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二章 文字生涯



  我们刚才说,马克思革命活动的余波至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共产党宣告解散时,才正式平息。其实他和恩格斯自一八五○年九月与威里系,侠白尔一派决裂,并退出德意志工人体育联合会后,他们在伦敦的活动便大半停止了。恩格斯的父亲令他离开伦敦的亡命客,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任事,他没有听从。本拟恃卖文为活,但在伦敦找此项工作,未能成功,遂于一八五○年底返曼彻斯特,仍就他父亲的棉花工厂书记的职务。然恩氏此举并不是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因为他既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又没有室家之累,即使一时在伦敦找不到文字工作,尽可坐待时机,或另向他处活动,正不必急急于从事他向来所痛恶的“狗商业。”恩氏此举完全是为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爱惜人才,完全是为维持马克思的生计。他深知马克思是无产阶级卓绝的理论家,是共产党唯一的指导者,此时眼见马氏一家数口,嗷嗷待哺,若不下大决心,牺牲一己的前程,获钱以接济马氏,则马氏为生计所困,无暇从事于研究和理论的工作,这便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计算不清的大损失,所以他毅然投身于商业界中。他这种牺牲精神,真是值得我们称许!博文兴说:“恩格斯为着他的精神上的同志,将他所能够牺牲的一切东西都牺牲了;他的作工和生活只是为着马克思。”(见博氏《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与要求》三七页,一九二○年出版。)博氏此语将恩格斯以后的生活史都概括起来了。
  至于马克思本来是一个极好学的人,他虽频年奔走革命,仍旧是要偷闲读书的。他此时既不复作革命的活动,对于学问的研究便更加专一。他于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写信给维德梅耶说:“我大概从早晨九点钟起至晚上七点钟止,都在大不列颠图书馆。我所预备的材料分类甚多,在六星期以至八星期之前,无论如何努力,不能告竣。”(见《新时代杂志》二十五年度二卷五四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资料》。他所指的材料是为他的经济学著作搜集的。
  可是马克思虽想潜心学术,面壁十年,然恩格斯的接济不足以赡养他的全家,饥来驱人,他又不得不顾及生计问题。他要于解决此问题时又能兼顾到学业一方面,最好是靠文字谋生。但德国的书店都知道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不敢收受他的著作,至于德国那些力能聘请驻外通信员的大报馆,不是他们不愿意邀请他,就是他自己不愿意加入,因此他的砚田竟遇着凶岁了。好容易等到一八五一年八月初间,才获得《纽约特里标报》驻英通信员的职务,借此取得一种经常的收入,去救济啼饥号寒的家室。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格里列(Greeley)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创办的。当时美国人士颇趋向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而此报即为傅立叶主义运动的中心点。他在政治上,是代表美国辉格党(Whigs)左派的。(自一八五六年以后,则代表新建的共和派。)一八四八年,报馆的编辑员德那游历欧洲,十月至柏林,旋转赴科隆,并造访马克思。德氏于异年三月回国,升任报馆主笔,至一八五一年下半年,即聘请马克思为驻伦敦的通信员。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当时是美国一种最大的报,当极盛时,每日销数达二十万份。他的收入既丰,资本又甚雄厚,所以论他的力量,对于名人的作品是可以出优厚报酬的。他和马克思所订的约是每次通信或每篇论文酬英金两镑,每星期以两次为限。这种报酬本不算十分菲薄,不过此报却以英金五百镑请一位记者名泰利(Tayler)的,往印度当通信员,泰氏的稿件不独不及马克思的优美,数量也较少,而报酬反较多,报馆对于通信员的待遇已经是不平等了。
  马克思的稿件尝由《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社论登出,由此可以证明他的文字的价值;他自己希望每稿至少须得英金三镑,但不独不能如愿相偿,即原来约定的数目,也是有名无实。因为报馆中人对于他的稿件,合意的就登出来,按件给值,不合意的就按下不登,也不给报酬。德那于一八五六年六月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对于马氏所寄的大斯拉夫主义的十四,五篇论文不能登载,又说马氏的论文放在他的桌上不能登的,约有二十篇。马克思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德那君自三星期以来,将每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寄给我,他的用意显然是在表示此报对于的我的稿件不复登载。……我对于普鲁士,波斯,奥地利的论文,都被弃登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一三八页。)他于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复报告恩氏说:“近六星期以来,你的论文和我的论文都没有被采用。”(见同书同卷三一二页。)至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五日,马氏又告诉恩氏说,《纽约每日论坛报》于三篇通信稿之中,或登出一篇,或连一篇都不登,这是常例。按件计值的工资劳动者被人任意虐待的苦况,马克思真是亲身经历了!
  但是在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允许的按件给值的权利也没有享到。他于通信七个月之后,按照登出的稿件计算薪水,每次信或论文只合英金一镑。他写信问德那,烦什么他的已登稿件只取得原约的半价,德那回信说,依照常规,此等通信是这样报酬的,他自己受了报馆所有人的嘱咐,必须关于时事问题而具有兴趣与革命危机性质的通信,才予以加倍的报酬。
  然当马克思用心作一些关于时事问题论文送去时,不独得不到加倍的报酬,简直是一文不值。他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关于拿破仑的预算表,其他暴露之点是会逐渐出现的。我在半年前,对于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很精细的论文,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此报的一班驴子竟没有登载,他们是何等聪明啊。这种人都是些驴子,大凡论文如果不合于‘时事问题’这个名词最无聊的意义,他们就视为没有趣味,向旁边一丢,等到后来,这种事件一为世人所注目,他们才把那无意识的东西合编起来。(见同书同卷二六四页。)
  此外,《纽约每日论坛报》报酬马克思还有一种苛刻,就是,德那有时对于马氏的整篇通信只登出三分之一,他即按三分之一给值。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K.Marx’s ökonomische Lehren)一书(第五章的注脚)述及英国一个石工因石头炸裂,被抛入天空中,当领取工资时,他在天空中白花去的一刹那间的工资竟被扣去。此事至今传为笑谈,因其充分表现资本家对待按时计值的工资劳动者刻薄的情形。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按件计值的工资劳动者的待遇,也可与之媲美。这两件事在工资劳动史上可算是互相辉映了!
