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布鲁塞尔的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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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布鲁塞尔的亡命

　　马克思于一八四五年一月被法政府逐出巴黎，亡命比国，这是我们在本篇第一章中讲过的。他到比京后，旋接到恩格斯二月二十二日从巴门所发的信，说：“当放逐的消息传来，我以为你因此所耗的格外开支当由我们一切共产主义者分任，必须即刻筹一笔捐款。此举进行甚顺利，三星期前我汇五十多个塔勒给杨恩，要求杜塞尔多夫方面的人也凑集同等的数目，并且让赫斯在在威斯特华伦为此事作必要的活动。……在几天之内，〔此处捐款〕可望收齐，我将汇至布鲁塞尔交你。此外，我不知道此款是否足敷你在布鲁塞尔布置一切的费用，我关于英国的第一种作品的薪水，我希望即刻至少可得到一部分，目前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的父亲必定借钱给我——你如使用，我自然是极愿意的。一般走狗至少也不得因他们的龌龊行为，使你陷于经济困难之中，引为快事。……可是我恐怕你在比国终久也会被干涉，所以到末了只有英国可住。”（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集》第一卷一四至一五页。）
　　就恩格斯上面的信看来，马克思在巴黎的景况当不甚佳，否则他必不急急以筹款接济为先务。马氏自出学校后，本靠卖文为活，他在巴黎的生活费，就我们所知道的讲，起初是靠《德法年鉴》的稿费，自这种杂志停刊后，他曾从莱茵报馆的旧同事及股东处接受三千马克的接济，又马夫人于一八四四年下半年归宁母家，也获得三千马克的赠金，此款当大有助于马氏，否则恐怕他不能待恩氏汇款至比京，久已坐困于巴黎了。至于恩氏顾虑到马克思在比国终久会被干涉一点，谁知马氏刚到比京，即被比政府干涉起来了！因为比政府视他为危险人物，必须他到公安局签字，承认不谈比国时政，才得寄居。他对于这种条件自然是肯遵从的，因为和梅林所说的一样，他对于谈论比国时政一点，“既没有这种意思，也没有可能。”（见梅氏《马克思传》一一五页。）
　　比国政府既是有条件地准马克思寄居境内，而普鲁士政府却想无条件地再将马氏驱逐出比境，所以他从前对法政府所提出的要求，现又向比政府提出了。马克思迫不得已，乃于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一日脱去普鲁士国籍。当一八四八年他回到普鲁士主持《新莱茵报》时，曾要求依复国籍，未能如愿，至一八六一年拉萨尔邀他回柏林办报，又由拉氏代为请求回复国籍，也没有达到目的。他所以两次谋回复国籍是想借此免去无国籍人一切困难，并获得一切公民权，增进活动上的便利，并不是他硬舍不得普鲁士，也不是他的心中存了什么国家的界限，硬要有国籍，因为他的志帜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他的口号是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的心目中早已没有国界，自然更不措意于国籍，他只要活动上不感困难，即无再入何国国籍的必要，所以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政府以极诚恳的态度，欢迎他入法国国籍，他没有承认。从此以后，他长为一个无国籍的人，他常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Weltbürger）我遇着在何处，即在何处活动。”（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一一页，法拉格的《回忆马克思》。）
　　马克思说他遇着在何处，即在何处活动，可是他在比国寄居三年之久，他既不得涉及比国时政，岂不是很难活动么？其实他在此处的活动，门径是很多的，事务是很忙的，我们现在特将其重要的分述于后。
　　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四月初间抵布鲁塞尔，他与马克思同居于比京前面的工人区域中，他们的住所恰为比邻。“他们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这几年中联合在一起，确切造成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行上历史的地位，他们在这样顺利和圆满的环境中共同作工，就只有这几年，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三五页。）迈耶上面几句话算是把马恩两氏在布鲁塞尔寄居时的要点概括起来了；他所谓造成理论上历史的地位，就是指他们形成历史的唯物论，他所谓造成实行上历史的地位，就是指他们所作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桩事都是他们在这个时期中所成就的，而在理论方面以马克思之力为多，在实行方面则以恩格斯之力为多。
　　恩格斯因为要到曼彻斯特去搬运他的图书，兼访他的爱人玛丽·白恩士，（Mary Burns）遂于一八四五年夏季作六星期的英国旅行。“马克思因为要在他的熟练的领导之下，对于英国获得第一次印象，并且要对于研究经济学……在〔欧洲〕大陆难得到的英国旧著作一加钻研，遂陪着他一同前往。这是他们两人很有结果的几星期；他们在曼彻斯特图书馆的塔楼上，常于天气清明的时候，从彩色玻璃窗，向外瞭望，恩格斯于一八七○年犹令他的朋友回忆这种情景。”（见同书二三五页。）就马克思所遗下来的抄本看，他在曼切司特研究英国经济学等等，他所读的著作物的作者有十人之多。（参看梁赞诺夫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一卷一九七页，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出版。Arbiv K．Marksa i F．Engelsa）他在轻济学上受李嘉图的影响最大，然他彻底研究李氏的学说是从此次游英时开始的，所以他此行很有可纪念的价值。还有一层，他在英国目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形，和无产阶级的状况，使他平日所持的学理与事实相印证。使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这是极关重要的，此外，他因恩格斯的介绍，得与宪章党要人及欧文派社会主义者互相周旋，并交换意见，这也是对于他很有裨益的。迈耶谓游英为他和恩氏很有结果的时期，这完全是对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英国回比后，两人开始共同著一书名《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副题为《对于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最新哲学以及各预言家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评》。（Die deutsce Ideologie，eine Kritik der nauesten Phli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Bruno Bauer，und Stirner sowie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g）他们从一八四五年九月起至一八四六年八月止，才将此书的大体完成，共分两部，约八百页，这样宏篇巨制的作品要寻得一个出版地方，本不大容易，又加以此书带着极浓厚的共产主义彩色。德国的书籍检查令有随时伸其巨掌攫取此物的可能，故不独守旧的书店不肯收受此书，即号称维新的书店除掉对人的问题外，也畏首畏尾，不愿承印。因此马恩两氏这种著作竟找不到出版处，后来虽因友人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介绍，找得出版的地方，但毕竟波折横生，毫无结果。我们特将此事在下面略说一下，因为其中经过的情形不独是显出此事本身的真相，并且还足以表现马克思当时的生活状况，和他个人的性格，及已经组党的事实。
　　魏德迈初为普鲁士的炮队士官，后因倾向当时的新学说，弃去军职而服务于新闻界中，并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Wahrer Sozialismus）一派的人相结纳。至一八四六年春季，他往布鲁塞尔，旋即成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好友，并且舍弃马恩所抨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加入他们所组织的党中。维氏回德国后，知道他们著了此书，找不到出版处，他于是在威斯特华伦本乡找着两个“富于资财的共产主义者”，名约利阿斯迈耶，（Julius Meyer）和儒列姆白尔，（Rempel）由他们出资组织一个出版店，承印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所拟编辑的《外国社会主义著作家丛书》和一种季刊。关于此事不独是魏德迈和约利阿斯迈耶及儒列姆白尔办过交涉，并且赫斯也和他们订过口头契约，因为上述的季刊除马恩两人外，赫斯也是一个编辑人。可是这两个“共产主义的财主”后来因此事有些危险，遂背弃成约，各投资于别种有利可图的营业中去了。
　　魏德迈见印书一事，功败垂成，而马恩的著作又必须付印，他于是将他们的稿子向百伦，（Bern）嘿里骚，（Herisau）君士坦丁，（Konstanz）丹穆斯达（Darmstadt）和布列门等处的新式印书店遍办交涉，请他们承印，卒无一应允的。魏氏见书稿不能出售付印，而马氏的景况又极艰窘，他便在威斯特华伦的同志中设法筹集几百法郞，接济马氏，他于一八四六年六月十九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于几日之内，当接到由儒列姆白尔所寄的二百以至三百法郞。这是党中的钱；你要是愿视此为预支金，那么，你后来境遇好一点，可以还给党中办党务。但目前你只管使用；此款至少可以使你从初期最艰窘的困难中摆脱出来。”（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六七页。）
　　马克思虽正陷于困难之中，但对于这种款项不肯接受，却立刻退还了。魏德迈好心好意筹款接济党友，竞被璧还，心中甚为诧异，他于同月二十八日写信给马氏说：“我并没有〔为你〕筹集捐款，我只向很相熟的人要求一种预支金，并不是替你要求给养费。你尽可随时自由偿还这种款项，再作为办党务的费用。……我在此处的行动没有征求你的同意。这是真的，可是当我知道你陷于艰窘的难关的时候，我应当坐视不理么？当本党的人愿意扶助他们的第一等先锋战将出于一种穷困境遇——陷入这种境遇中不是他自己的过错——的时候，你不要把此举真正看做一种赈济。……”（见同书三六七页。）魏德迈颖马克思嫌他筹措的款子是近乎施舍，其实马氏是因愤约利阿斯迈耶和儒列姆白尔的欺骗行为，并因魏德迈不察他们的居心，一味加以袒护，而汇款又适出于儒氏之手，所以他不满意，宁受贫穷的压迫，而不收这种预支金。
　　马克思因《德意志意识形态》找不到出版处，不独是经济上得不到救助，即编辑丛书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可是他这种计划固早已被驻巴黎的密探侦知了，密探于一八四六年二月十四日向奥国宰相梅特涅作下列的报告：“三个德国共产主义的领袖——有名的马克思居其一——编辑八卷共产主义的书籍，论瑞士，德国，法国，和英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其教义，结合，和地位等等：这都是正式的文书，其他两个编辑人为恩格斯〔按原文误作Engel〕和赫斯。这种著作在巴黎德意志施妥耶曼（Deutscher Steuermann〕书店出版。”（见《争斗月刊》第六卷二八六页，T．L．S．的《马克思与梅特涅》．Marx und Metternich）这种报告固不甚正确，然因此可以表现马克思当时已是各国密探所注意的人物。并且梅特涅远在一八四三年二月，即有密探向他报告马克思的行动，即已知有马氏其人了。（参看同书二八五至二八六页。）
　　现在我们再回转来讲《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当时即未能印出，后来除一小部分外，再也没有付刊了。为什么呢？马克思说：“我们的主要目的——自觉（Selbstverständigung）——既已达到，我们便很愿意舍弃这种老鼠咬嚼的批评稿件。（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七页。）现在这种遗稿真正已被”老鼠咬嚼，”残毁过半，不复能认识了。可是我们虽不复能窥见此书的全豹，就前后所刊布的看来，已可见其一斑。此书的第一部分是对于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学说的批评。关于批评费氏学说的部分，当时并没有作成，只由马克思于一八四五年的春季草就十一条大纲，指出费氏唯物论的缺点。至一八八六年恩格斯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登诸《新时代杂志》，才将这十一条附在后面。迨一八八八年此文另印成书时，他在序言中说：“这是急忙中的笔记，预备后来著作的，绝不是作为付印用的，这是藏有新世界观聪慧种子的第一种文书，所以就可珍贵了。”（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言四页。）
