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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內戰時期


· 一、內戰爆發﹑中國托派對內戰的態度──反對國民黨軍向共產黨農民軍的進攻
· 二、托派少數派要求與多數派統一而建黨
· 三、社會主義青年團(S.Y.)的建立
· 四、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建黨大會
· 五、少數派建黨──中國國際主義工人党
 





一、內戰爆發﹑中國托派對內戰的態度
──反對國民黨軍向共產黨農民軍的進攻


  1945年5月2日,蘇軍完全佔領柏林。7日,德國政府代表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部分結束。

  在遠東,英美聯軍節節勝利,把日本佔領的地區,一個個收復。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政府拒絕投降。8月6日,美國飛機在日本廣島投下一枚原子彈,大量日本人民死傷。8日,蘇聯向日本宣戰,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攻打日軍。9日,美國飛機在日本長崎投下原子彈。廣島與長崎二顆原子彈,共死傷日本居民約45萬人。15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部結束,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勝利結束了。

  中國取得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所有租界,除了香港、九龍和澳門之外。

  1946年1月16日,托派中央委員會發表聲明:《戰後國際及國內時局主張》,聲明分析了戰後國內的局勢。「中國戰後的局勢除了反映整個國際局勢一般的矛盾、混亂和災禍之外,其特點就是:國民黨軍事獨裁下的軍閥、官僚,更顯出了稀有的貪婪暴虐和腐敗無能,共產黨暴露了無比的軍事冒險與政治投機,以及國共兩黨間之毫無顧忌的私鬥與混亂。」

  美帝國主義成了戰後中國唯一主人翁,「國民黨的太上皇」。國民黨政府的全部措施,無不受美帝國主義的指使,「軍事上,經濟上,都聽命於華盛頓,中國已是一個變相的菲律賓。」

  國民黨的軍閥、官僚、黨棍和特務人員,在美帝國主義卵翼下,攫取了「收復區」的一切生產機關,霸佔一切財物,「而對民眾則愈來愈肆無忌憚地施行刮膚吸髓了。」

  國民黨團聚了一切軍閥官僚,並訓練了無數黨棍和特務,構成了一個空前無比的驕橫,貪婪和腐惡的官僚系統。「如果沒有狂風暴雨的工農革命起來推倒他,是絕不會自行退位的。」蔣介石近來大吹大擂的「還政於民」,只是為了緩和局勢,渡過難關,穩定其政權而已。在國民黨宣稱「還政於民」的同時,用種種殘酷手段壓制人民(如昆明慘案)。動員全部武裝力量向解放區推進,甚至不惜利用敵偽隊伍向共產黨軍隊進攻。這一切都說明國民黨所謂「還政於民」的真實用意了。

  共產黨「已墮落成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的基本政策,不是偏於軍事冒險,就是側重於政治投機,而現在則是軍事冒險與政治投機雙管齊下了。由於它在思想上既已完全背叛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又放棄了土地革命政綱,聲言『願在蔣主席的領導下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共產黨高唱「民主」,是惡毒的諷刺,從斯大林到中國共產黨,是官僚專制,根本缺乏民主的。

  「戰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間不斷進行的種種鬥爭和混戰,固然根本上是由於國民黨企圖消滅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隊伍和群眾組織,是極端反動的。但這同時亦是共產黨多年來一貫的軍事投機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如果沒有真正民眾的革命力量起來干涉,國共兩黨間的衝突是不會得到正當解決的」。「政治協商會議」絕對不能澈底調解國共本身的根本矛盾——「兩種軍隊和兩種政權的對立的矛盾」。國共兩黨間的矛盾,只能循著兩個基本方向發展:或者共產黨澈底投降。「否則,兩黨的決戰總是無法避免的」。決戰的結果,當然是共產黨下的無數群眾的肉體之遭受毀滅。

  現在正在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除了『協商』分配共產黨及各派領袖分子參加國民黨政府機關外,是絕不會解決任何重大的民主問題的。它的根本作用是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在已經不滿的民眾面前重新裝璜一下,藉以平平民憤,渡過難關而已。」

  因此,我們號召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積極起來為實現下列的真正民族民主權利而奮鬥:

  (一)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及罷工的完全自由。立刻取消反動的新聞檢查、郵電檢查及出版法。

  (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訂定勞工法,保護女工和童工。按照物價比例增加工資。工人自由組織自己的工會。打倒國民黨官僚特務分子包辦的偽工會。

  (三)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農民和退伍兵士。廢除高利貸。懲辦土豪劣紳。

  (四)國有工廠、礦山及一切生產機關和交通機關,尤其是沒收日帝漢奸的產業,立刻由工人組織工廠委員會進行監督,防止官僚們的侵佔和把持。

  (五)廢除城鄉一切苛捐雜稅。徴收遺產稅及所得累進稅。

  (六)由工農及民眾代表組織物價評議會和房租評議會,評定物價和房租。

  (七)立刻組織民眾法庭公開審判漢奸,並嚴懲納賄從奸的軍人官吏。沒收一切漢奸的財產救濟失業貧民。

  (八)罷免國民黨一切貪官汙吏,各省、市、縣官吏由人民選舉,廢除城鄉的保甲制度。

  (九)釋放一切政治犯。澈底解散特務隊伍,停止由國庫給國民黨的任何黨務費用。

  (十)組織民軍代替現有的僱傭軍隊,軍官由士兵選舉。

  (十一)國內一切弱小民族完全自決自主。

  (十二)澈底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立刻收回九龍、香港、澳門。關稅絕對自主。一切外國軍隊撤離中國。

