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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抗戰時托派組織的發展及抗日活動


· 一、上海
· 二、北平
· 三、香港
· 四、中山
· 五、溫州、浙江
· 六、山東、四川、重慶
· 七、廣西
 




  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上海軍民奮勇抗敵,托派中央於8月15日,立即散發傳單《武裝保衛上海!發動全面抗戰!》,傳單提出:「保衛上海,使這次戰爭達到勝利,把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驅逐出境;這是我們必須擔負起和必須完成的任務,必須全體工人及一切勞苦群眾武裝起來和前線兵士站在一道積極參加這次戰爭!」最後,傳單提出:一、武裝保衛上海;二、要求國民黨立即對日本絕交,立即宣戰,立即發動全國普遍的抗戰;三、沒收日本在華的一切銀行、工業及一切財產,廢除不平等條約;四、反對任何妥協的談判!五、組織群眾的抗戰團,要求國民政府發給武裝;六、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反對箝制民眾運動,力爭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七、徵收資本家特別捐作為抗戰經費;強迫徵收一切大建築物,收容和救濟失業工人和難民;八、反對國民黨御用的國民大會,召集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戰並解決國事。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英國、法國宣佈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蘇聯於17日進軍波蘭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佔領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

  在這樣的世界局勢之下,托派中央於1939年9月13日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會議通過決議案:《世界大戰與我們在抗戰中的任務》,確定這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戰爭,我們要「堅決站在反戰反法西斯的立場」,「要以國內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大戰」。

  中國的抗日戰爭,自然會捲入世界大戰中,我們「應該以獨立的態度,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首先予直接壓迫的帝國主義以打擊,並進而解脫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

  中國的資產階級,「把抗戰的希望全部寄託於美帝國主義身上」,把戰局拖延到日美戰爭,「參加在美帝國主義方面作戰,那時假如抗戰還不以中國民眾行動,而仍舊處於國民黨的反動領導之下,則無論在客觀或主觀上,都只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即令美國戰勝,仍不能爭得中國民族的真正獨立。」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堅決認為中國抗戰祇有靠全體民眾奮起並與先進國工人階級的反戰鬥爭,及其他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聯繫起來,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在這艱難的國際局勢中,要使全國民眾起來,克服目前的抗戰危機,根本消滅自王克敏以致汪精衛的大小漢奸,要防止蔣介石國民黨對日屈服,或變成美帝國主義的工具,要揭破斯大林黨的欺騙與叛賣,以自力爭取民族的獨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乃至取消其他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必須實行下列的革命政綱:

  一、立即宣佈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及抗日士兵;

  二、改革農民生活,廢除保甲制度,反對抽壯丁。全體農民武裝起來。

  三、徹底改善工人的生活,反對藉口戰爭減低工資;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增加;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反對資本家怠工破壞生產,工人監督生產,沒收漢奸資本家的產業歸工廠委員會管理;自由組織工會及工人糾察隊。

  四、改善士兵待遇,保證士兵家屬生活。組織兵士委員會,以全民武裝代替僱傭制度。

  五、改善城鄉民眾的生活,取消一切苛捐雜稅與高利貸債務;戰爭期間免收房租(至少應減低房租),沒收乘機敲詐的業主房產;組織民眾物價委員會;沒收一切投機商及發國難財者的財產,救濟難民;抗戰經費應完全由富人負擔,嚴格徵收財產累進稅。

  六、組織工農兵抗日代表會。

  七、言論、出版、結社絕對自由。

  八、國內一切弱小民族自決;與印度、安南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尤其是與日帝踐踏下的朝鮮、台灣的革命運動,密切聯繫。

  九、聯絡各國反戰的工農,尤其日本國內及在華作戰的日本兵士,藉以破壞日本軍閥的基礎,推翻日帝的統治。

  十、打倒斯大林官僚的反動政策,以蘇、中兩國工農大眾的壓力,逼成中蘇軍事同盟,保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攻!

  十一、在原則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在行動的策略上首先反對直接壓迫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

  十二、為要實行上述的抗戰政綱,必須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但目前中國大半土地是在日本、漢奸統治之下,國民會議的選舉與召集均較困難,故在淪陷區,應先由工農兵組織的抗日代表會付之實施,而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應先由民眾自動予以實施。

  這個艱巨的偉大鬥爭,當然要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所以首先要有一個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保證它的勝利,因此屬於第四國際旗幟之下的中國新黨的運動,將成為我們最近期間內宣傳與組織工作的中心。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目前還只是一個人數很少的小組織,不能立即擔負起這樣大的使命,適合著它現有的力量,應規定如下的迫切工作:

  一、如果國民黨及斯大林黨尚未放棄抗日,我們應與國民黨、斯大林黨採取聯合抗日行動。

  二、在宣傳上應盡量反對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妥協傾向,及其想以抗戰變成帝國主義戰爭工具的企圖;揭穿斯大林黨的叛賣與欺騙。

  三、集中力量去從事工人運動,尤其要組織西南新興交通工業的工人,以及淪陷區日本廠中的工人,爭取組織工會的權利。

  四、盡量參加遊擊隊及軍隊,以勇敢的抗日行動博取群眾的信仰,並靈活地宣傳土地政綱,在可能時首先沒收漢奸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藉以爭取貧農到抗日隊伍中來,使遊擊隊具有革命的社會基礎。

  五、發行中央及各地的機關報,解釋並宣傳第四國際的政綱,分析抗戰的進程,領導實際鬥爭,並使全世界工人及被壓迫民族的反戰鬥爭,與中國民眾的抗戰,首先在精神上聯繫起來。」
  決議案分送到各地方組織討論及施行,各地方組織按照決議,積極的進行各種抗日活動,組織遊擊隊或參加到國民黨軍隊進行抗日,但是,由於托派力量很少,加之以受國民黨的迫害,共產黨的污蔑、造謠、中傷,托派工作難以展開,《抗戰政綱》難以實行,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對中國抗戰捲入世界大戰中,抗戰的性質是否有所改變,意見的不同,造成托派組織的分裂,本來托派人數極少,力量非常單薄,組織的分裂更使托派力量削弱。

  各地方組織的建立和抗日活動,分述於下。




一、上海


  統一大會後,從各派所有的上海支部及人員合併起來,就有百多人,分四個區:滬東區、滬中區、(包括閘北)、滬西區、法南區(包括南市),各區有一個區委員會,各區委員會直接受中央委員會領導。

  上海各派的活動,主要是在工人中活動。馬玉夫從中共的工人支部中,拉出幾個工人支部歸屬於托派。據彭述之說,當時有30多個工人支部。馬玉夫叛黨,向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托派中央委員除陳獨秀、彭述之二人之外,全部被捕。由於工人支部大多是馬玉夫聯繫的,馬玉夫叛黨,大多數工人支部失散了。

  1932年3月,上海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反對陳獨秀支持十九路軍在上海反抗日本的軍事行動,並拒絕散發中央的《為日軍佔領淞滬告全國民眾書》的無政府主義行為,5月21日,中央向各區委及全體托派同志發出《通告第六號》,指出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的行為。6月22日,全體法南區委辭職。法南區工作陷於癱瘓。

  不久,10月間,中央機關被國民黨破獲,全體中央委員被捕,上海托派對外工作,更為困難,有一部分工人支部失去聯繫而失散了。

  1933年4月中央臨委劉仁靜、劉伯莊辭職,任曙為書記,召開全國緊急會議,解散上海各個區委,成立上海市委員會。中央臨委陳其昌反對,原各區區委抵制,使任曙無法開展工作,任曙只好接受劉伯莊的意見,改組中央臨時委員會,劉伯莊(書記)、嚴靈峰(宣傳)、任曙(組織)、趙濟、李平為委員。恢復上海各區區委員會,解散上海市委員會。

  1933年秋、寒君、李平被捕,是被混入托派的國民黨特務小張告密的。寒君、李平帶進托派的幾個工人支部又因失去聯繫而失散了。

  李平被捕後,大罵國民黨,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精忠不屈的精神,被國民黨所殺。

  從1932年至1937年,在上海的托派組織,中央委員、上海地區領導幹部,發生過五次被國民黨逮捕,被捕監禁者有30人以上。除了投降悔過者之外,其他的都是精忠不屈,除了李平被槍殺、宋敬修病死於獄中之外,其餘的人,先後獲得釋放。

  中共黨員,原屬中共的羅章龍、何孟雄派的寒君、李平(中共滬東區的負責人),看了《熱潮》,覺得《熱潮》所說的是對的,寒君與托派取得接觸,彭述之與他們談話,經過幾次談話之後,中共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一批幹部寒君等六、七人,加入了托派。由於他們積極的活動,建立了幾個產業支部。如:郵政支部,老電廠和新電力廠(兩廠共有6000餘工人)支部等。寒君、李平在滬東區的積極活動,中共滬東區委書記嚴等及其他委員,經過彭述之與他們談話後,整個中共滬東區區委轉到托派,並帶來了幾個大廠的支部,如怡和紗廠近30人,英美煙廠支部10多人。這些轉到托派來的同志,經過他們的活動,又建立了不少工人支部(如在滬西的工人支部)。此時,工人同志有200餘人。他們發動和領導了幾次取得勝利的罷工。如新老電廠的罷工、滬東英美煙廠的罷工等。

  由於多次組織受到破壞,致使組織渙散,不少成員消極而退出組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佔領了上海的租界,日常工作甚為困難,不少人因在上海無法謀生而離開上海。

  1941年上海地方負責人是籍云龍、蔣振東、樸克。

  1942年夏天,上海一間綢廠工人因工資問題罷工,作為罷工工人代表的托派成員印蓉秋、羅麗萍等人被捕。托派楊玉瓊為被捕的工人代表送飯,被警方疑為共產黨人,是幕後指揮罷工的人,把她逮捕起來,嚴刑審訊,她受不起刑訊,供出了劉家良的地址及托派組織情況。於是警方追捕劉家良,在醫院留醫的劉家良聞訊,帶病逃出醫院,轉去溫州。彭述之,陳碧蘭帶著女兒到上海附近的昆山同情者家鄉躲避。警方抓不到劉家良,就把劉家良租房的擔保人高擎宇抓去。在劉家良的住房裡搜出李永爵在精武體育會為劉家良辦的洗澡卡。追查精武會,因而輾轉抓到李永爵和劉乃光,為為共產黨要案處理,由上海警察總局的特高科審理。至此,在巡捕房關押的幾個工人代表釋放了。

  他們被捕後,遭到拷打逼供。劉康受到通宵達旦的嚴刑拷問,他全身被綁緊在長凳上,動彈不得,拷打的包打聽圍著他,一個大漢坐在他身上,向他口鼻不停的灌水,逼他供出劉家良的行蹤及托派情況,劉康始終沒有說出托派任何事情(包括劉家良的去向等)。

  魏禾託她的叔父向他認識的警局辦案人求助,設法釋放被捕的人,他們已監禁三個多月,沒有甚麼罪證,而罷工亦早已平息,在那個警察局的人幫助下,全部被釋放。

  楊玉瓊發瘋了,在獄中日夜吵鬧,監獄放了她出去,羅真把她送去精神病院,她又逃了出來,她在街上發瘋而死。

  在日本統治下的上海,米珠薪桂,工廠停工,商店竭業,不少人只好回鄉居住。上海托派組織沒有甚麼活動了。1945年,上海地區的托派只有30人左右,三個支部。

  1945年下半年,中央決定整頓組織,過去為了生活離開上海的人,抗戰勝利後紛紛回到上海。有些人看到托派公開刊物《青年與婦女》(後改名為《新聲》)及《求真》雜誌而找到了托派組織,其中有從重慶來的劉毅、蘇學常,溫州來的林松褀、周仁生、遼遠等多人,上海地區托派組織恢復了活動。上海成立五個支部:工人支部、百貨職工支部、學生支部、教職員工支部等。

  上海地區的托派活動,在1946年後主要是從事學生運動。1947年8月,托派中央決定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10月間在上海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選出上海市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委員會:遼遠(書記)、林松祺、潘教文、周履鏘。上海市有五個團支部,一個團小組。團員大多數是學生和教師,工人團支部只有一個。

  中國人民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飽受戰爭的痛苦,抗戰勝利後,人民願望過安穩的生活。但是,戰爭剛一結束,國民黨就發動內戰,企圖在抗戰前未能澈底消滅共黨的武裝力量,要在戰後加以消滅。國民黨挑起的內戰不得民心。

  共產黨不想打內戰,共產黨發動了「反內戰、反飢餓」運動,托派上海青年團積極參加了「反內戰、反飢餓」的大遊行。

  美國駐北平部隊的士兵,強奸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尤其是學生,全國各地學生舉行「反美、嚴懲肇事美兵」、「美軍滾出去!」的遊行,上海托派青年團積極參加「反美」運動。

  1948年下半年,中共軍事上取得節節勝利,共軍抵達江北,隨時會渡江南下,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在上海的全體黨員和團員參加,一致贊成中央政治委員會遷往南方,在上海則成立「江浙委員會」代行中央領導江蘇、浙江和上海三個地區的托派組織。同時決定,凡在上海活動的頭面人物撤離上海到別地去。