　　关于批评布鲁诺·鲍威尔学说的部分，始终没有发表出来；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评鲍威尔之处已经很多，翻阅此书，便能知其一二。至于批评施蒂纳的部分刊在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主撰的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三四两卷中，题为《神圣的马格斯》（Der hei-lige Max Bernsteionq 按马格斯是施蒂纳的号。）此文的大部分为恩格斯所手抄，其中一小部分为赫斯所手抄，经马克思重行修改过的。马氏对于费尔巴哈虽下批评，犹存一番敬意；至对于鲍施两氏，便出之以严厉的态度，兴与讥讽的口吻，词锋所至，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所以伯恩斯坦说：“那种辩证法达到最大的胜利，然同时流于最纤小的精微之点。”（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三卷一八页，一九○三年出版。）可是此文虽刊布于世，其中残缺之处甚多，且就魏德迈一八四六年四月三十日致马克思的信看来，马氏当时已自认他对于施蒂纳的批评是非必要的，（参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四六页，）因此我们也不必停在此处多说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部是批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即指赫斯，格林，（Karl Grün）吕宁，（Otto Lüning）浦特曼（Hermann Püttmann）等等。他们正当时正以报章或他种著作作武器，宣传一种哲学的社会主义，如赫斯则办有《社会镜》（Gesellscaftsspiegel）吕宁则办有《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Das Westfälische Dappfboot）浦特曼则办有《德意志国民鉴》（Das Deutsche Bürgerbuch）和《莱茵年书》（Die Rheinischen Jahrbücher）而格林则著有《法兰西与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 soziale Beweung in Frankreich ung Belgien）等书。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间有文字在此等报上发表，如马氏从法文译出的《自杀论》（Von Selbstmord）登在《社会镜》（此报是恩格斯和赫斯共同创办的）上，而他《批评格林法兰西与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历史著作》（Karl Grün：Die soziale Bewegumng in Frankreich ung Belgien，oder：Die Geschichtxxchribung des wahren Sozialismus）一文则登在《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上。后面一文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部中的一章，马克思在此文中一方面指出格林作法兰西社会运动史，没有见过圣西门，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等等的著作，惟以施泰因·累波（Reyband）和卡贝的书为根据，不独是间接抄袭，以讹传讹，而且矫揉造作，全失他人的本来面目；在他方面，他认格林的议论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代表，所以特下一种严厉的批评。可是梅林说得对：“这种批评是纯粹消极的，就是那‘德国社会主义全部毫无趣味的著作之批评——这种批评构成其中一部分——也只是如此。’要另呈别种样子是不可能的，因为那被批评的著作未尝含有进步的和有结果的元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那些著作批评得怎样严厉，是很〔为大家所〕称道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四七页。）马恩两氏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说的呢？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批评之前，当把这种主义的内容及他们与这种主义的关系，略说一下。
　　当恩格斯初次寄居英国的时候，他在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说过：“德意志人是一种哲学的民族，共产主义一经建筑在健全的哲学基本原则上，则他们对于这种主义不愿意不忠实，也不能够不忠实；且这种主义是他们自己的哲学一种不可免的结果，所以他们尤不得不如此。这种任务现在就是我们的义务。德意志人——从康德以至黑格尔——的一切哲学革命如果不当为徒劳无功的，或不当为更坏于徒势无功的，则其结果只能为共产主义；德意志人或者否认他们的大哲学家。——这些大哲学家是他们国家之光——或者是须承认共产主义，凡此种种是吾党必须说明出来的。”（见《争斗月刊》第七年度一六六页，恩格斯的《德意志与瑞士》Deutschland und die Schweiz）当时德国智识界中有许多人真正没有否认他们的大哲学家，反之，他们却承认共产主义了。不独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如此，即赫斯，格林，吕宁，和浦特曼等也无不如此。可是此中却有一点分别，就是，马恩两氏因寄居法英，受了两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影响，故他们的共产主义从初时起，即带着一种争斗的和革命的彩色，且具有科学的共产主义的雏形，我们试一检查他们出国后的言论便可以知道。反之，赫斯等一方面因沿袭向来的成说，他方面因德国产业不发达，阶级对抗的痕迹不甚显著，故他们的社会主义不着眼于实际的人，而注重抽象的人，他要以博爱去医治一切革命的感情，所以恩格斯称这种社会主义是“将美丽的空话，去代替科学的认识，把‘爱’做实现人类自由的工具，去代替那因生产的经济变化而促成的无产阶级解放，总之，他陷入于一种无意识的美语和仁爱空谈中。”（见恩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一页。）后者是一种哲学的社会主义，格林常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以为这是以实现“真正的”人为目的的。马恩两氏对于这种社会主义下批评时，仍袭用“真正的”这个形容词，那便含有讥讽的意味了。
　　由上面的事实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虽和赫斯，格林等同由德国的哲学而转入社会主义一途，然前者与后者是同源异流，绝不能并为一谈。可是世间有一批学者，如俄国的斯特鲁夫（Peter von Struve）和德国的汉姆马合（Emil Hammacher）等硬说马恩两氏起初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斯氏在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发达史之研究与评注》（Studien und Bemerkungen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wissenschaftiichen Sozialismus。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一，二卷）一文中将马恩的著作引了一大批，以证明其说，汉氏在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之评价”（Zur Würdigung des “Wahren”，Sozialismus，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一卷）一文中也是如此，不过较为简略罢了。其实他们的引证和议论不免牵强附会，不足为据，我们为篇幅所限，不能加以反驳，特引梅林一段话来概括表明他们的错误。梅林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恰恰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中发达出来的，这种事实遂引起一种主张，以为恩格斯和马克思起初也隶属于这种主义之下，因此他们后来遂对此主义下一种很严厉的批评。然这话却不中肯。实在的情形是，两派确都是从黑格尔及费尔巴哈达到社会主义，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照着法国的革命和英国的工业研究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以社会主义的格式及口号变为‘陈腐的黑格尔式德国语’为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使此格式和口号超出这种观点之上，他们承认依此观点出发的全部潮流是德国历史的产物，他们的看法是很对的。“（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七卷二八六页，梅氏《布鲁塞尔亡命中的马克思》。Marx in Brüsseler Exil）我们如果将梅林的话和本篇第一，二章所述马恩到法英后的言论互相对照，便知道梅氏此说合乎正轨，而斯汉两氏的主张不过是一种曲解罢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性质及马恩两氏对于这种主义的关系既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再看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这种主义言简而意赅的批评。他们在起首两段中说：“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是在一种当权得势的资产阶级压迫之下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反抗这种权势的争斗中文字的表现，当德国资产阶级恰恰向封建的专制主义作战的时候，这种著作就输入德国了。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词令家拼命吸收这种著作，可只是忘却法国的生活状况不曾和这种著作一同输入德国，〔因此〕法国的著作对着德国的状况便失去一切直接的实际的意义，而具一种纯粹文学的面目。这种著作对于人类本质的实现，必定表现为一种无聊的空论。所以法国第一次革命的要求，自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其意义只是一般‘实际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一映入他们的眼帘，就是指纯粹的意志律，就是指无论怎样的意志律，就是指真正人的意志律。“（见《共产党宣言》四八至四九页，德文本第八版。）
　　德国学者既为环境所囿，领会不到法国社会主义著作的真意义，他们于是用主观的成见，妄加改窜，弄得后者成为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马恩两氏接着又说：“德国文人唯一的工作就在使法国的新观念与他们旧的哲学良心和谐一致，或者还可以说，就是从他们哲学的观点出发去吸收法国的观念。……他们在法国原文的后面写出他们无意识的哲学论。例如在法文批评货币关系的后面，写些‘人生乖离’〔的话〕，在法文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后面，写些‘取消抽象的全体统制’〔的话〕等等。……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是正式被割裂了。这种著作在德国人的手中既丧失了他所表现的一阶级对他阶报的争斗，而德国人还自以为是免去了‘法国人的偏见’，不以他去代表实际的要求，却以他去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以他去代表无产阶级的利害，却以他去代表人类本性的利害，代表全人类的利害，这种人类不属于任何阶级。不属于实在界中，只是属于哲学幻想的黑暗天空中。”（见同书四九至五○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既抛弃实际状况不管，而转入虚无飘渺的抽象中。所以当着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和专制王权宣战的时候，他不独不予以援助，反独唱高调。“真正的社会主义获得他所想望的机会，对着政治运动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对于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公民权，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一概加以咀咒，并且向群众宣传，他们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毫无所得，反有所失。同时德国社会主义忘却法国的批评——他是这种批评无精神的应声——是以近世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组织为前提的，这些前提都是德国才开始争取的。”（见同书五○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运动，既在后面拆台，于是他就成为反动派的利用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既成为政府手中抵抗资产阶级的武器，他又直接代表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工业和政治统治的面前，对于〔他的〕确定的灭亡，所有畏惧，至于这种灭亡在一方面是由于资本集中的结果，在他方面是因革命的无产阶级之出现。自他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箭射两雕的。〔于是〕这种主义就和瘟疫一般蔓延起来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将他们几根骨头的‘永久真理’藏在那用空论蛛网织成的，用美丽词藻文饰的，和以热情甘露浸染的衣服里面，只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公众之前，他们才能够使他们的商品出售，愈加增多。”（见同书五○至五一页。）
