的饭菜钱都没有，只好拿衣服付诸质肆。到了后来已无可质之物。一日读书，偶然在书中翻出一张一元的钞票，当时那种惊喜之情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我相信任何人中一个十万元的头彩，不见得比我拿着这张钞票更为高兴。因为这是救命的资料。我后来每读德国社会主义的诗人海奈（Heinrich Heine）《咏世故》（Weltlauf）的一诗，抚今思昔，犹有余痛。就是；

　　“你如果一钱莫名，
　　唉，那只好早辞红尘——
　　贫儿啊，生存的权利
　　本来仅属诸富人。”

　　当此经济困难之际，学校当局忽欲使我们从不收宿费的西斋迁入征收重费的新造西式房屋中，我闻讯首先出来反对，在西斋的墙上贴出一张十分愤激的字条，责备当局不肯体恤一般贫苦学子，以致我们由“学生”而变为“学死”了！凡住在西斋的同学都起来响应，造成一种浓厚的反对空气。Z校长毕竟俯顺舆情，取消成议。我每年得减轻二十元宿费的负担，不致流为“学死”，恐怕要归功于这种反抗运动罢。
　　在大学的必需费用只限于学膳两项（各科都发讲义，书籍可以不买），而我又能缩衣节食，故所费绝少。首先替我借纸币的亲戚后来又代借得数十元，家中有时也勉力济以小款，七挪八扯，终得度过难关。到了将近毕业的半年，二哥因到汉经商，博得微利，乃分汇一百元给我，但我仅用去六十元（连回家的事费在内），余四十元仍带回家中了。
　　光阴似箭，转瞬三年，这便是我们毕业的时候了（从前大学本科毕业只有三年）。回顾自己的学业虽比三年前长进得多，但所学的东西仍不过英文学中一些普通的常识，绝谈不上何种专门的研究。并且所得的知识都是资产阶级的宝贝，当我的思想一经转变，它们对于我仅仅具有历史上的价值。在第三年中，由提倡新文学的F教授介绍我们读易卜生几种戏剧（这便是我们毕业论文的题材），号称为革命文学。其实这种个人主义的作品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套把戏。
　　然不管怎样，我们在此读了三年，照例是要毕业的。当一年前，学校忽令学生备置方帽黑服，作为听课时穿戴之用。我们为好新奇的缘故，也就很踊跃地各出五元四角购买一套由旧祭服改制的西式服装，大家初时居然穿起这道袍似的黑服，戴起这平天冠似的方帽来到讲堂听讲。但历时未几，在一方面，同学们都觉得这样做“洋道士”没有什么趣味（也并不是人人都这样穿戴的），尤其是衣服漂亮的美少年不愿意披上这“道貌岸然”的衣服，掩蔽了自己的“本色”。在另一方面，讥笑的人实在也不少，而辫子先生恐怕要算其中最有力的一个罢。他说：
　　“娼妓最喜欢招摇过市，炫示自己的美丽，无论什么足以自炫的东西，她们总要表示出来给人看，所以叫做‘婊子’。你们现在穿戴这样的衣帽，不独是‘堂堂乎张也’，而且洋派十足，真是了不得！”
　　像这样讥讽备至的话，令人有些难受，于是人人想望的方帽黑服便不时行了。可是一到毕业时期，同学们又争先恐后地穿戴着在照相馆拍照，预备刊在同学录上出风头，虽要花费两三元也在所不惜。至于我，既没有这种装门面的闲钱，又觉得此举有些肉麻，所以同学录上的相片独付缺如。
　　当一个学生在中学或高等学校毕业时，前面马上摆着两个问题：升学呢，还是谋事呢？及至大学毕业，除掉自己有钱或得着机会能够出洋深造或表金外，大概只有一个饭碗问题急待解决。在这百业不振，人浮于事的中国，要想混碗饭吃，实在大不容易。留在北京么，真是“过江名士多如鲫”，恐怕打破头颅，也抢不到一个位置。并且北京还有一种怪现象，说来几乎令人不能相信，就是：容易找着一个月薪四五百元的位置，很难找到一个四五十元的事情。因为要谋大事情的，常有大势力做靠背山，故不难唾手而得，要谋小事情的，常没有人援手，故不得其门而入。各自回省活动么？就表面上看，似乎比在京容易些，但党派林立，各有势力范围，也一样难于插足，因此同学们刚忙着将毕业论文做好，马上就要四处奔走，去找饭碗，结果，十个人中往往有八九个人是会落空的。其实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是现社会制度中一种不可避免的坏现象，不独中国为然，即在其他各国也无不如此。这种制度一日存在，便谈不到根本解决的法子了。
　　讲到我自己，平日既不肯趋奉教职员，又无占据要津的亲友能够助以一臂之力，也自然要加入失业者的队伍中，不过在京读书三年未归，很想回去看看父母和祖母等，一叙阔别之情。至于这人人无法解决的饭碗问题，只好暂时置诸脑后。因此，我于毕业同学们终日奔走，汗流浃背的当儿，独自离京，遄返故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