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七章 疾病与死亡
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生平大事以及和他有关系的一切大事，在本书上编一，二，三册中已大致说过了，现在只剩着一桩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待讲，就是他的病亡。当马氏五十二岁时（一八七〇年），旅居日内瓦的俄国青年们写信给他，尊之为老前辈，他当告诉恩格斯说：“这些青年把我当做老前辈，我是永不会原谅的。他们俨然以为我的年纪已在八十与一百之间。”（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五九页）这虽不过一种笑话，然即此可以窥见衰老为马氏所不愿闻，他的意思显然是在“老当益壮”。他的身体本来十分强健，可是壮年因奔走革命，到处见逐，既饱经世变，晚年复因儿女夭亡，家计困难，尤备尝忧患，又加以矢志为无产阶级造成一种独立的学说，刻苦自励，从事著作，以致体力大受损伤，而容貌也居然呈出一个“龙钟老叟”的样子。伯恩斯坦于一八八〇年在伦敦看见他和恩格斯，后来回忆他们两人当时的情形说：“马克思比恩格斯虽只大两岁，然他的容貌却表现老得多。”（见伯氏《我的亡命时期》一六九页）由此可想见马氏体质上的牺牲所达逵的程度了。
恩格斯常说马克思的晚景十三年（一八七○年至一八八三年）只是一种迁延的死症时期，这句话虽形容得稍微过当，然自一八七〇年起，马氏实已入于疾病的时期。他既是从此多病，而他当于国际党的事务，犹奋不顾身，尽量参与，他于是年五月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自上次访波克海姆受寒得鼻病后，至今犹为所苦，女孩子们禁止我今晚住中央局，如不听众，就以向恩格斯尽量宣布我的行为相恫吓。然在实际上我出席局中是很重要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八三至二八四页）就马氏这些话看，似乎他所患的病只是一种感冒，其实尚杂有他种病症，如风湿病，和失眠症等等。恩格斯屡次劝他于是年夏季往奥地利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去养病，因为该处是欧洲最有名的温泉之一，极有益于病人的调养。然他不以为意，及病剧时才移居英国海滨的蓝兹给特（Ramsgate）。他于八月十二日在此处报告恩氏说：“当我来此之前，左腿上已经很痛，并且开始蔓延到腰部。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但此病现已带一种严重的性质。这是一种风湿病，十分凶猛，我晚间很难安眠。”（见同书同卷三一七页）同月二十二日他又告诉恩格斯说：“我的风湿病非常厉害，家人决定送我往伦敦，就诊于马的孙（Madison）医生。”（见同书同卷三二五页）他于九月一日写信给索尔格说：“你屡次来信，我没有答复，是由于两种情形的贻误，起初因‘作工过度’，后来则大病临身。八月初间医生送我往海水浴地方。但我在该处患臀骨筋的风湿症甚剧，至几星期之久。昨天才回伦敦，然尚没有完全复元。”（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页。）他的病既“没有完全复元”，此后竟力疾作工，毫无限制，他在同月十四日致柯格尔曼的信中说：“我的时间完全耗在国际党的工作上，夜间从没有在三点钟以前上床睡过。”（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七七页）至十一月十三日，他复报告柯氏说：“这次战争〔指德法战争〕使中央局最大部分的外国通信秘书驰赴法国，几乎全部国际通信都要我来担任。”（见同书同页）他在这一年的病势本已不轻，可惜不能从工作中摆脱出来，安心静养，以致不独没有早日复元的希望，并且还让其深入膏肓，贻后日无穷之忧。
关于马克思的病状，当时似乎没有人作一种有系统的纪录，遗留下来，因此我们不能知道他病中经过的详细情形，只能从他的书信中偶然窥见一鳞半爪。他于一八七一年八月虽听医生的忠告，往布来屯（Brighton）养病数星期，然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什么大病，不过工作非常之忙。他于七月二十七日向柯格尔曼诉苦道：“即使每天有四十八点钟，然几个月以来，我还是不能做完每日的工作。国际党的工作极多，还有亡命客充满伦敦，我们必须予以救济。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和报馆记者都来访问，想借此亲眼看一看我这个‘怪物’。”（见同书九○页）至九月十二日又告诉索尔格说：“我们此时非常忙碌，自三个月以来，我迫得（现在仍然如此）停止十分迫切的理论工作。”（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二九页）但他也并不是完全无恙的，所以于十一月十日致书斯拜尔（Speyer），有“过度的工作和后来生病使我不能早日回信。（见同书三四页）的话。
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健康情形似乎还较前一年为好，因为他从三月至六月写信给索尔格共有六次，除掉间或提及自己因德法文的《资本论》付印等事非常忙碌外，从未说到病痛的事；迨九月国际党在海牙开会，且亲自出席。此后恩格斯写信给索氏，提及马克思一家的情形，没有关于马氏生病的话，他自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致索氏的信中，也只说因对法译《资本论》作工过度，以致不能写信，可见他在这一年中算是很平安的。