　　以上是马恩两氏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评，词锋锐利，无以复加。这种主义重要的领袖是格林与赫斯两人。前者为马克思的同学，后者更是他和恩格斯很接近的朋友，他们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共产党宣言》中对于格赫两氏严加批评，实因格氏当时寄居巴黎，从事工人运动，而赫斯为社会主义者的先进，或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样，“是党中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见《争斗月刊》第七卷一六六页，恩氏的《德意志与瑞士》，）他的议论颇有力量，他们认这两人的言论大有妨害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故力加驳斥。他们这种效忠于所信所守的主义而不顾私人交谊的态度，不独对于格赫两氏是如此，即对于其他一切朋友也无不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于接着叙述他们和克力格，（Hermann Kriege）魏特林及普鲁东等的决裂情形，就可以表现出来。
　　克力格是《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编辑之一，他为费尔巴哈的门徒，并且与恩格斯相识。恩氏于一八四五年二月写信给马克思说：“此子为一有名的煽动家。……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怎样去推行〔共产主义〕。”（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五页。）克力格旋到布鲁塞尔遇见马克思，后来由伦敦转赴美国，从事于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于一八四六年在纽约办一种德文周刊，名为《保民报》。（Der Volkstribun）他一方面向美国的财主摇尾乞怜，借为此报筹措款项，一方面又在报上侈谈一种什么博爱的共产主义。其实像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克力格在《保民报》上所持的论调并非共产主义的，他自认为德国共产主义驻美的文字代表，而表现这种论调所取的小孩子般矜夸的态度，极有损于欧美的共产党，他用‘共产主义’的名义在美国所宣传之幻想的热烈感情，如为工人所采纳，大足以败坏工人。”（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四一五页。）马恩两氏对于克力格在美国的宣传既大不满意，他们乃决意邀集在布鲁塞尔的同志，向德，英，法三国的共产主义者发表宣言，对于克氏提出抗议。他们于是年五月十六日议决此项抗议书当在《保民报》上发表，所有预会的人都同一主张，而魏特林独持异议。他以为《保民报》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很切合于美国的情形，共产党在欧洲已有无数有力的仇敌，用不着向美国去寻衅，至少也不当反对自己一派的人。他不独当场力持异议，并因此致书克力格，痛诋马恩两氏。克氏于是将抗议书及魏氏信中的数段同时在《保民报》上发表，借作自己的护符。至于马恩两氏从此会议起，与魏氏完全决裂了。魏特林与马克思的交涉颇多，他平时不独为马氏另眼相看的人，而他们学说且构成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环，故我们于叙述他们此次决裂的经过之前，当将他的生世，思想，言行，以及他们向来的关系略说一下。
　　魏特林出生于一八○八年十月五日，系德国马德堡（Magdeburg）地方一个贫苦妇人的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一个驻在德国的法国军官，当他四岁时，其父即应拿破仑的俄国远征军之召而离德，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他幼年零丁孤苦，迥异寻常儿童，然他的母亲却全力加以抚养，设法使入马德堡小学读书，并习裁缝业，旋即令以此谋生。他到了二十岁的时候，离去家乡，漂流于德奥之间，至十余年之久。一八三五年下半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巴黎。据卡列尔（Emil Kaler）说：“他在维也纳以制人造花为生，因营业上的关系，得和一个少年女士相接触，而这女士是哈布斯堡朝（Haus der Habsburger）一个亲王所垂爱的。魏特林与这位女士有一种亲密的恋爱关系，却被那有威势的情敌发觉了。魏氏因为不欲为那忿怒的情敌之报复所牺牲，所拟就急忙逃出维也纳了。“（见卡氏《魏特林的煽动与学说》三一页，一八八七年出版。Wilhelm Weitling．Seine Agitation und Lehre．Hottin-gen-Zurich）魏氏初次到巴黎，即加入此间的秘密团体〔亡人同盟会〕（Der Bund der Geächteten）中，他很热心宣传共产主义，旋更按这种主义的原则，在巴黎替一般裁缝创办一种“公共食堂”。魏氏对于这种机关，热心提倡，他后来在瑞士也创设公共食堂多处，但大抵没有良好的结果。
　　魏特林于一八三六年四月离开巴黎，至一八三七年九月再返此处，一直到一八四一年五月，他的住所，即大半在此。他既出身于无产阶级，故早年失学。然他秉资很高，才具很大，而又能发愤自修，所以他于餬口四方之时，增进学识不少。当他于一八三○年代就食于莱比锡时，即作讥讽诗与激烈的论说，抨击时政。迨寄居巴黎，他除开始从事革命的社会运动外，并尽力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因此受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很大的影响。他于一八三八年为“公正同盟会”（按此即“亡人同盟会”的更名）作一种小册子，名为《人类现在的情形及其将来应有的状况》。（Die Menschhei，wie sie ist und wie sie sein sollte．）这个小册子是由同盟会中一般同志秘密即就的，共计二千部，然“那人数很少的同盟会会员为印刷并传播这两千部书，受了很大的牺牲。有些人借出他们的房间，有些人夜间做排印人，印刷人，或装订人；还有些人出钱，或将他们的表付质，以钱相助。这种牺牲的意志也就是表明，魏特林所宣布的事件只是他的同志们长久酝酿在心中的。”（见梅林校的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梅氏小引一三至一四页，一九○八年柏林出版。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ebeit）魏特林以一个手艺工人，居然能于工作之余，著书立说，代同阶级的人宣扬意志，这真是难能可贵的。还有一层，他此书虽是生平第一次创作，然他后来思想的雏形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可是魏特林最重要的著作还当推他于一八四二年年底在瑞士所刊布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书。他在序言中说：“进步是一种自然律，进步的停顿是社会的渐次解体。促进前者而在制止后者，这是我们大家的事体，不是一个特权阶级的事体。因此我在本书中也以此为鹄的；而我的无数同志且因此鼓励我。他们说：‘你和我们的意见相合，你知道我们的要求和我们的志愿，我们给你一种机会，起来罢，当你还觉得有力气的时候，你当努力于著作。’这种鼓励足够了！用不着更多说了。他们为我作工，我为他们作工。……因此本书不是我的著作，而是我们的著作；因为没有其他同志的帮助，我当无所成就了。”（见同书七页。）魏特林此书既又是为无产阶级的人宣扬意志，那么，资产阶级的书店自然不肯接受他的稿件，所以他还是靠着同阶级中人的帮助，才得将此书刊印两千部。他说：“此书的经费数目是由签名‘定购’及预约——以后来取书为条件——弥补的。我们会中的本地工人差不多每人签定两本，有些签定十本，而西门·施美特（Simon Schmidt）竟签定二百本。此外，巴黎同志汇来四百法郎。”（同书梅林小引一九页。）我们看了魏氏这些话，便知道当时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表现得十分显明了。
　　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经出版，大受各国工人和新派人物的欢迎，德奥两国边界上的警察检查虽极严厉，然却被秘密输入不少；且此书因供不应求，于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四九年在汉堡曾两次再版。并且前后译成法文，英文，和挪威文。当马克思寄居巴黎的时候，他在《进步报》上对于魏氏及其著作，力加赞扬。他说：“关于德国工人一般的教育程度或教育才能，我就想到魏特林各种有天才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施行方面虽逊于普鲁东的，然在理论方面，常超出普氏之上。资产阶级——包括这个阶级的哲学家和著作家——为着本阶级的解放——即政治的解放——何曾表现过一种像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这样相同的著作啊！试把德国政治著作的空洞和萎靡的平庸状况与德国工人这种无量和灿烂的文字创作比较一下；试把无产阶级这样巨大的小孩子鞋与德国资产阶级所穿的政治鞋臃肿的形态比较一下，则大家必定预言德国的苦工是具有一个斗技者的资格。大家必须承认德国无产阶级为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英国无产阶级为〔欧洲无产阶级的〕经济家，法国无产阶级为〔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是一样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五四至五五页。）马克思对于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既是如此推崇，而恩格斯于此书出版后，且拟将书中重要节段译成英文，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知道魏氏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由此可见马恩两氏重视魏氏及其著作了。
　　《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社会弊端的起源，第二部分为改造社会的理想。魏特林以讥讽的态度批评旧社会，词锋十分锐利，可算是将手艺工人阶级所感受的痛苦，尽情倾吐出来了。至于他的新社会的图案又是继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乌托邦主义者之后的乌托邦，关于这一部分随在可以表现他受了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和欧文——很大的影响。然魏氏虽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却因自己出身于无产阶级，深悉资产阶级施行压迫的铁手腕，不是和平的方法能够对付的，所以他一洗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和平博爱的旧套，主张借助于革命去实现他的乌托邦。他虽希望当时能有大公无我的君主仿三千年前斯巴达（Sparta）两个王的前例，推行共产制度。（参看梅林校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二五八页，）然他固明言“推倒旧有的现行制度是革命，所以只有借革命之力，进步才是可期望的。革命万岁！”（见同书二一○页。）因此，论魏氏的才能学识虽比不上上列三大乌托邦主义者，然他所取的方法却比较进步，他“构成法兰西智识份子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个步骤。”（见罗夫闵行——Hans Ruoff-München——译的《共产主义的先驱》八○页，一九三二年出版。Wegbereiter des Kommunismus．Berlin-Schöneberg．）
　　然魏特林的学说既在英法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之上，何以又居科学的社会主义之下呢？因为他虽看出推倒旧社会制度必须借助于革命，但他对于无产阶级历史的使命以及阶级争斗的方法，没有明白了解；所以他对于现社会中无产阶级应当参加的运动，当认为多事，不加赞成。梅林谓“魏特林对于政治自由对无产阶级经济解放所占的重要位置，并不否认，他明白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选举自由。末了。他不过是觉得在金钱制度支配之下无所成就罢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八页。）然新社会是由旧社会的怀中产生出来的，要催生新社会，便当从旧社会的政治争斗中下手，魏氏否认金钱制度底下政治自由的价值，直无异否认这种自由的重要，因为无产阶级要在金钱制度支配之下由争斗而获得这种政治自由，才能有所作为，若弃而不顾，便更无能为力了，我们试一考魏氏对于自由的言论，即可知道他的眼光实在很短小的了。