  1948年下半年及1949年、1950年上海有幾批人離開上海到香港去。

  1949年下半年,設在上海的江浙委員會被共產黨破獲,全部人員被捕,要他們以後不要再進行活動,否則,就不客氣了。

  數天後就把他們釋放了,丁毅、劉毅、錢川、遼遠去了香港,他們宣稱托派有內奸。




二、北平


  北平的托派組織最早是我們的話派建立華北區,1929年建立了北平托派支部。統一大會後,我們的話派北平支部就歸屬於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平支部的托派大多數人是大學師生。

  統一大會後建立北方區委員會,統轄北平、天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托派。北方區委員會設在北平,北平的人最多,北方區的托派成員前後有:汪澤楷、任旭、杜畏之、郭秀、王集縱、喻守一、彭桂秋、江常師、朱克清、么心一、方一智、耿堅白、朱雯芳、史逸民、沈祖蔭、李衡甫、石寶湖、李子儀、劉汝昭、楊秀怡(女)、宋文芳(女)、馬繼綱、趙顏珠、齊邦固、宋達文、吳淑芳、郭維墀、張衍恕、朱代傑、黎琴南、安明波、崔寶之、劉家良、施頌德、王樹本、扈煥之等。

  在1933年來說,除了上海之外,北平托派組織是人數最多的支部。

  北方區臨時委員會書記汪澤楷。

  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國主侵佔了東北三省,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民眾掀起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運動,迫使蔣介石下野,由政學系的汪精衛上臺。汪精衛上臺後宣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極力避免抗日而追求對日和談妥協。激起全國人民對汪精衛政府的不滿。12月17日北平學生(有托派學生參加)南下與上海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政府立即對日宣戰,收復國土。卻遭到國民政府軍警開槍掃射在珍珠橋的請願學生,是為「一二.一七」慘案。南京慘案發生後,全國各地的學生、人民群眾搗毀國民黨黨部,掀起反對國民黨、抗日的熱潮。

  1932年北方區臨時委員會發生分裂之後,北方區的北平,就有不少人離開了托派。自此以後,北平的工作就沒有甚麼進展。

  1933年張衍恕在家鄉被捕,半途乘押解人員不注意,他打開腳鐐逃跑。1934年夏他回到北平,去洪山煤礦,想在煤礦發展礦工入黨,工作八個月,毫無結果就回北平。那時,劉家良、扈煥之、王樹本等人還有活動,北平還存在北平委員會。1934年夏王樹本、扈煥之,及後劉家良南下上海工作。

  1935年初,劉家良、施朝生、扈煥之的中央,要張衍恕整頓北平組織。張衍恕執行中央指示,幾個北平「地委」一怒之下,竟然到憲兵第三團出賣組織,北平剩下的組織被叛徒出賣光了,張衍恕被捕。113

  沒有被捕的人,大多脫離托派,各奔東西。

  北平托派組織瓦解了。




三、香港


  1936年5月,中央臨委決定派王文元、李福仁去香港,整頓香港組織,王文元在香港一個月,以過去我們的話派舊關係羅新、陳仲禧為中心團結了十幾個人,其中有鄧旭(電廠工人)、張九、馬某(電車工人)及太古船塢多名工人,成立了香港支部,羅新為書記。建立了一個印刷所,出版機關報《火星》。

  1937年秋,劉家良出獄後再次到香港。那時,廣西有了托派組織,廣東的中山、廣州亦有托派組織,於是成立華南區臨時委員會,管轄廣東廣西兩省的托派組織。香港支部由華南區臨時委員會直接領導。

  1937年秋末,劉家良在香港召開訓練班,參加訓練班的人都是中山人,有黃靜波、繆國權、高擎宇、劉祖強、劉博、陳坤宣(梁婷)、陳燕如、劉麗卿、李鈿、陳國權、真漁、樸克(劉麗卿、繆紹鼎、樸克三人是在受訓過程中,由黃靜波執儀加入托派)。訓練班結束後,他們均回中山工作。劉博、劉祖強回中山後並沒有參加托派組織,他們只是同情者。

  1938年6月,劉家良回上海,寒君來香港。寒君為華南區臨時委員會書記,委員黃靜波、羅新。

  1937年,在廣州勷勤大學的陳國權,吸收了梁顯德、麥xx、林麗珍參加托派建立廣州支部。

  廣州淪陷前夕,陳國權、林麗珍去香港,吳冷楓回中山,參加中山支部。

  1939年下半年,香港支部陳國權(書記)、真漁、寒君(兼)。

  1938年日本商船「淺間丸」要到香港太古船塢修理,英國資本家與日本淺間丸船主簽訂40萬元港幣的修理合同。在太古船塢的托派工人聞此,立即在淺間丸的門口上貼了一張傳單:「如果我們工人修理淺間丸這艘船就會運送武器、士兵去打我們中國人,我們絕對不能修理它!」工人立即響應,紛紛走出船塢,拒絕修理「淺間丸」。「淺間丸」被迫離開香港,駛去台灣修理。

  這次反日鬥爭的勝利,對香港工人、人民群眾極大的鼓舞,從此,再沒有日本船隻到香港修理。

  這次工人反日運動的勝利,鼓舞了香港商業店員的拒賣日貨,運輸工人拒絕為日商搬運日貨。這些都是自發的無組織的反日行動。

  1938-1939年間,在工廠工人中吸收多名工人參加托派。筲箕灣馮強鞋廠的童惠卿、盧少珍、斑黃,太古船塢的焦榮,深水埗的針織工阮龍耀、甜芝、黎玉清等。

  由中山來港工作的真漁、李淩、李鈿等,他們都入工廠當工人或參加工人小組。中山淪陷後,從中山來港工作的有劉秀、招志堅、陸績、彭榮等多人。1938-1939年間從廣西來港工作的托派學生亦有多人。

  在深水埗,由陳xx在深水埗辦了一間民校。該校是為香港與上海聯絡機關,上海來人多住在那裡。也是一個印刷機關(刻臘紙,印製內部刊物),李淩、林麗珍二人負責,她們兩人又是該民校教師。另外,有一個鉛字印刷機關,先排字,拼成版,然後用雙手力壓,印製出宣傳刊物,由中山淪陷後來港的劉康單獨工作,女同志方少儂作聯絡人(劉康後來調到上海負責同樣的工作)。

  在1938至1940年間,香港建立了幾個工人小組:馮強鞋廠小組,電工小組(包括電車工人、電廠工人)、太古工人小組、深水紡織女工小組。

  1941年太古船塢發展了二個工人,太古就有五、六個工人。大中針織廠有一個工人小組,紅磡船廠工人小組,戴顏為領導人。

  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九龍,工廠大多關閉。在港無法生活,1942年初大多數人返鄉生活,一部份人轉去廣州,在廣州建立支部。真漁、戴顏、彭榮在廣州西村士敏土廠做工,李棠在五仙門電廠工作,鮑裕年車衣,劉明在制藥廠做工,那時在廣州支部有七、八人。

  抗戰勝利後,1946年間,真漁、戴顏等人轉回香港工作。彭榮、鮑裕年、李棠等人仍留在廣州工作。彭榮在五仙門電廠,李棠在士敏土廠,鮑裕年是小學教師。




四、中山


  在香港參加劉家良訓練班的人,回到中山,建立中山支部,黃靜波為書記。

  真漁在香港參加訓練班後,到西樵宮山,吸收在仲凱農校讀書的招志堅和吳冷楓(吳漢添)為托派。

  1938年秋、梁婷去上海,真漁去香港,李鈿、李淩去香港,參加該地方組織生活。

  黃靜玻、繆國權在中山簡易師範學校任教。繆國權、高擎宇在學校中甚為活躍,繆國權擔任二年級國文,他上課時多是講時事講抗戰形勢,而高擎宇是擔任一年級國文,他介紹學生們讀魯迅、巴金的書籍,介紹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曲。

  繆國權、高擎宇組織了一個「克克劇社」,除了簡易師範的學生參加外,還有女子中學的學生參加。在1938年7月暑假期間,克克劇社在中山石岐,二區及三區小杬等地,演出抗戰話劇《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壯士》、《古屋怪聲》、《故都春夢》等及演唱抗戰歌曲。

  1938年9月開學不久,時局緊張,中山各校宣佈停課,10月21日,日軍佔領廣州。

  中山托派支部,決定把各間中學學生組織起來,在1938年9月間成立「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中青團),團本部設在中山二區豪吐鄉二區中學校,參加的學校學生有:二區中學學生,中山縣立中學學生,中山縣立女子中學校學生,中山簡易師範學校學生三十多人。後來,吸收各鄉青年參加,發展最盛時有三百多人,有象角支隊,谿角鄉支隊。繆國權、高擎宇參加在內領導,正團長是二區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郭光,副團長劉家才和鄭致祥(樸克),不久,郭光退出中青團,劉秀為團長。

  在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的托派人員有繆國權、高擎宇、樸克、劉家才、劉麗卿、繆紹鼎。在團中發展了劉秀、劉祖印、林榕盛、鄭鐵冷、劉康、彭碧舫、劉醉魯參加托派。

  在團中,有各種社會科學書籍,如大眾哲學、社會發展史、社會科學二十講等,又有托派出版的《黨爭文獻》、《蘇聯黨獄真相》、《托洛茨基自傳》、《兒子、朋友、戰士》、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各種著作以及《破曉》、《西流》雜誌等等。

  中青團的活動對外主要是宣傳抗戰,出版牆報及抗戰畫報,張貼於附近鄉村,並向群眾宣講抗戰形勢,人民應該積極支持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又在各鄉村演出話劇:《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壯士》等。

  1938年10月底,日機轟炸中山石岐,中青團立即派出由鄭鏗率領的救護隊,前往石岐救護被炸傷的群眾,不料日機投下的炸彈,彈片射傷鄭鏗的胸部,受傷住院。

  1938年初冬,米價飛漲,是由於奸商把米運往敵偽地區。中青團廣泛發動「糧食鬥爭」,反對奸商抬高米價,激起社會上的震動。縣長張惠長大軍壓陣親自到商會,要壓抑米價。

  1938年冬,國民黨政府收編「大天二」袁帶的土匪為軍隊,成立「第四戰區第一遊擊縱隊」,司令部設在中山小杬鎮。袁帶為司令,屈仁則為副司令兼政訓處主任。第一遊擊縱隊的活動地區是番(禺)、中(山)、順(德)一帶。

  中山三、九區在1925-27年革命時期,是土地革命活躍地區,不少農民參加過土地革命運動。托派中山支部打算在中山三、九區組織農民武裝隊伍,抗戰時期進行抗戰,革命到來時期,作為革命武裝力量進行革命鬥爭。於是派出托派人員高擎宇(高翬)和劉秀及一個中青團團員李鵬打入袁帶的遊擊縱隊,以到軍隊宣傳抗戰為名,掛名為「司令部政訓處政訓幹事」(無薪、無軍銜)。計劃第一,把袁帶的土匪部隊改變為農民武裝部隊,如果不可能,則第二,通過「第一遊擊縱隊」的關係與三九區地方的農民接觸,組織農民武裝部隊。

  劉秀深入到第一縱隊多個中隊駐地進行調查,瞭解到袁帶的部隊完全是土匪作風。他們收「行水」,強行攤派「捐款」、開賭場、開煙館,各地方的「士兵」不見蹤影,他們都在賭場、煙館及關卡(收「行水」)。不見有一個真正的農民在部隊裡,把這樣的部隊改變為農民部隊根本不可能。至於通過這樣的部隊去接近當地農民也是不可能,他們過去是土匪行為,今天還是和昨天一樣,百姓對他們並無好感,如要在中山三、九區組織農民武裝只有另起爐灶,深入農村,在農村裡生活、工作,作長期的活動才有可能。

  托派中山支部遂決定,以學校復課為名,回校上課,退出「第一遊擊縱隊」。

  1939年初,縣立中學、女子中學校,簡易師範學校三校合併成立中山聯合中學,學校設在五區的南屏鄉,對面隔河就是澳門,如果日敵入侵中山,就便利於遷往澳門。

  學校復課,在中青團的三校學生就離開中青團回校上課。中青團仍有二區中學的學生及其他青年留在中青團,此時由廣州來中山的招志堅(化名劉芬)主持中青團工作。

  在南屏的聯合中學,托派人員建立「三社」吸收眾多的學生參加,組織讀書會,到附近鄉村宣傳抗戰,在南屏的聯合中學托派又吸收了鮑裕年、林榕盛、何伯約等參加托派。

  1939年5月劉秀考完了畢業試,托派支部決定他回中青團工作,此時留在中青團本部的有谿角鄉的劉祖印、劉泓、劉仲英、劉伯珍及吳冷楓、村佬(吳渭川)、鄭鐵冷、劉芬。

  1939年7月,日軍攻打中山四區張家邊,中山青年團派出七八人組成的「前線服務隊」,由劉秀率領,到張家邊去救護傷兵。到達張家邊的第五天,日軍突然改變進攻方向。從中山二區分六路進攻。中山警備部隊退往中山二區。中青團的「前線服務隊」隨即在夜間轉移到二區沙圍地區。翌日,日軍攻佔了中山石岐。中青團計劃與撤退到二區沙圍地區的中山縣警備部隊共同組織遊擊隊進行抗擊日軍。日軍佔領中山三天後退出中山,組織遊擊隊計劃就沒有進行了。