  (十三)立刻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我們希望共產黨底下一切真誠的革命分子立刻覺悟過來,立刻從反動的三民主義轉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方面來……轉到革命的第四國際旗幟下來,繼續為中國工農的解放事業服務,為他們的社會主義前途奮鬥。我們中共同盟是竭誠地歡迎你們來共同攜手合作的。我們並向一切前進的工人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建議,迅速團結起來,同我們創立一個群眾的革命新黨去領導正在擺在我們前面的偉大的歷史鬥爭——第三次革命。」

  這是抗戰勝利後,托派的政治綱領。

  托派準備建黨,在抗戰結束後,首先的工作,在抗戰時期走散了的托派分子重新集結起來,有些因某種原因脫離了組織的,重新恢復了組織關係,同時加大力度發展組織。在上海每星期日舉辦座談會由彭述之主講,講解哲學、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參加座談會的青年學生有三、四十人,最多時有百多人,從中吸收了一些人參加黨及青年團。1946年春夏間劉家良到華南來,整頓香港、廣州組織。溫州重新建立組織。

  1946年5月1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出版公開的刊物《青年與婦女》,(後改為《新聲》),學術性的刋物《求真雜誌》(1946年5月1日創刋)。少數派於1946年7月出版機關報《建立》,後改為《新旗》半月刋。有些離散的托派分子,看到《青年與婦女》及《求真》雜誌,而找到了組織,恢復了組織關係。

  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中美友好通商條約》,在中國取得特權,美國商品及剩餘物資大量擁入中國市場,衝擊中國商品,打擊了中國工商業。美國在中國幾個大城市駐軍,美軍享受類似「治外法權」的優待,規定美軍肇事,只由美國憲警處理。從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青島、北平、天津五個城市,就發生美軍暴行多起,中國人民死傷3300人以上。美軍軍車,不遵守中國交通規則,橫衝直撞,被美軍軍車撞傷撞死者就難於統計了。

  1946年12月24日,美國軍人在北平東單操場強姦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觸發起反美軍暴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12月30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師範等高校學生5000多人舉行遊行示威,高呼「美軍滾出去!」12月31日,天津、南京、上海、杭州、重慶、廣州、臺北等地學生舉行集會、罷課及示威遊行,抗議美軍的暴行。托派學生參加反美示威遊行。

  正當中國人民在慶祝抗戰勝利的時候,卻醖釀著內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戰爭。

  共產黨在抗戰時間,利用有利時機,深入敵人後方以及國民黨統治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據地,擴大武裝力量。抗戰期間,蔣介石多次要消滅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如1939年12月國民黨軍隊進攻陝甘寧邊區。1940年2、3月間,國民黨軍隊進攻普東南和冀南的共軍根據地。1940年9月江蘇省的國民黨的部隊,攻打新四軍基地黃橋。1941年6月,新四軍北上,遭到國民黨軍的包圍伏擊,除少數突圍外,大部份被俘,此為「皖南事變」。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不但沒有被國民黨消滅,反而擴大了。抗戰結束時,根據地的面積達到100萬平方公里,人口幾達1億。軍隊達到90萬,民兵220萬人。抗戰結束共產黨軍隊從日軍投降中取得較好的武器,在東北,蘇軍從日軍繳獲的武器完全交給共產黨軍隊,其中有不少重武器,使共軍有能力攻打堅固的防禦工事,攻佔城市。1945年5月,國民黨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在大會上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消滅共產黨」,所以,在抗戰勝利後,就潛伏著內戰危機。

  在共產黨方面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153共產黨並不想用武力推翻國民黨,實現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而要以和平方式,進行民主改革,實現新民主主義。故此,遂有「重慶談判」。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王若飛提出的《談話要點》,「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實行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各派合法平等,並長期合作和建國。154會談結果簽訂《雙十協定》。協定規定: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釋放政治犯,實行普選等。可是就在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軍不斷發動進攻共產黨軍隊。《雙十協定》簽訂後,10月13日,蔣介石發出給胡宗南的密電:「剿共為人民幸福之所系」,「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10月15日,蔣介石給第五戰區劉峙密電:進攻中原解放區。155

  蔣介石提出與中共談判,只是為了爭取時間運兵到華東、華北和東北,作全面的軍事佈署,以便發動全面的進攻。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國用飛機和軍艦運送國民黨軍隊約54萬多人到華北、華東、東北、華南各地。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華東、普冀魯豫、普綏、東北及海南島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了。

  1947年2月13日,托派中央常委員會通過《關於中國內戰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當前內戰不僅反映美蘇矛盾和國共兩黨的歷史性的衝突,而且主要的反映八年抗戰當中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所造成和積累下來的民眾對統治階級的普遍和深刻的仇恨。」抗戰剛告結束,國民黨統治者發現已失去民心。他們搶劫一切人民的財富,不但引起人民的不滿甚至在資產階級、統治者內部也引起了離心傾向。蔣介石的統治從沒有遇到過這樣孤立和危險的局面。工人經濟罷工蓬勃起來,農民也不斷地發生反貪汙、抗徴糧、抗抽壯丁的騷動。「這些條件構成顯著的革命前夜的局勢」。共產黨並沒有發動政治攻勢,奪取政權,而是與國民黨在重慶進行妥協的談判。