可是一到一八七三年，情形便不相同了。他于是年八月十二日写信给丹聂尔孙（Donielson）说：“好几个月以来，我害病非常厉害，有时并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中，这是作工过度的结果。我的头痛甚剧，恐怕会有中风之一日。”（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八○页）至九月二十七日他复对索尔格说：“我的妻子已经将我的健康情形，几次写信告诉你〔按马夫人此等信件未见刊布出来，恐已遗失了〕；我大有中风之虞，脑子至今仍受痛苦，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必须力加限制。”（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二〇页）恩格斯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告诉索氏说：“马克思及其幼女于昨日前往约克州（Yorkshire）的哈洛格得（Harrogate），他们两人应在该处休飬几时。此举对于他尤为必要，自本年春季以来，急性的病征虽已消灭，然压迫的脑病旋又出现，使他不能作工，并不愿动笔，此病如果延长下去，也能发生不好的结果。他现在将往曼彻斯特去访我们的朋友哥白特，这是他充分信任的唯一医生，在春季也曾受其诊治。”（见同书一二九页）越五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氏说：“哥白特替我验过身体，发觉肝脏稍微扩张，据他的意见，我当往卡尔斯巴德去调养，才能痊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五四页）但马氏当时并没有听哥氏的话前往该处，仍寄居哈洛格得，至十二月七日复报告恩氏说：“我的寒症从前非常厉害，至今还没有完全痊愈，现仍服药，这是哥白特于得信后马上由曼彻斯特开给我的方子。我希望此病得于一二日内告痊。可是此地的空气与静悄悄的生活（我绝对没有作工），对于我非常有益，你可知道，就虽得了这种烦恼和头昏的病症，然许多年来，却没有觉得和现在这样舒服的。”（见同书同卷三五六页）我们从这些信中可以窥见他在这一年中的病况已经是十分沉重了。
马克思在当时不过五十多岁，年纪不算十分大，就是他的病也并非一种什么免不了的老病，只因他要完成《资本论》二三卷，及从事其他著作和党务等等，奋不顾身，遂致一病再病，并且大病特病。他不独于病愈后，复拼命作工，即在病中仍想继续不辍，所以他于一八七四年四月四日写信给索尔格说：“可恶的肝气病现又加剧，竟使我对不能继续订正〔《资本论》的〕法文译本（在实际上此书差不多要完全修正过），要听医生的命令往卡尔斯巴德养病，实在是逆着我的意志。”（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书信录》一三五至一三六页）至五月十八日他复告诉柯格尔曼说：“我自从哈洛格得回来后，起初受窳疮的袭击，随后又发生头痛，和失眠等症，所以不得不于四月半至五月五日逗留于蓝兹给特（海滨）。自此以后，身体又好得多，不过还没有完全复元。我的特别医生（曼彻斯特的哥白特）主张我往卡尔斯巴德，并当立即起程，但我必须将完全停顿的法文翻译〔指《资本论》第一卷〕，吿一个结束，此外，很愿在该处和你相会。当我不能动笔的时候，已经替第二卷搜集了很多的新材料。不过在结束法文版和完全恢复健康之前，我不能作出这第二卷。”（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九二至九三页。）
然马克思为恢复工作能力起见，毕竟于是年八月偕同幼女艾琳娜往卡尔斯巴德在养疴。恩格斯在九月十二日致索尔格的信中提及此事，并追述马氏以前的状况说：“马克思现在卡尔斯巴德，饮该处的矿泉，借以恢复他的肝脏。他已经经过许多不幸的事变。七月间在外特岛（Wight）还没有收得何种效果，又因幼女骤□重病，必须回来。刚才到家，〔小〕燕妮的一岁小儿便死了。此事使他十分伤心。我想〔他的〕肝脏一经复元，诊治那用功过度的神耗系统，当易为力。”（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四〇页。）
马克思抵卡尔斯巴德后，于九月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此次迁地养病，对于托细实有奇效，我〔自己也〕觉得好一点，但失眠症还没有痊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三六二页）他于同月十八日复报告恩氏说：“你知道我是懒于执笔的；然此次久不通音问，却非出于这个原因。起初所经过的三星期几乎不能睡眠，这桩事和在此努力守规取一事合起来就可以向你解释一切。饮矿泉虽只在早晨（晚间睡之前，饮一杯冷水，这是由一个特别矿泉取来的），然总觉得终日是一种机械式的〔生活〕，差不多没有片刻可以自由。早晨五点或五点半钟起床。于是饮各硬泉的不六杯。每饮一杯，至少须隔十五分钟。然后购买依诊治所规定的面包，预备早餐。此后则出去散步，至少一点钟，最后就在城外一个咖啡店中饮咖啡，这种饮料是此处最驰名的。饮了咖啡之后，在近处山上步行一阵；约于十二点钟归寓，但每隔一天洗澡一次，又花去一点钟。然后更换衣服；随便在任何旅馆中午餐。食后睡眠是呼严格的禁止（食前则准睡眠），我自己试过一次，相信这是对的。餐后再出游行，有时驱车前进。晚间六时至八时回卡尔斯巴德，饮一盘清汤——于是就寝。这种出游有时又变作往戏园看戏（戏园总是九点钟关门，和其他一切游乐事一样），赴音乐会听音乐，或到阅报室看报。”（见同书同卷三六五至三六六页。）