  托派中山支部在中山五區瑚洲組織了一支農民武裝小隊,是由曾經參加過1925-27年革命鬥爭省港大罷工的陳仲禧所組織和領導,有十多個農民參加,有一挺牛角機槍,幾支長槍和短槍,日軍佔領中山後,1942年(?)這支農民武裝與日軍作戰,陳仲禧在戰鬥中壯烈犧牲了114,這支農民武裝也就被打散了。

  1939年9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蔣介石提出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及後發布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文件,這些「防制異黨」是對共產黨也對托派。中山有兩個最大的群眾組織:一個是中共所領導的「抗日先鋒隊」;一個是托派所領導的「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抗日先鋒隊有武裝,在中山四、五區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是一個人員眾多的半公開的組織,而且爭取到中山縣長張惠長為領導。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無武裝力量,人員多是青年學生的公開組織,群眾基礎薄弱,力量單薄。國民黨在二者之中,首先向托派的群眾組織「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開刀。

  八月間,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林卓夫,三次打電話要中青團團長劉秀去國民黨縣黨部談話。劉秀明白,林卓夫的談話,不外是要「中青團」服從國民黨領導,服從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即「三個一」:一個領袖——蔣介石,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無論如何「中青團」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接受「三個一」,則會立即被捕。於是,劉秀沒有去國民黨縣黨部與林卓夫面談,林卓夫就惱火了,揚言要逮捕劉秀、槍殺劉秀。

  國民黨一計不成就施行第二計。林卓夫指使中山二區駐軍大隊長朱國強(中青團派出的「戰地服務隊」在張家邊是住在朱國強部隊的指揮部裡,朱國強認識劉秀等中青團團員),寫信給劉秀,說他最近結婚,邀請劉秀到他家裡去聚談。信中說甚麼「中國只有一個黨——國民黨;只有一個主義——三民主義;只有一個領袖——蔣委員長」。要劉秀和他「聚談」是甚麼用意就非常明白了。劉秀當然與他談不來,就會立即把劉秀扣押起來,甚或藉故當場把劉秀槍殺。朱國強是一個極端反動的國民黨軍人,他的口頭禪就是「寧可錯殺一百,絕不放過一個」,他對共產主義者極端仇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劉秀藉口「家務纏身,無暇拜訪」而拒絕與他見面。林卓夫見此計又不成,更為惱火。於是命令中山縣警備司令部派武裝部隊去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團部(此時,中青團部遷在二區中學旁一間荒廢的書院裡),逮捕劉秀。中青團員、托派劉練的堂兄劉博是縣長的秘書,當他得知派警備部隊去中青團的消息,立即打電話給劉練,要劉練立即通知劉秀。劉秀決定在團本部的所有人員立即疏散躲避。過了三十分鐘從石岐開來的三十多個武裝部隊到達了,把整個中青團部包圍起來,搜查一遍,甚麼也沒有得到,就撤走了。

  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再也不能存在了,托派組織決定「自動解散」。劉秀在二區谿角鄉一個中青團員劉泓家中躲藏半個月之後,出走澳門,在澳門印刷了三百份《告中山民眾書》,再潛回中山,在中山石岐散發及張貼《告中山民眾書》,宣佈: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受到政府武裝鎮壓,被迫自動解散。提出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自由、抗日自由;反對國民黨政府鎮壓抗日群眾團體。

  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解散後,在中青團的托派人員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工作。

  劉秀去了澳門,在一間私人辦的小學教書,三個月後,1939年末去香港工作。劉芬也去香港。

  此時,中山托派支部是黃靜波(書記)、鄭鏗、高翬、黃靜波、高翬、繆國權在聯合中學任教,鄭鏗在南屏鄉養傷。

  中山托派活動的中心在中山聯合中學,組織了「三社」,舉辦讀書會,及宣傳隊,在附近鄉村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1939年冬中山淪陷,聯合中學遷往澳門,學校的托派學生隨校亦轉到澳門活動。




五、溫州、浙江


  溫州托派組織的創建人是曾猛。

  溫州人曾猛在廣州聽蕭楚女、張太雷等人的演講,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不久,隨同鄧中夏在職工中活動,約在1926年間,經鄧中夏、李啟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曾猛練就了一手好字,在廣州刻印的文件,得到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贊賞。中央需要這樣的人才,曾猛隨同周恩來去上海,在總工會工作。上海第三次暴動勝利後,在中共中央秘書處任幹事。擔任抄寫工作及偽裝文件、書藉的工作。

  1927年「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去莫斯科學習,曾猛被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此時中山大學校長是米夫。曾猛在中山大學學習時,校內已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組織。他通過校內反對派的同學讀到反對派的文件,不久,他參加了校內的反對派。

  曾猛在中山大學只有一年多,中共提前調他回國。曾猛於1929年1月回到上海,在上海一方面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幹秘密技術工作,另一方面參加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活動。曾猛是「我們的話派」幹事會幹事之一。

  蘇聯1930年反托運動,送給中共中央在蘇聯學習的反對派學生的名單,其中有曾猛的名字,於是,曾猛被中共開除出黨。

  曾猛為「我們的話派」籌集可靠的經費來源,他從溫州韓敏、李景芳等友人出資開辦江東書店。江東書店成為「我們的話派」幹事會活動地。被中共開除後,生活無著,就依靠江東書店生活。1930年秋江東書店因生意清淡而關閉,曾猛生活無著,一天在路上遇見陳碧蘭,陳碧蘭立即對陳獨秀說及曾猛的情況,陳獨秀留曾猛做秘密技術工作,刻印《火花》、《校內生活》。

  1932年10月15日,托派中央機關被國民黨破獲,陳獨秀、彭述之等十人被捕,其中有曾猛被判處五年徒刑。

  曾猛被捕後,他的妻子秋君要求戴立夫(國民黨立法委員)營救。過了八個多月後,戴立夫託張沖,張沖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後必須在「留俄同學會」過一段時間。曾猛出獄後,在留俄同學會招待所住了幾個月,然後和秋君回溫州。

  曾猛回到溫州,影響了余嘉、董國雄、陳又東、王國龍、錢川等一些青年人。「九一八」蘆溝橋事件,爆發了抗日戰爭,此時,在上海參加過「我們的話派」的何樹芬,朱鈐和受王獨清影響的李國棟也影響了一些人,雙方都想成立托派組織,恰好此時過去「我們的話派」賀希從國民黨監獄出來,身體虛弱,而且生活無著,上海的老朋友要他到溫州找何樹芬和朱鈐。賀希到溫州後,由李國棟和朱鈐出錢為他租房子,並由錢川為他打針服藥。

  賀希在溫州、撮合雙方受托派影響的人,合併成立托派組織。

  1937年秋,溫州托派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是在蓮花心山上曾猛家裡。出席大會的人有曾猛、賀希、朱鈐、李國棟、何樹芬、何止錚、黃禹石、錢川、王國龍、陳又東、余嘉等,大會由曾猛主持。曾猛作工作報告。大會通過兩個決議:一、溫州工作綱領;二、請求上海托派中央承認溫州組織為溫州支部。派賀希去上海向中央臨時委員會報告。大會選出第一屆幹事會,曾猛(書記)、何樹芬(宣傳)、朱鈐(組織),幹事何止錚和王國龍。

  曾猛在幹事會提出,抗日必須聯合共產黨共同行動。幹事會通過決議,派李蔡志代表溫州托派與中共浙南縱隊駐城內辦事處主任吳育商談。李蔡志和吳育是甌海中學同學,又是同鄉,原有私人感情,但李蔡志向吳育提出聯合抗日的建議時,吳育斷然拒絕。李蔡志問吳育:中共同國民黨合作,為甚麼不能和托派聯合抗日?吳回答說:「托洛茨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是法西斯奸細,陳獨秀是漢奸」。

  中共領導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在抗戰開始時成立;同時,永嘉國民黨縣黨部成立「救國禦侮團」。溫州托派幹事會認為,儘管吳育拒絕同托派合作抗日,但托派應參加中共領導的戰時青年服務團,因為它是真正的抗日群眾組織,決不能加入國民黨的救國禦侮團。幹事會通過曾猛的建議,溫州托派成員(除二三人外)及受托派影響的外圍分子全部加入戰時青年服務團。

  李國棟辭去國民黨監察委員,就這樣解決了李國棟這個「跨黨」問題。此時溫州成立蛋類銷售處,李國棟設法謀得該處駐滬辦事處職務,幹事會決定委任李國棟代表溫州托派組織和中央臨委聯絡。

  在第一屆幹事會期間,各個托派成員展開活動,組織各種外圍小組,學生外圍小組共約十二、三人(初中學生,以溫州中學為多)這些人當時都已接受托派思想。如:章濤、林松棋。後來去台灣被捕的洪秀雲、夏廷樊都是其中之一。工人外圍小組:針織工人約十人,還有印刷工人和織布工人數人。農民外圍小組三個:寶台支部發展的約十多人。李蔡志在平陽縣鰲江南岸李家村發展的約七、八人;毛鍚堯在溫州慈湖南村發展的一、二個農民(都是國民黨監獄中的難友)。小學教員外圍小組有四個:由余嘉發展的:西郊小組、其中謝循次、董國雄先後入黨,港頭小組三人:王會中、戴燕海、施其祥。錢川發展的明德小組,其中林朝熙旋即入黨,還有由潘亦可發展的陳久真、邵鶴軒等(陳久真在1947-48年間入黨,參加溫州多數派中心小組)。外圍店員小組有四個:錢川發展的西藥業店員小組,王濟通發展的中華書局店員小組;錢川發展的錢莊店員小組。其他職業的店員小組,為葉文孚、任俠中、金鴻賓等,葉文孚旋即入黨。

  以上各外圍小組的活動,工人和農民組以工會運動和農民運動為主,其餘的外圍小組多是以抗戰宣傳為主,他們辦工人夜校、讀書會、出版壁報等宣傳托派的抗日主張。

  1938年下半年,國民黨加緊要解散戰時青年服務團,同時,中共開始反托運動,說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的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托派是漢奸,在溫州城內街頭出現反托的海報,生活書店擺滿反托書刊。溫州托派沒有刊物出版,曾猛指示中華書局職員托派王濟通聯絡店裡的師兄弟把亞東書局出版的陳獨秀、彭述之、高語罕、李季的書籍擺在顯著的地方上。還有托洛茨基著的《兒子、朋友、戰士》、《杜威委員會對托洛茨基的調查報告》。

  曾猛指示陳又東在戰時青年服務團的刊物上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受到戰青團中中共黨員圍攻。

  戰時青年服務團江北五區寶台支部因為是托派朱鈐、潘泰運及吳昭松領導,戰時青年服務團總部下令解散整頓,但支部解散後還沒有整頓好,總團被國民黨勒令取締了。

  工人支部三人,都是從「救盟」工人小組中發展入黨。這個支部主要活動是領導溫州針織業工會,支部成員中的葉學濂和葉樹芳是該工會的理事長和理事,工會理事會的其他成員幾乎都是「救盟」成員,因此,當時社會上公認該工會是托派工會。

  溫州針織業工會在1925-1927年大革命時是一個很活躍的工會,大革命失敗後,落到國民黨黃色工會的手裡以後,工會只知收會費,毫不顧工人利益,工人極為不滿。抗戰開始,溫州成為東南沿海唯一的轉運口岸,針織業突然興旺起來,針織女工人數激增。此時,原在上海做工的針織機修理工葉學濂、葉樹芳等回到溫州。他們在上海有過鬥爭的經驗,眼看工會腐敗,女工受盡剝削與壓迫,而工會充當資方的幫兇。因此,他們就想重整工會。葉學濂、葉樹芳在民眾教育館辦的時事形勢報告會遇見陳又東、王國龍和錢川。他們要陳又東、王國龍和錢川幫助他們重整工會。陳等立即向曾猛匯報,曾猛親自出馬,曾猛要葉學濂等動員女工提出增加工資要求。那次提出增加工資要求取得勝利,使女工們對葉等人信任,她們都認為工會如由葉學濂等人領導就好了。於是曾猛要葉等人推動各廠女工要求改選工會,不繳會費。同時,曾猛要錢川、王國龍、陳又東等人幫助在女工中成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以此為核心去組織各廠女工進行改選工會的活動。錢川和葉學濂等人和工人生活在一起,為工人們辦理改選工會的事情,為工人護理小病。

  不久,工會改選,葉學濂等幾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的成員都被選為工會理事,葉學濂為理事長,工會正式聘請錢川為工會文書。工會立即展開工作,辦文化班,舉行時事講座,講抗戰形勢;組織女工分批接受軍訓和救護技術的培訓等等。