  中國戰後主要形勢是,美帝國主義做了中國的主人。因此,托派總的策略口號改變為:「我們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民黨」。「凡是一切有利於推翻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鬥爭,我們要站到最前面,去和各黨各派共同行動」。「在內戰中把同情放在斯大林黨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方面,堅決反對國民黨地主企圖用武力恢復農村的舊秩序。」因此,「解放區中的托派將毫不猶豫的站在農民方面抵抗國民黨的反動進攻。在抵抗過程中暴露斯大林黨的妥協和出賣,改變它的反動政策;在蔣介石的後方,托派則提出無條件停戰的口號,並支持群眾每一種反戰與和平的運動」。「實現真正和平的唯一道路是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農民運動的復興和出路……仍要依賴……城市工人運動的復興」。「集中全力去領導和組織城市工人、貧民和學生運動。因此,除了斯大林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之外,我們必須參加和支持一切其他自發的群眾鬥爭(以工人罷工及學生反美示威等),發展和加深中國群眾的階級鬥爭。」

  「只有托洛斯基主義政綱所指出的第三條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工人階級的運動復興方能開拓一個新的遠景,最後只有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黨才能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獨立的政治道路,就沒有建黨的基礎,沒有一個獨立的馬克思黨就沒有成功的革命,誰不認識這一點,誰就站開去!」

  內戰持續,國民黨軍費支出猛增。軍費支出佔財政支出的80%。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只有加速紙幣的發行。法幣在抗戰結束時為1.5億萬元,到1947年底,猛增到40萬億元。通貨膨脹使物價飛漲,1947年5月6日上海米價漲到每石30萬元,其他日用品隨著米價攀升。簍生油自56萬元,飛升到585000元,豆油升至60萬元。南京浦鎮、上海、北平、無鍚、蕪湖、溫洲、杭州等地四十多個大中城市,發生搶米風潮。

  1947年5月,共產黨在國民黨地區,發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5月18日北平清華、北大、北洋三校學生宣傳隊赴市區演講反內戰反飢餓。半途受到青年軍襲擊。北大學生8人受傷。上海、天津、杭州、重慶、濟南、昆明、福州、長沙、桂林、廣州等地,先後學生罷課,舉行「反內戰、反飢餓」的遊行示威,托派人員參加了各地的示威遊行。

  1947年5月20日,南京五千名學生參加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高呼「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學生受到軍警毒打,受傷學生有30多人,被捕者七、八人,失蹤者二、三十人。北京大學響應「六二」舉行罷課及遊行,溫州學生與各界群眾立即響應。永嘉學聯聯合溫中、永中、甌海中學、建華中學、商高、工校、衛校七校及英士大學召開緊急會議,積極響應全國學聯號召「六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大遊行。溫州中學執全市學生之牛耳,當屆學生自治會理事長,徐明烈(托派學生),學聯代表郎起秀(托派學生)與甌中教師趙養性(托派)向學聯提出「反內戰告全市同胞宣言」,號召人民起來反對打內戰,人民要民主要飯吃。徐明烈在溫州中學學生大會上,嚴厲譴責國民黨鎮壓民眾的暴行。

  6月3日(原定6月2日,因天雨順延一天),全縣學生集會於中山公園廣場,會後高舉旗幟沿街遊行,托派學生以溫州中學高二秋班最集中,表現最為突出,全班不分晝夜趕制標語,傳單及街頭海報。他們一路高呼「老百姓要活命」!「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打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他們改編歌詞,把「反對一切不民主制度」填入歌曲,沿途大唱。156

  在這場「六二」運動鬥爭中,溫州中學學生徐聯芬、徐加琪、周冀甌、潘小琴、席時佳、周大鈞、陈兆魁、林啟旦等人都表現積極,熱情。他們有的已是托派,有的受托派影響後來成為托派,自然也有後來脫離托派走自己的路。




二、托派少數派要求與多數派統一而建黨


  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派)在抗戰期間,組織沒有發展,只有廖廖可數的幾個人,抗戰後,少數派向多數派提出兩派統一。1946年7月發表了《告同志書》,沒有得到多數派響應。1947年夏少數派再次發出《告同志書》,提出兩派統一,建立新黨。6月22日,國際主義者編輯部給多數派(鬥爭派)信中提出兩派統一的建議:

  (一)雙方立即宣佈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兩派有重新統一之必要。

  (二)雙方領導機關進行談判統一,以對等代表成立一個「協議委員會」負責起草一個簡單的政治綱領,在起草中討論一切理論和政治上分歧的問題。

  (三)「協議委員會」同時籌備「統一大會」,雙方依照人數比例推舉代表參加「大會」。

  (四)大會通過「協議委員會」起草的綱領及其他的決議案,其中應有一決議案明白規定:無論那一派都須遵守大會決議,成為少數的必須服從多數決議而行動;同時成為多數的須尊重少數有表示自己意見並替自己意見辯護的權利,連公開刊物闢爭論欄登載少數派文章之權利在內。

  (五)統一大會選出新的領導機關後,雙方領導機關立即解散,雙方刊物立即停刊,而出版共同的機關報,雙方支部及其他組織立即合併。

  對少數派提出的第四條,在「公開刊物闢爭論欄,登載少數派文章的權利」,這就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在對外行動上應和多數的意見行動一致,不能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對外說話。故此,這一條是絶對不能接受的;如承認了這一條,也就承認了以前少數派出版對外的公開刊物並不違反民主集中制。