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尽力调养，果然获得大效，他的病暂时已告痊愈。他似乎于是年九月底或十月离开此地。可是他的工作能力一经恢复，又尽量作工，至一八七五年病复大发。他于八月间重往卡尔斯巴德，至二十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每日〕至少在露天中度过十二点钟，于解决应履行的事件后，主要游乐就是山中散步，和看风景，这种风景愈加夺取我的注意力，我便愈加丧失辨识方向的能力。”（见同书同卷三七〇页）至九月八日他复将自己的疗养状况报告恩氏说：“此次的旅行疗治，于我非常有益；就是夜间睡眠，除掉少数例外，也十分良好。然据许多和我讲交情的医生貌，我也是卡尔斯巴德一个头等旅客。这些先生仍借口于‘现时的疗治’等等，到处努力来引我离开‘安全’的路，但这些诱惑者只是枉费气力。我是第二年〔来游〕的病人，在矿泉表上得升高等级。在去年则忒累济井（Theresienbrunn为累奥睦耳——Reaumur_〔寒暑表〕四十一度），马克特井（Marktbrunn为〔累与睦耳]三十九度），和谋尔井（Mühlbrunn为（累奥睦耳〕四十三度六分）将我供给饮料的泉井，我当时饮斯布诺德尔（Sprudel）泉井只有两天。今年〔自寄居〕第二个星期起，每早在阜尔孙井（Felsenquelle为四十五度，每天一杯），柏拉慈井（Bernardsbrunn为五十三度八分，〔每天〕两杯），和斯布诺德尔井（五十九度至六十度，〔每天〕两杯）饮热泉水五杯，此外，起床时饮一杯施洛斯井（Schlossbrunn）的冷泉水，临睡时也饮一杯冷泉水。”（见同书同卷三七二至三七三页。）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第二次养病，又获得大效，于是年九月回家，复拼命作工。他因索尔格要求他和恩格斯往美国参与国际党最后的会议，于一八七六年四月四日回信说：“恩格斯和我极为忙碌，不能前赴菲列得尔菲亚，我尤不可失去光阴，因为我的健康情形总是逼迫我〔每年〕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病，约花费两个月工夫。……我能从纽约获得一八四三年一直到现在的美国书目么？（自然是由我出费。）我（为着《资本论》第二卷的缘故，）须亲自看一看关于美国农业，土地产业关系，和信用（危机，货币，以及这一类有连带关系的事件，）的出版物有没有可用的材料。”（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四七至一四八页）伦敦博物院中诺大的图书馆不足以应马克思的要求，竟于晚年多病之秋，要向美国购买三十余年的书目，借替《资本论》搜集材料，他对于做学问力求精确与渊博的精神，真是世所罕见。
马克思既因著作的缘故而“极为忙碌”，其结果又是旧疾复作。在一八七六年这一年中不独他自己害病，即其夫人及幼女也同样害病。他在六月二十六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妻子仍然病得很厉害，迨我们离家时，才略微好一点。”（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七九页）到了八月，他复往卡尔斯巴德去养病，于十九日报告恩氏说：“托细在旅行途中颜有微恙，到此处竟复元了，至于我自己，卡尔斯巴德对于我总和往昔一样，是有奇效的。我在最近几月中又开始患剧烈的头痛，此病现在竟完全若失。”（见同书同卷三八一页）我们看了这几句话，便知道马克思如安心静养，毫不作事，则他的病并非不可救药，可惜他的工作太多，以致恢复健康，只等于昙花一现。
至一八七七年，马克思及其夫人仍是患病，而他自己仍旧作工不辍。他于七月十八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上星期的几天和本星期的开始，我患失眠症，并因此发生神经错乱的状态，达到很严重的程度。”（见同书同卷一九四页）八月八日，他又报告恩氏说：“我的妻子的健康情形毫不能使人满意。”（见同书同卷四〇七页）他于同月前往普鲁士的纽恩拉（Neuenahr）浴场养病，至十七日将病状告诉恩氏说：“我的肝脏没有表现再行扩张的痕迹；消化器官却不大如法，但是本病还在神秘系。施美慈（Schmitz）今天又向我说，在此处寄居三星期之后，必须往黑林（Schwarzwald）的高处去吸山林的空气。我们将看看，到底怎样。施氏又劝我的妻子同去，她还须吃药，并且在病沉重之前，恰来此处了。”（见同书同卷四〇八至四〇九页）至九月二十七日，他从伦敦发信给索尔格说：“今天从欧洲大陆回来（医生令我前往的），才看见你的信。因此我的回信未免太迟。抱歉之至！但是这一年来可恶的失眠症复来侵袭，使我懒于执笔，因为我的适宜于做事的时间是绝对要花在工作上的。”（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五四页） 马克思这段话直接表见他在“适宜于做事的时间”必然作工，间接表见他的迁地养病，并非求一己的幸福，不过要在垂暮之年设法延长他的“适宜于做事的时间”罢了。
当一八七八年，马夫人的病有增无减，而马克思也不见得较前好许多。他于九月四日写信给索尔格说：“我今天往马尔维（Malver）去养病，将在该处寄居三星期。……我的妻子在该处已有好几个星期，她的病很沉重，小外甥孙也病得很厉害。”（见同书一六一页。）