  葉學濂、葉樹芬、應阿晚三人表現出大公無私,肯吃苦,有活動能力,托派幹事會決定吸收他們三人為黨員,由他們三人成立工人支部。

  工會改選後,向資方提出改善女工工作條件的要求。針織業資方害怕大革命時那樣的針織業工會重新出現,他們要求國民黨縣黨部取締針織業工會。並決定:關廠、併店,從上海運進成品,解雇工人,企圖借此從根本上扼殺工會。工會經過調查,得知資方運進的成品都是日商出產的。曾猛指示工人支部:「這正是結合抗日和保護工人利益的最好的機會,只要你們證明這些無日商牌號的產品是日貨,我們就能戰勝資本家」。「我們有辦法」,工人支部回答說。

  於是,針織業工會要求縣抗敵後援會召開各界聯席會議,秉公處理針織業資方解雇工人、販賣敵貨事件。葉學濂等工會理事在會上當場對資方運進的敵貨和國產貨成品進行拉力及染料作對比試驗。試驗結果證明資方運進的襪子是敵貨。而且,葉學濂等工會理事還提出證據,說明資方運進的襪子上貼的廠家招牌,不是上海無此廠家,就是早已關廠的廠家。與會的各界代表都認為,工會理事會的證明很有說服力。工會理事向各界代表呼籲說:「資方此舉,不但陷三千多工人生計於絕境,而且販運敵貨,替敵寇為虎作倀,是奸商行為。」各界代表會議決定查封敵貨,並要資方繼續開工,不得解雇工人。

  這一鬥爭的勝利,不但針織工人更加信賴工會理事會,而且其他工會也紛紛要求進行整頓。

  國民黨縣黨部出於階級本能,決定摧殘針織工會,拘捕葉學濂,關在警察局看守所裡,進行威脅利誘。女工們憤不可遏。除到看守所探望外,還到縣黨部質問書記長吳子屏。翌日,《浙甌晚報》發表吳子屏的談話,說針織業工人工潮是受少數陰謀分子操縱,必須取締。這就激怒了工人。一群女工未經理事會同意,湧進縣黨部搗毀辦公室。曾猛聞此,立即趕去工會理事會,勸導工人不要這樣蠻幹。他建議理事會召集全體三千多女工到防守司令部請願,並發動其他工會支持。

  當夜,曾猛去見防守司令參謀長陳適。陳適是曾猛在廣州時的朋友。他向陳適說明針織業工會鬥爭的實際情況,指出,縣黨部無視工人本身生計及抗日救亡的合理要求,而為奸商張目,拘捕工會理事長葉學濂,這樣的倒行逆施能莫視無睹嗎?

  第二天,針織業工人由工會理事們領頭,列隊到防守司令部門前請願。三千多工人加上其他工會支援的工人隊伍,站滿了全條街道。陳適出來向請願工人講話,表示防守司令部一定秉公處理。工人們要求立即釋放理事長。陳說,釋放他要同縣黨部商量後處理,工友們如不放心,我派人請葉理事長來同大家見面,讓他親自跟大家講話。

  陳當場寫條子派一副官到看守所提葉學濂。葉學濂到場時,陳請葉登上桌子。葉情緒激動,他簡單而堅定的說了幾句話:「我們要求合理,我們要抗日,大家在理事會領導下繼續鬥爭,不勝利不停止,即使不放我,我關在裡面也很高興!」

  陳適當時對葉學濂表示欽佩,但陳無權當場放葉,過了幾天,敵機對城區濫肆轟炸,陳適乘機下令釋放葉學濂。

  1939年春節(2月19日),溫州托派在蓮花山上曾猛的茅屋裡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曾猛主持大會並致詞。李國棟傳達上海臨委的指示。大會選出幹事會七人:曾猛(書記兼組織),陳又東(宣傳),李國棟(溫洲托派駐滬代表人)、何止錚、王國龍、錢川、葉學濂。成立工人委員會,成員為曾猛、葉學濂、陳又東、王國龍、錢川五人。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黨員人數約三十人,以教員居多,針織工人三人,店員三人,下級軍官一人(周肇桐,國民黨軍隊連長)。

  大會決定籌備溫州救亡大同盟,把原來參加戰時青年服務團的托派外圍分子為基礎,分別成立工人、學生、店員、小學教師、農民等「同盟」支部,待「同盟」發展到可以召開代表大會時,產生救亡大同盟的領導機構。出版油印刊物《工農兵》為救盟的機關刊物(出版了兩、三期),領導救盟和小組活動的幹事會幹事為曾猛、陳又東、錢川、葉學濂、王國龍。

  1939年5月間,幹事會派王國龍去上海向中央臨委報告工作,臨行時曾猛托王探聽彭述之對他在南京出獄事的態度。王見彭時,按曾猛所託問彭,彭說:「國民黨放人,總是有條件的,他說沒有條件,我不信。我怎能批准有條件出獄的人恢復組織關係呢?當然,他在溫州影響了你們,並且成立了組織,對此,我們表示肯定;但我不能不向你們提出警告:不能無條件信賴他,而應當督促他,使他不致重蹈覆轍」。王國龍回到溫州後,如實把彭述之的話轉告曾猛。曾猛聽了,知道彭不原諒他。他以前對彭很尊重,但從此對彭的評價變了,甚至罵起來了。這也使他對托派失去了熱情。溫州淪陷後,托派組織瓦解,有人向曾猛提出,要他出來恢復組織,他卻無所表示。

  溫州托派既成了國民黨縣黨部的眼中釘,1939年7月間,他們下手了,曾猛、王國龍、陳又東(式家)、謝循歡、董國雄相繼被捕了。逮捕機關是浙江省第八區專員公署。何止錚、錢川逃走了,李國棟險些被捕,他警覺地連夜逃往上海。此次溫州托派組織的被破壞,是朱鈐叛變,朱鈐知道溫州托派組織全部情況。

  1940年王國龍患惡性虐疾發高燒,曾猛的朋友陳素農向有關機關活動,王國龍、曾猛交保釋放。1939年7年溫州托派組織破壞之後,已無組織活動。

  1941年秋天,周仁生到溫州模範小學教書,1942年又來了林松祺、章濤,再後來了黃禹石接替余秋夫為模範小學校長。他們在學校組織了「別了」讀書會,讀書會的成員有胡振東、邱季龍、葉征慶、胡大鏞、陳鶴梅、席時佳、沈艷芳等人,他們都是13-14歲的孩子,但是這個讀書會會員是以後溫州托派學生的中堅分子,以上多人先後加入托派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46年後,他們在溫州中學、甌海中學、永嘉中學,都有活動。溫州中學是活動的中心。胡振東、邱季龍成為學生自治會的積極分子。他們發展起來的同學在甌海中學有葉征慶,在永加聯合中學有葉春華等,都是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

  1942年,模範小學停辦。周仁生、章濤(宏業)、林松祺,先後進入浙江大學龍泉分校讀書。學校有一位從蘇聯歸來的安明波教授。安明波雖已脫離托派組織,但他個人仍有活動,他們都受他的影響。1942-1944年,在安明波的指導下,每星期都有一次時事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主要學生(後來均參加托派組織)有周仁生、林松祺、章宏業、洪秀榮、趙養性,其餘的只能算是同情者,有一位後來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陳建新。浙江大學托派運動的種子是在那時撒播開來的。

  1946年春節假期(2月2日至4日),周仁生常去安明波家與他討論問題,那時安在英士大學任教授,英士大學暫設在溫州,適好那時劉家良來溫州治病,周仁生、林松祺、章宏業常去看他,在劉家良的影響下,有在溫州從新建立組織的設想。

  1946年2月4日,安明波、周仁生、林松祺、章宏業等人在溫州西門安明波家裡開會,大家一致認為有建立組織的必要。經過討論,組織名稱定為「馬克思主義挺進隊」。安明波為負責人(即書記)、周仁生(宣傳)、章宏業(組織)。當時,還討論了綱領和組織章程。綱領由周仁生起草,章程由章宏業起章。第二天,討論通過了這兩個文件。

  1946年2月稍後,王國龍、陳又東、謝循歡三人到周仁生家。周仁生把成立「馬克思主義挺進隊」經過向他們匯報,他們同意向上海托派中央反映,以便取得承認。後來「馬克思主義挺進隊」改名為「馬克思主義挺進社」。

  1946年底或1947年初,溫州托派組織得到上海多數派中央承認,就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溫州支部。

  1947年暑假後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

  在溫州支部統轄下有學生支部,小學教師支部,手工業工人支部。

  學生支部有溫州中學、永嘉中學、甌海中學等。

  托派在學校中的活動。周仁生於1945年2月至3月間,在瑞安龍川(今文成縣龍川鄉)省立第三臨時中學任教時,經過半年時間,成立了「仰韶讀書會」,成員有徐明烈、吳祖塘、郎起秀、潘公一、諸勤華、朱靜霞、趙高峰、趙義芳等十餘人。後來,徐明烈、吳祖塘、郎起秀三人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其他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周仁生在校中還影響了諸葛夏、趙青音、趙頤廬、伍恭聖、黃錦標等人,他們以後都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還有同情分子10至20人左右。

  1945年暑期後,周仁生從第三臨時中學轉到平陽鄭樓溫州師範學校任教,一起到溫州師範的有托派林松祺、錢思敬、梁婷等三人。他們影響了葉幼揚、鄭叔傑、王信蜀、白素冰、李淑荷。他們都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情者還有陳湘君、鐘毓麟等。以白素冰為首的學生曾領導過反對學校不民主的抗議運動,白素冰被國民黨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扣留過。

  里安縣(現為里安市)是托派一個重要的據點。三十年代托派何止錚(何阿芳)和何樹芬都是里安人,他們都起過影響作用。1946年上半年梁廷(梁婷)到里安簡易師範教書,對學生有過影響。1949年初到1952年,里安中學成立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有鄭叔傑、余振棠等人,1952年12月22日,他們全部被逮捕。

  1947年暑期後,從溫州去台灣的有三人:夏廷樊在基隆海關工作,洪秀榮在臺北一化工廠工作,淩松民在臺北一汽車運輸公司工作。同年,上海動員蘇濤(山東人)去台灣,他們四人成立台灣支部,蘇濤為書記。他們用油印機油印出版刊物,他們聯繫的人有永嘉人張鳴謙、樂清人方xx。1948年上半年,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蘇濤判無期徒刑,洪秀榮判5年徒刑,夏廷樊判15年徒刑。淩松民逃回溫州。台灣托派組織破壞後,國民黨下令通輯周阿寶(周仁生的化名)。周仁生到上海中匯大樓接頭時,警覺到有疑,旋即逃離現場。

  1948年托派人員去台灣的有潘教文(交大學生)。潘教文住在臺北堂姨父家,不久被托派叛徒林一心(陳岱青)及蔣經國逮捕,要他們今後不得有活動,否則,逮捕判刑。自此以後,台灣再沒有建立托派組織。

  浙江金華支部。1947年,國立英士大學遷往金華。英士大學的林錦芳、席時佳(女,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及在金華郵電局的郎起秀三人,成立金華支部,無甚活動。

  杭州的托派活動主要集中於浙江大學和杭州師範。成員有諸葛夏及杭州師範學校的白素冰。還有一個少數派支部,支部書記仍是曹毓麟。杭州師範學校成立托派小組和讀書會,讀書會成員有陳雪錚等人。

  浙江大學及杭州師範學校托派成員在1947-1948年間,都積極參加反內戰反飢餓遊行活動。

  1946年8月,周仁生去靖江蘇北中學任英語教師,周仁生在學生中影響了三個人,孫鈺華、金鑑、陳琪東。教務處職員展明倫也深受影響。在1948年10至11月間,在孫鈺華家裡,成立了蘇北中學黨團混合小組,(展明倫為黨員,其餘三人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小組負責人為孫鈺華,孫鈺華是一個忠誠而又積極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活動分子,後來他在靖江蘇北中學發展了一批讀書會分子和同情者,其中有範廣譽、范成秋、朱麗華(?)等。朱1950年考進復旦大學,於1952年被捕。

  少數派在溫州活動由來已久,最盛時期是1944年(?)。溫州少數派負責人是余嘉、陳又東,他們是從多數派轉到少數派的。以余嘉最為積極,他定期從上海回溫州一趟,與溫州的中學生進行談話。在學生中主要負責人是徐明烈、葉春華等。後來少數派在學生中成立馬克思主義青年團(M.Y.)。

  抗戰勝利後,人民希望過安定的日子,但國民黨貪汙腐敗,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米價直線上升,1946年初一千元法幣購米27.5斤,到2月底只能購得7斤半。溫州城群眾第一次發動鬧米風潮,群眾搗毀了新玉豐、廣利、公達、張興記、永豐等米舖、米廠。6月5日,米價再度漲至一千元只購得三斤。8日全市無米出售,於是激起上萬飢民拖油箱敲臉盆上街示威,包圍溫州糧倉,搗毀永明米廠。政府當局下令開槍彈壓,當場死傷8人。憤怒的群眾在永嘉學聯及溫州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安邦帶領,包圍溫州專員張寶琛正在看戲的詠霓舞臺。托派學生胡振東(當時是學聯代表)、邱季龍(溫州中學學術股長)等積極參加這場鬥爭。學聯向政府提出五項要求:反對官商勾結壟斷米市,抬高米價;組織平糶委員會。迫使縣長劉能超調動糧食以每千元12斤供應市民,由學生代表陳道生監督。並開展救濟貧民,向全市豪紳店東派款募捐。