  多數派接到少數派的信後,1947年7月14日中常委和組委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少數派提出的兩派統一的建議,決定拒絕國際主義派所提出的兩派統一的五項建議而提出兩派統一談判的「前提條件」。多數派中常委在《覆少數派(〈國際主義者〉編輯部)要求統一的信》,指出,你們分裂組織、破壞統一,並經過五年的反黨鬥爭之後,即你們對外不斷散播了污辱第四國際旗幟的荒謬主張,對內繼續混亂和破壞了組織之後,卻突然轉過頭來,又來向我們「要求統一」。要知道,分裂與統一絕不可視為兒戲,隨便玩弄的。「你們在文件上和某些同志的談話中,都重復地聲明你們是特別注重政治,只要政治上取得一致,便可以統一。讓我們試問一句,你們五年前同我們之間的政治意見之分歧,是否和解了或消失了呢?我們根據你們近來所發表文件,只能是否定的答覆。而且事實上,雙方政見的分歧不但沒有和解或消失,反而是越加深刻和發展。既然如此,則你們現時要求和我們『統一』的政治基礎究竟何在?除非你們完全放棄了你們以前引致分裂的荒謬政見,或者你們公開承認你們從前分裂組織的政治藉口之荒謬,否則在我們看來,你們這次要求的「統一」是完全虛偽的,不能自圓其說的。但你們直到此刻為止,不僅不曾放棄你們一貫的荒謬政治立場,而且甚至還要在你們和我們之間的分歧政見上加以偽造和歪曲哩!這便充分證明你們所謂特別注重政治,只是一種虛偽的表現而已。」「你們強調要求統一的主要論據,說是為了要『建立新黨』。『建立新黨』無疑是我們當前異常重大而迫切的任務。但實現這一任務,首先必須集中全力到群眾(尤其是工人群眾)中去散播我們的政治影響,開展我們的組織關係,吸收新的分子到我們隊伍裡來,以此作為建黨的基礎,而我們一年餘來的全部精力和奮鬥正是傾注在這一方面。」而你們的作風則完全相反,不到群眾中去,把自己同群眾隔離起來。「只是專門到我們內部來尋找『群眾』,來混亂我們的組織,來準備新的分裂。像你們這種『作風』,不但和『建立新黨』風牛馬不相及,反而又是在建立新黨的道路上不斷安置可怕的障礙物而已。」

  「假如你們真是有所醒悟,真是想替『建立新黨』來盡一點責任,哪你們必須對於下面幾個『談判統一』的前提條件鄭重地加以考慮:

  (1)你們在政治上,即在過去紛爭的主要問題上,必須改變你們現時的偽造和歪曲作風;

  (2)你們必須承認我們是代表中共同盟的組織傳統;

  (3)你們必須承認你們是1942年破壞民主集中制擅自分裂組織的責任,並在承認這一基礎上,公開向我們提出保證:絕對遵守民主集中制,無論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服從大會的決議,服從多數意見的決定。

  「你們如能接受這幾個『前提條件』,我們立刻願派代表同你們進行統一的談判,只有到這時,你們所提的條件,才有考慮的可能。像來函所提出的關於統一的『五條建議』,我們認為根本無考慮之餘地,只好『原壁歸趙』了。」

  「最後,我們應當忠告你們:你們如拒絕我們所提出的關於『統一的前提條件』,那你們以後可不必再向我們要求統一。」

  少數派(國際主義派)不接受「統一的前提條件」,兩派統一,就沒有進行了。

  1947年9月12日,少數派連根寫信給第四國際局,述說中國兩派統一,要求第四國際幫助促進中國兩派的統一,並要求在國際大會上討論中國兩派統一的問題。

  1947年10月11日,第四國際國際局帕勒《答新旗派連根信》:

  「已經收到你們9月12日的來信,現在寄給你們1941年3月31日第四國執委會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代表國際對美國參戰後中日戰爭的正式立場。從這個決議案裡,你們可以看出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和第四國際的路線截然不同的。自從採取這個決議案之後,我們沒有必要修改它。你們的草案既沒有提供新的論據,也沒有舉出新的事實,以推翻我們1941年的決議案。

  「然而,中國兩派間的統一問題,並不需要等待國際大會的決定而擱置起來。我們懇切地希望你們這一派,準備宣佈預先接受國際大會對這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之決定。如果你們非常誠意的準備實行這項約束,哪就可以提供中國(兩派)一個統一的基礎。預先接受國際大會決定這一條件,不單只適用於你們一派,而且適用於任何願意參加成為國際底一員,且在國際大會上有發言權和投票權的派別。我們附帶的說這項條件已經由國際執委會一致通過和複決了。

  「最堅固的統一基礎,當然是政治的一致。但如果無法在這個問題上都得到這種一致,則只有少數派服從本國組織和國際的多數,才能達到和保持統一。

  「我們盼望能夠找出一個辦法來加速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間的統一,但中國的兩派記牢這樣的統一,只能在一致的意見上才能達到,而不是小組織的鬥爭來達到。在這種小組織的鬥爭中,統一的爭論就更加成為不和的原因,使得空氣更加惡劣,結果產生更深刻的裂痕。……」

  少數派(新旗派)157沒有接受國際的意見。就沒有再提出統一的問題。




三、社會主義青年團(S.Y.)的建立


  青年敏感,思想敏銳,容易接受新的進步思想,歷來中國青年是先知先覺者,敢於衝破舊秩序的束縛,勇於鬥爭。戰後,就發生多次的青年學生運動,每次學生運動都帶有濃厚的政治性。