至一八七九年，马克思的病已有转机，而马夫人的病却更加沉重。马氏于九月十九日报告索尔格说：“我起初寄居格塞（Gersey），后来寄居蓝兹给特共有七星期之久，昨天才回伦敦。……我久居乡中是因为〔疗治〕神经系统的缘故——此病加剧了，两年以来，因俾斯麦作梗；不能前往卡尔斯巴德——这种神经系统竟至使我差不多不能从事于一切精神工作。然现在却好得多了。（见同书一六二页）恩格斯于是月二十四日写信给倍克且说：“马克思现在又在此处，他的健康情形好极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很顺利地从事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三二页）至于马夫人的病就大不相同。马氏于十一月十九日致书索尔格，有“我的妻子仍是病得很危险”（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七页）的话。恩格斯于下月同日写信给倍克也说：“我们这里也不见得十分好，然我却不抱怨，〔因为〕马克思的病较往年为好，不过没有复元罢了。许久以来，马夫人即害消化不良症，现在并不见得好些。〔《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得很慢，然马氏如没有一个比本年更好一点的夏季，使之恢复原状，此书是不会迅速告成的。”（见《恩格斯书简》三三页。）
马克思夫妇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形既不能令人乐观，在一八八〇年的景况尤十分悽惨。恩格斯于是年四月一日写信给倍克说：“此处也不过尔尔，马夫人仍旧没有痊愈，马克思也不见得十分顺利，一过了冬季，便是他的最坏的时期，一种极厉害的咳嗽妨害他的睡眠。（见同书三五页）至八月十七日恩氏复告诉倍克说：”我们都在此处，马克思及其夫人，和各女儿，女婿，外甥孙等等〔会集一堂〕，这种集会特别有益于马氏，我希望他能恢复原状。可惜他的夫人许久以来就害病，然尚勉强欢乐。”〈见同书三八页）恩氏对于马夫人的病状似乎是轻描淡写，马克思却看得十分沉重，故于八月三十日对索尔格说：“我和我的妻子此时在蓝兹给特，特从此处写信给你，我从前和她到曼彻斯特就诊于友人哥白特医生。她是害了很危险的肝气病。”（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八页）至十一月五日，他再答索氏的信说：“我许久不写信，必须向你表明是（一）由于工作紧迫，（二）由于我的妻子年余来那种有生命危险的病痛。”（见同书同页。）
我们在一八八〇年既目睹马克思夫妇陷入愁云惨雾之中，至一八八一年便看见他们的大悲剧。马氏于是年六月三十日写信给索尔格，说他患一种六个月以上的咳嗽，伤风，颈病和风湿症等等，而马夫人的病更是每况愈下，所以他很悲惨地说：“我们讲句私话，可怜我的妻子的病是不可救药了。我于几天之内和她同往伊斯特本（Eastbourne）海〔去养病〕。”（见同书一七七页）然马氏夫妇旋又力疾往巴黎，因为他们长次两女的家庭都在该处，马夫人自知病将不起，欲和自己亲生的骨肉作最后的会合。马克思于七月二十七日将旅行的状况报告恩格斯说：“从伦敦至多维（Dover）的行程恰如所愿；这就是说，当我们从麦特兰公园出发之际，我的妻子病很沉重，然在途中并不见得有什么变象。她在船上居妇女室中，躺在很舒适的安乐椅上。海不扬波，而天气尤为清爽。她在卡雷（Calais）上岸时，比在离开伦敦时的景况好一点，因此决定再前进。……我们于晚间七点半至巴黎……于十点钟达到目的地。”（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四二六页）至八月中旬，马氏接到幼女患病甚剧的消息，遂于十八日与他的夫人从阿尔让台（Argenteuil）长女的家中分道返伦敦。他们两人自返伦敦后，便大病而特病。恩格斯于十一月四日报告倍克说：“马夫人好几个月以来病在床上，十分危险，马克思也得一种剧烈的气管枝郁热症，此症在他这样年龄和健康状况中真不是好玩的。幸而最坏的时期已都过去，目前一切危险都没有了，然他每日大部分的时间仍须躺在床上，并且非常软弱。”（见《恩格斯书简》四一页。）
马夫人的病已成不治之症，距临终之期也不远了。不过我们现在不能急转直下地叙下去，还须征引她的幼女对于他们两人病中经过的纪述，以补上文的不足。
“现在讲到卡尔斯巴德的事。我们于一八七四年第一次到该处。黑人是因诊治肝气和失眠症才去的。至一八七五年——他第一次寄居获得非常的效果——他一人独往。我于一八七六年复陪着他同去，因为他说去年和我同住的日子太少。他在卡尔斯巴德利用医药最为审慎，凡给他的医方，都尽量照行了。我们在该处结交许多朋友。黑人做游客是心畅神怡的。他总是用他的好脾气去看待一切事情，因使自己喜不自胜，对于清秀的山水固然如此，即对于一杯啤酒也无不如此。凡我们所到的地方，因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便使之愈加显出生活的神气，愈加显出过去比现在还要新鲜活泼。
“我相信关于黑人在卡尔斯巴德的寄居，〔别人〕曾有各种记载。在我所听见的记载中有一种长篇论文，但我不复知道在那种报上；或者是在M．D．in D．黑人曾向我说及一篇很好的论文。
“一八七四年，我们到了莱比锡。我们当要回家的时候，前往丙根（Bingen）旅行——黑人要把该处指给我看，因为他和我母亲作结婚旅行，曾到该处。此外，我们在这两次旅行中又经过诸勒斯登，柏林，布拉格，汉堡，和努连堡（Nürnberg）。
“一八七七年，黑人又须往卡尔斯巴德，然却有人报告我们，说德奥两国的政府有意放逐他，这种旅行路途既长，费用又大，要是被放逐，殊不值得，所以他中止前往。——这是于他最不利的，因为他每于旅行该处之后，便觉得和新生的人一样。
我们到柏林的主旨是去访父亲的朋友，印我亲爱的舅父亚德高。在该处住了几天。后来听说，当第三日，警察在我们所住的旅馆中搜人——恰在我们离开该处之后一点钟——〔逃出罗网〕，是黑人所欣喜的。