　　魏特林号召工人阶级注全力于物质上的利益，至于现制度底下的精神自由，他就视作富翁财主所要求的和用以点缀他们精神生活的事件，与工人阶级无关，不当予以援助。所以他说：“出版自由对于富人确是有用的，他愈加富足，这种自由便愈加有用，然这不是为一切人的，不是为小富人的，不是为仅仅丰衣足食之人的，更不是为穷人的。……在此我们毕竟要分开出来，对于任何事件不复表示赞同，我们对于非以一切人的自然平等为目标的事件，以及对于我们没有物质上利益的事件，我们不要提出要求，也不要予以赞助。……言论自由，著作自由，营业自由，贸易自由，意志自由，以及许多矫揉造作的自由，都是金钱制度于痛苦的挫败之后，欢喜为我们保证的，因为此制度希望借这种把戏来欺骗我们，使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见梅林校的《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二一四至二一五页。）魏氏对于选举自由一项说道：“我们也愿意要选举自由！然不愿意要现今金钱制度底下的选举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一种错误，在金钱制度之下选举自由的不可能和一切人的自由的不可能一样的。”（见同书三三二页。）
　　魏特林要求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又极端排斥金钱制度底下政治自由的争斗，那么，他究竟视何种方法为推翻现社会制度的良策呢？他说“第一继续宣传。……第二，对于现已存在的纷乱制度，促其迅速达到绝顶。……当第二种方法使人民忍耐不住了，这便是一种最后的和最靠得住的方法。”（见同书二三二页。）魏特林不知道无产阶级解放争斗的胜利，是在这个阶级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生活的提高，阶级觉悟的发达，内部团结的巩固，组织与训练的精密，和战斗能力的增加等等，乃竟袭用兵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秘诀，对于恶劣的现制度故意推波助澜，使无产阶级的地位愈加陷于悽惨的状况中，然后希望这个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生活都呈退化现象的无产阶级突然获得解放，这桩事不独是不可能，即使可能，此方法也实在太笨了！然他的方法还不止此，他以为上列方法如果没有效果，“于是必须宣传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是还没有人敢宣传的。……这种新道德……一定不会没有效果的。”（见同书一三六页。）魏特林所要宣传的新道德是什么呢？就是宣布资产阶级的财产都是贼赃。魏氏自己是一个手艺工人，而他所接触的也大概为手艺工人，至于像英国那样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他还没有看见过，他的思想为环境所限，看不出近世无产阶级解放争斗的途径，所以他所提出来的方法是很无聊的。马克思赞美魏氏的著作，并不是表同情于他的主张，不过因他出身于无产阶级，能以文字表现本阶级中人的意志，真所谓“空谷足音”，故马氏乐为之游扬。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一书，像梅林所说的一种，“是〔工人〕运动的顶点，也是作者生平的顶点。”(见同书梅氏小引一九页。）魏氏于一八四一年五月离开巴黎，前往瑞士，他在此处组织公正同盟会，创办报章，从事宣传，忙个不了。迨一八四二年年底，他的主要著作出世，不独是他的声誉增高，而他所主持的运动也借此生色，更勃勃有生气了。然自此以后，他为瑞士政府所疾恶。至一八四三年六月，他因刊布《罪人的福音》（Das Evangelium des armen Sünders）一书，侵犯了教会，遂在齐利池被捕，法庭判他有侮辱上帝和宣传共产主义之罪，处以徒刑，期满驱逐出境，至一八四四年五月，瑞士政府不独是要驱逐他出境，并且还用武装车将他押解至普鲁士的故乡。魏特林不独是犯了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当然不为德政府所宽贷，他从前并且还犯了逃避服军役的罪，尤使德政府振振有词，可加以惩罚。然德政府似乎是怕他在牢狱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种子，竟不肯予以监禁，惟禁止他出入茶楼洒馆，禁止他省视他的母亲，没收他的书信，讽示他出亡外国。魏氏于是离家乡，往汉堡，转赴伦敦。“德，英，法的社会主义者开会欢迎他，欧文且称赞他为‘德国共产主义者中勇敢的和有能力的领袖。’”（见布登息格《资本主义以前时代德国无产阶级的文化及其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意义》二一页，一九二三年出版。Hermann Buddensieg：Die Kultru des deutschen Prolitariates im Zeitalter des Frühkapitalismus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Kulturidee des Sozialismus．）他自一八四四年八月起，滞留伦敦至一年半之久，他得识克力格也当在此时期中。
　　魏特林于一八四六年年初离开伦敦，前往布鲁塞尔。当一八四四年十月，他曾致书马克思，表示愿纳交的意思，当为马氏所首首，他这一次到比京，受马氏很诚恳的款待，即引以为同志。可是魏氏在英国亲见大工业中无产阶级的情形，熟闻马克思工人运动的议论，他的思想仍和从前一样，不发生何种变化；因为他“初时著作的成功及他所受的惩罚，已经把他的头脑弄昏了。他开始承认自己及其理想是没有错误的，他以为自己是一个预言家，是一个新救世主，是一个新耶稣，他是上帝送来解放人类的。“（见《共产主义的先驱》八一页。）他既固执成见，自以为是，因此就和马克思发生冲突了。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他们因讨论怎样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这个问题开会，俄国一个著作家名安尼柯夫（Anienkow）因马克思的介耜，得参预会议，安氏后来追记会中马魏两氏冲突的情形如下。

　　“我们围坐于一小圆桌前。马克思坐在桌的一端，手中拿一枝铅笔。他那狮子头俯瞰在一张祇上。……恩格斯致开会词。他说明从事于劳动改革的人们必须怎样将他们彼此的意见明白表示出来，并且确定一种普通的党纲，作为旗帜，使一切没有工夫成没有力量从事于理论问题的党人，知道何去何从。——他的话没有说完，马克思抬起头直接向魏特林问道：
　　‘魏特林，因你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在德国弄出许多纷扰的事，并且使许多工人丧失他们的地位和面包，请你告诉我们，你究以何种理由替你的社会革命的煽动作辩护，你究想将来把这种煽动建筑在什么东西上面。’
　　

○　○　○　○　○　○

　　魏特林似乎是要把这种谈话保持在自由词令的老生常谈上。他的脸上现出一种庄严沉闷的颜色，开始说明，他的任务不是创造新的经济学，只是采取最适宜于开导工人的学说——如像在法国所表现的一样——教他们不要相信任何种欺许的事件，只能把他们的希望置诸他们自己的身上。
　　他说得很多，但令我惊讶不置，他的话和恩格斯的演说词比较，既不清晰，又无条理，他常是说来说去，将自己的言词修饰一番，费了好些气力才达到结论，而他这种结论有时不是来得太迟，就是比前提还要来得早些。他现在是向另一种听讲者说话，迥非他平常在工作场中围绕他的人之前或在他讨论现时经济状况的报章及小册子上可比，因此他失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了。
　　他要不是因马克思怒气勃勃，皱着眉毛，拦阻他，并且开始回答，恐怕他还会说得很长。马氏那带着讥诮的答词的主要点是，煽动人民而又不能将自己活动的固定原则说出来，这简直是一种欺骗。马氏继续又说道，刚才所讲引起虚幻的希望，决不能达到拯救受苦者的地步，但只是诱导他们入于灭亡之境。尤其是在德国向工人从事宣传，而没有严密科学的观念，与具体的学说，就等于把宣传当作一种空洞的和没有心肝的把戏，在这种宣传之中，一方面是以一个狂热的传教师为前提的，他方面是以那满怀希望张口而听的人和驴子一样为前提的。——他忽然用手一挥，向我指着，说道，我们这里有一位俄国人。魏特林啊，在他的国内或者还有你的地位，只有在那里可以在荒谬的宣传者与荒谬的青年之间，创设联合会，真正富有效果。
　　马克思更继续发挥他的意见道，在一个有文化的国家中如德意志一样，如果没有固定的和具体的学说，将一无所成，并且还要引起些纷扰及有害的骚乱，而使自己所担任的事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魏特林灰白的脸色至是红起来了，他的言词也放势了，他因受了刺戟，声调颤动，于是开始表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博爱的理想之名义，招致千百人，这个人便不能被称为没有内容和无聊的人，他自己从祖国各处所收的千百封书信，宣言，及谢启，与今日的攻击相对照，足以自慰，至于他为着公共事业所做的小小预备工夫，比那昧于世界的愁苦和人民的忧患而发挥出来的批评，与书房中的分析，或者更重要一点。
　　马克思听到最后这些话。怒不可遏，他以拳向桌上猛力一击，灯台且为之震动，于是站起来叫道：
　　‘无知罔识，从来是于人无所裨益的。’
　　我们跟着他即刻起身。这次谈话即于此告终。”（见《新时代杂志》第一年度二三八至二三九页，《一个俄国人对马克思的论调》。Eine Russische Stimme über K．Marx）

　　我们看了上面的纪述，知道马克思对于魏特林发生冲突，完全是由政见不同，并未尝杂有他种元素在内。据魏氏异日写给赫斯的一封信看来，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信中说：“马克思很凶猛。他毕竟解释这个问题。其纲要如下：（一）共产党中必须首先有一种清党〔运动〕。（二）对于党中无用的份子加以批评，并且使他们和财源断绝关系，便可以实现清党〔运动〕。（三）现在对于共产主义的利益所能够尽力的，以这种清党〔运动〕为最重要。（四）谁有力量获得放债人的信用，谁就有方法可以更换并且运用别人。（五）‘手艺工人的共产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我不知道这种分别是马克思首先应用的，还是别人早已用过了，）是必须排斥的，这种感情是必须加以嘲笑的，这只是一种麻醉的东西；不要有口头的宣传，不要组织秘密的宣传，总之，将来也不要复用宣传的名词了。（六）起初谈不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资产阶级必须首先发动。此处争论很激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我。”（见卡列尔《魏特林的煽动与学说》七三页。）魏氏此信中所述的事实大致不错，不过他描写的语气，我们是当分辨观察的，如他说马克思反对口头的宣传，甚至于将来不要用宣传的名词等等，这便是言过其实，因为马氏决不会反对有意义的宣传，他只反对空话的宣传，和无裨实际并且发生流弊的宣传。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反对魏特林只是因后者的主义及其宣传方法的谬误，可是魏氏却因马克思未能替他的著作介绍出版处，就对马氏怀疑，并且把党事和私事泥为一谈。他在同一信中说：“我觉得马克思的脑袋中不过是一部好百科全书，可是没有天才。有钱的人请他当编辑，不过如是罢了。……我前见各方面发生反对的声响，因把我的〔学说〕体系的著作搁在一边。可是我在布鲁塞尔得知反对这种〔学说〕体系的人恰恰担任翻译极大规模的〔学说〕体系的作品，换取很好的报酬，因此我也完成我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力求交与其人，现在此物既得不到帮助，这就全是故意安排的步骤。即所谓清党运动是了。”（见魏氏《和谐与自由的保障》梅林小引三七至三八页。）
　　魏特林不独是将对人的问题杂在主义的问题里面，而他所举马克思担任翻译书籍，换取优厚报酬的事，也完全不正确。反之，马克思对于魏氏私人并无嫌隙，试看是年五月六日赫斯给他的信，就可以知道，信中说：“在不久之前，魏特林写信给我，申诉他的经济情形的苦况，并且说。你曾请他会餐。”（见同书梅林小引三八页。）魏氏于五月十六日写信给克力格也承认马克思曾经帮助维持他的生活。可是在同月之中，魏特林竟因克力格的事与马氏完全决裂了。他于是月十六日致克氏的信中说：“你将接到此处所草就的反对你的批评，他们在这种批评中视你为伪君子，无价值的人，空无所有的头脑等等，并且嘲笑你的感情的言论。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这种批评。……我警告你，你要是作文，都应思索一下。我看破这一批人都是些纯粹的阴谋家。那对你所下的攻击，就是对我所下的攻击的前驱，我不能作别种想法。他们知道我们有亲密的友谊，他们要是承认你为我的朋友，则我为你辩护便不甚困难，这种辩护是他们所畏惧的。……这种批评把一切现存的制度都咬破了，当不复有何种东西可咬的时候，他就咬起自己来了。因此这种批评开始向本党倒戈，自从地些人无所事事，他尤其要如此。每个人都愿为共产主义者，当一个人怕别人竞争的时候，他就指别人非共产主义者。为着这种勾当，现在开发一笔居额的款项，可是对于我连印书的书店都不给我找。”（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二六九页。）魏特林这些话不啻是亲口供出他自己糊涂猜忌，达于极点；我们统观他和马克思凶终隙末的经过，便知道他实应担负全部责任了。
