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附录二﹞
中国与欧洲的革命
本书中册六八页说过，马克思“于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已经草就两为关于中国对英关系的论文送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了。可是我们检査《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集一，二卷，并没有发见此等文字。”旋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第一年度第二期载有耶赞诺夫选订的马克思《中国与欧洲的革命》（Dei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n Europa）一文，注明出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大概就是马氏信中所指两篇论文之一。因本书一时不能改版，而此文又极为重要，故乘再版的时候，特将其译出，略加解释附刊于此.
“一个极深思远虑而又富于幻想的思想家，想到指导人类运动的诸原理时，常是把他所称为两极相接律（Das Gesetz der Barührung der Extreme）的，提起来作为那统制自然的秘密之一。依照他的见解，‘两极相遇’这句很流行的谚语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一种有力的大真理，哲学家不能缺少这种公理，和天文学家不能缺少开普勒（Kepler）的定律或牛顿（Newton）的大发见一样。
“现在不管‘两极相接’是否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原则，然我们在中国革命对于文明世界所发生的影响中却看见一个显著的例子。欧洲下一次的人民崛起，欧洲下一次有利于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倚赖现今欧洲对面的天国之处，也许要较其他任何现成的政治机缘为多，甚至于要较俄罗斯的威吓及因此而起的欧洲大战的可能性为多，这种主张似乎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逆说。然细心考察事实，也并非逆说。
“不论中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痼疾般的和现在结晶为一种武力革命的暴动社会的原因是什么，不论此等暴动是取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态，然促成他们爆发的导火线，毫无疑义地是英国的大炮，这些东西强迫中国接受一种麻醉品，即我们所谓鸦片。清朝的威望在英国武器的面前，像火绒一样毁灭了。〔人民〕对于帝国永久性的迷信打得粉碎了。他离开文明世界，处于野蛮和闭关之境，受着一种打击，自此以后，因加利福尼亚和澳洲金矿的吸引力而迅速发展的交通，也在他的中间发轫了。同时中国的银元——他的生命的精华——开始向英属东印度流出。
“一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中国的商业均衡是有利的，印度，英国和美国不断地将银子输入中国。自一八三三年以后，尤其是自一八四〇年以后，从中国输出银子往印度，为数甚巨，几乎使他自己枯竭了。因此皇帝下严厉的谕旨取缔鸦片贸易，但他这种手段遇着一种更猛烈的抵抗。除掉这种直接的经济上的结果外，那因私运鸦片而发生的贿赂把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完全败坏了。人民通常视皇帝为全中国的父母，而官僚也被视为所治理的地方的父母。这种家长式的权威是支持庞大的国家机关的唯一道德的维系物，然官僚因赞助私运鸦片获得大利，他们的腐败逐渐使这种权威消灭了。这就是叛乱发生的南方各省的主要事件。此外应注意的是，皇帝及其骄矜的官僚集团丧失他们的统治，是以鸦片对中国人的统治为比例的。这全体人民的历史似乎是在他开始摆脱其传统的愚鲁之前，必须首先醉卧于烟霞中。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商业垄断，自一八三三年起转为私人的〔自由〕贸易，英国从前输入中国的棉织物为数甚少，毛织物尤少，自这一年起表见增加甚速，从一八四〇年起增加更速，因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中国贸易也参加一部分。这种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对于国内工业所发生的结果，和从前对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一样。中国的纺纱者和织布者在这种外国竞争之下受着很大的痛苦，而公共的事业也同样受其打击，被其摇动。