  溫州中學自動停課,托派學生走在前頭,取得好成績。全市在兩天時間就募集金額5300萬元,上交民食調劑委員會。

  溫州托派和社會主義青年團(S.Y.)在1949年後就不存在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少數派馬克思主義青年團所侵食,而轉變為馬克思主義青年團)。




六、山東、四川、重慶


  早在1931年山東就已建立了托派組織。

  山東曲阜第二師範是共產黨的窩子,學生會擴展為群眾的抗日會。托派張彝堂是學校的訓育主任。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教務主任,每晚召開學生大會討論抗日問題,張彝堂與共產黨的教務主任進行辯論,每次辯論都是張彝堂取得勝利。

  1931年張彝堂影響了張衍恕等一批學生,加入托派建立托派小組。

  1931年寒假,換了新校長、新職員。講社會學的是留俄學生共產黨員鄭詠濤(女),她背誦斯大林的言論。六一班學生張衍恕站起來與她辯論,她罵張衍恕為托派發言走上邪路。正是托派人與共產黨人的辯論交鋒,影響了學生認識了托派的主張。

  六二班的托派學生文某與梁公衡(後改名梁貽)散步,問梁公衡是否參加過甚麼黨派,梁公衡回答說沒有參加過甚麼黨派,而對共產黨幹部派表示厭惡,同情托派。於是,梁公衡被吸收為托派,參加了支部會。梁公衡又發展了五一班的臧叔鶴參加托派。臧叔鶴又吸收了幾個人參加托派。1932年,建立了三個小組,有十多個托派成員。

  國民黨得到情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是共產黨人窩子。1932年5月20日,韓復榘派軍隊包圍學校,進行大逮捕。逮捕了19個學生,6個教職員共25人,托派文某被捕,他投降了。7月間張衍恕被捕了,在押往濟南途中逃跑了,去了北平。

  繼山東曲阜第二師範托派組織之後,山東省立第一鄉村師範的托派組織也迅速發展起來(第一鄉村師範於1936年改建為「山東省立鄉村建設專科學校」)。該校托派組織,始於1933年崔寶之(崔希賢)來校讀書之後,他是學校托派組織的創建人。至1937年抗戰開始,正式成員有十餘人,加上思想傾向於托派的共有十七、八人。

  早在1932年初,張彝堂和崔寶之去了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日運動,張衍恕於1932年秋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受托派中央的指示,回山東建立山東省托派支部,他回到山東後在濟南立即籌備召開山東省代表大會。會場是濟南第一師範學校的教室,出席會議的不到十人。王旭亭代表津浦鐵路,北平的代表是劉家良,會議只開了半天,張衍恕、王旭亭、張夢九當選為省委,山東省委歸屬北平管轄。張夢九在陳獨秀被捕後就離開了托派。

  山東半年來以濟南第一鄉村師範發展最好。兗州、青州的師範學校也發展了組織。

  張衍恕於1932年9月去洪山煤礦做工,做了九個月煤礦工人,沒有發展一個工人就回到北平。

  1934年初,劉仁靜從北平調去幾個年青人到上海工作。他們是斯朝生(原名施頌德)、扈煥之、劉家良、王樹本(王耀華)。1935年1月,成立了以斯朝生、劉家良、扈煥之為首的新中央。這個中央命令張衍恕整頓北平組織。北平組織出了叛徒,北平組織完全被破壞了。張衍恕被捕(化名張子芹)解往南京監獄。

  濟南第一鄉村師範學校學生大多是家庭貧困,他們容易接受進步思想。三十年代初期,中共和托派,都先後在該校得到迅速的發展,國民黨的C.C.特務也進入該校。政治鬥爭甚為劇烈。1934年冬,中共的領導人是趙健民。全校中共成員約有30人左右,而外圍的學生更多,全校八個班,每班有六、七個人。學校托派的領導人是崔寶之(在校名字是崔希賢)。正式成員只有十人左右:房子傑、王冠平、徐睿夫(在校名徐希聖)、趙芳舉(化名徐文昇)、常叔康、小王、小張、林某等。崔寶之是支部書記、王冠平為宣傳、房子傑為組織、趙芳舉協助宣傳工作,徐睿夫協助組織工作,托派利用班報作托派宣傳。他們通過梁貽與上海托派中央聯繫,上海寄去《鬥爭》、《火花》及托派出版的書籍。

  1935年夏,在濟南的托派組織有了發展,鄉村師範和散處各鄉的小學教師與托派組織都有聯繫。負責人是第一鄉村師範的崔寶之和常叔康。常叔康吸收了齊光中學教員閻子桂(閻子桂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已受到托派影響)。閻子桂於1935年秋至1937年在齊光中學教書,把托派刊物《火花》在學生中傳閱,影響了大批學生參加托派。

  1937年10月,梁貽參加了中央擴大緊急會議,會議通過了抗日戰爭決議案。梁貽帶著決議案回山東,他把決議分送青州、諸城、泰安、兗州、東平、趙莊等地的托派組織,準備在泰安召開山東省代表會議討論這個決議案。但是,時局告緊,濟南撤守,山東各地托派四處逃難,但他們已看到中央的抗戰決議,不少人組織抗日遊擊隊進行抗日活動。

  山東托派組織停止了活動,直至抗戰勝利後,才恢復組織活動。

  馬華看到中央決議後,帶著小王立即回到青州,組織遊擊隊,進行抗日。喬同恩也組織抗日隊伍,他被中共遊擊隊捕獲,押到泰安,在鬥爭會上,他要求發言,為托派的抗日主張辯護,並宣稱自己是托派,被中共遊擊隊槍殺了。

  臧叔鶴在家鄉組織了遊擊隊,他的遊擊隊被消滅後,他被活埋。

  張衍恕在陸軍監獄釋放後,就回到泗水組織遊擊隊。他背著槍去諸城看望臧叔鶴,回來路上,被當地武裝部隊逮捕,槍殺了。

  東北人張立民(丙雨)到上海,在大中華膠鞋廠附設小學當教師。1936年暑期,被邀請去烏江私立為群小學任教。「七七」事變後,張立民被邀請去南京的烏江人民所辦的私立中學任教。崔寶之和婁宣同去。在南京淪陷之前,張立民、婁宣就組織了遊擊隊,在京滬線上打遊擊,打得很出色。他們以烏江為根據地。日軍佔領南京成立汪精衛偽政府。周佛海就聽到了張立民的大名。把他捉到,要他投順,張立民不肯投順。周佛海就改用軟化手段,給他住小洋房,兩個便衣伺候,金錢任他揮霍。後來,張立民看病和鼓樓醫院的美國大夫扳上了交情,由美國大夫為他收信、發信。他與烏江遊擊隊聯繫上了。他要烏江遊擊隊派一隻木船埋伏在一板橋鎮,隨時接應他。一天,他乘兩個便衣去吃午飯時,換了裝逃走了。他逃上一輛雇好的送貨車,乘木船逃走了。從此南京城門懸賞捉拿張立民。崔寶之(此時已脫離托派)、婁宣是張立民的左右手,山東曲阜師範的泗水同學也來投奔他。為了抗日,為了自保,他當了忠義救國軍屬下的金山縣長。此時,他們急於要找托派組織,想找組織給他們指出前途和鬥爭策略,托派組織很窮,他們準備了一筆錢送給組織。他們親自到上海租界,卻無法找到托派組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與偽軍聯合大掃蕩,情勢非常險惡。張立民的烏江遊擊隊,準備向杭州灣撤退,預備了一隻大木船,由立民夫婦率領婦孺先行。哪知一上船,船艙冒出幾個新四軍,不由分說,用大刀把他們砍死了。立民夫婦、婁宣的妻子和嬰兒慘遭殺害。

  婁宣承接張立民的職位,率領遊擊隊。日偽軍掃蕩過後,他們捉到了殺害張立民等人的新四軍軍人。把他們拉到張立民等人遇難的海灘上,責問他們為甚麼殺害抗日的兄弟,為甚麼小孩也要捱刀子?新四軍人啞口無言,婁宣開槍擊斃了他們。

  1937年10月初,日軍沿津浦鐵路南下,逼近山東黃河北岸,濟南第一鄉村師範學校的托派成員15人聚餐,各個人作出去向的決定。經過討論決定:王冠平、王新x和趙芳舉及小楊四人隨校前往巨野,在校開展工作。周文茂、徐睿夫、郭向榮、廖志清四人,去聊城加入範築先部隊進行抗日。房子傑和傾向托派的吳斌才、陸建中,在濟南參加華北流亡團,在流亡團內開展托派活動和進行抗日工作。崔寶之因組織需要去上海。其餘同學因身體條件和家庭環境關係,返回魯東老家。

  趙芳舉、王冠平、王新x、小楊四人,隨校往魯西巨野縣。由於遷校緊急,教學設備未能帶上,無法上課。學校開展了一次抗日宣傳演出,於是他們四人和兩位同學自編自導一出抗戰獨幕劇《衝鋒號響了》,在巨野城區一個破舊的戲臺上演出,有千多人觀看,效果不錯。

  十月中旬,趙芳舉接到房子傑自濟南華北學生流亡團來信。說,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即將在流亡團續招50名大學生,補充屬下的政工大隊(前時已在流亡團招收了150名),部隊現在冀南豫北一帶前線。接到信後,大家商量決定:先由趙芳舉一人前往濟南參加宋哲元的政工大隊,其餘三人留校。不久,他們三人也離校去了聊城範築先部隊。至此,先後奔往山東聊城參加抗日部隊的共有八人:周文茂、徐睿夫、王新x、小楊、郭向榮、廖志清和王冠平。

  趙芳舉到了濟南,立即參加宋哲元的政工大隊。參加政工大隊的四個托派學生:房子傑、吳斌才、陸建中和趙芳舉。

  第二天,政工大隊50餘人,乘列車到達開封,過黃河北上,於第三天到達濮陽孟軻集29軍軍部的駐地。當晚,他們聽了宋哲元和剛從北平潛回的張自忠的講話。過了三天,政工大隊50餘人到達內黃西南25裏的東莊,是整編後的一八一師師部駐地。政工大隊歸屬於這個師。他們受了先前招募的150名隊員和政治大隊長張克威,軍事大隊長宋xx的熱烈歡迎。文學作家陳荒煤、於黑丁夫婦也在政工大隊。

  29軍在河北大明、漳河一線給日軍重創取得勝利後,官兵們奉中央命令撤退至河南南樂、楚旺、安陽一線,官兵們無法理解打了勝仗卻要撤退,怎麼也想不通。

  政工大隊包括新歸隊員共有250餘人。政工大隊隊長張克威,是陝北派來領導宣傳和搞統戰工作的,宋大隊長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十三期剛畢業的學生。趙芳舉、房子傑、吳斌才、陸建中、邵子宏分配到一團一營三連。及後,邵子宏逐漸靠攏托派,成為托派成員。

  政工人員的工作是向士兵講解抗日保家衛國的道理,及教導士兵文化學習,教士兵唱抗日歌曲,還向當地農村村鎮人民進行抗日宣傳,演講抗日形勢及抗日的道理,演出活報劇,演唱抗戰歌曲和訪問農民等等。演出的活報劇有《放下你的鞭子》、《血衣》和《松花江之戀》等獨幕劇。

  1938年2月初,政工大隊選送100人去武漢國民黨中央軍校接受短期訓練,將用作29軍基層軍官。房子傑身體不好,其他托派人員不想離開,大家研究決定,趙芳舉去報名參加。

  趙芳舉等100人乘火車南下武漢,經過汲縣將近新鄉北郊,一架日本飛機向他們俯衝掃射,並投下三枚炸彈。趙芳舉被彈片射入下頷進入口腔,腦部受到嚴重衝擊而昏迷過去。及後被送到武漢後方醫院。

  二月下旬,趙芳舉傷後,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打聽一八一師政工大隊的情況。恰好遇見政工大隊隊長張克威。他說:「你們前來武漢不久,大隊在轉移中被日偽軍包圍掃射,幸生者不到四分之一。經過收容,只有幾個人。」後來,1959年秋,山東「肅托專案組」外調人員到重慶找趙芳舉了解情況,外調人員說及:「1938年11月,日軍圍攻聊城,範築先部的托派,除王冠平一人逃脫外,全部被日軍消滅了。」托派人員在抗日戰場上犧牲了,在抗日救國的戰場上灑下了他們的鮮血。

  閻子桂和山東的流亡學生,1938年春,流亡到河南南陽縣賒旗鎮。齊光中學同省立第一中學及其他學校聯合,成立「山東聯合中學」。六月中旬聯合中學轉移到湖北省鄖陽,校名改為「國立湖北中學」。1939年2月,學校遷到四川綿陽,校名改稱「國立第六中學」。有四個分校,閻子桂在羅江第四分校任教。