“一八八○年的秋季——我们慈爱的小麦姆当时病得很沉重，她在病痛中很少复元之时——黑人患肋膜炎，十分厉害。这种肋膜炎已经很危险，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病痛总是过于疏忽。医生（我们的好朋友唐卿——Donkin）以为这种症候几乎没有希望了。当时是一个可怕的时期。我们的母亲睡在前面大房中，黑人睡在旁边的小房中。这两个人本是同起居的，并且是同长大的，斯时竟不复能同住在一个房中。
“我们善良的老兰欣……和我须看护两个病人。医生说，我们的看护将黑人救出来了。不管此事是否如此，然我只知道，在三个星期之中，兰欣和我都没有上床睡过。我们整天整夜坐着站着，要是疲极了，便轮流休息一点钟。
“黑人的病尚好过一次。他有一天早晨觉得强健一点，走到母亲的房中，这一早晨，我是永不会忘记的。他们斯时是返老还童——母亲是一个可爱的女孩，黑人是一个可爱的少年——不复是一个为病魔所伤害的老人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他们是终身作别。
“黑人病好一点，他虽没有气力，然似乎是会有气力了。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母亲死了；……她的死拖延至几个月之久，并且受尽一切极可怕的痛苦，这是由于痈毒所致。然她的好脾气，她的无尽藏的诙谐……未尝一刻离开她。她对于（一八八一年）德国选举的结果，和小孩子一样忍不住细细盘问，对于〔选举的〕胜利是何等欢喜啊！她到死时还是欢乐，常力求用诙谐的话来破除我们对于她的恐惧心。她患病虽十分厉害可怕，然总是诙谐话，发笑声，并嘲笑我们和医生，因为我们十分沉闷。她至弥留之际，还完全清白，当不能再说话的时候——她的临终的话是向着‘卡尔’的——便和我们握手，犹欲勉强发笑。”（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纪念册》八六至九〇页。）
马克思与马夫人相依为命，差不多自孩提时即开始，自结婚后，鱼水交欢，爱情胶漆，尤非寻常的夫妇可比。拉法格说：“马克思和他的夫人是由一种最深的爱情结合拢来的，马夫人的美貌为他所心喜，并且是他所自豪的，马夫人性情的温柔和诚笃已经使他在困苦中觉得容易忍受，至于这种困苦是他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烦恼的生活中万不能避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四一页）马氏当此风烛残年，忽然丧失终身的伴侣，其悲痛的深切，可不言而喻。恩格斯于马夫人死后即说：“黑人也死了，”这句话要算是将他们两人的关系形容出来了。
马克思于他的夫人死后，虽一息尚存，却已病得十分沉重，故当夫人入土之际，医生禁他前往送葬。他于燕妮葬后两日写信给长女说：“我对于这种禁令是依从的，因为亲爱的死者在未死的前数日已经向她的侍疾者表明，她入土时不要一点葬议；‘我们不注重外表’，……她的气力消失得这样快，〔没有受很多的痛苦〕，我大为安慰。她的病和医生所预言的一样，具有一种死症的性质，这是起于衰老。当弥留之际——没有死的痛苦，只是一种慢慢的长眠；而她的眼睛较平常并且更大，更美，更有光芒。”（见同书第二十六年度一卷八六八页。）
马夫人的葬期为十二月五日，马家遵她的遗嘱，不用一点葬仪，而送葬的人也只有几个亲戚和朋友。恩格斯在马夫人的墓前作下列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所埋葬的豪侠的马夫人是一八一四年在沙尔慈慰得尔（Salzwedel）出生的。她的父亲威斯特华伦男爵旋为政府顾问，移居特里尔，并且和该处的马克思家相善，〔两家的〕小孩是同在一起长大的。这两个才具优长的人相遇在一起。当马克思进大学时，他们将来共同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自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初次所主持的《莱茵报》被封后，就是〔他们的〕结婚期。自此以后，马夫人不独是和她的丈夫同命运，同工作，同斗争，并且以最大的了解力和最高的热忱参加此等事业。
“这一对少年夫妇同往巴黎，作一种自由意志的亡命，然这种亡命不久就变成一种真正的亡命。普鲁士政府也在此处跟着马克思了。还有一事，我必须附带声明，并且深为悼惜。就是像洪保德这样的人，对于实现驱逐他的命令一事，也加入活动。他一家遂迁往布鲁塞尔。后来二月革命爆发。这种风声传到布鲁塞尔，也发生骚动，因此不独使马氏被捕，比政府且无缘无故地把他的夫人一并投入狱中。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骚动，在下一年即一齐失败。〔马氏夫妇〕于是重新亡命，初则出走巴黎，继则因法政府又起干涉，出走伦敦。在实际上，此役对于马夫人是一种具有许多恐怖的亡命。她眼见两个男儿和一做女儿在物质的压迫之下夭折了，然她对于这种物质的压迫也是要制服的。但是〔上自〕政府，〔下至〕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起至民主主义派止——共同作成一种大阴谋反对她的丈夫，他们以种种最卑鄙和最下贱的谗言蜚语她的丈夫，报界全体排斥她的丈夫，使之不能申辩，所以她的丈夫站在反对者——这种人必定是他们夫妇所鄙视的——之前不得正当的防卫——-凡此种种使她受气很深，并且历时甚久。