“自一八四○年不幸的战争以后，必须对英付给赔款，不生产的鸦片消费提高，因这种贸易使大批的金钱外溢，国内制造品因外国的竞争，受着破坏的影响，公家的管理日趋堕落——这些事件发生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旧税更重，更烦苛，另一方面是旧税之外更加新税。我们发见‘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北京’对于武昌和汉阳的总督巡抚所下的上谕是减免并缓缴赋税，尤其不可额外浮征，否则——上谕中说——‘贫民何以堪此，’皇帝又说：‘如是则吾氏可免苛吏之谋求而不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像这样的语法和让步，我们从一八四八年的奥地利——德意志的中国——也听见说过。这些解体的要素影响于中国的财政，风俗，工业和政治结构，因一八四○年英国的大炮——他们完全毁灭了皇帝的威望，并强迫天朝上国出而与尘世交接——而达到充分的发展。完全孤立构成维持旧中国的主要条件。这种孤立现在因英国的干涉，行将强制告终，他的必然解体，就和密封的棺材中所保存的木乃伊（Mumie）一与新鲜空气相接触，必然腐化一样。自从英国引起中国的革命以后，现在即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革命逐渐对于英国发生何种反响，并经过英国对于欧洲发生何种反响。这个问题是不难答复的。
“读者的注意力常是集于一八五〇年以来英国制造业空前无比的发展。恰当这个惊人的繁荣时期，不难看出一种快要来到的工业危机明白的象征。不管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怎样，不管从来未有的向外大移居怎样，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变发生，在一定的时期以后，终有一日使市场的扩充必不能与英国制造业的扩充同其步骤，这种均衡的丧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一种新危机，恰和从前所见的一样。最大的市场中的一个如果突然紧缩起来，则这种危机的出现必更为迅速。中国的叛乱现在对于英国恰恰发生这种影响。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的必要，是英国减低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希望茶叶输入增加的结果，制造品对中国的输出也会增加。在一八三四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以前，英国对中国的全年输出品的价值不过六十万镑；一八三六年达到一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八十八镑，一八五四年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七镑，一八五二年约有三百万镑。从中国输出的茶的数量，一七九三年不过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七千三百三十一两；一八四五年已经增至五千七百五十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一两，现在却超过六千万两。
“从上海的输出表上已经明白看见最近一季茶的收成比前一年增加二千万两。这种增加是两项情形的结果：在一方面一八五一年底的市场大受压迫，大批过剩的存货于一八五二年得以输出，在另一方面，英国有利于茶业输入的立法上的改变，消息传至中国，市场上全部茶业存货的价格马上高涨起来。至于当前茶叶的收成，情形却完全不同。伦敦一个重要的茶叶店的通信表见下列的状况：
“‘上海发生大恐慌。金子的价格涨起百分之二十五，并且为着征税起见，被热烈地搜索着。银子消失不见，以致无从取得去付行将出航的英国船的船钞。奥尔科克（Alccck）君因这种局势的结果，宣言准备用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或其他有价证券向中国官吏抵付关税。从最近的将来贸易的观点看来，缺乏贵金属是一种最不利益的要素，因为此事的出现恰在极需要他们给丝茶的购买人到内地去购买丝茶，要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需要大批的贵金属以资周转。”
“在历年这一季中，收买新茶，通常已经开始，但大家现在只谈保护个人的安全与财产；一切营业都归停顿。如果不在四、五月尽力把茶叶摘下带到家中，则做红茶和粶茶的嫩叶的早期收成便会丧失，恰和复活节〔按原文为冬至节，恐系一种错误〕时还没有收获小麦一样。
“同时使茶叶获得安全的方法，的确不是泊在中国河海中的英、美、法舰队所能给予的。反之，他们的干涉只能引起纠纷，产茶的内地和输出茶的海湾间每种商业的关系都会因此断绝。茶的价格可以因现在的收成而高涨——伦敦的投机已经开始——下届收成的款薄是一定的了。不仅是这样。中国人虽怎样准备——像一切革命骚动中的民族一样——对外国人出售自己手中所有的一切笨重的商品，然他们要收藏现金，东方人当预料有什么大变动的时候，常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的丝茶非取得现金，不肯脱售。英国在这种价格飞涨之中，要为着他的主要必需品之一付出现金，而他的棉织物和毛织物的重要市场又会大大地紧缩起来。《经济学者报》（The Economist）平常对于威吓商业界的安宁的一切危险，总是故作乐观的术士，就是他也迫得作下列的宣言：
“‘我们不要幻想，对中国的输出可以像向来一样找着十分重要的市场。我们对中国输出的贸易要受影响，对曼彻斯特和格纳斯哥产物的需要行将减少，这大概是一定的。’