  閻子桂在學校中影響了不少學生,在學生中組織「真理讀書會」,在讀書會中傳播托派書刊,參加讀書會的有四、五十人。閻子桂吸收了二、三十人參加托派。參加托派的人有:範文華、楊壽源、李雨亭(李慎之)、劉志超、康至全、趙金聲、楊承章、楊承志、孟憲章、孫鴻志(孫敬)、隗寬、任玉璽、王春祿、郭毓英、張鏡清、單才、單松齡、王學城、蔣復學、張洪仁、劉瑞年、王子文(王香臣)、王之勛、高桓參、蘇學常、曹毓林、劉恒心、趙盛文(李申)、曹慶華、杜文林……等。

  梁貽1939年4月從武漢進入四川,在羅江見到閻子桂,他和閻子桂都認為,學生一定要到工廠鍛煉。梁貽先進工廠,再把學生引進到工廠。及後,先後到工廠當工人的人有:趙金聲1941年到重慶,在川南第四飛機修理廠當工人。隗寬在重慶中法大藥房當店員。楊壽源1941年初到重慶,先在文聿出版社當學徒,後到益州報當排字工人,不久,進入二十一兵工廠技工學校學習。任玉璽1941年初到重慶,在南岸酒精廠工作。王春祿到重慶後在南岸郵局工作。劉志超1940年到重慶,先後在中國興業鋼鐵公司,重慶西北工廠、重慶南方印書館當工人。孟憲章1939年9月到重慶,先在中國興業鋼鐵公司工作,後轉入二十一兵工廠當工人。張洪仁1941年到重慶,進入二十一兵工廠當學徒。王子文(王香臣)1941年到重慶,進入兵工廠技工學校當學徒。趙盛文(李申)1941年到重慶,在中國興業鋼鐵公司當小工。杜文林到重慶後,在南方印書館印刷廠當學徒。

  史逸民過去是北平的老托派(早已脫離了托派),他是梁貽山東第二師範的老師,亦從武漢入川,在重慶《益世報》任會計。梁貽見到他,他為梁貽安排在重慶的住宿地及為他找工作及作擔保人。梁貽拿了史逸民的介紹信去磁器口的軍政部制呢廠,在電燈房當電工。電燈房有電工劉振基,梁貽與他談時事,談革命,介紹他閱讀托派出版的書藉,不久,劉振基參加了托派。1940年劉振基轉到重慶電力公司任領班技工,他吸收了電工黎昌堃、劉有綬參加托派,並在思想上影響了胡世合。

  趙芳舉於1938年2月底在武漢傷癒出院,考進了軍校第十四期一總隊步兵科,隨校遷移到四川銅梁縣。1938年底提前畢業,被分配到新編十二師任連副兼第一排排長,駐守重慶白市驛軍用機場。在服役期間,經與四川綿陽國立第六中學閻子桂取得聯繫,並與梁貽接上關係。梁貽要他盡快離開部隊到重慶市區共同籌組和發展托派組織。於是,趙芳舉以抗日負傷腦震盪病復發為由,請准長假退伍,投入重慶托派地下工作。

  1939年冬,張維良從上海來到重慶,梁貽於1940年初與他接上頭。張維良在施復亮辦的南方書店任職,主持南方書店。他從上海帶來了托派各種小冊子和刊物《破曉》、《西流》。這些書藉、刊物立即在重慶托派中傳閱。南方書店附設南方印刷廠及開辦夜校,提供學徒學文化。綿陽國立六中的學生劉志超考進這個學徒學習班。

  南方書店成為重慶托派與上海的聯繫地點。

  王振華(王樹本)1940年6月間從上海回到香港,找不到人,只找到曾由他領導的小組的黎潔清。王振華與黎潔清去梧州黎潔清家,黎的哥哥和母親不同意他們的婚事,於是王振華於1941年2月上旬從梧州到重慶,他是從張維良那裡得到重慶托派的地址的。王振華來到重慶後,立即投入托派活動。黎潔清於1941年8月從梧州來到重慶,入白沙女子師範學院學習,改名為黎潔霜。

  雲集在重慶的托派人員前後有四十多人,卻沒有成立正式的領導機關,只是圍繞著幾個核心人員來活動。初期是梁貽、張維良他們倆是重慶托派創建人。1941年2月-1941年10月,核心人物是梁貽、張維良、王振華、趙芳舉、劉振基。他們的分工是:王振華負責《工人呼聲》主編兼理論宣傳;張維良負責出版物資供應和綿陽、成都等地新來成員的職業安排工作;梁貽負責組織工作兼宣傳鼓動工作,及與上海、香港托派聯繫工作;劉振基負責財務收支,保管和聯絡工作;趙芳舉負責《工人呼聲》的刻印、發行和掩護工作。

  1941年6月國立第六中學第四分校撤銷,校長孫東生和閻子桂被送去中央訓練團受訓、受訓後閻子桂於7月間被送去西安軍分校任政治教官,從此,閻子桂脫離托派。

  《工人呼聲》於1941年2月中旬出版,是以「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馬克思主義列寧派)重慶小組」的名義出版的。創刊是有王振華寫《創刊詞》,主張在堅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同時,決不放鬆對國民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鬥爭。王振華還寫了以「皖南事變」為內容的評論文章《記取沉痛的教訓》,聲討國民黨蔣介石對人民的血腥鎮壓,也批評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招致「皖南事變」是由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下,放鬆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警愓。梁貽寫的《制炮廠為甚麼不出炮》,揭露國民黨五十兵工廠由廣州遷來重慶以來,所生產的僅有一門炮,試炮儘管彈頭遠遠沒有射中靶子,可總算炮響了。這一響,廠長的私囊飽滿了,「起身」離廠高升了。為此,工人們就叫它為「起身炮」。最後一篇是趙芳舉寫的,以親身的經歷控訴蔣軍層層尅扣、虐待士兵的罪行,蔣軍中、下層軍官普遍不滿與士兵的大量逃亡。

  《工人呼聲》是向各個工廠、學校散發。

  由於《工人呼聲》在各間兵工廠散發,很快就被國民黨的特務偵查到五十兵工廠的托派工人。楊壽源在二十一兵工廠接觸到一個新來的湖南工人作為發展對象,後來證實是國民黨特務。1941年10月間開始對托派進行大逮捕,重慶地區的托派組織遭受到破壞。

  在二十一兵工廠技工學校學習的楊壽源於1941年10月2日被捕,在二十一兵工廠技工學校當學工的張洪仁於1941年10月間被捕,在五十兵工廠當電工的梁貽於10月8日被捕,在重慶南岸酒精廠工作的任玉璽於1942年春被捕,在重慶高等農業學校任教的王振華於1942年春在高等農業學校被捕。黎潔霜不願躲避,在王振華被捕後不久被捕。被捕人還有趙金聲、曹毓林、曹慶華、劉振基等二十多人。

  劉振基被北區憲兵隊抓獲,關押於棗子嵐埡看守所,半年後無供釋放。在關押期間被打得遍體青腫、吐血。

  梁貽被捕關押在兵工署督察處,處長張師是托派叛徒,是他主持在兵工廠對托派大逮捕的。在他審問梁貽時,叫他楊阿房,梁貽不答。楊阿房是梁貽與上海通訊用的化名。梁貽知道,他在五十兵工廠的信件都被檢查過了。張師以為他是留俄學生,叫他簽名,梁貽把他的簽名寫得歪歪扭扭,張師看他寫的字不像是留俄學生,於是張師教訓他說:「現在還搞這個有甚麼用?下去想想。」梁貽在兵工署督察處關押並不嚴緊,在一天雨夜,梁貽逃跑了。在督察處被捕的人,寫了悔過書,送到反省班,不久,他們被釋放了。

  王振華、黎潔霜被捕後,關押在貴州息烽監獄。息烽監獄撤銷,轉押到重慶中美合作所。他們倆被關在白公館同一囚室,在獄中結婚了,生了兩個男孩,大的叫王小華、小的叫王幼華,他們遇害時王小華二歲,王幼華只有八個月。王振華、黎潔霜在獄中堅貞不屈。在1949年11月27日,一家四口被殺害。

  在中美合作所內被槍殺的還有托派人員王坤榮、趙金聲。

  《工人呼聲》每月一期,1941年2月至5月後不定期出版,出版了三期,在梁貽被捕1941年10月停刊,總共出版7期。

  重慶這次大逮捕,對重慶托派打擊很大,十之七、八人被捕或被迫逃亡外地,而被捕者,出獄後有些人脫離了托派。在1941年秋至1945年重慶地區托派停止了對外活動。只有張維良、隗寬、趙芳舉、劉振基、劉志超等人,以張維良為中心,維繫組織關係。

  在1945年2月間,重慶托派發動了一次轟動大西南的反國民黨特務的鬥爭。

  1945年2月18日,是春節過後重慶電力公司職工開始上班的第一天,業務科收到一封檢舉信,檢舉中韓文化協會餐廳偷電。該餐廳是國民黨大特務吳漢治、田凱、江德懋和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等共同開辦經營的。吳漢治是餐廳的總經理,田凱(又名田士興)是外交經理兼無鍚飯店總經理,也是警察局長的拜把兄弟;江德懋也是該餐廳的外交經理兼小龍坎電影院總經理。在他們的頭腦裡不存在「偷電是違法」的。

  偷電照章必須取締。用戶股外勤七個小組,沒有一人敢去取締中韓餐廳偷電。後來,有一小組領班劉振基(托派),接受用戶股的委派,帶領小工胡世合115、朱雲成和技術員三人,拿了工具,前往中韓餐廳,剪線停電。

  中韓餐廳的特務早已風聞電力公司派人來剪線,一大早餐廳大廳樓口站好了十多個青年服務員,大特務江德懋站在前頭,他攔住劉振基,劉振基一轉身就躍上梯子,立即被特務拉下來,江德懋狠狠的向劉振基的臉打去,特務們連打帶推,把電工趕下樓。

  剪線不成,劉振基回到電力公司,職工們群情憤慨。劉振基左臉頰一片青腫,咀角掛著血絲,講述事情的經過。此時,得到消息,江德懋惡人先告狀,他已去官井巷派出所報案。聚集在營業廳的職工頓時燃起復仇的火焰,盛怒之下,一哄而起,十多人追向官井巷攔截江德懋為劉振基復仇。趙芳舉、楊世明急速跑在前頭,趕到官井巷口時正與江德懋相遇,狠狠的打江德懋一頓,正要繳江德懋腰間的手槍時,派出所十幾名員警跑來,把趙芳舉,楊世明關押在派去所,公司的十幾名職工趕到時,已無能為力。

  當天下午,電力公司經理室秘書,業務科長張玠,用戶股長章疇敘、職工劉振基、羅鴻燦、徐昌裔等和中韓餐廳吳漢治、江德懋及派出所所長等一起進行談判。經過一番爭論,最後雙方勉強達成協議:一、雙方互有毆打,各有輕傷,不再追究;二、竊電照三個月按用電量計算補清電費;三、保證今後不再竊電;四、電力公司有權隨時進入餐廳查看線路;五、趙芳舉楊世明立即釋放。

  劉振基堅持自己的意見:「中韓餐廳竊電打人,必須拆回電表永不供電」,中韓餐廳吳漢治、江德懋堅決反對。公司來人未表態,談判到此,不了了之。

  這天下午工人沒有派出工作,大部分在候工室裡議論紛紛,情緒激憤,認為對中韓餐廳不能就此罷休。劉振基已向托派組織上級作了匯報。當天晚上電力公司的托派成員開了一個碰頭會。大家認為和中韓餐廳這場鬥爭,不能停止在「偷電打人」,一定要藉此事件引向反特的政治鬥爭,反對國民黨特務的橫行霸道。一旦事態擴大,全市工人一定會支持我們。電力公司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如張玠、章疇敘等已經在支持我們的行動。在碰頭會一再強調絕對不能暴露我們的政治身份,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場鬥爭是托派組織發動和領導的,這是組織紀律。最後決定,次日早上在候工室工人群眾中展開鼓動宣傳,和偷電打人、橫行社會的特務鬥爭到底。拆回電錶永不供電,不把中韓餐廳鬥垮,今後就不能保障我們電力工人外出工作的人身安全。這就是我們托派對形勢的估計和行動決策。

  當時在電力公司的托派人員有:用戶股技工劉振基、劉有綬、校表室黎昌堃、職員趙芳舉,傾向於托派的人有:校表室技術員任培江,用戶股劉振基小組工人胡世合、朱雲成、職員蕭一可。