“但这也不是终古如斯的。欧洲的无产阶级在有几分可以自由行动的种种生存状况中又突然兴起。国际党亦应运而生。无产阶级的争斗从一处侵入他处，她的丈夫是最前驱中的先驱者，努力从事奋斗。她斯时开始经过一个时期，减去许多烦难的困苦。她亲自看见种种对马克思施行攻击，并和冰雹一般密的谗言蜚语，像风前的枯草一样消灭了，她亲自看见，从前一切反对派——封建派以及民主党——费绝大的气力压制她丈夫的学说，现在在一切文明国中和一切有文化的语言文字中，这种学说为穷家小户所宣传了。她亲自看见，无产阶级的运动——她的全部生活是与这种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撼动旧世界，从俄罗斯一直达到美洲，使世界脱出轨道，并且使一切抵抗望风披靡，因而胜利前进。我们德国工人在上届选举中〔所获的胜利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运动〕不可毁灭的生活力，呈出一种决切的证据，这也是她近来所欢喜的事件之一。
“这位夫人具有如此敏锐和批评的理解力，具有如此政治的机智，具有如此热烈的品性，具有如此的才能，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替战斗同志服务，几及四十年之久，凡她所做的事，还没有在公众的面前，和当世报纸的编年纪事中表现出来。这是大家必须亲自去考察的。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巴黎〕公社亡命者的妻子们将时常思念她，而我们这些人将永远失去她的勇敢和聪明的忠告！〔她的〕勇敢是没有矜夸的，她的聪明是丝毫不累及体面的。
“至于她个人的特长，用不着我来说。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是不会忘记的。〔世间〕如有一个妇人，以使别人享幸福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就是这位〔马〕夫人。”（见同书第九年度一卷四一至四二页。）
马克思夫妇真可以算是一对“比目鱼”，马氏自丧偶后，虽勉强度日，终觉得愁苦万分。他于十二月十五日写信给索尔格说：“自你的儿子从此处带给你的口头报吿后，你当确已得到我的亲爱的和永不忘记的生平女伴逝世（十二月二日）的消息。我自己当时没有十分复元，可以向她尽一种慎终的敬礼。在实际上我至今还囚在家中，但下星期当往文特那（Ventnor在外特岛中）〔去养病〕。我从此次病中抽身出来受两重磨折，在心神上的磨折，是由于我的妻子的去世，在身体上的〔磨折〕是由于肋膜炎的加剧，和气管枝郁热症的刺激性更大。再过些时候，我将和〔我的〕健康状况的运动一起归于乌有了。”（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七九至一八〇页。）
马克思上面这段话表现他已经不复感觉生活上的兴趣，然他为什么反仆仆于风尘之中，急想延年益寿呢？他的幼女艾琳娜说：“母亲的生命一去，黑人的生命也完了。他努力奋斗，求保持生命，因为他至临终时还是一个奋斗者——可是他却衰败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要是自私自利的，那简直可听其自然。独有一桩事，自他看来是超盖一切——这是他所系念的。他力求先成他的大著，因此决定再作一种休养精神的旅行。”（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纪念册》八八页。）
马克思虽想休养精神，恢复健康，借此完成《资本论》，然这种志愿始终不能实现，因为他的健康已无复元的希望，中间复经过大忧患，故竟于马夫人死后十五个半月，即溘然长逝。恩格斯于他死后一日写信给倍克，说他的心中“或者已流血了”（见《恩格斯书简》四八页），恩氏诚不愧为他的真知己。关于他旅行中的经过情形，和临终时的状况，恩格斯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报告索尔格，极为明白，今特征引原信如下：
“他在他的夫人去世之前，即一八八一年十月，患一种肋膜炎症。此症痊愈后，于一八八二年二月被送往阿尔及尔耳（Algier），当时天气寒冷，并且潮湿，他在该处又患肋膜炎症。不好的天气仍然继续下去；当他的病医好时，又因将届夏天的酷暑，被送往蒙特卡罗（Monte Garlo）。他复患一种慢性肋膜炎症。天气仍是不好。后来病势稍有转机，即往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寄居于女儿龙格夫人的家中。他在该处利用恩吉安（Enghien）附近的硫磺矿泉，医治自己根深蒂固的气管枝郁热症。该处的天气也很恶劣，然诊治上却有效验。他在斐维（Verey）住六个星期，于九月离开该处，差不多已经恢复健康。于是送他往英格兰的南方海滨，度过冬季。至于他自己对于这种无效验的旅行生活十分厌倦，向南欧的新亡命，对于他在心神上所损伤的与在身体上所补益的，或恰恰相等。当伦敦降雾期一到，他被送往外特岛。该处天雨连绵，并且天气又变寒冷。当着新年的时候，勺列墨尔（Schorlemmer）和我本要去看他，旋接到消息，使托细不得不即刻前往。未几〔小〕燕妮去世（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二日〕。他于是回到此地〔伦敦〕，又患气管枝郁热症。照前此一切经过的情形和他的年龄看，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复杂的病症随即出现，就是肺脏脓肿，四肢丧失气力，极为迅速。情形虽是如此，然全体的病状还算好，为他诊病的主任医生是伦敦第一等少年医生之一，并且是由累·兰卡斯脱（Ray Lankaster）特别荐来的，这位医生于上星期五日尚以最好的希望斯许我们。但一经在显微镜之下检验〔他的肺部〕肉■〔注：欮字，左“月”右“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便知道危险很大，因为在肺脏的脓肿处，有一次一根血管竟完全破裂了。因此自六个星期以来，我每天早晨一来到转角处，即有死的恐惧来袭击我，房中的帏幔移会取下。昨天下午两点半钟，正是日间访他最适当的时候，我来他家——全家哭泣，好像是到了临终之期。我问淸原委，家看底细。有一点失血，但一种突然绝气的样子跟着出现。我们忠实的老南欣看护他竟比任何母亲看护自己的儿子还好，兰欣走上楼去，下来说：他半睡着，我可同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可是不复醒来。脉息和呼吸都已停止。在这两分钟之内，他安安静静，毫无痛苦地长眠了。