　　马克思自与魏特林完全决裂之后，不到几天，他又接到普鲁东五月十七日从法国里昂（Lyon）所发出的一封长信，这便是他与普氏决裂的引子。马克思原来与各同志在布鲁塞尔设立一个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Kommunistisches Korrespondanzkomitee）他曾邀请普氏加入会中，共同合作。普氏复信，本是承认此事；但他在信中所发表的意见，竟与马克思的的主张完全相反。马氏至是才知道他们自巴黎作别后，彼此精神上的发达，已经是分道扬镳，相去其远，不复能合作了。普鲁东这一封信映出他当时的思想，极为紧要，今特将其重要处介绍于下。

　　“你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共同探讨社会的定律，以及实现这种定律的方法，和帮助我们发见这种定律的进步；但是为着上帝的缘故，我们打倒一切固执教交（Dogmatismes）之后，在我们一方面不要妄想以何种教义（doctrine）去欺骗人民；你的同国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于推倒天主教神学之后，在即刻逐斥和呪咀的大激励之下，建设一种基督教的神学，我们不要陷在路氏这种矛盾中。自二百年以来，德国曾努力拆毁马丁·路德的石灰路线；我们不要借新的纷乱的东西，替人类造出新的工作。我很诚意造成你的思想有一日全部都成为意见；我们可以作一种忠实光明的争辩，我们可以替世界树一个贤明旷达的容忍之榜样，但是我们因为站在运动的顶点上，自己不要做一种新式偏狭（Intolerance）的领袖，也不要做一种新式宗教的宣教师；即使这种宗教是一种逻辑的和合理的宗教，‘我们也不要去做宣教师。’我们接受一切抗议，并予以鼓励，对于一切偏狭和神秘，加以排斥，我们绝不要视一个问题是完全解决了，当我们把最后的理由说完了，我们可以重新起首，当必要时，且可使用词令和讥讽的话。在这种条件之下，我很愿意加入你们的社中，否则不便加入了！
　　关于你的信中‘当行动的顷刻’这句话，我也有点意见。你或者还以为现在倘若没有一种骤然的变动，倘若没有一种所谓革命，——这不过是一种骚动罢了——则没有一种改革是可能的。我了解这种意思，原谅这种意思，并且很愿加以讨论，因为我自己怀抱这种意思为日已久，可是我必须承认，我近来的研究竟使我完全抛弃这种意思。我相信，我们要达到目的，用不着这一着，我们不要以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方法，因为这种所谓方法当诉诸武力，诉诸专断，总之，这是一种矛盾。我提出这个问题如下：社会借一种经济的联合之力，将财富收回来，这种财富就是另一种经济联合之力，曾从社会取去的。换句话来说，变更政治轻济学中的财产学说，使反对财产，因此好表现你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所谓共产，（Communante．Gutergemeinschaft）我对于这个名词，暂时称为自由平等。我现在相信在短时期内当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宁愿以小火去焚烧这种财产，不欲作圣巴迟尔米（Saint-Barthelemy）的举动，〔即激烈举动，〕去对付财产，致予以一种新力量。
　　……此外，我还要告诉你，我以为法国工人阶级的性质也恰是如此的；我们的无产者具有一种很大的求知渴望，倘若不能予以何种饮料，惟使之饮血，则必为他们所恶绝。总之，据我看来，一操破坏家的论调，便是一种很坏的政策；暴乱的方法是会充分出现的；人民对于这一道，用不着加以激励。”（见《普鲁东通信录》第二卷一九八至二○○页，一八七五年巴黎出版。Correspondance de P．T．Proudhon．Baris，1875．）

　　普鲁东上面这几段话将他反对阶级争斗，反对革命的心理和盘托出了，梅林说：“在事实上，普鲁东是恰往后退，而马克思则恰往前进。”（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九页。）这话是很对的，因为普鲁东在一方面虽反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而在他方面又不赞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恰恰徘徊于二者之间，退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反之，马克思当时正新造成他的唯物史观说，他双脚站在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挺身而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普氏在同一信中又自言正从事于政治经济学，这一途是他几乎一无所知的。然他却著《经济的矛盾制度或贫穷的哲学》（Systeme des Contradictions econo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一书，当时且已印出一半；他并且要求马克思将来加以批评。至一八四六年秋季，普氏的书出版，马克思乃于是年至异年冬季著一书名《哲学的贫困》（Misere de la Philsophie）用以答复普氏。普鲁东的书的副题，意思是指此书为贫穷人的指南针，为他们所必需的一种哲学，马克思以其书内容浅陋，这里所谓哲学，实属可怜，故颠倒普氏的书名以为自己著作的书名，这是他深讥普氏之处。我们于叙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之前，须对于普氏《贫穷的哲学》略说几句。
　　普鲁东的著作所首先讨论的是价值说。他以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互相冲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增加，则交换价值减少，使用价值的生产减少，则交换价值增加；而这种对抗支配全社会的经济，且为一切经济弊端的原因，他于是袭当时英德好些经济学者的故智，对于李嘉图的价值说，加以乌托邦的解释，去铲除他所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对抗，而以相等的劳动量为生产交换的标准，认此为至公且正，绝不顾及此等相等的劳动量在性质上的差异。此外，他又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于经济生活发达的程序上。他将经济发达的程序强分作十类。（一）分工，人类初为困苦所制，于是有联合组织，实行分工的事，与困苦宣战，是为第一步。因分工而增加了生产力。制服了困苦，但同时发生一种对抗，即使劳动成为机械性的，而劳动者仅替财主作工。（二）机器，自机器出现，减少工人机械性的劳动，增加一般的幸福，是为第二步。可是机器又发生一种对抗，他使大多数人失业，并且使手艺工人成为一种机械力的奴隶。（三）竞争，自由竞争，便使劳动解放，使工人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得自由发挥他的能力，借世间争斗的力量，限制资本的支配权，保障生产物的真正价值。可是竞争又使强者流于专制，弱者备受压迫，使工人阶级失去生活的机会，而正义扫地无存，（四）垄断，于是垄断出而为第四步，这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因为有此一着，然后发明的天才有所取偿。然垄断又使工资下降，以致财主流于暴戾态睢，唯利是图。（五）赋税与警察。垄断生了流弊，于是有国家出面，成为第五步，国家课垄断者以税金，保证工人，使得上进。然赋税与警察对于无产阶级加以担负，终足为累，遂有（六）商业的均衡出面成为第六步，力求扩充对外贸易，补偿工人的损失。但商业的均衡毕竟又使工人的地位下降，就有（七）信用出现，成为第七步信用维持劳动，予工人以垄断者所用以宰制他的工具，借以减少他的痛苦。然信用须有抵押品，因此他也不能减去贫穷，却反增加了富人的资本。（八）财产，国际贸易与信用既不能消灭对抗，反增进对抗，乃有财产出现而为第八步。财产保障一家安全，但又使人专横，遂有（九）共产出现。然此制也不能行之无弊，于是有（十）人口问题发生了。
　　普鲁东以武断的方法，应用李嘉图和黑格尔的学说，形成一种远于事实的曲说，因为像博格列（Ch．Bougle）所说的一样：“他作史不是依照时代顺序的，而是依照理想次第的。”（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二卷一○六页，博氏《普鲁东在〈经济的矛盾制度〉中的社会学观》。Die soziologischen Anschauungen Prondhons in den“Contradictionseconomiques．”）然普氏对于这种曲说固自认为冶英法的经济学与德国的哲学于一炉，必能获得世人的赞赏，尤当为马克思所心许。不意马氏在《哲学的贫困》序言中对于这两点就予以一大打击。他说：“普鲁东君不幸在一种特有的形态中而为〔世人〕所理解。他在法国具有做一个庸劣的经济学者之权利，因为大家认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德国式哲学家；反之，他在德国具有做一个庸劣的哲学家之权利，因为大家认他是一个最有能力的法国经济学者。可是自我们以德国人与经济学家的两重资格看来，我们觉得对于这两种错误，当提出抗议。”（见《哲学的贫困》序言二五页，一九二一年德文第九版。）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分两章；第一章名为《一种科学的发见》，这就是指普鲁东所谓“构成的或组合的价值”（konstituirter oder synthetischer Wert）第二章名为《政治经济学的玄学》，这就是评论普氏所应用的方法，及其所标的经济发达的程序。马氏以李嘉图学派的资格，在第一章中指明普鲁东误用李氏学说之点，他说：“李嘉图以资产阶级的生产实在的运动——此运动构成价值——指示我们，普鲁东君忽视这种实在的运动，疲精废神去发明新的进程，按照一种所谓新程式（Formel）去处置世界，而这种新程式却只是对于李嘉图好好表现的实在运动作一种理论的说明。李嘉图从现社会做出发点，向我们指明这种社会怎样构成价值，普鲁东君以构成的价值做出发点，要凭借这种价值去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世界。自普鲁东君看来，这种构成的价值必须循环运动，并且〔必须〕为着一个曾经完全建筑在这种价值标准上的世界而重新构成起来。李嘉图以为劳动时间规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定律，而普鲁东君则以为这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组合。（Synthesis）李嘉图的价值说是对于现今经济生活作一种科学的陈述，而普鲁东君的价值说是对于李氏的学说作一种乌托邦的解释。”（见同书二一至二二页。）
　　普鲁东既误用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尤曲解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所以马克思在他的书中第二章说：“我们现在来看普鲁东君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政治经济学上，弄出何种变相。普鲁东君以为每种经济范畴（Katogorie）有好坏两方面。……自普君看来，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有利益之点与无利益之点结合起来，即构成每种经济范畴中的对抗。解决这个问题是：保留好的方面，铲除坏的方面，奴隶制是一种经济范畴，和其他范畴一样。所以此制同时有两方面，我们现在不必停顿在奴隶制坏的方面〔多讲〕，单说他的好的方面。此处只讲直接的奴隶制，只讲苏里南，（Surinam）巴西（Brazilien）及美国南方各邦的黑奴。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中坚，与机器等项有同等的效力。没有奴隶制即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即没有近世工业。只有奴隶制使殖民地自有其价值；殖民地造成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所以奴隶制是一种最重要的经济范畴。……普鲁东君将怎样着手去拯救奴隶制呢？他会解答这个问题如下：保持这种经济范畴中好的方面，铲除其坏的方面。黑格尔没有提出问题。他只认识辩证法。普鲁东君从黑氏的辩证法中仅学得一种语式。他自己的辩证法就只在强分好与坏〔两方面〕。……辩证法运动的要点恰在相抗拒的两方互相对峙，恰在两方的对抗和两方的进到一种新范畴中。如果有人仅提出铲除坏的方面的问题，那么，他就把辩证法的运动打成两截了。这不仅是范畴——因范畴对抗性质的结果，此处使范畴自身立于对抗的地位——这只是普鲁东君，他彷徨于两方面之间，疲精废神，徒然自寻苦恼。”（见同书九二至九五页。）
　　马克思上面一段话将普鲁东式的辩证法的弱点，已尽情暴露出来了。然普氏所以造成这种非驴非马的学说，也自有其立脚点。其立脚点维何？即小资产阶级的地盘，马克思对于这一点已洞悉无遗，他以为“一般经济学者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见同书一○九页）而普氏则徘徊于两者之间，“终不出于小有产者理想〔的圈套〕，”（见同书一三○页，）所以他说：“每一种经济状况有一个好的方面和一种坏的方面；这是普鲁东君所不驳斥的唯一之点。他从一般经济学者所注重的地方去观察好的方面，从一般社会主义者所弹劾的地方去观察坏的方面。他从一般经济学者学得永久〔经济〕状况的必要；从一般社会主义者剽窃一种从困苦中只看见困苦的幻想。他对于这两种人都是同意的，他因此力求以科学的威权为根据。科学因他而降为一种侏儒式的科学程式；他是一个讲求程式的人。因此普鲁东君沾沾自喜，以为他是下了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批评，——〔其实〕他是处于两者之下。〔他是〕在经济学者之下，因为他以哲学家的资格，手中有一种魔术的程式，自信可以深入纯粹经济的巢穴；〔他是〕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没有十足的勇气，又没有完备的见解，使自己——即使是空论也不去管他——超拔于资产阶级界线之上。他愿意得到‘合’，（Synthere）但他弄成一种混杂的错误，他愿意做一个漂流于资产者与无产者间的科学家；他只是一个小有产者，他会时常被抛掷于资本与劳动，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之间。”（见同书一一○页）
