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科学是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不涉幻想的。然科学并不是专致力于过去和现在。完全与将来绝缘，它也一样注意将来，或预言将来的事变。例如天文学对于将来的日蚀月蚀，彗星出现等事可以先期说明出来，正因它对于过去和现在日，月，星球的运行已有确切的认识，故推测将来，丝毫不爽。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科学这个名词的意义既经明了，便容易知道它被当作形容词加在社会主义上面的用意了。这种主义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相峙的，后者是英法一班社会思想家凭着自己的脑子所发明的图案，前者是德国两个社会科学大家借着自己的脑子，“从已经出现的物质的生产事实中所发见的”结果。所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以确切认识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为先务，绝不像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一样，疲精费神去描写将来的社会制度。我们先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进而叙述它的理论。
当中古时代，一切产业的规模十分狭小，因此所有生产工具大半为生产者所私有，如自由农民或农奴据有农场，手工业者据有工场是。他们的产物于自给自足之外，多半经过商人之手而互相交换。然历时既久，商业不仅擒住生产的剩余，并且次第蚕食生产自身，使全体生产部门都附属在它的下面。因为一般小〔生〕产者常因原料或工具的不足而受商人的接济，遂为他们所宰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情形。
到了近世社会，形势一变，工业起来支配商业。一般资本家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以有计划的分工，制造商品，出售于市场，而其售价却较廉于小生产者的生产品。因此将他们一一排挤于生产领域之外而逐渐占据一切生产部门。
凡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含的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所以它的价值是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需的生活品的价值而成的。例如劳动力每日的价值为一元，资本家即以此数雇用劳动者，作工十点钟。他在五点钟内所生产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值（除去资本家所投的资本的价值），然他必须继续作工五点钟，此后所生产的价值便是一种剩余，即一种剩余价值，完全为资本家所垄断。
资本家将劳动者所制造的商品送入市场，实现其中所含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后，不独依旧购买生产工具与劳动力，从事于生产，并且将剩余价值（除去用于消费的一部分）变作资本（即资本的蓄积），从事于更大规模的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他们更将各单个的资本集合拢来（资本的集中），使蓄积的作用扩大并加速，又使资本技术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的革命扩大并加速。于是生产的组织便由单纯的协作进而为手工工厂业。再进而为大工业了。
当最初的资本家出现时，工资劳动的形态虽已存在，然这种劳动只是例外的，副业的，迨资本家使生产变作一种社会的行动，由许多人在工厂中着手实行，工资劳动即成为全部生产的常规与主要形态，而工人即以工资劳动为唯一的活动。但生产工具与生产物都为资本家所垄断。这就是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私有，其中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
这种对抗并非偶然，而且是日趋激烈的。在一方面，因大资本压倒小资本，小资产阶级相继破产，以致无产阶级的人数日多，在另一方面，因技术进步，机器日精，人类劳动的需要减少，以致无产阶级的失业者日多，形成庞大的产业预备军，随时随地供资本家的驱策去压迫现役劳动军。而“那种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预备军与蓄积的范围及精力保持均衡的定律，将劳动者钉在资本上面，比赫菲斯托斯（Hephsstos）火神的楔子将普罗米修斯（Promethsus）钉在岩石上还要坚固。它形成一种贫穷的蓄积以与资本的蓄积相呼应。所以一方财富的蓄积同时就是对方——即生产自己的生产物作为资本的阶级——贫穷，劳动痛苦，奴隶状况，无知识，凶残和德性堕落的蓄积。”