  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待马克思的刻薄情形并不单在报酬一事。报馆通信员享有看报的权利,这是一件当然的事。但马克思连这种权利也被剥夺了。他在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德那自三星期以来,将每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寄给他,细玩他的语气,可以知道三星期以前德氏未尝寄报,只因别有作用,才有此豪举。马氏于一八五五年五月十六日致恩氏的信中又说,他从克洛士(Cluss)处毕竟又见着几张《纽约每日论坛报》,由此更足以证明他自己的家中没有此报。马克思本是这个自诩为欧美两洲唯一报纸的柱石,本是这个销数达二十万份的报纸有名的记者,毕竟受报馆这样的待遇,我们对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除掉赤条条的利益,除掉无情的‘现金支付’以外,再也没有留着别的维系物”的话,虽欲不信,也不可得。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主笔德那把马克思当作工资劳动者,(其实德氏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劳动者,)任意宰制,还不止上述两事。德氏对于马克思的通信,如认为无关重要的,就将其登入报上不重要的栏中,下面署着马氏的姓名;如认为关系重要的,便登在报上最重要的栏中,作为社论,下面并不署名,使一般读者相信这是纽约编辑部所作的论文。马克思对于这种掠美的事曾向德那提出抗议,但德氏回信说,他们对于这种办法不能加以改变,否则读者知道社论来自外方,殊有损于报馆的威信。因此马克思愈加出力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他的姓名便愈少出现于报上的机会。他对于此事自然不能承认,但他的态度又不能过于强硬,以致危及自己的生活,因向报馆提议,凡他所供给的稿件,馆中如要替他署名,即须全体署名,否则宁可一概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采用马克思的第二个办法,从一八五五年四月起至一八六二年马氏脱离报馆时止,凡他的稿件都不署名了。因此后人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论文,既不容易分出那些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
  然德那对于马克思所供给的论文不独是剥夺他的署名权利,并且还任意加以改窜或割裂。恩格斯于一八五五年春季作了一批关于大斯拉夫主义的论文,由马克思寄出,《纽约每日论坛报》于横加改窜之后,登出一篇,但原文反对大斯拉夫主义的本意却完全丧失了。恩氏所作的《德意志与大斯拉夫主义》的论文,也被此报的编辑部裂而为二,并任意加些材料,作为社论登出,一名《欧洲的争斗》,一名《奥地利的弱点》。德那和编辑部的人做出这种无聊的事,已是“文人无行”,但他后来还要摆出主笔先生的架子来责备马克思。他在一八六○年三月八日致马氏的信中说:
  “我请你替《纽约每日论坛报》通信,几乎在九年之前,这种职务你一起继续到现在。你替我们通信很有常规,就我的记忆所及,你没有间断过一星期;在我们的报馆中你不独是一个最受尊敬的记者,并且还是一个薪水最优的记者。我只有一桩事觉得你的作品是可訾议的,就是,你对于一种美国报时常呈出一种过于袒护德国的论调。你对于俄罗斯和法兰西都呈出这样的论调。讲到俄皇主义和拿破仑主义的问题,我有时觉得你对于德意志的统一与独立,露出一种过大的兴味和过甚的忧虑。在最近意大利战争中,这种态度或者还要更加显著。关于对意大利民族表同情一事,我和你完全同意。我和你一样不信任法皇有什么诚意,我和你一样不相信意大利的自由系于法皇;但我不相信德意志像你和其他爱国的德人所想像的一样,有什么实在的理由可以引起恐慌。
  我必须再说一桩事,就是,凡你经过我手中的著作时常对于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露出极大的休戚相关的态度,你有许多作品是用来直接达到这种目的的。”(见《佛格特先生》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我们参照以上各节所述的事实,可以知道德那信中称马克思为最受尊敬和薪水最优的记者一句话完全是虚伪的。至于他认马氏为袒护德意志的爱国主义者,更属无稽之谈。马克思是提倡国际主义的,他所注重的是“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他决不致因自己偶然生在德意志,即盲目地去拥护德国,“呈露一种过于袒护德国的论调。”
  讲到俄皇主义与拿破仑主义,正是当时欧洲的两个恶魔,因为他们对于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包藏祸心,肆行压迫,这自然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参看本篇第四章。)德那自己既已承认对于拿破仑主义与马克思表同意,姑置勿论。专就俄皇主义讲,他要实行他的大斯拉夫主义,并吞土耳其,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主持舆论的人应当努力反对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于一八五三年十月犹宣言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文明人类的一切同情不在基督教徒一边,而在土耳其人一边。此报且于是年四月十二日将马克思所送的反俄罗斯的论文作为他的通信中首次的社论登出。(参看耶赞诺夫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一五四至一五九页。)但自一个抱大斯拉夫主义的记者哥洛夫斯基(Gnrowski)于一八五四年加入报馆后,德那便受了他的影响,是年三月以后的报纸论调就表现偏袒俄罗斯了。马克思于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从阿姆斯特德(Olmsted)和他的一个美国游伴处得知哥洛夫斯基(波兰人)对于德那有很大的影响,那两位同时又告诉我,说这个正直的人反对我们,你的论文没有登出,他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德那君退回我的关于多瑙河诸国(Donaufürstebtümer)的稿件,忘却将哥洛夫斯基用法文写上的批语涂去。哥氏对于我的罗马尼亚人口的统计录批道:‘所有这些数目是夸大其词,借以表见罗马尼亚民族增加之速的意思。这种数目已由事实,历史和逻辑证明为荒谬了。’我们真有面子,我们的论文将由俄国公使馆加以监察和检查,或已经这样做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一三一页。)哥洛夫斯基是否为俄国公使所收买,虽尚待证实,然他摆布德那压下马克思的稿件却是铁的事实。
  马克思的通信从一八五三年四月起至一八五四年五月止,被《纽约每日论坛报》采作社论的,就耶赞诺夫所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二卷看,共计十九篇。内中有好些是用军事学的眼光,讨论战争问题的文字。自此以后,更有不少的军事论文被作为社论登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且于一八五五年二月三日的报上很自夸地说:“本报对于战争,经常地按照军事学上的原则,加以批评的观察,使读者能从军事和政治的观点去领会一切,关于这一点,本报是美洲和欧洲一种唯一的报纸。”(见耶氏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编者弁言三二页。)可是德那自己既作不出“按军事学上的原则,加以批评的观察”的战事论文,只好向马克思乞灵,借以挂起他那“美洲和欧洲一种唯一的报纸”的招牌。他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写信给马氏说:“我们很愿意你每星期给我们两篇论文,每篇论文计英金两镑。此数合起来,每年有两百镑,这是你愿意取得的。至于论文是属于军事的性质,或为其他事项,我们让你自己探定。”(见同书同卷编者弁言四六页。)德氏此信明明是叫马克思多供给关于战争的稿件,所谓听他自行择定材料,不过是一句陪衬的话罢了。