“大家不要忘记，像茶叶这样不可少的物品价格的高涨，像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将和西欧收成的歉薄，肉类，谷类及其他一切农产物价格的高涨，连接在一起。由此对于工业产物的市场发生紧缩，因为每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高涨，在国内和在国外一样，将有一种工业生产品需要的减少与之相适应。英国各处都埋怨最大多数收获状况的不良。《经济学者报》对于此事说道：
“‘英格兰的南部不仅有许多土地没有耕种，以致每种生物的种植都来不及，并且有一重要部分已经耕种的土地也被证明为硗确不毛，或不宜于种植五谷。在本来要种小麦的潮湿地或瘠地上的象征，显然可见的是不良的情形愈见发展。现在种甜菜根的时期可以视为已经告终，但这种东西种得很少；预备种葡萄地面的时期也快过完，但对于这种重要产物并没有取相当的手段。燕麦的种植因雨雪而大受损伤。及时下种的燕麦甚少，过了时下种的燕麦自不会有好收成。……有好些区域牛类的损失为数不资。’
“其他农产物如五谷之类的价格，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五十。〔欧洲〕大陆谷类的价格比英国还要高些。比利时和荷兰的黑麦涨至百分之一百，小麦和其他谷类也称是。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讲到英国商业已经经过他的经常周转的更大部分一点，可以确切预言，中国的革命对于现今产业制度的火药箱将投下一个火花，对于久已准备着的普遍危机的爆发将促其实现，这种危机将侵入外国，在最近的将来，〔欧洲〕大陆将有政治的革命伴着出现。一出特别戏演给我们看：当中国在西方世界引起骚动时，西方列强便假手于英，法，美的兵舰在上海，南京和大江其他出口处创造‘秩序’。贩卖‘秩序’的列强要企图赞助摇动中的清朝，已经忘记了中国怨恨并驱逐外人从前只是地理和人种状况的结果，自从满洲的鞑靼人种征服中国以后，才变成一种政治制度么？欧洲各民族于七世纪末，为着对中国的贸易而互相争斗，他们中间很厉害的轧轹予清朝的闭关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这是没有疑义的。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靼人征服的最初五十年中，心中极不满意，而这个新朝唯恐外人对于这种感情推波助澜，此事比上面一点所发生的力量更要大些。基于这些理由，除掉远离北京的广州以外，当时外人与内地中国人的任何交通是被阻碍，成为不可能的。产茶区域及其贸易，仅以政府所特许的对外贸易的行商的交接为限，其余部分的人民与可恨的外国人的任何接触都被阻止。西方列强现时的干涉，无论如何，只能使革命的激烈程度增高，和商业的停滞延长。
“同时试把印度来看一下，英政府从此处所取的七分之一的收入是得自出卖鸦片给中国人，而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要，有一重要部分恰以这种鸦片在印度的生产为转移。中国人不会抛弃鸦片的享乐，就和德国人不会抛弃烟草一样，这的确是对的。但据说新皇〔指咸丰帝〕自己主张在中国种罂粟，并制造鸦片。在最近的将来，对于印度鸦片的制造，印度国库的收入，印度斯坦商业的泉源，虽然有致命的打击之势。这种打击固然不是自接涉及上述诸利益，但在一定的时期内，当发生决切的影响，使那普遍的财政危机——他的梗概上面已经说过——愈加尖锐化，并愈加延长。
“自十八世纪开始后，欧洲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不是预先发见商业和财政危机的。如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都是如此。在当权得势的列强及其臣民间，在国家与社会间，在各阶级间，我们不独每天看见一种冲突愈来愈近的象征，并且看见列强间的冲突逐渐达到一个顶点，必须使剑出鞘，而统治者最后的理论（Ultima ratio指战争）实现出来，这是的确的。在欧洲各首都中，每日听得到指明世界战争可能的消息，然此等消息在新消息——他们向我们表示新的和平希望至一个星期之久——的印象之下又消逝了。不管此事是怎样，我们可以确切断定的是，欧洲列强间的冲突虽达到顶点，外交的地平线虽好像十分惨淡，这一国或那一国任何热烈的党派虽领导什么运动，但统治者的忿怒和人民的愤激将视繁荣时期的呼吸同样消灭下去。战争和革命一样，只有在一种普遍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之后，才会捉住欧洲，而此等危机的信号通常必定发自欧洲在世界市场的产业代表英国。
“英国产业的发展空前无比，他的各正式政党完全解体，法国全部国家机关变成一种庞大的欺骗集合场和交易所投机集合场，奥国的破产迫在眉睫，人民正待报复的冤屈到处增加，反动的列强自身间的利益互相对抗，最后还有俄罗斯在全世界的面前重新表见他的侵略梦——眼见这一切现象，则这样一种危机现在必定招致的政治上的结果，便用不着讨论了。”（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期三七八至三八五页。）