无产阶级既对照着资产阶级而日趋贫困，它的消费即降至极小限度，它所买的商品仅限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但在另一方面，因近世机器不断的改良，生产力不断的提高，生产范围不断的扩大，商品的数量有增无已。世界市场虽可加以扩张，然不能和生产的扩张同其步骤，于是发生商业的危机。在危机之中，生产物充斥于市场，无人过问，现金匿踪，信用消失，工业停滞，工人因替资本家生产了过多的生活品，以致自己得不到生活品，而破产之事也层出不穷。大量的生产物和生产力必须加以毁灭，才能够使生产与交换恢复原状。
但这种危机绝非例外，而是隔若干年出现一次的。“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六年，总是每隔十年出现一次。后来虽不甚如期表演，然并没有停止。”而且每次出现，比较上次危险更大，蔓延更广，现在简直成为一种痼疾，永久不退了。这种痼疾就是暴露资产阶级再也没有能力管理近世伟大的生产力。
“危机既暴露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再行管理近世生产力，而大生产机关和大交通机关的转变为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有财产又表现它对于这个目的已经成为赘疣了。资本家一切社会的职务现在均由雇员担任。他们除掉领取收入，裁下利息单和在交易所——各资本家在此互相攫取资本——投机外，不复有其他社会活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曾经排挤工人，现在却排挤资本家，它虽还没有层策他们加入产业预备军，但完全和他对于工人一样，已将其置诸过剩人口之列了。”
然资产阶级对于近世伟大生产力的管理虽表现没有能力，并成为赘疣，但它决不背自动退让，而有待于无产阶级的起来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力将资产阶级手中脱落出来的社会生产工具变为公有财产。因此一举使生产工具得摆脱他向来的资本特质，而以充分的自由贯彻它的社会的性质。于是一种依照预定计划的社会生产才有可能。生产的发达使以后各社会阶级的存在成为一种时代的错误（Ananchronism）。当社会生产的纷乱一经消灭，国家的政权也会死去。人类毕竟成为他们自己联合的形态的主宰，同时也就是自然界的主宰，和他们自己的主宰！他们是自由了。”
“贯彻这种解放世界的事业是近世无产阶级历史的使命。研究这种事业历史的条件及其性质，并使现今受压迫而被召出来行动的阶级觉悟自己行动的条件及其性质，是无产阶级运动理论表现的任务，即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任务。”
统观以上各节，即知道科学的社会主义不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它将来的出现不是人们主观上的空中楼阁，而是现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要投身无产阶级，为之服务，决不是悲其贫穷，而是因为它系一种唯一的进步势力，负有创造新社会的使命，并具有这种能力。要看清这一点，才可与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否则凭一时感情的冲动，信仰不坚，必至朝秦暮楚，为世诟病。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说完，现在再回到我和中兴煤矿公司的关系上去。我在公司中担任的职务为起草英文书信，工作至为清闲，因为公司要于购买机器或零件等物时，才对上海各洋行通信，每星期平均仅一二次。我于是利用全部闲暇时间来看书报和译书，觉得十分安适。
可是当一个月期满，我去领取薪水时，发见我的姓名上冠有“英文书记”四字，马上向原来请我的矿师K君提出抗议，诘问他何以前云聘请“英文秘书”，此刻改作“英文书记”，况且我所任的职务明明为起草书信，并非抄录文件，和通常的书记一样，他当答应请公司改正。但至第二个月月终我去领薪，看见仍旧是原来的名义，便非常生气，即时表示辞职不干。K矿师便说明公司向来无秘书的名称，所以没有更改，待他向天津方面的董事磋商，才能给予明白的答复。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暂时等候回信。但同时深深感觉到我的四周都是一些趋炎附势，欺压工人的资本家的走狗，非常讨厌，我因言语与地位的关系，既不能与工人接近（即接近，一时也无从启迪他们，因为他们还被压在一班如虎如狼的包工的工头之下，丝毫没有反抗的勇气，与觉悟的表现，）而读书译书又陷在独学无友，孤陋寡闻的状况中，至于为储款出洋计，到处都可就事，正不必死守山中，于是决定离开此处。迨第三个月月终，公司方面表示更改名称的困难，我即于一九二○年年底辞职来沪了。
抵沪后，适值前P．K．大学的学长C先生将往广东办教育，我遂和前此在大学的同班学友Y君，及另一P君一同前去、