  故此,托派中央決定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吸收進步的青年為黨的後備軍。

  1947年10月間,在上海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S.Y.)成立大會,選出中央機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委員會。」委員三人:書記丁毅,組織鄺稽(徐可康),宣傳周仁生。後來,黨中央提出增加二個臨委:香港的戴顏(工人)、陸績。團綱由丁毅起草,(團綱是根據黨綱的精神起草的),經過陳碧雲、丁毅、周仁生等人討論通過。團章由鄺稽起草,經過丁毅、周仁生、章濤、林松祺等人討論確定。團章規定:團受黨的領導。

  青年團吸收25歲以下14歲以上的青年為團員,吸收青年入團的標準:(1)基本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2)要有良好的素質;(3)要能開展宣傳活動。

  青年團中央臨時委員會成立後,隨即召開上海市青年團成立大會,選舉出上海市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委員會,委員五人:書記章濤,委員林松祺、潘教文(交通大學)、周履鏘(上海師專)。上海青年團絕大多數是學生,青年工人只有鐵路工人一名,電車售票員1-2人。

  上海團支部有:交通大學團支部(書記潘教文)、上海師專團支部(書記周履鏘),復旦大學黨團聯合支部,儲能中學團小組(負責人王雅珍)、團工人支部一個,上海八閩小學女教師團支部、職工、店員團支部(書記雲芳)、老閘小學女教師團支部。最大的團支部是交通大學團支部及新陸師專團支部 。

  團的外圍組織:上海市商會高級中學有團的讀書會,濱海中學有團的讀書會。

  團中央建立後,外地也紛紛建立團支部,最大的團支部是溫州(1947年暑假後建立),溫州團支部的團委先後有胡振東、邱季龍、徐明烈、郎起秀、葉征慶(後為叛徒)。溫州團組織遍佈溫州各個中學,有:溫州中學團支部、永嘉縣立中學團支部、甌海中學團支部、建華中學團小組、小學教師團支部,店員團支部。每個團支部都有外圍組織——讀書會。1948年後,團的骨幹分子先後去上海、北京等地上大學。溫州團委便被少數派(新旗派)佔據,名稱改為馬克思主義青年團(M.Y.)

  台灣有黨團混合支部,淩松民是負責人,台灣工人中有少數同情分子。1948年被蔣經國、林一心(陳岱青)所破獲,黨團支部不復存在。

  杭州團支部。以浙江大學的諸葛夏,杭州師範白素冰為主要領導人。浙江大學有黨團混合支部,楓林橋小學團支部(書記田毓英)。杭州其他中學也有團小組(負責人謝文楷),還有少數同情者。1948-1949年間被葉徵慶告密,遭到破壞。

  金華英士大學、有黨團混合支部,負責人席時隹、郎起秀。

  衢州.衢州中學有一、二名團員,由黨員周朝林領導。

  嘉興。有黨團混合支部,由黨員陳幼東領導(陳幼東後來轉入少數派)。

  南京。有黨團混合支部,黨員熊安東領導。團的負責人是範月秋。

  江蘇靖江縣,1947年下半年,建立了蘇北中學團支部,書記孫鈺華,成員有陳琪東、金鑑。這個支部發展很快,在蘇北中學有多個讀書會。(解放後靖江青年學生受到很大打擊)。

  香港1947年下半年建立團支部,成員主要是工人,領導人戴顏。

  廣州青年團支部,大約是在1948年9月間建立的,最初廣州青年團團員有中山大學的姜君羊(黨員)、沈己堯、葉監川、李禮德,廣州大學的廖真如、李松,執信女子中學的陳詠柔、甘慕蘭,加上原來的老團員劉贊、劉朝。1949年2月以後,先後有黃毅(《綠原》編輯)、中山大學的葉偉瑤,市一中的黃雙碧、黃雙綺,真光女中的胡洛卿,以及中專學校的楊樹威、張羙德、陳包雄。1950年後入青年團的有胡瑞芝,黃雙碧的兩個弟弟阿七、阿八。

  1949年5月間廣州團支部改為青年團廣州市委員會,姜君羊(書記)、黃毅(宣傳)、沈己堯(組織),下設工人支部、中大支部、廣大支部和中學生支部四個小組。1949年8月,黨團合併,結束了青年團的獨立活動。

  廣州青年團,於1948年底建立一個外圍組織「海社」,吸收了廣州大、中學生30多人參加。主要活動是組織學術討論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及討論時事。組織文娛活動,如唱歌、跳舞、郊遊等。出版社刋《海》(只有一期),大約在1949年6月間,自行停止活動了。

  香港大約在1949年4、5月間召開廣東省青年團代表大會,有廣州青年團支部,香港青年團支部、中山青年團支部代表參加,建立廣東省青年團支部、戴顏為書記。

  重慶於1947年下半年建立團支部。

  全國團臨委到地方團支部,每週定期召開一次支部會議、團小組會,討論內容有:1.國內外形勢;2.與中共團員或接近中共的青年聯繫;3.瞭解並討論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子的破壞活動;4.研究、討論發展對象的情況,包括思想,作風問題;5.交流學習心得;6.其他。

  參加社會活動。(1947-1948年間)