  我们对于马克思供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论文的事已经说过许多,现在应当指明最初一年多的稿件并不是出于马氏的手笔。因为此报是一种英文报,马克思虽早通英文,但他要作英文论文,觉得自己的程度,还不能驰骋自如。所以他于一八五一年八月就此报驻英通信员职务之前,写信要求恩格斯代为捉刀,他说:“《纽约每日论坛报》出聘金请我和佛莱格拉加入记者之列。此报是北美一种销行最广的报纸。在星期五早晨(八月十五日)以前,你倘能替我作一篇关于德国状况的英文论文,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二○九页。)恩格斯于是对于德意志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一八四九年的反革命,连续作了二十篇论文,署上马克思的名字,转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至一八九六年,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将此等论文集合拢来,印成单行本,名为《革命与反革命》,署上马克思的名字;考茨基于同年将是书译成德文付印,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以为这真是马氏的作品。迨一九一三年倍倍尔和伯恩斯坦所校订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出版,发见上列这一类的信,才知道此书实系恩格斯所作。
  马克思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件至一八五二年八月止,犹完全是恩格斯代作的,后来马克思也自作德文论文,请恩氏译成英文,转寄美国。直至一八五三年二月,马氏才动手作英文论文。然自此以后,关于战争问题论文又是由恩格斯供给的,因为恩氏不独曾经入伍当兵,富于军事知识,并且身经战阵,深明韬略,他对于战局所下的批评,动中肯綮;所以他此项论文最有价值,这是马克思所不及的。
  马克思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前后历十二年,他所供给的稿件非常之多,所涉及的方面,就可以查考的举其荦荦大者,则为德国状况,英国政局,东方问题,俄土战争,多瑙河诸国的撤兵,克里米亚(Crimea)远征,西班牙革命,和中国问题等等。关于此等论文以及马恩两氏其他许多报馆的通信和杂作,已由耶赞诺夫编成《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二年》,共四大卷,不过至今还只出二大卷,即他们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六年的论文。此等论文有一部分固然富于精彩,为后来的《资本论》全部或部分引用的材料,但有一部分,便和梅林所说的一样,只是“‘寻常的报上通信,’再行刊布出来,一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不满意的。”(见梅氏《马克思传》五四○页。)我们对于此等论文的内容,不独因其篇幅繁多,没有叙述的可能,并且也因其不十分重要,没有叙述的必要。惟关于中国问题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虽大部分的材料仍未发表出来,但我们也不妨将其中已有的片段文字,和马恩两氏在这个通信时期前后对于中国所发的议论集合起来,在此依次介绍一下。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八四○年代的著作,已经时常涉及中国,如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的廉价商品就是些大炮,将中国的一切城壁都扫平了。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上说,西方发明一架机器,不到一年,中国既有百万工人失业。然他们用专篇文字讨论中国事件的,还要算是从一八五○年的《政治经济评论》二月份月评开始。他们说:
  “末了,还有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居次拉夫(Gützlaff)所带来的中国的特别珍闻。此处迟缓而有常规的过剩人口的增加使大多数人久已感受社会状况的压迫。于是英国人出来,强迫五口通商。英美成千的船舶向中国驶去,在一个短时期内,中国即充满了英美廉价的机器生产品。中国建筑在手工劳动上的工业遂屈服在机器的竞争之下。坚固的中华经历一种社会危机。赋税入不敷出,国家濒于破产,人民大批地流于赤贫,起而作乱,虐待并杀害官吏和佛教徒。这个国家已经站在灭亡的前面,有发生一种暴力革命之势。还有一种更坏的情形。在叛乱的庶民中有些人出来指明一方面的贫困,他方面的富裕,要求再行分配财产,并且完全铲除私有财产。当居次拉夫君于二十年的别离后,重与文明人和欧洲人相接触时,他听见说社会主义,便问这是什么?他在得到解释之后,即带着恐惧的声音叫道:‘我没有地方躲避这种破坏的学说么?自好些时候以来,中国暴民中有许多人恰恰宣传相同的学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相比,也许和中国的哲学对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但地球上这个最古和最坚固的国家,在八年之中,竟为英国资本家的棉花弹所破坏,已到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对于文明必定有最重大的结果——的前夕,这总是一种可喜的事实。当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下次的逃亡中由亚细亚达到中国的城墙时,即达到极反动,极守旧的保护所的门前时,谁知道他们不会看见上面大书特书:
  中华民国
  自由,平等,博爱。”(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四四四至四四五页。)
  马恩两氏所预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民国即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大革命一样,这种预言在六十二年后毕竟实现了。
  我们现在来讲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中国所作的论文。他于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已经草就两篇关于中国对英关系的论文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了。可是我们检查《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二卷,并没有发见此等文字,不知是《纽约每日论坛报》未曾登载,还是耶赞诺夫没有选入。至一八五四年三月,马氏在俄土战争一批论文的《法国与英国——希腊暴动——亚细亚》(Frankreich und England.-Der griechisdhe Aufstand.Asien.)一文中,有一段关于中国的话如下:
  “清朝皇帝倘若被迫而放弃中国本部的统治权,退回满洲,俄罗斯也许与西藏及清室联盟。中国的叛乱者——和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对于佛教已经起了一种常规的十字军,以致佛寺被捣毁,僧侣被杀害。然满族的宗教为佛教,承认中国宗主权的西藏为大喇嘛的驻在地,此处对于信仰佛教者是最神圣的。太平王如能将清朝逐出中国,他以后会与信奉佛教的满族作一种宗教战争。佛教的信仰既弥漫于喜马拉雅山的两边,英国又不赞能助中国的新朝,俄皇将站在满族方面,驱策他们反抗英国,并在尼泊尔引引起宗教的暴动。据最近的《东方新闻》(Orientpost)所载,‘中国皇帝恐怕北京失守,已令各省巡抚将皇室岁入解往满洲的发祥地和行宫所在之处,该处正在长城东北八十哩’。中国人和满洲人的大宗教战争——这种战争将扩充到印度——可以说就在眼前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三六一至三六二页。)