  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2月19日),電力公司候工室裡坐滿工人。八點時,托派人員按照昨晚商量的計劃,在工人們情緒依然極度高漲的情況下,插在工人中間對工人鼓動宣傳,指明:「正義是在我們這邊,我們決不是孤立的,假如一旦事態擴大,社會各行業會支持我們的,特別是公司三個發電廠和各大工廠工人兄弟以及供水、水運、公交、碼頭等工人都會支持我們」,中韓餐廳特務毆打執行任務的劉振基,是對全體電力工人的最大污辱!劉振基當眾表態:願帶頭前往中韓餐剪線拆表停止供電。劉有綬、黎昌堃、胡世合、朱雲成等首先表示共同前往。繼之領班技工吳興芳、劉瑞根鄭重聲言各率小組工人一同前往,他們立即帶上自己的「武器」:扳鉗、手錘、扁鐵之類的工作器具。這時營業廳的職員聞風而動,趙芳舉、楊世明、蕭一可、毛日章、徐昌裔、羅鴻燦和派工員陳尊雲等有八、九人與工人一起行動,用戶股長章疇敘揮動雙手表示熱烈支持。

  中韓餐廳早已風聞電力公司工人要來剪線,在餐廳大門前站了一排身穿白衣的特務,有二十多人。大特務吳漢治站在一排特務的後面樓梯口,電力公司職工在靠近中韓餐廳一邊的馬路上站成一片,劉振基小組的幫工楊某,首先攀上電桿剪斷了中韓餐廳的電線,其他工人正要衝上樓去,在吳漢治的指揮下,白衣特務一擁而上,同電力公司職工撕打,頓時成了戰場。中韓餐廳隔壁無鍚飯店門口突然出現一個身穿米色服裝的人,對工人又推又打。他舉手猛擊胡世合一拳,胡即舉起手中的扳鉗向這人頭上擊去,手未收回即被此人向其腹部開了一槍,胡世合再次舉起扳鉗時手已鬆開,板鉗落地,兩手捂住下腹站不住了。開槍的人就是山城紅極一時的大特務無鍚飯店總經理兼任中韓餐廳外交經理田凱,又名田士興。田凱開槍後立即逃逸。

  田凱槍殺胡世合的槍聲一響,與中韓餐廳相距50公尺的評書場裡急速跑出約四十名員警(大部份是警官),將現場團團圍住,他們讓二十多名白衣特務(服務員)和吳漢治全部由後門逃走了,而將電力公司工人作為「聚眾鬧事」全部抓捕。胡世合臉色慘白,腰身彎著站不穩了。由兩個員警架著胡的兩臂,連拖帶拉,一路流著鮮血拖進相距一百公尺遠的保安路員警總局。胡世合剛被拖到總局大樓前的坪壩即停止了呼吸。大家一擁圍攏過去,瞬時響起了一陣憤怒的吼聲,淹沒了警察局唐毅的「訓話」。唐毅提高嗓門講的最後一句話是:「聚眾鬧事擾亂治安於法不容,暫時放回聽候處理,把死了的人抬走!」工人們又是一陣怒吼。事情當然不會就此了結,憤怒的火焰必將山城燃燒起來。

  在一片怒吼聲中,工人弟兄將胡世合的遺體抬到中韓餐廳大廳,放在餐桌上,買來香燭紙錢點上油燈,由工人輪流守護。時為2月19日上午9點45分。

  胡世合被特務槍殺,事態驟然擴大。公司的托派分別交換了意見之後,決定先用電話向三個發電廠的工人通報,繼之,劉振基親自前往大溪溝發電廠,黎昌堃前往彈子石發電廠。消息一到,工人嘩然,工人群眾立即行動。三個發電廠(大溪溝發電、彈子石發電廠、鵝公岩發電廠)共出動十部大車滿載二百餘人,駛向城內蒼坪大街。鋼錘、火鈎、鐵棒,人手一根,瞬時包圍了中韓餐廳。此時,大小特務早已逃走,一部分工人衝上樓去,見胡世合長眠桌上,悲痛與怒火陡然爆發,高呼「砸爛特務窩子」!所有餐桌、椅凳、廚櫃、鍋碗、傢俱和門窗等,瞬時間盡成碎片,工人階級對特務的一貫憤恨一起發洩出來。他們集結於蒼坪大街數小時之久,直到經理室傳話之後,滿載工人的十部大卡車,繞「精神堡壘」(即今解放碑)一周,高呼「砸爛中韓餐廳!」「消滅特務!」的口號而去。這時2月19日下午1點30分。

  下午兩點,工人沒有上班,用戶股長章疇敘叫來文書蕭一可,要他為胡世合被槍殺事件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書,呼籲全市人民支持我們的要求:立即槍斃偷電殺人的特務田凱,並要趙芳舉協助蕭一可寫好這份文告。文告是以公司主管的示意而以工人的名義向全市廠礦機關單位發送,文告的標題是《為特務田凱槍殺電力工人胡世合告全市人民書》,內容詳述了胡世合為執行取締中韓餐廳偷電任務而被外交經理大特務田凱槍殺的經過,並斥責重慶市員警總局出動大批員警,蓄意抓捕電力工人、掩護、放走殺人兇手及所有打人特務的幫兇行為,文告提出立即槍斃殺人兇手田凱的要求。內容文辭強硬,事實確鑿,矛頭明顯指向民憤極大的國民黨特務組織。

  下午五時半,《新民報》社的負責人陳銘德,由章疇敘陪同來到用戶股,是要看文告的內容。看後,陳銘德認為,不宜過份強調「特務」的問題,特別是標題更不宜冠用「特務」字樣,趙芳舉與蕭一可同他爭議之後,接受陳銘德的意見,文告標題改為《為電力工人胡世合被田凱槍殺事件告全市人民書》,但在內容上,我們還是堅持田凱、吳漢治和江德懋等一夥的特務身份,陳銘德勉強同意。

  這份呼籲書,重慶托派認為是不夠的,托派認為國民黨蔣介石龐大的特務組織是他的反動統治鎮壓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把鬥爭矛頭引向一場反特的政治鬥爭,當前是最好的時機,必須把中韓餐廳違法偷電,特務開槍殺人與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一貫殘害人民聯繫起來。當然,這份半官方的公開呼籲書也有它一定的的積極意義。重慶托派組織為了進一步推動這一反特政治鬥爭,不失時機地散發了大量反特傳單,傳單號召全市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和國民黨特務鬥爭到底!

  20日早晨9點,電力公司文書股同仁送來一副輓聯:「但求任務完成,哥子盡可從容去;不得公平解決,我等還得繼續來!」,輓聯高高懸掛在二樓餐廳的外牆。

  繼後,電力公司各部門同仁,陸續送來措詞不同的輓聯。外面單位、商店和各行各業職工陸續送來措辭激憤的輓聯,其中有:

  「說甚麼『勸鬥毆鳴槍示警』(引唐毅語);無非是大特務偷電殺人!」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盡忠職守,臨危無懼,世合烈士芳百世;殘害人民,至死不改,田凱特務臭萬年!」

  20日上午11時《新華日報》專人送來未署名輓聯:「特務橫行何處去?自由光明幾時來?」

  20日至22日的三天內,中韓餐廳四十餘米長的二樓外牆上,全被輓聯所覆蓋。參觀拜讀者之多,大街為之擁擠不通,車輛繞道而行。各大使館、美軍、外僑和中外記者等等,前來採訪、參觀、攝影者終日絡繹不絕。「胡世合事件」一時轟動大西南並傳出國外,先後專為前來蒼坪大街瞻仰者不下20萬人。

  從19日起,重慶各大報(除《掃蕩報》、《中央日報》外)都在頭版大篇幅連續報道中韓餐廳偷電,外交經理田凱槍殺工人的「胡世合事件」,主張嚴懲殺人兇手田凱,以告慰死者英靈和平息山城人民的義憤,各報特別是《新華日報》,天天都有被檢抽的報道而開成無字「天窗」。

  2月22日上午九點,重慶市長賀耀祖在電力公司大飯廳,召集重慶市各主要廠礦、公司單位、工會代表開緊急會議。到會代表的單位有:電力、供水、公交、水運、碼頭和採石建築等共計工人代表四十多人,劉振基和趙芳舉作為「胡世合事件」的當事人出席會議。賀耀祖知道這幾天重慶工人正在醞釀罷工,要求槍殺兇手田凱。賀耀祖開口說:「召集這個會議,就是聽聽大家的意見」;並說:「田凱槍殺工人胡世合,罪不容恕,必將受到國法的嚴懲!」話音未落,大家一哄爭相發言。劉振基講述了兩次取締偷電被毒打和大特務田凱槍殺胡世合的經過。頓時全場怒吼,一致要求立即槍斃田凱這個罪大惡極的特務。並指控:「田凱殺人至今三天已過,依然逍遙法外;唐毅局長包庇兇手放走田凱,也必須受到懲處」!工人們聲言,兩天之內不槍斃田凱,當即發動全市罷工!賀市長立即站起來,要求大家忍耐些,他說:他作為一個市長,沒有說殺就殺的權力,還得請示上級和經過法律程序。最後,市長保證兩天之內定有答覆。會議到此結束。

  據靈通人士消息:賀耀祖於23日大早去了黃山,向蔣介石作了匯報,蔣介石聽完匯報說:「影響極壞,處決田凱!」「稟報委座,據唐毅局長匯報,田凱已畏罪逃跑」。蔣介石說:「跑了?娘稀比,拿唐毅抵罪!」賀耀祖匆匆下山回城,首先,召見唐毅,把蔣介石的話轉告唐毅。唐毅一聽,嚇得兩腿一軟跌坐在沙發上,連忙說:「田已被抓獲,現羈押在黃桷埡專人看管」。賀耀祖一聽,心頭鬆了一口氣:「那就好,聽候處理」。

  田凱殺胡世合之後,國民黨不少高級官員及特務組織,都為包庇田凱上竄下跳,說情買好,田凱是軍統特務,市警察局長唐毅的拜把兄弟,重慶各行各業都有他的勢力。人們誰不知道,就是待從室也得讓他三分。這些情況,蔣介石不是不知道,但迫於重慶廣大工人階級的強大壓力,為了穩定局面不得不忍痛處決田凱以平民憤。

  23日上午,重慶市政府派人送來一副未署名的輓聯,說是市長喊寫的。輓聯寫著:

  「忠於職守胡世合死無遺怨;蔑視國法田士興殺有餘辜!」

  這副輓聯貼在中韓餐廳大門的兩邊,群眾翹首爭看,議論紛紛,這副輓聯是以說明,田凱的末日即將來臨。

  24日上午九點,從太平門老巴縣衙門看守所押出殺人兇手大特務田凱。法官問他還有甚麼話說,儘可以說。他直擺腦袋:「我田凱竟會有這個下場,後悔呀!還有甚麼說的」。法警拿過「處決殺人犯田凱」的標牌插在田凱的背上,押上刑車,開赴刑場,執行槍決。

  大特務田凱被處決,這是抗戰陪都重慶工人階級在托派的發動和領導下,同國民黨特務鬥爭的最終勝利。24日下午兩點半,電力公司工人和胡世合的妻子胡大嫂抱著他們唯一的嬰兒,一同將胡世合的遺體由中韓餐廳移往廣闊雄偉的古剎長安寺,舉行了莊嚴的肅穆的追悼大會。會後三天讓市民自由前往弔唁,自24日下午至27日中午,三天之內,日夜前來弔唁的市民群眾,多達五、六萬人。27日下午一時大會結束,電力公司的職工們層層護圍著胡世合烈士的靈柩,抬上一輛大卡車。胡大嫂抱著不滿週歲的嬰兒,坐在駕駛室的右邊。市長賀耀祖握著胡大嫂的手對她說:「保重身體,撫養好孩子」。車的右側廂板上貼著用白紙寫的一排七個大字:「胡世合駕返岳池」。靈車繞城一週,向川北嶽池縣駛去。

  抗戰勝利後,各地托派進行整頓,抗戰時期,四處逃難的托派人員重新聚合,重慶托派於1946年5、6月間成立了四川地方委員會,書記是張維良、出版《勞動者》為對外刊物,內部刊物是《電光》。




七、廣西


  廣西的托派活動追溯至1932年。

  1932年5月,統一大會開過不久,中央委員會剛成立,就遭到國民黨的破壞,除陳獨秀、彭述之之外,全體中央委員被捕。這次破壞,使那些意志不堅定的人,紛紛脫離托派另找出路,有的投靠國民黨,當了特務,有的消沉。

  1932年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巨頭,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要把廣西變成獨立王國,招攬各方人士到廣西工作。曾被國民黨派去蘇俄中山大學學習的王公度是國民黨人,回到廣西是省政府委員,廣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處長,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為李宗仁所器重。廣西許多改革措施都是出於他的建議,如土地改革、保甲制度、建立幹訓團訓練黨政、軍、文教幹部,建立學生軍,培養軍事人材及軍隊骨幹。他從上海邀請了一批留俄同學來廣西工作,其中有脫離了托派的施叔雲(史唐)、秦強、張特(張威遐)、賀希、胡蘭成、李一塵、高素明和並沒有參加過托派的人(區渭文、謝蒼生)。他們先後在廣西黨政軍等部門任職和到廣西各間學校任教。

  施叔雲、秦強、賀希等人在南寧省一中任教,施叔雲、秦強也曾在桂林師專、桂林高中任教,胡蘭成在南寧中學任教。他們在學生中宣講馬克思主義,指導學生閱讀十月革命的文學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對學生起到啟蒙的作用。間或他們也提到蘇聯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鬥爭。