  上海。參加共產黨發動的「反內戰、反飢餓」遊行示威,交通大學團支部。師專團支部均積極參加。上海儲能中學、團員王雅珍一人發動全校參加遊行。她帶頭呼喊口號,表現十分出色。

  杭州。杭州師範以白素冰為首,青年團支部決定抗議國民黨逮捕、關禁中共浙江大學學生于子三。浙江大學黨團支部,以诸葛厦為首黨團員也參加抗議逮捕於子三的活動。他們參加了「反內戰、反飢餓」大遊行。

  溫州。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溫州團委積極參加「反內戰、反飢餓」大遊行。當時溫州中共學生接到通知,國民黨要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中共學生退居二線。故此,這次運動是由溫州的托派青年團委組織各中學學生大遊行的。在這次大遊行中,還加上兩個口號:1.立即收回香港、九龍、澳門;2.蘇軍退出旅順、大連。

  法幣大幅度貶值,物價飛漲,米價一日三變,於是,各地發生群眾自發的搶米風潮。1947年5月8日,上海有12家米店被搶。南京浦鎮7日,群眾搗毀米店搶米。溫州缺糧各糧店關門,不出售糧食。溫州團支部、學生幹部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爭取糧食大遊行。




四、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建黨大會


  1948年4月間,彭述之起草的《黨綱》和劉家良起草的《黨章》,發到各地方支部討論,各地方支部對黨章草案無甚麼意見,而對《黨綱》草案則意見甚多。主要是對黨綱草案把中國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的革命,取得政權後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定於1948年8月20日至9月8日在上海舉行。大會先在上海海甯路大公小學開了三天,後改在上海八仙橋附近泰豐煙店後座(煙紙店經理嚴燕賓是同情者),每20名黨員選1代表,不足20人的地方支部選1人為代表。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7人(20票),代表全國黨員350人。

  出席大會的代表是:百平(廣州、即姜君羊)、顏(戴顏,即馮秀儀)、震炎(香港,即蘇燕海)、元(廣西,即丁毅)、柳(即趙養性)代王國龍(溫州)、柳(杭州,即即趙養性)、康君(即劉乃光)、華貝(即藉雲龍)、魏(上海,鄭鏗或印蓉秋,待查)、康君(被委託代中山)、超(山東楊博)、重源(四川,即劉毅)、路源(南京,即熊安東)、莊溪(S.Y.康溪),犀照(即彭述之)、耀如(即劉家良)、碧雲(前中委,即陳碧蘭),特邀代表:尹寬、梅爾端(即喻守一)。

  列席代表:錢川、周仁生、陳曉霞及章濤。

  選出主席團:犀照、耀如、碧雲、華貝、震炎。大會袐書:康君

  議事日程:1.政治報告及討論;2.討論黨綱;3.修改黨章及組織原則;4.組織報告及討論;5.討論工人運動大綱、青年運動大綱;6.討論國際決議案;7.對「新旗派」問題;8.臨時動議及選舉中央委員會。

  犀照作政治報告: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中國唯一的主人,完全控制了國民黨政府,操縱了中國一切經濟、金融、政治、軍事活動,美國要把中國變成它在遠東反蘇戰爭的主要堡壘之一。而蘇聯以中共為工具,擴大影響,擴展其勢力。戰後的中國便成了美蘇在東方明爭暗鬥的主要戰場。近三年來,中國政局的演變及國共內戰的僵持局面,主要是由於美蘇及其擴張政策所造成的。

  中國經濟,在戰爭中遭受到破壞,國民黨官僚政府奪取收復區的敵偽產業。大量美貨傾銷,加速了工商業破產。八年抗戰,農村遭受到慘重的破壞。戰後,國民黨以徵糧、徴實等於沒收農民大部份產品,加以地主、富農的剝削,土豪劣紳、貪官汙吏的勒索,國共戰爭的破壞,農村經濟達到嚴重的破壞,反過來又影響城市工商業的破產。通貨惡性膨脹,國民經濟日益走向總崩潰。

  國民黨官僚的貪婪、腐化、無能、招致了民眾強烈的反感,國民黨內部及一般資產階級也發生了離心傾向158「國民黨統治已陷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孤立和險境,也可以說,這是國民黨統治20年來所遭遇到的一個最嚴重的危機。」

  戰後「民眾運動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戰前。」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民主改革,在學生運動的高潮中,學生組織糾察隊,抵抗國民黨的特務進攻。工人運動,除了要求改善生活,主要是自動組織工會,爭取罷工權及按照物價指數增加工資,同時,「工人的鬥爭開始越出經濟鬥爭的範圍,參加了一般的民主運動。」

  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組黨運動,在抗戰時期已開始,戰後,他們要求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顯然已成了革命前夜狀態」。如果有一個革命的黨,有系統的領導群眾鬥爭,一步一步地迫使國民黨「讓步」,則由此從革命的前期局面轉變為革命的局面,走向第三次革命的道路,是很可能的。

  「中國斯大林黨,由於它二十餘年的傳統,在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中,在某部分工人中,尤其是在農民群眾中,確實擁有廣大的影響,同時並具有龐大的農民武裝力量。倘使它走革命的道路,可以很快地將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與農民的武裝力量結合起來,推翻已在動搖中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統治的。」可是,斯大林黨卻極力採取與國民黨妥協的政策,要求與國民黨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完成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在「解放區」,抑制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以「減租減息」自限。提倡工人與資方合作,恢復生產。