  这种战争完全没有实现,一因“俄国缺乏金钱,不能使所有前线一起作战,同时不能在各处引起暴动。此外,他的战绩并不显著,不足以使亚细亚感受一种大印象。”(见同书卷编者弁言五二一页。)二因太平王的势力始终没有达到北京,清室虽危而复安,没有与俄国联盟的必要。至于他所谓中国人和满洲人的大宗教战争,未免以欧洲人习惯于宗教战争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事件,其实即使太平王能够成功,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也不会有什么宗教战争跟着出现。所以他这一段文字的重要只在表现他是一个眼光四射的政论家,对于中国的时事问题已经十分注意了。
  然马克思于一八五八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发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一批论文,似乎极有价值.因为此报不独是作为社论登出,并且还加以赞扬。我们此时虽《因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三,四卷没有出版,无从知其内容,但他在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经举其梗概。他说:“我对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尚有一桩满意之事。这种糟糕的报纸自几个月以来,已经将我关于中国的一切论文(中英商业等等全史)当作社论登出,并且对于这些论文加以赞扬。但是当后来中英条约正式的原文出现之时,我又做过一篇论文,内中有几句说中国人‘现在将认鸦片入口为正当,并对之征收入口税,中国自种鸦片之事终久也会照准,’因此迟早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英国的鸦片事业,特别是对于印度的国库,将予以一种致命的打击。然德那君将这篇论文作为伦敦一个‘临时通信员’的论文登出,他自己做一篇社论,反驳他的‘临时通信员’。本星期一日,菲次择刺德(Fitzgerald)和史坦利(Stanley)在下议院中以内阁的名义,一字一句地承认我的预言了。因此我于星期二日,以‘临时通信员’的资格,作了一篇论文,嘲笑我的批评者,不过我的论调自然是有一点限制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二九九页。)
  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所作的中英商业等待全史,我们此时虽不能先睹为快,然从他是年十月八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于这一方面也可窥见一斑。“特别是关于中国方面,我将一八三六年以来的贸易情形详细剖解一下,确实知道(一)一八四四年以至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四七年英美输出的增加,证明是虚伪的,在以后十年间的平均数也差不多没有变动,同时中国对英美的输出却非常增加了;(二)五口通商和香港的占据所得的结果,不过是广东的商业转移到上海罢了。其他互市场便不足算。这种商场失败的主要根源,似乎就在鸦片的贸易,在实际上,所有对中国输入的增加往往限于鸦片的贸易;可是要破坏这一国内部的轻济组织,和他的小规模的农业等等,将费去极多的时日。”(见同书同卷二九三页。)
  马克思这一段话中包含三件事,即英美对华商业的失败,鸦片为对华输入的大宗贸易,和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富于抵抗力。他后来在《资本论》中复谈到这些问题,不是加以证明和设发挥,就是予以深刻的讽刺,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引用英国人的报告说:“‘在中国条约之后,马上就有展开我们对中国贸易的大希望,有许多大工厂是特别因此建设起来的,他们的目的在制造棉货以供中国市场的需要。……’‘结果怎样呢?’——‘糟糕透了,几乎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不相信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数目是收转来的;茶就是运回的主要品。……’”(见马氏《资本论》英文本第三卷五七二页)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述及英国本国受鸦片的流毒,因替中国吐一口怨气道:“在英国的农业区域和工厂区域一样,成年的男女工人吃食鸦片的,日见增加。‘推广鸦片剂……是好些批发商人的大目的。一班药材商视此为一种主要的物品。’(《第六次公共卫生报告》四五九页)吃鸦片剂的婴孩‘不是缩成一个小老人,就是变作一个小猴子’。(同书四六○页)我们在此看见印度和中国是怎样对英国报仇。”(见考茨基的注释《资本论》第一卷三四三页)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说道:“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生产方法的内部坚结,对于商业所发生的障碍的影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公有土地上的公社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有的形态。英国人为破灭此等小的经济组织起见,特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在印度同时使用他们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英国的商业对于此等组织发生一种革命的影响,但他所达的限度只止于借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这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联合中一个陈旧的整部分。即使如此,这种解体的工作,进行也很迟缓。英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势力,故此进程更为迟缓。此处因农业与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节省财力和时间,对于大工业的生产品遂表现一种最顽强的抵抗。……”(见马氏《资本论》英文本第三卷三九二至三九三页。)
  然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振,不仅在一八四○和五○年代如此,即在六○年代的初期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于一八六二年三月三日报告恩格斯说:“我起先告诉你,〔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没有什么大希望,此举你总还记得。最近商务部的报告证明如下:

         一八六○年    一八六一年
  香港  二四四五九九一金镑  三一一四一五四
  中国  二八七二○四五金镑  一七三三九六七
  ───────────────────────────────
  总数   五三一八○三六    四八四八一二一

  所以总输入是减少了。不过〔一八六一年的贸易品比一八六○年的〕更直接〔输入中国〕,不甚经过香港罢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五一页。)过了两日,恩氏回信说:“照你的说法,对中国的贸易还是大大增加了。据我的记忆所及,在十年以前,〔贸易〕变动的数目是一百万至三百万金镑。”(见同书同卷五二页。)隔一日马克思复回信说:“比较中国贸易状况,至一八五二年止,的确是增加了,但自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见以来,中国贸易绝比不上其他一切市场。此外,在从前的报告中,香港是作为英国的所有地,与中国分离的,所以在‘中国’项内的输入(自一八四○年以来)总是比总输入更小。自一八五九年以来〔贸易〕虽有增加,但至一八六一年又复下降了。”(见同书同卷五三页。)