  王公度、張特、李一塵等人在廣西幹訓團、南寧軍校、童子軍養成所、民團幹校等,公開的說到蘇共黨內的鬥爭,托洛茨基反對派反對斯大林的鬥爭,宣揚了托派思想,特別是黨政人員的幹訓團,不少人傾向於托派,尤其是各間中學的校長和地方幹部。

  南寧各個中學,受到教師的影響,不少學生傾向於托派,其中有毛鴻鑒、麥俊奇、林華瑗、黃贊明、黃略(德階)、蘇尚仁、侯芝才、李伊人、廖淦成、陳傳誼等人,後來這些人都成了托派。(當他們與上海托派有聯繫,他們就公開宣稱是托派了)公開販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等書藉,宣傳托派思想。他們組織讀書會,時事討論會,出版牆報,演話劇,並出版《前進》、《燎原》、《紅旗》等油印刊物,在各間學校中散發。他們曾一度佔有了各間中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和省市學生聯合會,以及南寧市學生抗敵後援會的領導地位。他們還秘密出版托派理論刊物《布克列》(意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

  托派活動的一個重要基地是廣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1934年5月間,郭任吾(曾經是托派)被任命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校長,他聘請了秦強、施叔雲、彭桂秋、高素明、胡學林、農俊等人任教,秦強為總務主任,胡學林為訓導主任。他們公開宣揚托派思想。考入師專的托派學生毛鴻鑒、黃贊明、麥俊奇等人,在學生中積極活動,他們在學生中散發《布克列》、《火花》、《鬥爭》等托派刊物,他們掀起了「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宣稱,中國社會已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次大論戰,波及到南寧、桂林、梧州各間學校。在學生中形成了「托洛茨基派」與「斯大林派」,公開在牆報上展開論戰。

  梧州高級中學、梧州女子中學的托派學生,在李一塵(時任梧州區民團指揮部政訓處主任)的幫助下,與南寧、桂林的托派學生聯結,互相呼應,散發南寧托派學生出版的托派刊物及上海托派出版的刊物,宣傳托派思想。

  過去曾經是托派的胡蘭成,前在南寧中學,後在柳州中學教書,對學生公開宣講托派理論、托派主張。不少學生受他的影響,傾向於托派。

  托派在廣西沒有建立托派支部,當麥俊奇、毛鴻鑒、丁肇基、林華瑗等人通過賀希的關係,與上海托派取得聯繫後,就算是加入了托派,但他們並沒有建立托派組織。毛鴻鑒,從上海回到廣西,召集那些傾向於托派的人開會,傳達上海托派中央的意見及托派文件,而參加開會的人,也就算是參加了托派。所以有不少傾向托派的人,就自稱是托派。由於廣西沒有建立正式的托派組織,參加了托派的人,是分散的活動。受托派思想影響的人很多,傾向於托派的人很多,但是正式參加了托派的卻是不多。如果廣西建立正式的托派組織,有計劃的把那些傾向於托派的人吸收為托派成員,廣西托派會成為幾百人龐大的組織。許多傾向托派的人,就這樣讓他自生自滅了。

  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廣西三巨頭,要以廣西為基地聯合廣東陳濟棠反蔣,奪取政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正式宣佈北上抗日聯合反對蔣介石,是為「兩廣事變」。蔣介石早有準備,在福建、江西、湖南、貴州、雲南等省進行軍事佈署。九月反蔣失敗,陳濟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也屈服於蔣介石。蔣介石在解決廣西問題時,蔣介石要李宗仁殺王公度。那是因為王公度受命於李宗仁、白崇禧與日本、德國特務通信,為了反蔣,以便偵知蔣介石的特務組織復興社在廣西的破壞活動。復興社得知此事,告之蔣介石。所以蔣介石要李宗仁非殺王公度不可。以甚麼罪名殺王公度一時難於定奪。李宗仁的機要秘書徐梗生向李宗仁建議:「何不給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李宗仁接受這個建議,遂定王公度為「托派漢奸」。王公度就成為李宗仁與蔣介石爭權的犧牲品,死於其主子的屠刀之下。與王公度同時被殺的還有謝蒼生、區渭文、韋幹。

  王公度以托派罪名被殺,立即影響到托派在廣西的活動,他們不得不隱閉起來,秘密活動。

  抗日戰爭興起,廣西的托派活動隨著活躍起來,在省立一中、南寧女中,比較積極活動的人有:蘇燕海、李伊人、何春華、侯芝才、廖淦成、方正、麥俊奇、候國潤、黃贊明、黃德楷、李啟成、陸俊、何伯敬、黎燧生、李培貴、農培蕃、梁榮陞、葉家澤、陳傳諠、黎華瑞、葉明生、鄺安榮、寧廣居、曾輝哲、李智、謝希文、蒙方正、孔憲模、楊士足、薑鳴渭、滕元斌、林龍璋、盧漢宗、韋昆章、梁水姬、曾佩卿、唐少鳯等等。他們在各間學校的學生自治會佔有領導地位,同時佔有了省市學生聯合會,南寧市學生抗敵後援會的領導地位。他們出版了學生抗敵後援會的會刊《抗敵》,共出版了八期。在《抗敵》上撰搞的有蘇燕海、黎華瑞、梁榮陞、李伊人、楊士足、謝希文、孔憲模等人。他們還經常召開各種有關抗日的時事座談會和專題討論會,組織各校同學來參加。他們還組織愛好話劇的同學演出街頭劇和話劇。如《放下你的鞭子》、《台兒莊之戰》等。一時間使南寧學生抗日戲劇運動蓬勃開展起來。

  在南寧學生抗日運動開展當中,經過托派人員及傾向於托派的學生積極活動,使托派抗日的主張得以在學生中暗中的傳播,同中共的抗日主張形成對抗的局面。在南寧高中,就有托派學生與中共學生在抗日問題上展開爭論。

  廣西國民黨當局曾三次組織過學生軍。第一次是在1936年夏天,就是兩廣聯合反蔣的「六一」運動。組織學生軍參加反蔣鬥爭。這次學生軍是以桂林師專學生為主,各地其他學校的學生也有少部分人參加。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托派學生,桂林師專的有毛鴻鑑、麥俊奇、方正、黃贊明等。毛鴻鑑在學生軍集中到南寧訓練時,即與丁肇基二人應林華瑗的邀約離開學生軍前往上海參加托派的出版工作。南寧參加學生軍的托派有李培貴、廖淦成、梧州女子中學的傾向於托派的黎潔霜、魏穎如在內的女學生。這次學生軍的活動,名義上是宣傳抗日,實際上是以防範蔣介石的復興社特務活動為主。由於蔣桂矛盾很快「和平」解決了,這次學生軍就隨之結束了。

  第二次,組織學生軍是在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廣西部隊要北調,因而組織學生軍隨軍北上開赴抗日前線做宣傳工作。這次學生軍是以桂林師專學生為主,也有少數其他中學學生參加。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托派學生有黃贊明、麥俊奇、方正等。

  第三次組織學生軍是1938年武漢淪陷後,廣西面臨日軍的威脅,廣西當局於1938年11月又一次組織學生軍做抗日宣傳工作。當時從上海回到南寧的毛鴻鑑,發動南寧及各地的托派和傾向於托派的同學參加到學生軍中去進行抗日工作。參加這次學生軍的人有:毛鴻鑑(在學生軍中用毛振羽名)、廖淦成、侯芝才、姜君羊、李啟成、梁榮陞、梁庭詠、梁亮、楊士足、鄺安榮、姜鳴渭、韋昆章、江國豪等人。他們在學生軍中積極參加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毛鴻鑑、梁庭詠、梁亮、姜鳴渭、韋昆章等編排抗日戲劇參加學生軍第三團在馬嶺的演出活動。

  正在此時,王明、康生誣衊陳獨秀和托派為「托匪漢奸」。那些在學生軍中的中共人員及學生,上至團政治部,下至中隊的負責人、排長、班長,他們都大有人在,他們根據中共中央開展反對托派鬥爭的指示,決定反托派鬥爭。他們通過學生軍中政工部門中任要職的地下黨員,以「擾亂軍心」為由,向桂系頭面人物告密。1161939年春,廣西當局下令清除學生軍中的托派分子,中共黨員採取特務的方法,如跟蹤、盯梢、監視、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訊逼供的手段。總之,只要是他們懷疑是托派的人,一律予以排斥和打擊。

  毛鴻鑑聞風逃往衡陽。在第三團逮捕了李啟成、楊士足、江國豪、韋昆章、黃鑑桐、候芝才等13人。關押在賓陽縣監獄。一次又一次對他們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強迫他們招認背後的指揮者,可是,對他們百般折磨後,卻得不到所需要的口供。沒有任何罪證,這13位抗日的學生竟平白無辜的被關押了半年之久。

  在這樣反托的狂潮下,托派分子,傾向於托派的學生和同情者,不可能在學生軍中待下去了,他們紛紛退出學生軍。

  1939年毛鴻鑑在衡陽和黃略(黃德楷)、白先祥、趙鈞等組織讀書會。

  1941年秋,逃離學生軍的李啟成,和桂林的托派骨幹和傾向於托派的人駱椿柏、黃贊明、韋興志、李培貴、曾踐、黎華瑞、蕭文松、寧廣居、廖淦成、陸如滿、曾鳳卿、唐少鳯、鄧超蓮、韋興智等人聚合在一起經常討論問題,並出版油印小冊子《孤燈》,後改名《燎原》,傳播托派思想。

  同一時期,集中在南寧的以蘇燕海為中心的人,如何伯敬、梁楅康、陸俊、葉家澤、鄺安榮、梁庭詠等人,出版《紅旗》的秘密刊物,只出過兩期,就停刊了。《燎原》、《紅旗》刊物只在小圈內傳閱,未能在群眾中傳播,沒有起到甚麼作用。

  廣西托派一方面受到中共汙衊「托派漢奸」,中共地下組織大力進行「反托運動」,把那些與托派有過接觸的人士,以「托派漢奸」罪名槍殺。因此,托派人員和思想傾向托派的人,在國民黨和中共兩方面打擊之下,處境十分艱難。但是,托派人員不顧艱難險阻,仍然展開抗日活動。

  1939年冬,日軍進攻廣西,南寧淪陷,邕寧縣政府遷移於西郊壇洛區付四鄉。壇洛各鄉民眾先後成立了遊擊縱隊。托派李伊人和那龍鄉民建立那龍民眾抗日遊擊隊。李伊人、盧漢宗(托派同情者)擔任政治指導員。他們與金陵、東南、下楞的遊擊隊配合,三次阻擊日軍偷渡三江口屏風——宋屋的戰鬥。

  1940年春,與各鄉民眾抗日組織組成的同時,組成了「邕寧縣戰工隊」,黃仁鶴為正隊長,托派方正為副隊長。在四個分隊中,有兩個分隊的隊長是托派人員:梁正榮、麥俊奇。戰工隊和各鄉遊擊隊政工組一起深入敵後宣傳,發動群眾鋤奸、在敵人經過的路段,前線敵後主要路口、村邊、圩場等處,用中文或日文書寫,或用刮刀刻畫抗日的標語口號,致使敵人膽戰心驚,郤步不前,龜縮回營或改道他去。

  1944年冬,南寧二次淪陷,難民雲集南寧西郊襄定、那龍、壇洛、富庶、武康等鄉。當時西郊壇洛區處於無政府狀態,治安混亂,土匪搶劫難民,漢奸、壞分子乘機破壞。托派李伊人和同情者盧漢宗以及愛國人士盧裕綽三人,發動群眾,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為廣大群眾特別是難民所擁護。當時先後組織的「民眾抗日自衛隊」有三:一、那龍民眾抗日自衛隊。1944年冬建立,李伊人為隊長,盧漢宗、盧裕卓為政治指導員。全隊有80人,槍枝70支。二、金陵民眾抗日自衛隊。1945年春建立是托派寧廣居和愛國人士羅日茂發起組織成立的。寧滿道為隊長、寧廣居、寧耀東為政治指導員。有隊員40人,槍枝50支。三、南寧淪陷,壇洛區政府解體,各鄉抗日自衛隊各自為政。為了團結力量對敵鬥爭,由李伊人、寧廣居、同情者盧漢宗和教師盧顯龍等十餘人聯名倡議召開全區各鄉人士、各鄉抗日自衛隊聯合會議,商討組織「壇洛區民眾抗日自衛聯隊」,得到各方熱烈支持,遂於1945年2月成立,推選李伊人、潘馨比、寧漢道、梁承禮為聯隊正副隊長,寧廣居、盧漢宗、盧裕卓為政治指導員。抗日自衛聯隊成立後,立即展開抗日活動,並配合政府軍六十四軍投入各種戰鬥,曾經進行過四次抗擊日軍的戰鬥。117

  1947年,馬基在廣西大學寄讀,影響了一些同學,有數人參加托派,成立了托派支部,徐泰興(精幹)為書記,寧廣居、駱景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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