“凡一切因自然的必要而出现的事件，无论如何可怕，自有其佳处。这里的事也是如此。医生的技术也许可以替他维持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至数年之久，这是因医生技术的胜利，使一个难于救治的人的生命不突然死去，而渐渐地死去。然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生存在世上，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横在自己的面前，心中急欲完成，而在能力上又办不到——此事对于他比那夺去他的生命的死还要苦一千倍。他必定会与伊壁鸠鲁同说：‘死对于死者并非不幸，不过对于后死者为不幸罢了’。眼见这个有伟大力量和天才的人像废物一样残存人世，眼见他都医药增更大的荣光，眼见他被他强壮时一齐压倒的庸俗人加以揶揄——那我们后天将他送入他夫人长眠的坟墓中，何止好一千倍。”（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八六至一八八页。）
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之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追想他的功绩道：“我今天晚上虽看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部惨白，然绝不能想象这个有天才的头脑将不复用他的伟大的思想，去培养新旧两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大家所以有今日，是由于受他之赐；现今的运动所以有如此的成绩，是由于他的理论与实际的活动；没有他，我们当永远陷入纷乱之中，毫无办法。”（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二〇页。）
三月十七日为马克思入之土期，他和他的夫人同葬在高门地方，葬仪也和他夫人的一样，非常简朴。是日送葬的，除他的家人外，只有一些亲戚和同志，如龙格，和拉法格则来自法国，李卜克内西则来自德国，其余的人大概是在英国就近来的。至于本非同志而十分同情于马克思的朋友前来参与葬仪的，仅有伦敦皇家科学院的两个学者，即动物学家累·，兰卡斯脱和化学教授勺列墨尔。（当一八七〇年代，马克思还在世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报纸常常宣你他的死讯；迄他真正死去，他们却默不作声，仅伦敦《泰晤士报》于数日后由巴黎一个通信员的口中偶然说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危险仇敔马克思死于伦敦。即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对于马氏之死也一字不提。）恩格斯当时在墓前演说道：
“当三月十四日午后二时四十五分，这位生存在世上的最大的思想家不复思想了。他一人独处房中不到两分钟，迨我们进去，看见他已安安静静睡在椅子上——但是长眠不起了。
“欧美两洲争斗的无产阶级对于斯人的损失如何，与历史的科学对于斯人的损失如何，简直是计算不出来。因这个有大力量的人之死所扯破的裂口，即刻就会充分表现出来的。
“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达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人类历史的发达律，向来被笼罩在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底下的简单事实是：人类在能够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等之时，必首先备有衣食住三者；因此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一民族或一时代经济发达的阶段构成一种基础，所有人类国家的组织，法律的见解，艺术，甚至于宗教的表象，都是由这种基础上发达出来的，因此也必须从这种基础上去解释——却不是和向来所遇见的一样，从反面去加以解释。
“可是还不止此。马克思又发现现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以及由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别运动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和社会主义的批评家早前〔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探讨，都迷离于黑暗之中，因剩余价值的发见，此处便突然现出光亮来了。
“一个生命有两种这样的发见，真是了不得。一个人只要能有一种这样的〔发见〕，已经是〔一生〕幸事。可是马克思〔在学问上〕所探讨的每一门类，都有独立的发见，甚至对于数学〔也无不如此〕，至于这些门类为数亦复不少，且没有一门他只是浅尝而不深入的。