  此外,马克思又常论及世界贸易破坏中国大半自给自足的生产而使之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另一方面,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一个工资劳动阶级的存在——的同一状况,使一切商品的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即按照他的发达的程度,对于每种直接自给自足,仅以剩余生产物作为商品的旧式的生产形态,发生一种毁灭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使生产物的出卖变成主要的事业,他初时暂且不侵犯生产方法的自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商业对于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等等所发生的最初影响一样。但他在安下根基之处,即破坏一切商品生产的形态,无论此等形态是建筑在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上面,还是仅建筑在出卖剩余生产物上面。他首先使商品的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的生产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一三至一四页。)
  世界商业既破坏中国旧式的半自给自足的生产而使之进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于是中国廉价劳动的竞争也不能不影响于资本主义的先进国。所以马克思说:“现在〔一八七三年〕因受了国际竞争——因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达,使全世界的工人屈服在这种竞争之下——之赐,我们〔比较工人状况的范围〕愈加推广了。现在所讲的,不复是英国的工资要降至欧洲大陆的工资水平线,而是欧洲的工资在近的或远的将来,会跌到中国的水平线。英国国会议员斯退普尔吞(Stapleton)君在选举人的面前作一种关于将来劳动价格的演说,将上面的见解发挥出来了。他说:‘当中国变成一个大工业国家的时候,欧洲的工业人口如果不降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线,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能够抵得住这种竞争。’(一八七三年九月三日的《泰晤士报》)。”(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五三六页。)
  然中国如果变成一个大工业的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当不止此,所以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日致寄居美国的索尔格的信中说:“中国的战事〔指是年中日之战〕已经予旧中国以一种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既不可能,而输入铁路,汽船,电线,和大工业等且因军事上防御的理由成为一种必要了。然小农耕种的旧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农家自行制造他的工业品——以及颇能容纳稠密人口的整个旧社会制度也要因此倾覆了。千百万人民将被投闲致散,迫得向外迁徙;他们将向外寻找途径,一直达到欧洲为止,并且将成群结队而来。中国人的竞争既是成群的,将把你们〔指美洲〕和我们〔指欧洲〕之中的事业驱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资本主义克服中国,同时将予欧美资本主义的毁灭以一种冲击。”(见《倍克·啻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四一六页。)
  我们对于马克思或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著作中涉及中国的议论已经择要叙述过了,现在要讲马氏和此报最后一幕——即脱离关系——的经过。《纽约每日论坛报》从初时起即苛待马克思,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这种情形到后来更加厉害。马氏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将受此报宰制之事告诉恩格斯。恩氏旋回信说:“《纽约每日论坛报》此次既表示决切的意思,要和你决裂,我以为你最好是向纽约其他报纸去接洽联格。《先驱报》(The Herald)或《泰晤士报》不是可以加入么?我要是处你的地位,将即刻取一种步骤,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人陷于困难的地位,一直到一切事情都弄妥为止。对付他们这种卑鄙的样子,只须顾着自己的利益,不必管他们。你如果相信一种间接的步骤较好,可举以相告,我很愿意以我的名义开始谈判,总使你不致于让步。我可以写信前去。说我很有理由相信你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不复像从前一样和睦,一种调停或是必要的等等。”(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一四一页。)
  马克思于是月二十三日回信说:“加入纽约《先驱报》是不可能的;至于纽约《泰晤士报》必须去试一试。……我将于下星期二日……写信给德那,务用一种方法把他置于他所想象为不如意的冲突上。”(见同书同卷一四二页。)至二月六日,马氏复报告恩格斯说:“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还是和我从前所见的一样。我仍然没有动笔。今天已经写了一封决决切切的信给他们,恰和我原来所写的一样,但是在他们的答复未到以前,我不完全停止我的论文的创作。”(见同书同卷一四三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本来是靠马克思做台柱,才挂得起他那“美洲和欧洲一种唯一的报纸”的招牌,他的所有人和主笔等所以敢于苛待马克思,只因他们明知马氏专靠文字糊口,可取听其摆布。不意马克思于忍无可忍之时,竟采一种强硬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表示相当的让步。马氏于三月二十四日报告恩格斯说:“我将加入另种报纸的威吓,竟发生了效力,至少也有一点效力。不管他们的语气表示如何大的友谊,然内中已显出我正确了解这些先生们的一种证据。〔他们的〕提议是:他们对于论文,无论登载与否,每星期出一篇的代价;我如送去第二篇,便有点靠不住,如果被登载,那就算是我的幸运。所以在实际上。他们将我的报酬减去一半。我对于此事表示同意,也不得不表示同意。”(见同书同卷一五○至一五一页。)
  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交涉经过后,美国的商业危机出现了。他知道事机不妙,于是年十月二十日用诙谐的语调,写信给恩格斯说:“卖文为活者的英文事业虽健全,但他们的外国主顾却不康健,他们的叫苦连天,是新鲜活现的。”(见同书同卷一九八页。)马氏的话果然说中了,他于是月三十一日报告恩氏,他接到德那两封信,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是:“因商业危机的结果,除我和泰罗外,所有欧洲的通信员都被辞退;但我现在受严格的限制,每星期只能供给论文一篇。”(见同书同卷二○○至二○一页。)
  马克思于美国商业危机经过后,每星期照常送两篇稿子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报馆大概还是只登出一篇。他于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依我的经验看来,我以为许多论文的被弃置只是一种预定的策略,要向我表示他们目前每星期尚只用一篇论文。”(见同书同卷三一二页。)至一八六○年年底,他因向报馆取得一张期票,引起后者的抗议,而他的位置又摇动起来了。他于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报告恩氏说:“我于十二月十日领得一张两个月付款的期票,计英金三十镑,他们现已提出抗议,此外,他们又警告我,一切通信以六个星期为止。……当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商业危机之际,通信才因例外减为每星期一次,这种契约久已由正式的书信取消了,德那在结算账目之中,复回到这个危机时代,这就是他的卑鄙处。他现在将近几年来没有登载的一切论文都替我扣除出来。在另一方面,仍以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的契约做标准,这是他的谬误的见解,他由此再也没有正当权力于一个半月和我断绝关系。然我却不能有何种反抗他们的举动,因为我是完全倚赖他们的。我实在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但在许久以前,我就知道这种危机是逼近了。”(见同书第三卷七页。)