　　普鲁东既要做一个介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小资产阶级科学家，所以他就不知道无产阶级利益的所在，他不独是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并且对于工人的同盟罢工，甚至对于工人的结合都不赞成；他又以为工资一经增加，则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随之上升，其结果还是等于零。马克思反驳说：“第一就没有一般〔物品〕昂贵之事。如果一切物品价格同时与工资增加一倍，这不是价格上的变迁，只是表词上的变迁。还有一层，工资上升，从没有一切物品连带昂贵的事。在实际上，如果一切工业依固定资本的比例，（依其所用工具的比例，）雇用数目相等的工人，则工资上升的影响为利润的下降，而物品的市价不致发生变化。”（见同书一五五页。）“同盟罢工在英国常为发明并且应用新机器的原动力。……即使工联与同盟罢工除引起机器的发明外，没有别种效能，然他们对于工资的发达已经因此发生一种极大的影响了。”（见同书一五六页。）可是工人的结合与同盟罢工的效力次不止此。“大工业使一大批彼此不相识的人民集在一处。他们因自己利益的竞争而互相分离；可是抵抗他们的主人，维持工资，这种共同利益使他们联合拢来，形成一种共同抵抗的思想——即结合。所以结合常是具有两重目的的，就是消灭了工人中的竞争，以便与资本家作一种共同的竞争。抵抗的第一种目的只在维持工资，然起初各种孤立的结合依着一般资本家因压迫而联络的标准，团结起来，他们为着对抗那结合始终不懈的资本，便觉得维持联合会比维持工资更为重要。……在这种战斗中——这是一种实际的内乱——一切分子互相联合起来，逐渐发达，以备将来作战。一经达到这一点，则〔工人的〕结合便带一种政治性质了。”（见同书一六一至一六二页。）
　　然普鲁东既不赞成工人的结合，他自然是更反对工人的政治争斗，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虽迟至一八四九年才开始出现，然他在一八四六年已经明言“每个工人的自由行动是可以容忍的；至于工人们借结合之力去打破垄断，是社会所不能许可的。”（见同书一五八页。）反之，马克思认武力革命为现社会中不能避免的事，而工人的政治争斗更是万不可少的，所以他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是一种阶级反抗阶级的争斗，这种争斗一经表现达到极点，就是指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此外，一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的社会，最终的解决，流于横暴的抗争，流于人与人的大冲突，此事还用得着惊讶么？大家不能说社会运动将政治运动除外，没有一种政治运动同时不又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只有等到一种制度中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对抗，然后社会的发展不复为政治的革命。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所有早前每种普遍的社会新改造当以下面一句话为社会科学最终之语：
　　‘努力争斗，否则即是灭亡；拼命血战，否则归于乌有。’这个问题是如此残酷提出来的。”（见同书一六三至一六四页。）马克思此书的结尾一语是引用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的，由此可以表现他的思想和普鲁东的是如冰炭之不相容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是用法文做的，至其理由就和他向一个友人所表示的一样，“因为我是要对付一个法国著作家。”（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一卷八三○页，《马克思论普鲁东》。Marx über Proudhon）他当时以为运用他新近造成的唯物史观说的利器，去推翻普鲁东乌托邦的唯心论，而又用法文刊布出来，必能引起世人——特别是法国人——的注意，而予普氏以绝大的打击，使他不能再以闭户虚造的臆说去蛊惑无产阶级的听闻。然后来的结果几乎全与预期的相反。因为“这种著作虽辟出新途径，然对于当时的人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就知道此书的讲，他在德国著作物中没有引起注意，否则也是没有引起和他的价值分量相等的注意，至于在法国，此书未尝摇动普鲁东的声誉，普氏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还是不断地增加起来了。”（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六页。）此事的原因当分别来看：马克思最新颖的学说不能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一半是由于当时的学者不能够懂得这种学说，一半是由于他们不愿意懂得这种学说。至于普鲁东所以不因此书而受影响，这大概不出森立尔（Ernest Seilliere）所说的一种理由，就是，“普鲁东的名望所以超越他那过去的真实本色而残存几时，这是因他一派的人即刻忘记了〔他的〕矛盾之点，他自己在一八四八年对于这些矛盾点似乎也忘记了。自大众看来，他是一个唱〔财产是〕贼赃的人，他是有产者的仇敌。”（见森氏《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卢梭，普鲁东，马克思》德文译本第二卷二一九页，一九○七年柏林出版。Der Demokratische Imperialismus．Rousseau—Proudhon—Marx）
　　马克思批评普鲁东的著作，在当时虽未能发生很大的影响，然其议论的尖刻殊使普氏难堪，因此他们两人的友谊遂因此书的出现而告终了。马氏在《神圣家族》中固尝赞扬普鲁东，称“普氏《财产是什么？》一书对于近世经济学的重要，和西耶（Sieye）的《第三阀阅是什么？》（Qu’est ce que le tiers etat．？）对于近世政治学的重要是相等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一二七页，）称“他的著作是法国资产阶级一种科学的宣言。”（见同书一三八页。）迄马氏著《哲学的贫困》，他对于普氏一变前此的论调，而加以严格的批评，并且终其身未尝改变这种态度；世人颇以此非难马氏，因其前后不一致。其实马克思对于普氏著作所持的论调，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批评，并未尝杂入私人喜怒的念头，更未尝随波逐流去评蔑普氏。马氏于一八六五年应《社会民主报》（Sazialdemokrat）的请求对于普鲁东下一种批评，他一方面固仍然承认普氏“《财产是什么？》为他的最佳著作”。（见《哲学的贫困》前面《马克思论普鲁东》二五页。）另一方面，他概括《哲学的贫困》对于普氏的批评，加以说明道：“上面的批评虽十分严厉，然我至今犹承认其中每一个字是对的，可是同时有一点是当注意的，就是当我宣布普鲁东的书为小有产者社会主义的经典，并且以理论证明这一点时，普氏尚被一般经济学者和社会主义者斥为激烈的革命家。因此我后来对于那种责备他‘背叛’革命的狂呼声，从不表示同意。”（见同书《马克思论普鲁东》三○页。）我们看了马氏这一段话，可以知道他的批评的态度是十分严正了。
　　考茨基谓“马克思有两种著作对于经济学的发达是特别重要的；其一出现于他研究经济学的初期，其他出现于他研究经济学的末期。”见《新时代杂志》第四年度一五页，考氏《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Das Eldng der Philosophie”und “Das Kapital”)马克思这两种著作就和考氏的题目所标的一样，即《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哲学的贫困》何以居重要的地位呢？因为马克思在此书中不独是批评普鲁东，并且还是批评全体乌托邦派的社会主义，他不独是祖述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并且还发挥他自己的历史的唯物论。他将历史与经济打成一片。所以梅林说：“马克思在和普鲁东争斗之中，对于一切乌托邦主义都完全决裂了。他提出一种不可辩驳的证据，指出社会不是人类脑袋中〔所想像〕的模型，不是贤明的或非贤明的建筑师技术的建筑，社会是一种活泼泼的有机体，而这种有机体自有其发达的定律。历史的唯物论是显然被证明为一种方法，〔应用此方法〕，不必去创造这种定律，但去发见这种定律，而三大有文化的民族中超群出众的人物向来徒然绞脑浆，耗心血，力求解决的问题，〔至此〕布满一道新的光芒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六页。）
　　马克思寄居比京，除掉研究经济学，从事著作外，还致力于团体的组织，报章上的鼓吹，共产主义的通信和演讲等等，他于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写信给黑维说：“我们在此处已经创设了两个民主主义的团体。一为德意志工人联合会，（Deutscher Arbeiterverein）已经有一百会员。会中和议会一样讨论一切问题，此外又有公共娱乐的谈话，唱歌，雄辩和演剧等等，二为一个小小的国际民主协会，（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比利时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德国人都加入其中。你要是再来时，你将看见在小小的比利时，即就直接的宣传事业而论，比在广大的法兰西要忙得多。此外，我相信公开活动的范围虽小，然其效力使每个人有无限振作〔的精神〕。”（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四四页。）马氏最后数语可以表现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社会运动家，所以他能使比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勃勃有生气。梅林谓：“他在布鲁塞尔亡命三年，使比国都城变为一种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点。”（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八页。）由此可以知道人物的力量了。
　　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是一八四七年八月底成立的，当此会未成立之前，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是完全孤立的，自此会成立后，他们便构成一种势力了。（参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三九七页，列特闹的《马克思杂录》。Max Nettlatu：Marxanalekten．）至于民主协会是由这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开的一百二十人的国际公宴产生的。然此会的起源颇有一重黑幕，就是波恩斯特和洒列（Seiler）这些妒忌马恩两氏的德国人特发起此会，以与他们所创设的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对抗，想借此减少他们的势力。马克思当时不在布鲁塞尔，只有恩格斯前往预会，他代表德国人加入预备委员会中，且被推选为副会长。恩氏至异日才知道波恩司特等的阴谋，他即刻揭穿出来，于是后者因事情败露，无所施其技了。同时他又因自己须前往巴黎活动，不能担任会中职务，乃写信给民主协会的主要人物约特兰，（Jotrand）荐马克思自代。至十一月七日，此会开第一次会议，密利列（Melinet）当选为名誉会长，约特兰当选为会长，马克思与伊姆柏（Imbert）当选为副会长。马氏于是月十九日曾在会中对于波兰问题作一次演讲。此会本是仿照一八四五年伦敦所创设的国际机关博爱民主社（Fraternal Demokrats）而组织的，他与伦敦的机关即刻就有联络。民主协会因十一月二十九日为一八三○年波兰的革命纪念日，伦敦的博爱民主社届时举行大庆祝，他特派马克思前往代表参加庆典，马氏于是日伦敦庆祝会中作下列的演说。

　　“各民族的联合与亲善〔这句话〕成为现今一切党派的口头禅，如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论者就是如此。在一切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本有某种亲善存在。然这是压迫者宰制被压迫者的亲善，这是掠夺者宰制被掠夺者的亲善。一国资产阶级中的各分子虽互相竞争，互相战斗，然这个阶级总是联合一体来宰制无产者的，所以各国的有产者虽在世界市场上互相战斗，互相竞争，然他们也是联络一气，来宰制各国无产者的，至于一切人民要真正能够联合，则他们的利益必须是共同一致的。他们的利益要能够共同一致，则现今的财产关系是必须铲除的，因为现今的财产关系构成人民中掠夺之事。铲除现今的财产关系，这只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此外，只有工人阶级才有铲除这种财产关系的方法。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对于那使现今一般人民站在仇敌地位上的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之胜利。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符号。