  內戰,「在國民黨方面徹頭徹尾是反動的,而斯大林黨卻多少反映了農民群眾的某些改革要求的進步意義。因此,我們對內戰的態度是站在(斯大林黨領導的)農民方面反對國民黨的進攻。可是,這個內戰由於它反映的國際關係及斯大林所施行的荒謬政策,其本身卻不能有任何勝利的前途。」「國共的內戰,同時就是美蘇矛盾在中國之一種最尖銳的反映。而這個內戰之不能有任何出路,其根源即在於此。」

  國民黨的統治腐敗無能,不可避免地日益走近滅亡的道路,僅是時間而已。

  我們可以預言:如果內戰繼續拖延下去,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日益動搖,日益走近滅亡的邊緣,但斯大林黨對其控制區內的農民無休止的徵兵徵糧,也將引起農民群眾的怨恨、罷耕、甚至暴動的。因此,斯大林黨方面是要速戰速決,而國民黨的戰略儘可能把內戰拖到美蘇的第三次大戰來解決問題。

  國民黨無法消減中共的力量,就只能把戰爭拖到第三次大戰爆發,美國原子彈一下子就可以毀滅蘇聯,那時,中共力量也就無須打擊而自行消滅了。斯大林黨方面,極不願意戰爭拖到第三次大戰。它的如意算盤是:以軍事進攻迫國民黨和談,謀取妥協,建立「聯合政府」,以此逐步排除國民黨勢力,將中國變成「新東歐式的民主主義國家」,但中國絕非東歐,所以,這只是一種悲慘的幻想。

  「要想將中國從國共內戰的死巷中搶救出來,並避免陷於美帝進攻蘇聯的第三次大戰的浩劫,只有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及一切被壓迫群眾進行一個真正的革命來實行干涉,這才是唯一的出路。」

  國民黨統治現時已喪盡了人心,不僅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群眾對它怨恨,甚至大部份資產階級也開始對它失望,甚至憤慨了。由此可證明,客觀的革命條件,「已爛熟到極點了,問題僅在於革命的主觀,即革命的領導。」

  「以革命來干涉國共的內戰將中國從國共內戰的死巷中搶救出來,並避免陷於第三次大戰的浩劫——這個前途是可能的。我們建立新黨的歷史任務,便是盡可能從主觀努力來實現這一客觀的可能前途。」

  「我們當前的中心口號是: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民黨政府。」

  大會討論犀(犀照、彭述之)起草的政(黨)綱草案時,意見紛紜。在犀及如(耀如、劉家良)進行辯解時暴露犀及如的錯誤觀念。

  香港代表炎(震炎)問犀:中國主要的生產關係是甚麼?犀答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生產關係……中國是落後國,無資本主義生產關係」。159

  犀這樣的答覆是令人震驚的。既然中國是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如果帝國主義通過出入口商行低價收購原料,輸入高價的工業品,這種不等價交換,是帝國主義的掠奪,不屬於生產關係問題;如果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在中國辦廠進行生產,就屬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經濟領域裡無「帝國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名稱。為什麼犀作這樣荒謬的解釋呢,就是在於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國就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

  廣州代表百平指出,草案並沒有說明中國社會性質,認為應該從資本主義來說明中國的社會性質。

  草案起草人不說明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說明中國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避免確定中國是社會主義革命。犀對各人的批評意見,一再辯解,他說:「我起草政綱是負責的,並非不容許修改。但我堅持了二十多年傳統,自信忠實於托洛茨基思想……我的草案是根據托洛茨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發揮,以我二十多年的鬥爭經驗及國際綱領與兄弟黨之政綱,確經一番慎重的思索,雖有不足之處,實無基本錯誤……」。160

  犀照並沒有接受香港代表的意見,反而自誇「堅持了二十多年的傳統,自信忠實於托洛茨基斯想」。托洛茨基及中國托派的傳統是「中國第三次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161托派在統一大會上,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為中國托派所寫的《綱領》,陳獨秀以這個《綱領》為藍本而制定《中國左派反對派綱領》,在統一大會上通過。托派一直奉行這個綱領。由於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沒有完成,所以,首先提出民主口號:「召開普選全權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以此來組織群眾、動員群眾。提出民主要求是手段、策略,民主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才能澈底完成。所以,托洛茨基:說「我們的戰略底總路線是奪取政權」162──社會主義革命。而犀照卻違背托派傳統,修改這個決定,把社會主義革命移到奪取政權之後。那末,試問「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行動是甚麼性質的革命行動?我們說,這個革命行動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犀及如,多次引用托洛茨基的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解釋為「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就是民主革命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結合托洛茨基其他有關中國革命的論述,應該解釋為:「民主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正如陳獨秀在統一大會上所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本身,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奪取政權的革命暴動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民主要求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告終。

  在29日的討論中,犀批評震炎:「炎之根本思想在於強調中國資本主義化,以得出走上社會主義的結論,這是違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國與先進國家不同,「第四國際的不斷革命論應用於落後國家(如俄國與中國),如果只說生產力〔可能說錯,或記錄記錯,應是『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仍然不足夠,這不是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生產力〔應是『生產關係』〕。這是受前資本主義積下的生產關係所障礙,故重要的任務是民主任務……民主革命,它在客觀上替俄國資本主義革命掃清道路,不是替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掃清道路,這是和托洛茨基的意見一致的。不同只在於解決舊的民主任務並不是開闢資本主義道路,是開闢社會主義道路,……民主任務恰恰幫助無產階級走上政權。」犀指,炎同志是受意因派的影響。163