  我们参照本章前面所举的事实,和马克思这封信中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认德那对待马氏是持一种友谊的态度。可是耶赞诺夫的看法却不相同,他说:“马克思时常痛恶德那。此事常是不大正当,因为没有德那在报馆所有人的面前替他主张利益,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决不能经过这样长久的日子。他和报馆的交涉总是由德那手中经过的,大家可以确切说一句,就是,不管怎么样,德那方面对于马克思的行为是对的。凡他能力所及之处,总是疲精费神去和缓马氏位置上的困难。他与马克思同时退出《纽约每日论坛报》,马氏后来才知道德那在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Max Elrath)的面前也只是一个文字苦力。”(见耶氏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弁言三三页。)
  耶赞诺夫这一段话,无论如何不能成立。德那从最初时起,即不依照他和马思所订的契约登载稿件,给予报酬,对于美国商业危机后用正式书信取消的契约,复用作结算账目的根据,他对于马克思这样的行为是对的么?这是他在报馆所有人的面前替马氏主张利益么?“没有德那在报馆所有人的面前替他主张利益,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决不能经过这样长久的日子。”这句话也许不错,不过德那要抓住马克思,为的是替做主笔的撑门面,这是出于他的自利心,并不是真正为马氏主张利益,否则他必不致表现许多卑鄙的行为。“马氏后来才知道德那在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的面前也只是一个文字苦力”。这句话更不会错,不过我们以为马克思从初时起就知道此事,并不等到“后来”,但同时也知道这个“文字苦力”是一个工头,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文字苦力,这个“工头”的利益是在替他的主人尽量剥削“工人”,借此获得主人的信任与宠遇,决不是站在“工人”方面去向主人说话,因此“工人”就自然而然地要受他的宰制与压迫了。梅林说得对:“马克思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活动,不是他所经历的艰苦中最容易的一部分;德那自己不是报纸的所有人,不过是真正所有人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的管家奴隶,这桩事不能引起每个读者达到校订者〔指耶赞诺夫〕所演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怎么样,德那方面对于马克思的行为是对的。马克思在十年的交涉中,心里从没有具一种观念,认德那为表同情于他的同事。”(见梅氏《马克思传》五四○页。)
  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交涉上去。马氏自接到那封恐吓信后,即复德那一信。他旋即起程往欧州大陆,和恩格斯通信较少,并且不复提及此事。至是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信给恩氏,说近来虽每星期送稿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没有接到德那的回信。至九月二十八日,他告诉恩氏说:“我于本星期和上星期每次送一篇论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此事能否这样进行,在□星期内便可显明出来。(我暂时每星期继续送论文一篇。)”(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六页。)一直到十月三十日,他才向恩格斯去报喜信:“〔我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系至此毕竟趋明了,我至少又获得巩固的地盘,可以立足,不致再飘在天空了。你可知道,我自从曼彻斯特回来后,一见时机顺利,又开始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每星期一次,我于最近的邮使中获得载有我头两篇论文的报纸,第一篇论文(共三栏,系讲英人对于美国的批评)占重要的位置,就是特别在报纸的头上。这桩事情要算是弄妥了,因此每星期两金镑也靠得住了。”(见同书同卷三七至三八页。)
  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十月底方庆自己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位置危而复安,“每星期两金镑也靠得住了,”不意才过半年,他竟失却“坚固的地盘,”“飘在天空了!”恩格斯于一八六二年五月五日报告马克思说:“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事。我看见《曼彻斯特观察报》(Manchester Examiner)和《泰晤士报》的《文字余谈栏》里一节新闻,说德那‘因和格里列君意见不合’,已退出《纽约每日论坛报》。这只戴天使面具的老驴子似乎是咎有应得。但我不让报馆中人再这样随便黜退别人,至少也要写信给德那,请他详细说明这是什么缘故,谁在报馆中接他的手,使你知道和什么人接洽。他们如果愿意断绝关系,至少也当让他们说出来,我不要安然接受这种间接的暗示。倘若你以后加入纽约其他报馆,他们便可以说你舍弃他们了。此外,〔他们就是要和你断绝关系,〕也必须说出理由来。”(见同书同卷五九页。)
  恩格斯究竟是否写过这样的信,并接过怎样的回信,他和马克思以后的书信中没有表现出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自德那退出报馆后,马克思通信的职务也没有保持得住。德那为着要替报馆装饰门面,所以让马氏继续任事,代他作些社论;及德那走后,格里列和马克厄拉慈大概觉得这桩事没有必要,或觉得马氏是个危险人物,对于他在报馆中活动,不大放心,便直截了当地把他辞去。
  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通信的经过虽已尽如上所述,然他和德那的交涉却还有两桩事是应当叙述的。第一,自恩格斯代他作许多军事论文送登《纽约每日论坛报》后,有许多读者以为这是当时有名的将军斯科特(W.Scott)的作品,而美国的大杂志《浦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的主笔且于一八五五年向此报编辑部请求做军事论文的人供给稿件。德那于六月初间写信给马克思说:“《浦特南月刊》编辑人要求我请你做一篇关于欧洲军备的精密论文。他自然不知道你是谁,我以为这也没有必要。我回复他说,我可以向我们军事论文的记者要求作成他所愿意要的论文。……你做这篇论文,只不要为在薄纸上,因为我不要他涉想到这种论文是出自欧洲。”(见《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第一卷编者弁言四三至四四页。)马氏接到此项要求,自然是转请恩格斯代庖。恩氏的作品名《欧洲的军队》,(The Armies of Euripe)登在是年八,九,十二月三期的《浦特南月刊》上,但是没有署名。