广东居南海之滨，与西洋通商最早，吸收西洋文明也似乎应在各省之先，但事实上却不然。走遍广州城内，除掉看见一些不平的马路与不明的电灯以外，找不着其他新式的设施，和新兴的大工业。拿它和上海较，真有天壤之别，例如上海在欧战期中，机器纺织业如风起云涌，盛极一时，而号称富足的广州并没有呈出这种现象。此事的原因虽多，然最重要的还是因它偏处一隅，不能直接和内地各省交通，形成一个产业的重心。所以要使珠江流域的广州得与扬子江流域的上海及黄河流域的天津同样发达起来，必须首先完成粤汉铁路。这一着一经办到，不独中部各省对欧洲的输出输入可以直接取道广州，使之成为南部一个大商业中心点，并且因商贾的辐辏，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因此粤汉铁路完成后的广州虽未必能和上海争衡，一定可与天津媲美。
广州的新式工业虽不发达，然手工业却大有可观，所谓“广货”最有名于内地各省的。手工业既十分兴盛，工人的收入也铰多，据我所知，他们的生活似乎较中国任何处的工人为高，尤其是饮食一项较为丰足。可是手工业必定屈服于机器工业之下，这些手工业者此后将感觉生活日趋困苦，且将日就灭亡。英国八十万手工棉业织工的受尽痛苦，以致逐渐消灭，印度大批手工棉业织工的突然丧亡，以致“骨头漂白了印度的原野”，这不是他们前车之鉴么？
然他们在现时的生活中却有好些令人称赞的事，而道德心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更为坚强，也是内中的一点。例如我们一到各公共厕所的门口，即看见内中放有草纸，旁边置洋铁筒一，一般劳动者在此取纸，必投制钱一二文于筒中，此筒虽是有主之物（看厕所人的），但并无人看管，取纸人没有不投钱的，而筒中所积之数十文钱也未见被人窃去。此事在中国不能常见，尤其是出于一般平民，更属难能可贵。
不过统观广东工人的状况，这也原不足奇，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宽裕，故肯出这几个小钱去易草纸，免得自己携带。犹之美国许多城市的报纸放在街心，任人给价取阅，餐馆的餐肴，陈列一处，任人按值取食，虽无人照顾，却从没有不付或少付价钱的。美国的富足远过广东，所以它的人民的道德心能在进餐中表现出来，而广州的人民还只能在拉屎中表现出来。俗话说：“礼仪生于富足，盗贼出于贫穷”，可谓一语破的。
我从前在高等师范肄业时，听见好些教员和同事说：“学问有新旧，道德无新旧，道德是永久不变的。”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所谓道德不过是每种经济的社会状况的产物，是随这种状况变化的。上述两事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为使人们深刻了解起见，不坊再举几桩绝对不相容的事来加以发挥。
中国人对于弑亲的行为视为滔天大罪，在前清一经上奏，城墙要缺角，地方官要夺职，而逆子更要凌迟处死，民国虽不这样严厉，但也要处死刑。在古代罗马，凡弑亲者和一只狗，一只鸡，一条毒蛇，一史猴同装在一个袋中，投诸大海或河流中。可是据胡拍（W．H．Hooper）的“《塔斯及人天幕中十月记》”（Ten month among the tents of the Tuski）所载，塔斯及人对于多病的老父老母，加以弒戮，自认为一种极道德的行为；柯尔崩（P．Kolben）的“《好望角的现状》”（The Prosent state of the Caper of Good Hope）一书对于霍屯督族（Hottentots）人也有同样的记述，不独做儿子的愿意这样做，就是为父母的一到年老多病的时候，也要求，甚至于哀求自己的儿子将其杀死，如不依从，即斥为不孝。所以弒亲成为儿子一种神圣的义务。
有好些人听见此事件，必定要大骂道：“‘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这些野蛮人简直是禽兽之不若！”但我们且慢动肝火，先来考究他们的道德观为什么和我们及罗马人的完全相反。他们是游猎之民，转徙无常，而物质且时感缺乏——在这种情形之下，怎样能够挟着多病的父母随行，即使办到，为父母的必定也要多受许多痛苦，所以不得不速其死，使之解脱。反之，古代的罗马与现代的中国，是奴隶制功资本主义的时代，居住既有定所。物质又比较丰富，奉养老年父母，实有可能，所以视完全反乎此道的弒亲为大逆不道。可见道德的标准是以经济的社会状况为转移，原无一定，但进步的道德总算是较好的，我现在要引倍倍尔的一段话，作为此事的结论。就是：
“食人的野蛮人以吃人肉为道德，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奴隶制为道德，中古时代的封建领主以农奴制为道德，近世的资本家以工资劳动及工厂和夜工糟踏妇女童工为道德的精华。社会的四个局面，即有四种道德的观念，每一种较高于前一种，但没有一种是最高的。最高的道德状况毫无疑义地为人类站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上互相交接，而‘你想人家加诸你的事，你才可加诸人’这种伦理上的第一条原则，因社会的组织，变成人类关系中一种不可侵犯的规则。在中古时代，人们以门第为贵，在近代以金钱为贵，在将来以一己为贵，将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