　　旧波兰灭亡了，我们为希望其复兴的后起者。然不仅是波兰是灭亡了。旧德意志，旧法兰西，旧英吉利以及全部旧社会都灭亡了。可是旧社会的损失不是对于旧社会一无所有的人们之损失，而在现今各国中大多数的群众就是这种人。他们还因旧社会的灭亡而大有所获，因为这种旧社会的灭亡成为构成一个无阶级对抗的新社会之条件。
　　在一切国家中，只有英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最发达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者对于英国有产者的胜利，是一切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胜利所由取决的。因此波兰的解放不在波兰，而在英国。因此你们民权党人不必表示解放其他民族的虔诚志愿，把你们自己国内的仇敌打倒了，你们就可以怀抱一种业已打倒全社会的得意的意识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第一卷五四六至五四七页，梅林的《党史鳞爪》。Einigers zur Parteigeschichte．）

　　博爱民主社对于马克思的演说词表示极端的欢迎。他对于民主协会的答复如下：“你们的代表——我们的朋友和同胞——马克思将告诉你们，我们对于他的降临和宣读你们的演说词，是何等竭诚欢迎。大众看见你们的代表，眼睛里都露出喜悦的神光，声调中都发出欢迎的音响，并且争相握手，表示友谊。我们谨以最愉快的感情，对于你们所提议的结合，表示同意。本社自两年前以来的标语为，人人都是同胞，我们于上次创始庆祝会之际，曾赞成组织一个各民族民主主义大会，今听见你们正式作同样的提议，我们非常欣喜。君主的计谋策略是必须由人民的计谋策略去相抵抗的。……我们确信大家必须注意于真正的人民，注意于无产者，注意于现社会制度压迫下血汗双流的人，使普遍的同胞情谊得充分表现出来。……大家从茅舍中，屋顶房子中，地下室中，田园中和工厂中就能看见怀抱同胞情谊的人和拯救人类的人，大家并且已经看见此等人从那些地方出来到大路上了。”（见梅林的《马克思传》一四七页。）
　　马克思自参预伦敦的波兰革命庆祝会后。于十二月中旬返布鲁塞尔。他旋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对于工资劳动与资本，作一批演讲。他首先追问劳动工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劳动工资只是劳动力（按马克思当时还没有使用劳动力这个名词，这是恩格斯后来校订时改正的，）价格的特别名称，而工人的出卖劳动力，就单为着图存的缘故。可是劳动力变为商品，这并不是自古以来即如此的，马克思追溯其历史道：“劳动〔力〕并不是永为一种商品。劳动也并不是永为工资劳动，这就是说，〔不是永为〕自由劳动。奴隶并没有将他的劳动〔力〕卖给〔他的〕主人，恰和牛没有将他的劳务卖给农民一样，奴隶连带他的劳动〔力〕一次卖给他的主人。他是一种商品，是可以由一个主人之手转给别个主人的。他自身是一种商品，但〔他的〕劳动〔力〕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卖去他的劳动〔力〕的一部分。他并没有从地主取得一种工资：乃是地主从他取得一种贡品。农奴隶属于土地，他以土地上的收获物纳诸地主。反之，自由劳动者卖掉他自己，并且是零零碎碎卖掉的。他一天一天将他的八点钟，十点钟，十二点钟，或十五点钟的生命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拍卖给据有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人，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隶属于一个所有人，也不隶属于土地，可是他每天生命中的八点钟，十点钟，十二点钟，或十五点钟，却隶属于购买这种点钟的人。工人可随时离开那雇用他的资本家，资本家若不能因工人而获得利益，或获得预期的利益，他也可以随时斥退工人。可是工人唯一的收入泉源既在出卖劳动〔力〕，所以他要是不愿意断送他的生存，他就不能离开那雇主的全阶级，即资产阶级。他不是隶属于这个或那种有产者，而是隶属于资产阶级；他的事业是替自己找一个人，这就是说，在这个资产阶级中找一个主顾。”（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一九页，一九二一年柏林出版。Lohnarbeit und Kapital．）
　　马克思既说明了工资劳动的特质，他于是进而考究工资是怎样决定的。他说：“通常支配商品价格的普通律也自然支配劳动工资，即支配劳动的价格，劳动工资因需要与供给的关系，即因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来与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间的竞争，而或涨或跌。劳动工资的涨跌通常与商品价格的涨跌是相符合的。可是在这种涨跌的范围之中，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决定的，是由生产劳动〔力〕这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生产费自身又是什么呢？就是维持一个工人的生计和教育他成为工人所必需的费用。因此一种劳动所需的教育时间愈短，则这种劳动者的生产费愈少，而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劳动工资——也愈低廉。在那些几乎无需学习时间，只要工人运用体力的产业部门中，工人的生产费几乎只限于维持他适于工作的生命所必需的商品。因此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可是此外还有一应注意之点。当工厂主人计算他的生产费以及由此计算生产物的价格时，他把劳动工具的损耗加在里面。例如一架机器要费一千法郎，能应用十年，他于是于每年商品的价格上加算一百法郎，庶几于十年之后，可以用一架新机器去更换成为废物的旧机器。工人繁殖子孙的费用也当同样计算在单纯的劳动〔力〕的生产费中，工人的子孙繁殖起来，便可以用新工人去代替衰老的工人，所以工人的衰老也要像机器的损耗一样计算起来的。因此单纯劳动〔力〕的生产费等于工人生活费用和繁殖子孙的费用。这种生活费和繁殖费的价格构成劳动工资。这种最小限度的工资和商品因生产费而决定价格一样，不是就个体说的。而是就全体说的。单个的工人所入不能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的，总是以百万计；可是全工人阶级的工资在涨跌的范围内，是等于这种最小限度的。”（见同书二三至二四页。）
　　马克思讲过劳动工资之后，接着就讲资本。他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以为：“资本是由各种用作生产新原料，新劳动工具，和新生活资料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而成的。所有这些成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都是劳动的生产物，都是蓄积的劳动。储蓄的劳动用作新生产的资料，是为资本。”（见同书二四页。）这是将生产工具与资本混为一谈。马克思反驳道：“一个黑奴是什么呢？是一个属于黑种的人，这种说法和上面的说法是半斤与八两。一个黑人只是一个黑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奴隶。一架棉花机只是一架纺棉花的机器。要在一定的关系之下，他才变成资本。他一离开此等关系都不是资本，恰和金子自身不是货币、沙糖不是糖价一样”。（见同书二四至二五页。）“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见同书二五页。）“一种定额的商品，一种定额的交换价值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就因他和直接的生劳动〔力〕相交换，使自身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即社会一部分的势力——并且繁殖起来。一个除工作能力外一无所有的阶级之存在，这是资本一个必要的前提。蓄积的，过去的物质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生劳动，这才使蓄积的劳动变成资本。资本的成立不在使蓄积的劳动用作生劳动从事新生产的资料。资本的成立乃在使生劳动用蓄积的劳动保持并且增殖其交换价值的资料。”（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
　　工资劳动与资本的本质既如此，马克思再进而说明两者的关系：“资本要与劳动〔力〕相交换，要使工资劳动出现于世，他才能够增殖。工资劳动者的劳动〔力〕要使资本增殖，要使那种奴役他的势力日趋强大，他才能够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殖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殖。有产者及其经济学者以为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这是真的呀！资本如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资本如不掠夺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资本要掠夺劳动〔力〕，他必须购买劳动〔力〕，所以投于生产中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殖愈速，则产业便愈繁盛，资产阶级便愈富足，营业便愈顺利，而资本家雇用工人便愈多，工人出卖自己也愈贵。因此工人维持一种适宜的状况不可少的条件，是使生产资本尽量地迅速增加。但生产资本的增加是什么呢？就是蓄积的劳动对于生劳动势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支配权的增加。当工资劳动生产那支配自身的和属于别人的财富时，当他生产那敌视他的势力——即资本——时，雇用资料——即生活资料——在一种条件之下从这种势力流回给工资劳动，就是他使之从新变成资本的一部分，使资本在一种加速的运动中从新繁殖起来。〔所谓〕资本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相同，就只是指：资本与工资劳动是同一关系中的两面。这一方面与那一方面互为条件，恰和盘剥重利者与浪子互为条件是一样的，工资劳动者在做工资劳动者之际，他的命运总是悬在资本上面的。这就是说得很起劲的工人与资本家利害共同之点”（见同书二八页。）
　　在实际上工人与资本家的利害不独不是相同的，而且是相反的，因为工人的工钱与资本家的利润立于反比例的地位，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应得的份子——即利润——之上升，与劳动应得的份子——即工资——之下降，是在同一比例中的。反之，资本应得的份子之下降为劳动应得的份子之上升，也是在同一比例中的。利润以劳动工资下降的同一程度而上升，以劳动工资上升的同一程度而下降。”（见同书三一页。）“资本的迅速增加即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要劳动的价格——即相对的劳动工资——迅速下降，利润才能够同样迅速增加。实际的劳动工资虽与名目上的劳动工资同时上升，虽与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上升，而相对的劳动工资是可以下降的，且这种上升不是与利润的上升作同一比例的。例如在营业顺利的时候，劳动工资上升百分之五，而利润则上升百分之三十，因此相对的劳动工资不独没有上升，反下降了。所以工人的收入虽跟着资本迅速的增加而增加。然那使工人与资本家互相分离的社会鸿沟同时愈弄愈宽了，而资本支配劳动的势力，以及劳动倚赖资本的程度也同时增加了。〔所谓〕劳动者对于资本迅速的增加有一种利益，这不过是指工人增殖别人的财富愈速，他获得的残羹剩菜愈好，雇用并且引出的工人愈多，而倚赖资本的奴隶集团也可以愈加增殖。因此我们已经看见：即使工人阶级处于最顺利的状况中，即便资本的增加极为迅速，因而工人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然工人利益与有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对抗是没有消灭的。利润与劳动工资始终是站在相反的关系上。”（见同书三三页。）
　　可是生产资本的增加，未必就是劳动工资的增加，且有适得其反的趋势，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资本如果大体增殖起来了，便有一种多方面的劳动蓄积出现。资本家的数量增加起来了。资本家的增加使他们彼此间的竞争增加。……一个资本家要以廉价出售〔他的商品〕，他才能够将其他资本家逐出战场，夺取其资本。他要以廉价出售〔商品〕而又不使自己破产，那他必须廉价生产，就是〔他必须〕尽量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可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尤在更精密的分工与各方面都应用机器，并且时常加以改良。”（见同书三四页。）“更精密的分工使一个工人做五个，十个或二十个工人的工作：因此这种分工使工人中间的竞争增加五倍，十倍或二十倍。工人不独是彼此竞争，以廉价出卖自己；他们并且是一个人争做五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的工作；那因资本引起的并且时常增进的分工强迫工人从事这种竞争。还有一层，分工愈进步，则劳动便以同一程度愈趋于简单。工人的特别技能没有价值了。他将变成一种简单和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且用不着〔很大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伸缩力。他的工作将成为人人可做的工作。于是一般竞争者从各方面来压迫他，此外，我们还当记着，劳动愈简单，愈容易学习，则劳动所需的生产费便愈少，而劳动工资也愈下降，因为劳动工资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决定的。”（见同书三七页。）至于“机器且以更大的规模引起同一影响，机器使不熟练的工人排挤熟练的工人，使妇女排挤男子，使小孩排挤成年人。在新应用机器的地方，则大批的手艺工人被其投闲置散，在机器改良进步的地方，则小群的工人被其斥退了。”（见同书三八页。）“我们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则分工与应用机器之事愈扩充。分工与应用机器之事愈扩充，则工人中间的竞争愈大，而他们的工资也愈下降了。“（见同书三九页。）