  第二、马克思于一八五七年四月应德那之请,对于德氏主撰的《美国新百科全书》,(neu-Ameircan Cyclopidia)担任军事,哲学和经济的编纂。关于军事的文字,不用说,仍由恩格斯代作,哲学和经济的材料则由马氏自己编纂。他们两人供给这种稿件到A B C三个宇母,以后就似乎没有继续下去。因为编辑这种东西,要广集材料,博览群藉,费时极多;而德那对于他们的稿件既任意剪裁,对于应编的目录表又常故意拖延不发出,对于每行字的报酬且不到一个便士,所以他们不能不停止此项工作。恩格斯自己后来对于此等作品并不满意。他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日致施吕特(Schlüter)的信中说:“在‘百科全书’中的作品有一部分是马克思的,有一部分是我的。……这只是纯粹营业性质的作品,可听其消灭下去。”(见《倍克,啻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筹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五三页。)
  马克思对于美国方面,除掉供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浦特南月刊》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稿件外,曾于一八五二年春季替维德梅耶所办的《革命》(Rovolution)月刊第二期作了一批关于一八五一年法国政变的论文,名为《路易·拿破仑雾月十八日。维氏系马克思的老同志,当革命时代在法兰克福办报,旋因普鲁士的警察破获共产党员,不能潜身本国,遂前往美国。他在纽约办报是想为自己的党创造一个宣传机关,可惜这种月刊出至第二期即行停刊。而马氏的作品也没有领取报酬。
  马克思此文的命名,是应用拿破仑·波那帕脱于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对五百人院和执政内阁所起的政变的故事,去形容他的侄儿路易·波那帕脱(通常称为路易·拿破仑)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的解散国会。马氏用唯物史观的眼光分析此次事变的由来与经过,始于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而终于路易·拿破仑称帝的预言。此文和他的《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一书相较,更为详尽而深切;我们现在将他叙述事变前的历史的提纲介绍出来,即可见一斑。

  “一、第一时期。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四日。此为二月时期。即开幕期。博爱的欺骗盛极一时。
  二、第二时期。此为共和国制宪和国民立宪会议时期。
  (一)从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至六月二十五日。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作战。无产阶级于六月间失败。
  (二)从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日。纯粹共和国资本家的专政。起草宪法。巴黎宣布戒严。至十二月十日拿破仑当选为总统,辽将资本家的专政消灭了。
  (三)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国民立宪会议与拿破仑及其联合的秩序党争斗。国民立宪会议消灭。共和派资产阶级失败。
  三、第三时期。此为立宪共和国与立法会议的时期。
  (一)从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三日。小有产者与资产阶级及拿破仑争斗。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失败。
  (二)从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至一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秩序党的国会专政。因取消普通选举权遂完成这一党的统治,但失去国会内阁。
  (三)从一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国会的资产阶级和路易·拿破仑争斗。
  (a)从一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国会失去军队的统率权。
  (b)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至四月十一日。国会力图恢复对行政的权力。秩序党失去国会中独立的大多数。秩序党与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c)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一日至十月九日。修改,混合和停会的企图。秩序党在他的单个的成分中解体了。资产阶级的国会及报章的破碎促成资产阶级群众的结合。
  (d)一八五一年十月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国会与行政机关公然破裂。国会完成他的灭亡的一幕,他为自己的阶级,以及军队和其他一切阶级所弃,陷入困苦之中。国会统治与资产阶级霸权的消灭。拿破仑胜利。恢复帝国的时期。”(见马氏:《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九六至九七页。)

  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分析各阶级的力量与关系固然十分正确,而考察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之点尤为精绝。他说:“资产阶级的革命——如十八世纪的——冲锋前进,胜利重重,革命轰轰烈烈的效果,杂然纷呈,人物的表现好像十分显赫,而心神颠倒与喜不自胜的态度,就是每日的精神:不过此等革命是短命的。马上就达到他们的顶点,社会在能够享受他们骚动时代的结果之前,要感受长期的不安宁。反之,无产阶级的革命——如十九世纪的——却不断地批评自己,在他们的进程中常至中断,迄到似乎要成功的境界,忽回转来,从新再干,对于他们初次企图中的半途而废,和各种弱点与可怜之处,加以无情的讥讽,对于他们的敌人只是屈服,使他得集合新力量,与之作更大规模的对抗,并且对于自己目标的奇伟望而却步,一直要到局势已成,无可回避,于是四周的情形自己叫道:
  玫瑰花在此,来跳舞罢!(见同书一一页。)
  无产阶级的革命既是旅进旅退,要经过好些迂回曲折,那么,法国的无产阶级尤其表现这种特色。当一八五○年三月十日巴黎选举之际,无产阶级本居革命联盟的领导地位,(参看本篇第一章,)然他不独不能乘时崛起,竟反被摈于政治舞台之外。所以马克思说:“一八五○年是工商业最兴盛的年代之一,巴黎的无产阶级都找着工作。可是这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选举法排斥他,使不得丝毫参加政权。这种法律使他失去争斗的场所。这种法律使工人复站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旁观地位。他们对于这样的事件既受民主派的驾驭,为着一各目前的安宁,又能够忘记他们阶级的革命利益,那他们是抛弃做一种被征服势力的荣誉,屈服于命运之下,表现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失败使他们在许多年中不适宜于争斗,而历史的进程在初时必定又要超过他们的头颅,向前发展。”(见同书五五页。)
  法国的无产阶级既已退出政治争斗的舞台,小资产阶级也相继失败,只剩着资产阶级与挟着流氓无产阶级并收买军心的路易·拿破仑作战,而终于一败涂地。马克思批评他道:“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反对作工的无产阶级的优势,却使流氓无产阶级占得优势,使十二月十日社(Die Gesellschaft Von 10。Dezember)的首领站在上面。资产阶级使法兰西对于将来的赤色纷乱的恐怖极端害怕;当拿破仑于十二月四日令他的为酒所鼓舞的秩序军射杀蒙马特耳路(Montmartre)和意大利路的体面国民时,他对加这种将来预先替资产阶级打了折扣。资产阶级崇拜武力;即受武力的统治。资产阶级歼没革命的报章;自己的报章也被歼没了。资产阶级使民众的集会受警察门监视;自己的会场也被警察监视了。资产阶级解散民主主义的国防军;自己的国防军也被解散了。资产阶级宣布戒严;自己也被戒严笼罩着了。资产阶级用军事委员会去排除陪审官;他的陪审官也被军事委员会排除了。资产阶级使牧师操纵国民教育;白己的教育也被牧师操纵了。资产阶级不经过审判即放逐人民;他也不经过审判即被放逐了。资产阶级用国家的权力压制社会每种激昂的情绪;他的每种社会的激昂情绪也被国家的权力压制了。资产阶级为拥护自己财产的热忱所驱策,反抗自己的政客和文人;他的政客和文人同然被铲除,但在他缄口结舌之后,他的财产也被抢劫了。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像阿仙尼阿斯(arsenius)对于基督教徒一样——不断地叫道:‘逃跑,屏息,安静!’拿破仑也向他叫道:‘逃跑,屏息,安静!’(见同书九七至九八页。)