当马克思草这篇论文时，正是洪秀全定都南京三个月之后（定都系一八五三年二月初间事），当时太平军以数十万众纵横大江南北和上下游，大有直捣幽燕，颠覆满清的气概，而欧洲则伏处于反动派统治之下，共产党既自行解散（一八五二年十一月），马志尼等所组织的米兰（Miland）暴动（一八五三年二月）又复失败。马氏在这一动一静的对照之下，对于中国民族大警醒的革命便发生很大的希望，所以有“欧洲下一次的人民崛起，欧洲下一次有利于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倚赖现今欧洲对面的天国之处，也许较其他任何现成的政治机缘为多”的话。但过了九年，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再论太平运动时，这种革命因内讧叠起，早成强弩之末，便不复使他怀有何种希望了。所以他说：“好些时候以前，枱桌开始震动〔按此为国亡时幽灵已至的表示，起源于美国，为当时的欧洲所流行的一种迷信〕，而活的化石的中国也开始革命。就这种现象的本身讲，没有什么非常的特点，因为东方的国家向我们所表见的是，社会的下层建筑物老是不变助，而支配政治的上层建筑物的个人和宗氏却不停地更换。”（见同书同期三七四页。）
然马克思这篇论文不独不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及其未曾影响欧洲的民众运动而减少他的价值，并且在八十年后的今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与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准此）要完全依照此文所指示的途径去观察，才能够捉住真相。例如英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问题，其主要部分不系于英国本国，而系于他的殖民地和中国（半殖民地）。英国在此等地方如果能维持他输入工业品和输出原料的优势地位，他的工人阶级即不会起来作猛烈的争斗，更不会起来革命。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早就暗示过了……
“英国的工业垄断一日存在，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内是分润了这种垄断的利益。此利益在他中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享特权的少数人吸收了最大部分，然就是大多数群众至少也常是暂时分得一杯羹。这就是欧文主义消灭后英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垄断一经崩溃，英国工人阶级便会丧失这种特权的地位。他终有一天将一律——享特权的和居领导地位的少数人不在例外——降至外国工人的水平线上。这便是英国将再发生社会主义的原因。”（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序言二三页。）
英国资产阶级以强大的海军维持他在印度和中国的垄断的地位，将他所实现的剩余价值分一部分给本国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造成一种工人贵族，复以残余的残余分配给普通工人，并使工人贵族为之领导与操纵，以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英国工党内阁死心踏地替资产阶级保镖（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也是如此）的根本原因。所以要英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不是单靠宣传主义所能奏效的。问题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为着生存的缘故，发动猛烈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消灭英国工商业的垄断，推翻英国工人贵族特权的地位，使他们为图存起见，同样不得不向本国资产阶级作勇猛的阶级战争。在这种局势之下，才可以谈到中国民族的解放和世界革命。
“中国的革命对于现今产业制度的火药箱将投下一个火花，对于久已准备着的普遍危机的爆发将促其实现，这种危机将侵入外国，在最近的将来，〔欧洲〕大陆将有政治的革命伴着出现。”马克思这几句话是中国民众解放自己和拯救全世界的不二法门。中国民众要想脱离半殖民地奴隶状况的境遇，只有不再做“活的化石”，起来革命，起来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以上，不过举英国做一个例子，自然不以他为限。我们目前要图自救，尤其当集中全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的根浅薄，危机四起，我们要活用马克思的遗训，绝对排斥日货，使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成为他的致命伤，把中国革命的火花首先投在他的产业制度的火药箱里，爆发一种东方革命，再转变为世界革命。我们如果不甘心做奴隶，或——像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山田武吉的《新满蒙政策》所咀咒的一样——“睡猪”，而拼命起来干的话，这种革命不独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会来到的。中国的革命青年一齐努力罢！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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