　　然生产资本一经增加，生产规范一经扩大，不独工人阶级中的竞争日趋激烈，而这个阶级的人数也日见增加了，所以马克思说：“此外，工人阶级还从社会的各上层招致〔一批人〕：一批小企业家和收取租金的小债主降入工人阶级，这些人除掉伴着工人的手臂而献出他们的手臂外；无能为力。因此那因要求工作而向空中伸展像树林一样的手臂一天增多一天，而手臂自身却一天消瘦一天。在〔产业〕战争中，从事于规模日趋宏大的生产——就是做大企业家，莫做小企业家——是〔成功的〕第一等条件之一，小企业家在这种战争中站不住脚，这是自然的。资本的数量一经增加，则资本的利息以同一的程度而下降，因此小债主不复能靠租金谋生，他自己必须投身于产业中，而入于小企业者之列，因此又使无产阶级增加人数，此等事情是用不着多所说明的。”（见同书三九至四○页。）
　　可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所弄出来的弊端还不至此，我们再看马克思最后的结论就知道了：“末了，资本家为上述的运动所迫，对于业已庞大的生产工具，在更大的规模上，从事掠夺，为着达到这种目的，又开满信用的一切弹条，于是〔产业的〕地震便以同一程度而增加，——在这种地震之中，商业界要牺牲一部分财富，一部分生产物，甚至于一部分生产力，才能够保持得住——总说一句，危机增加了。此等危机是愈出愈多，并且愈出愈厉害，因为生产物的数量增加，扩充市场的欲望也依同一的程度增加，而世界市场却日见缩小，可供掠夺的新市场日见稀少，且每一次出现的危机使尚未被征服的市场或受商业掠夺尚浅的市场，都隶属于世界贸易〔的领域〕之下。然资本不仅只是靠劳动生活着。一个有体面而同时又凶恶的主人把他的奴隶全队工人的尸身——即在危机中被牺牲的——同自己一齐投入坟墓中。因此我们看见：资本一经迅速增加，则工人中的竞争更是无限地迅速增加，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雇佣资料，生活资料，以同一比例愈加减少，虽是这样，然资本的迅速增加因为工资劳动最顺利的条件啦。”（见同书四○页。）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关于经济的演讲，本来很多，据一八四九年四月他在《新莱茵报》所发表的绪论看，共分三大类：“一为工资劳动对于资本的关系，以及工人的奴役和资本家的统治，二为中等阶级和农民等级在现制度底下不可免的灭亡，三为欧洲各民族受世界市场的魔王英国资产阶级商业上的宰制与掠夺。”（见同书一六页。）这本是《新莱茵报》登的论文题目，但是以马氏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演讲词为蓝本的。（参看同书七页。）不幸这种演讲词才登至工资劳动与资本，《新莱茵报》即遭封禁，而马氏的遗稿中又不见此稿的续篇。然单是就这一部分看，我们已可窥见马氏在二十年后所著《资本论》的雏形了。这种演讲词是一中极有价值的宣传文字，所以考茨基说：“我们的通俗著作增加的很多，但至今还没有看见一部书简单明了而又具有科学的敏锐，比得上这种著作的。此书〔的出现〕虽将近六十年，然他作为引导有思想的工人研究经济学的媒介，是没有〔一书〕能胜过他的。他已经供给无数无产者以一个钥匙，使他们得打开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他们阶级地位之门。”（见同书考氏序言五页。）
　　马克思于此次演讲之后，至一八四八年一月九日复在民主协会讲自由贸易。他所以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正自有个原因。英国自一八四六年取消限制谷类入口的条例以后，欧洲大陆的谷类可以自由输入英国。于是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即到大陆来高唱自由贸易之说，并大施运动，想借此使英国工业品得自由输入大陆各国，于是有一八四七年九月布鲁塞尔国际大会的举行。当时预会者有数百人之多，英，法，德，美，俄，意，比，荷，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瑞士等国都有代表出席。马克思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他于此会开会时曾亲自参加，并曾列名于演说者之中；可是会中托辞演说的人数太多，不使他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因此马氏特在民主协会宣布他的主张。
　　马克思首先说明英国取消限制谷类入口条例为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获的最大的胜利，而倡自由贸易论的工厂主人所标的廉价食物与高工资之说，则纯是欺人之谈，因为他们的真意所在，不外借自由贸易输入廉价的食物，因廉价的食物而减少工人的工资，增加自己的利益。他的结论是：“总看起来，自由贸易在现社会状况之下是什么呢？是资本的自由。你们要是把那束缚资本自由发达的一点国家限制打破了，你们便使资本充分地活动自如。你们使工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一日继续存在，那么，无论商品的交换是如何行于最顺利的条件之下，总有一个掠夺阶级与一个被掠夺阶级的存在。一般自由贸易论者的幻想是以有利的方法应用资本，会使产业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间的对抗消灭。他们的臆说是令人真正难于索解的〔其实此事〕完全是相反的。此事唯一的结果是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愈趋于明了。”（见马氏《哲学的贫困》附录一八五页。）
　　马克思虽明知无论自由贸易也好，保护税则也好，工人总是获不到利益的，然他却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为什么呢？他说：“就大体讲。现在保护税制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则有破毁的效力。这种制度破除从前的国别，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达到顶点。总之，自由贸易制度促进社会革命。诸君啊，我只在这种革命的意旨上才表同意于自由贸易。”（见同书一八八页。）
　　马克思赞成自由贸易唯一的理由是因其可以促进社会革命，可是他对于这一点说得很简略，不若恩格斯替他解释的详尽，恩氏说：“他以为自由贸易是近世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状况。只有在自由贸易之下，蒸汽，电力，和机器庞大的生产力才能够充分发达出来，这种发达愈速，则其不能免的结果之出现便愈早，并且愈充分，〔所谓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社会分裂成为两个阶级，此方是资本家，彼方是工资劳动者；此方是世代相传的财富，彼方是世代相传的贫穷；供过于求的剩余，市场的疲敝，不足以吸收那有增无已的大量工业生产物；于是有一种时常循环出现的兴盛，过量生产，危机，恐慌，迁延的停滞，和营业的逐渐复元；这种复元不是一种长久的好现象，不过是临近眉睫的和重新再演的过量生产及危机的一种指标罢了；总说一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于伟大，而加诸这种生产力的社会组织，对于这种生产力变成不能相容的桎梏，于是只剩着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一种社会的改造使社会的生产力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真正的生产者——即大多数的群众——从工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自由贸易对于这种历史的发达，是一种自然的和经常的气压，是一种经济的媒介，而这种不可免的解决条件是以极速的步骤在这种媒介中实现出来的——马克思赞成自由贸易，就是为着这个缘故。”（见《新时代杂志》第六年度二九○至二九一页，恩氏《保护税则与自由贸易》。Schutzzoll und Freihandel．）
　　我们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志同道合，见解完全一致的人，然马氏此次演说词是赞成自由贸易，而恩氏半年前在《德文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上所发表的《保护税制或自由贸易制》（Schutzzoll-oder Freihandelxxystem）一文却赞成德国采用保护税制，岂不是他们的意见显然互相冲突么？其实不然。马恩两氏对于这两个问题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立论的，不过前者是就英国的情形讲的，是就一般的状况讲的，后者是就德国的情形讲的，是就特殊的状况讲的，所以他们的议论在表面上不一致。倘若他们易地而观，则马克思将赞成保护税则，而恩格斯将赞成自由贸易；我们试把恩氏的话引出一段，便可以发现他们言论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恩氏说：“德国的资产阶级既如上文所述，需要一种保护去抵抗外国，以便铲除封建贵族中世的余烬，和出自‘天恩’的近世……〔空点处当系指王室〕，使本阶级固有的本质得发展出来，而工人阶级对于那扶助资产阶级获得权势的事也有一种利益。要等到还只剩着一个掠夺和压迫阶级——即资产阶级——要等到贫穷与困苦不复能够将那个〔贵族〕阀阅或不受限制的王室及其臣僚写在账簿上；于是最后决绝的争斗，有产者与无产者的争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争斗，才会出现，到了那个时候，一切无用的障碍，每种使人迷途的附属物都从战场上除去了，两个对敌军队的阵地是一目了然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三一页。）我们看了恩氏这一段话，便知道他赞成德国采用保护税制，正在借此使德国资产阶级早日获得权势，因之促进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的用意与马克思的是丝毫不相背驰的。还有一层，马克思在讲自由贸易之前，对于保护税则曾作过一次演讲，虽则此项演讲稿遗失一部分，然就魏德迈所发表的残留部分（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九年度一卷七九五至七九六页，《马克思论保护税则》。Marx über den Schutzzoll）看。马氏因说明李斯特及其学派要求德国施行保护税则，“他们是愿意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得以扩充。”（见同书七九五页）。可见他和恩格斯一样看到保护税则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他在此处虽未推出恩氏那样的结论，然他们两人的意见是绝对不相冲突的。
　　马克思在比京组织团体，从事讲演，这是他热心于实际运动的一斑；然此等团体的人数都很少，且均于马氏居此的最后数月才发生，故无甚实力可言。但马氏因为最初两年还没有达到煽动（Agitation）时期，所以他的视线不集于此，却注在文字的宣传，与国外的联络上面。不过他和恩格斯在当时并没有机关报，所以连文字上的宣传，也是要寄人篱下的。他们在一八四七年以前的作品大概借德国几种稍微接近的报纸——如《威斯特华伦汽船杂志》，《社会镜》等等——发表的；至一八四七年年初，波思司特在比京创办《德文布鲁塞尔报》，每星期出版两次，他们才得就近遇着一种发表言论的机关。梅林谓马克思“及其朋友于一八四七年春季逐渐据有此报，至是年年底，他们便完全将此报操在手掌之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七六页。）可是按之实际，梅氏的话也不尽然，因为至一八四七年八月马克思对于《德文布鲁塞尔报》的影响虽较前增加，然他却始终不能操纵此报，波恩司特不独于九月间尚刊布海村反对马恩两氏的批评，并且还暗中结合一班人反对他们，（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六四至七○页，）由此可知波氏与他们并不一致，且不乐为所用了。情形虽如此，然马恩两氏在此报所发表的论文却是很多的。马克思所发表的，为反对格林的宣言，批评《莱茵观察报》（Rheinische Beobachter）的共产主义，（与恩氏合作之品，）对于波兰问题的演讲词，批评海村的一篇大文章，以及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多篇。
　　至于马克思居比国时活动的成绩，当推其向国外联络为最可观，而其向国外联络最有效果的，不在与英国民权党人或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亲交，也不在与法国社会民主派的接近，而在与当时国际组织的共产党结合。我们要叙述此事，必先说明共产党起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