  路易·拿破仑击败法国的资产阶级,叫他“逃跑,屏息,安静”。拿氏到底代表那一个阶级呢?他所代表的是据有小块土地的保守的农民。马克思告诉我们说:“此等据有小土地的农民构成一种极大的群众,他们生活于同样的情形中,但彼此没有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法不能使他们互相往来,却使他们彼此孤立。法国交通方法的不良与农民的穷困更促进这种孤立。他们的生产田园——小土地,在耕种中不能有分工,不能应用科学,因此也没有复杂的发展,没有各样的才能,没有社会关系的财富。每个农家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的最大部分的消耗都由自己生产出来,所以他的生活资料多出自与自然交换,而非出自与社会交换。小土地,农民和家庭;此外是另一小土地,另一农民和另一家庭。这样一批小土地,农民和家庭构成一个乡村。这样一批乡村又构成一郡。法兰西民族的大群众就是这样由同名称的容积简单相加而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构成一个马铃薯袋一样。几百万家庭所赖以生活的经济生存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法,利益和教育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法,利益和教育互相分离,互相仇视,他们于是构成一个阶级。然在据有小土地的农民中如只有一种地方的结合,他们利害的相同如不能产生共同的行动,全国的联合,与政治的组织,那他们没有构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名义——不论其为国会或为国民会议——贯彻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必须为人所代表。他们的代表同时必须为他们的主人,为超越他们的一种威权,为一种无限的政府权力,以便这种权力得保护他们便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施以雨露和阳光,以助其发展。所以据有小土地的农民的政治影响在行政权力宰制社会的事实中找着他的最后的表现。”(见同书一○二至一○三页。)
  马克思对于法兰西历史与时事的研究,特别饶有兴味,因为——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样——“历史的阶级争斗在法兰西比任何国家表现得更为决切,而政治变迁的形态——此等争斗在这些形态中进行,在这些形态中产出他们的结果——也极为猛烈。……即向上的无产阶级对统治的资产阶级的争斗,其尖锐的形态,也是任何国家所未有的。”(见同书三页。)马氏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既深,所收集的材料又丰富,而所持的观点复十分正确,所以他此文能够压倒一切庸俗肤浅的著作。他于一八六九年此文印成单行本的序言中说:
  “在讨论我所涉及的同一对象的著作中只有两种是值得注意的:即胡果(Viktor Hugo)的《小拿破仑》(Napoleon je Potit)和普鲁东的《政变》(Coup d’Etat)
  胡果只限于对政变负责的主谋者加以无情的和尖刻的讥讽。他以为事变的本身和天空的闪电一样。他只看见其中一个私人暴力的行动。不注意到,当他将一种发动的私人暴力归到这个人的身上时——好像这是空前绝后,存在世界史上的——便把此人看得太大了。在另一方面,普鲁东力求描写这种政变为以前历史发展的一种结果。然他将政变的历史的结构变成政变英雄一种历史的辩护。他犯了我们所谓客观作史家的错误。反之,我指出法兰西的阶级争斗怎样造成种种状况,使一个庸俗而狂妄的人得表演英雄的戏剧”。(见同书四至五页。)
  我们只要看一看马克思上面一段比铰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具有何等的价值,并且怎样指示我们以一种作史的方法。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马克思的文字生涯。他自卖文为活后,不独在美国找到市场,旋在德,奥,英等国也找到市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而非主要的罢了。他曾因生计困难,托拉萨尔在德国找文字工作。至一八五四年年底,拉氏荐他担任德国《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的驻伦敦通信员。他即于此时起开始通信。在一个长时期中,每星期约三次。然他这种工作比起《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要轻松得多,因为他用不着疲精费神去选择材料,所作的稿件决不致被退还。他的通信的对象为英国的军制,商业危机,内阁危机,宪法,国会,财政,改革运动,教会的煽动,帕尔墨斯顿,(Palmerstonl)和罗素(Lord John Russell)等等。恩格斯所作关于大斯拉夫主义的论文也由他一并送给此报。这一切作品虽含有许多关于经济,政治和历史的好材料,然都系急忙草就,多半只能放在梅林所谓“寻常的通信”之列。马克思对此报的通信至一八五五年十月,次数大大地减少,至十二月便完全停止了。他在一年之中所供给的稿件虽有百篇之多,(仅就耶赞诺夫选择刊行的计算,)但他所得的报酬每月不过九十马克。
  马克思于停止《新奥得报》的工作后,拉萨尔又于一八五七年年荐他担任奥京《维也纳报》(Die Wiena I’resse)的驻英通信员。此报系拉氏的表兄佛利德兰德(Friederländer)所主撰,佛氏极希望马克思加入记者之列,不过对于路易·拿破仑可下攻击,对于帕尔墨斯顿则不能加以訾议。马氏因为不愿意接受这种条件,此事遂被搁置。至一八五九年三月,拉萨尔又询佛氏之请,写信给马克思,重提旧事,并且将前此所加的限制除去。《维也纳报》本是奥地利一种鼓吹民主主义的报纸,每日销数达二万七十份,马氏只要条件不苛刻,自然不拒其请。但迟至一八六一年三月他到柏林后,才与拉萨尔商订通信事务,当既定论文一篇,酬英金一镑,通信一次,酬英金十先令。至是年十一月马克思乃开始按规约履行职务。可是他在十二月九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有《维也纳报》对于他的论文有一部分没有登载的话。可见此报在起首一个月内对待他的态度就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相彷佛了。为时不及两月,他送给《维也纳报》的论文竞有一大半没有登载。他于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和三月六日给恩氏的两次信中说,《维也纳报》对于他的论文常是四、五篇登出一篇,或连一篇都不登载,他虽提出抗议,仍旧没有效力。他对于此报的文字因缘,似乎不到是年年底即告终止。
  此外,马克思对于伦敦的德文周刊《人民报》,(Das Volk)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新闻》,(People Paper)和厄赫特(Urquart)所办的《自由报》(Free Press)等等,都前后投过稿,有些并且还是没有受报酬的。
  马克思自寄居伦敦后,对于欧美各种报章杂志所供给的论文。单就已经登载的讲,总是以百数计。此等论文后来有印成单行本的,也有印成论文集的,可是还有许多,至今未被从原刊物中采取出来,刊印行世。我们对于已刊行的论文已经择尤介绍,至于未刊行的论文只好待其出版,再为增补。现在暂且把马氏的文字生涯作个结束,进而介绍他的社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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