“他为学者已如上所述。然这却没有讲到他的一半。马克思把科学看做一种历史的运动力，看做一种革命力。任何种理论的科学在实行的效能上虽或丝毫看不见，他对于这种科学的一种新发见，能具有纯粹的兴味——至于一种发见即刻以革命的态度侵入产业中以及历史的发展中，则他又感觉一种完全不同的兴味。他对于电气学一门种种发见的发展，和最近对于对普雷（Marc Deprez）的发见，是严密注意的。
“马克思尤为一个革命家。他一生真正的职业是在这种或那种方法中，对于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造成的国家组织，共同活动，是对于近世无产阶级——他首先使无产阶级觉悟自己的地位与需要，并觉悟自己解放的条件——的解放，共同活动。这种争斗就是他的纲要。他和极少数人一样，纯以一种热忱，一种毅力，和一种效能，从事争斗。〔他〕于一八四二年〔主持〕《莱茵报》，一八四四年〔投稿〕于巴黎《进步报》，一八四七年〔投稿〕于德文《布鲁塞尔报》，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主持〕《新莱因报》，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投稿〕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此外还有许多争斗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联合会中的服务，最后就有一个大国际党的崛起，作为全部运动的冠冕——这的确又是 种结果，即使他没有其他成就，然促成这种结果，也足以自豪了。
“不过马克思却因此成为当时一个最被人愤恨并最被人诽谤的人。共和政府和专制政府一样驱逐他，保守派的有产者和极端民主主义派的有产者一样争奇斗胜地来造他的谣言。他把这些东西推在一边，和扫除蜘蛛网一样，丝毫不睬，直等到受着极大的压迫，才予以答复。他现在是一瞑不视了，千百万革命的劳动同志无不表示敬爱与悲哀，他们所散布的地方，自西伯利亚的矿山起，经全部欧洲和美洲，一直到加利福尼亚，我敢说：他现在或还有些反对者，但不会有一个私人的仇敌。
“他的声名将于千百年中继续存在，他的事业也将于千百年中继续存在。”（见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纪念杂刊》三至四页。）
恩格斯这种演说词是对于马克思的为人及其功绩下一种简单明了的批评，他的话既没有丝毫虚伪，复没有一点夸张，正是恰如其分，我们将他这些话征引出来，做本书的一种传赞，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恩格斯说，努力于近世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一生真正的职业，读者试一回顾本书所叙述的事实，便知道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马克思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既是鞫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凡属有觉悟的无产者以及完全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智识份子，对于他自当具有无限的敬意，因而发为诗歌，形诸咏叹，这是人情中应有之事。可是德国一位大学教授说得对，世人以诗词赞颂拉萨尔的，随在都是，且几识拉氏为天神，至对于马克思，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形在马氏出生的德国为尤甚。然利欧破尔得·雅各布俾（Leopold Jacoby）于马氏死后五日，即作有十一首诗替各国的无产者哀悼他，感谢他，语简而意赅，辞约而情笃，这是世界上有数的作品，今特翻译如下，并在第六首后增补一首，表示中国人的景仰之意，作为本书上编的收场白。
成千成万的人穿上作工衣服。
他们整天地坐着立着。
他们嗡嗡的声音，
充满偌大的堂屋。
在世界各国中，
一切语言，一切文字，
都发出送终的哀声，
追悼这位死去的战士。
英国人说：“在草庐茅舍中受人敬爱，
在皇宫巨室内为人忌妒，
他生平只是不趋不停地，
尽情活动，努力奋斗。
“在我们的城市乡村中，
凡有机器轰轰作声处，
凡在工厂戛戛发音时，
他的姓名被人称道不置！”——
俄国人说：“在专制魔王的统治下，
千百万人脚镣手铐，
累月经年，饱尝恐怖，
他的姓名实为人所思慕！”——
法国人说：“他是世界的解放者，
他反抗野心的战争，
他抵制民族的寻置，
这次追悼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中国人说：“他生本有两大发现，
资本主义要将宇内走遍；
只有奉他的主义为准，
才不辜负现今的纪念！“——
德国人说：“我们直至于今
满具敬爱的热忱，
谨替这位思想家与战士，
撞着丧钟，表示哀思。
“有若昔时哥白尼，
创造了天文新律，
他口中所发的呼声，
正对准一种科学射击。
“这种科学是人民的祸灾，
是劳动的穷困。
咳，魔鬼业已僵死，
这就是资本！
“在我们人世的争斗中，
他遗下一把利剑，
新世界得由此造成，
所以他配受人敬念！
“没有人送给我们的宝物，
比得上雷声一般的呼吁：
各国的无产者，
联合拢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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