  震炎:「香港臨委認為草案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應在於社會主義任務,並非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提出議程,無產階級起來作廣大的鬥爭企圖完成民主任務的時候,必定侵犯私有財產權,那時革命的性質便帶有社會主義性質……。民主任務是我們過渡任務,社會主義是我們最後的任務,這二個任務是錯綜糾纏在一起的。……164」

  香港臨委的意見,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不一定要有「侵犯私有財產」發生。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故此,社會主義革命行動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不是在奪取政權之後。

  如(耀如)支持犀的意見,反對香港代表的意見,一再指出香港代表是「新旗派」思想。

  犀、如認為,中國是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按他倆這樣說,中國革命便割開為兩個不同的階段,這是「階段論」,不是不斷革命論。

  耀如為了否認中國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竟然說:「無產階級專政,並不等於社會主義革命」。165他說,只有財產關係改變了,才是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多麼錯誤的說法,居然認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那麼,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就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了,因為改變財產關係是在1918年。

  香港代表炎、顏在會上提出的意見,沒有被大會所接受,犀的黨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被大會通過了。在通過的《黨綱》166明確的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將社會主義任務提上議事日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黨綱》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卻有「建立蘇維埃」、「工農政府」(按照犀照的解釋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口號。按照《黨綱》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末,「建立蘇維埃」,「工農政府」的口號,就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了。

  犀、如在《黨綱》上造成混亂。

  建黨大會還通過了《中國革命共產黨黨章》(定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通過了《組織原則與方法》。

  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犀照、耀如、碧雲、真漁、戴顏、尹寬、梅爾端,後補委員:重源、樸克。中央委員會秘書康君。

  中央委員會推舉出常務委員會:犀照(書記)、耀如(組織)、尹寬(宣傳)

  大會選出中央組織委員會:耀如(主持人)、重源、錢川、魏。中央宣傳委員會:尹寬(主持人)、碧雲、華貝、丁毅、周仁生。




五、少數派建黨──中國國際主義工人党


  少數派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籌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建立正式的黨。於1949年4月27日-28日,在上海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此時全國已有一百多人,在上海有64人),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

  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七人:王文元、鄭超麟、何資深、林煥華、俞碩遺、羅新(香港)、麥俊奇(廣西)。因王文元即去香港、鄭超麟留在國內,遂作這樣的分工:國外由王文元負責,國內由鄭超麟負責。由蔣振東補上王文元位置為中委。

  大會通過了鄭超麟起草的《關於黨綱的決議》,王文元起草的《政治決議案》,俞碩遺起草的《組織決議案》。

  有三個地方組織:溫州小組、廣西小組(有林華、毛鴻鑑、黃鑒桐、麥俊奇等);上海的「翼社」是大學生的公開組織,有俞碩遺、俞益敏、沈文銓等人。

  同時,成立「馬克思主義青年團」,領導人葉春華。在上海、溫州有團組織。溫州的青年團,1949年11月15日出版了《叛逆者》,第一期發表了《內戰的總結》一文,提出在中國內戰中實行「失敗主義」口號,他們把《叛逆者》在溫州、上海等地散發。

  1950年7月,溫州中共政權開始逮捕托派,逮捕了國際主義工人黨溫州托洛茨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永嘉中學戴雲標、嚴瑞洛。過了幾個月,逮捕托派多人。1950年8月,托派秦錦堯撰寫《告溫州市全市同胞書》,署名:托洛茨基青年團溫州支部,張貼在市區中心。托派葉國光、周錫仁、曹家驥在市區各處張貼標語,宣傳托派主張,要求民主,要求釋放被捕的托派。1950年10月,溫州鐵井欄秦三泰銅店失火,公安局吳科長誣告是托派所幹,並誣告托派組織敢死隊,敢在市區張貼反共牆報和標語。以此為由,展開全面打擊托派。

  連正祥領導托派青年團從事地下活動。溫州公安局幹部陳謙,10月20日下午到甌海中學托團組織的王秀眉家串門,趁王不在家,潛入王臥室,從王床上的枕頭下竊去托團二十八人名單。當晚,公安人員包圍連正祥家,逮捕了連正祥、李羲、王秀眉,羈押於市公局四科看守所。同時,逮捕托派多人。

  托派柯相文跑去上海,要求托派組織進行營救工作。組織派柯相文回溫州,進行營救工作。柯相文聯絡曾受托派思想影響的市公安局偵察員鄭國勝。鄭國勝竊得蓋有公安局長孫秋平印鑑的「提審證」一紙,於1951年1月8日晚,以提審將托派曹家驥、黃政二人營救出獄,原打算把連正祥一起營救出獄,無奈曹黃二人不相信是營救,相持甚久,由於拖延時間過久,未敢營救連正祥。他們出獄後,柯相文等五人乘木船逃往上海。

  此次劫獄,使公安機關震動,遂決定槍殺連正祥。1951年1月24日,連正祥五花大綁押赴刑場。連正祥視死如歸,沿途高呼:「社會主義革命萬歲!托洛茨基主義萬歲!第四國際萬歲!」就義時年十九。

  連正祥被殺害後,溫州托派組織編寫《正氣歌》,在學生中傳唱。(摘自沈石《壯麗風雲──連正祥事件記實》)

  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成立後,王文元去香港,樓國華早已在香港。

  上海解放後,馬克思主義青年團,出版了油印刋物《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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