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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会的一个建议
刘仁静
（1923年9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7日，署名：刘仁静。
一、由感情的结合到主义的结合
本会的组织已有五年的历史了，此五年中本会虽有不少的进步，然按我们的宗旨以测量我们的成绩，我想我们应觉得有许多不满的地方。我们的宗旨如此伟大，我们的活动如此微小，我们不应该奋勉有加么？
社会是很散漫的，意见纷歧的，进化不均一的，有反动的分子，有进步的分子，有中立糊涂的分子。就现在社会的总体言，总是很黑暗的，很难满意的，在此社会中目击教育之腐败，政治之专横，民生之困穷等黑暗现象，我们动了改造社会的心思，于是纠合一部分进步的有觉悟的份子组成学会，以言论行动匡救国是。我们结会的初意，我想我们总是有对象的。在此混浊的社会中我们划清界限，自树壁垒，有此会之组织，我们一定有许多对普通社会立异的地方。我们既有改造社会的决心，自然想打破摧毁旧势力，而代以光明势力，所以我们在社会中不是一中庸的团体，而是四围伏着我们的仇人，我们与他誓不两立的团体。“有党必有仇”，学会一有组织，学会的仇敌——旧势力——应该立刻更清楚的涌现在它的面前了。
年来学会的发展，颇似依此方向进行，如攻击宗教，（至少，反对现在中国之教会、基督教），赞成打倒军阀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等等都是我们要歼灭仇雠，伸张我们的新势力的表示，不过此种色彩尚未十分显著，浓厚，学会的杂志尚多带讨论研究性质的文章。
学会的组织既非无目的之结合，而学会更有一种特长，即在于共同目的之外辅以浓密的友情。多数会员是很富于感情的，会员间的相爱相助更加增本会的连锁。年来学会之得以维系，或者感情是最大的一个元素。但是会员重感情的结果，每每忽略了本会的共同目的与共同的进行计画。学会的目标最初是很抽象的，入会的朋友们，几乎各人都有他自己理想的少年中国的观念，并无统一的机会。朋友们因为感情浓厚也不愿发生“我们究竟相信什么主义适宜于创造少年中国？”这类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惟武断，而且坚持的结果将使学会有破裂的危险。
但是改造社会可以纯恃友情么？友情是一种黏性，可以团结本会有共同信仰会员，使愈加亲密，而不能代替共同信仰的本身。倘使我们因十分顾虑友情，而不谋目前改造中国的最低度要求之了解，则我们见小忘大，恐有不智之讥。固然采取任何种主义为本会目标，任何人也不赞成，但是我们总可以提出若干最低度要求为联合我们的标准。不然，学会与其他联络感情之同乡会同乐会何异？学会的杂志与其他的会报何异？现在的会员联合基础既如是狭隘——友情占主要成分——岂我们改造社会的工作可由此少数人负担？我们为使学会成一知识者的群众机关，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联合基础，倘使我们对于现在各种问题皆有一定的态度，一致的主张，无复今日之模糊不清，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国内志士将不待我们的认识，起而与我们联合，或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在中国将造成一巍然的社会势力，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使命将由此实践。于是组织此会的初意，其精神与锐气，将赖此以复活，中兴与保存。
二、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光明运动同盟
知识者在中国的使命，我以为应该是：（一）代民众呼号出他们的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所受之压迫的痛苦；（二）摧毁廓清一切恶浊思想，腐败道德与不良制度的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三）具有创造的眼光，对于改革中国的现状能提出具体的方案，向民众前呼诉，并且在中国各地撒下光明的种子。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中国的知识者能实践此三种使命的，方才可说对于中国的改造有所贡献而且可称为革命的知识阶级。这种工作的实践是很艰难的，至少比较作介绍的文字艰难得多。虽然如此，我们为不忘我们的任务起见，我们当勉力向此程途以趋。本此见地，我不得不热烈的希望富有五年历史的少年中国学会。本会的刊物，在此立足点上，除了他应作会员间交换意见的机关报以外，还应当为教育青年，宣传新文化之用。假使只是团员间交换意见的机关报不能赢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我不能不说她的作用太狭，有负她的使命了。
我相信学会同人对于改造中国的见解，虽然最终目的不同，但是目前的手段，大家终可归纳到一个范围。现在同人无论他是国家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承认打倒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目前的政治要求，即是明证。我们既能在中国政治上建树一个目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扩充到其他教育文学与科学的范围？现在不过是同人对于这些范围中的共同奋斗目标并不努力追寻。至于我们为什么须有共同奋斗的目标？第一，我们可集中我们的攻击于目前最大的仇敌，得收效力，第二，我们的活动有所规范。在教育上及文学上我以为破坏的目标亦可寻得，例如反对古典、机械职业（指狭义的而言，即各人只求谋得自己的生活饭碗，置社会国家事于不问。）与亡国化之教会教育，而建立为人生的，爱国的，社会的教育；反对厌世的颓废的无聊的文学而代以人生的乐观的写实的文学。在哲学与科学上我们为救济中国的空想迷信与旧伦理观念起见，似乎可以介绍唯物哲学与科学方法。总之我们的月刊不仅只为会员交换意见机关，而应对中国青年界思想界为有益之宣传与指导。依前者，我们可为任何学理上之讨论与研究，依后者我们应作一些针砭中国思想界与社会之论文。假定在各种范围我们可寻得最低要求的一致，则月刊以后宁多载关于后者的论文，使学会月刊能在青年中发生信仰，至于其他绝不相容的辩论文章——如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笔墨官司——仅可在月刊以外的杂志中讨论，月刊暂不受理，以免破坏学会之团结。这种意思我称他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本此联合战线，我以为学会应暂定为学会事业的应是光明运动。
三、对于月刊编辑的一个具体意见
本会会员依最近的统计，共有九十三人。此九十三人我们假定至少有六十人可为月刊积极负责的。从前因为对政治及社会改革之主张纷歧，没有降格以求最低一致的要求，结果会员人心涣散，对月刊不甚负责。现在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点已完全消灭，对目前之政治观念既归一致，则会员进而求其他问题之了解，更非难事。假定月刊以数期为对各种问题（如教育，文学，哲学）公开辩论的专号，辩论的结果归纳为一临时的结论，得学会大多数的赞成，则以后月刊的编辑尽可成为一科学的组织。月刊的编辑可分为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科学五组，每个会员至少须加入一组。每组须推出主任一人以司关于该组稿件之取择。每人在每半年内须担任为学会至少担任五千文字。我以为在此思想有共同点之基础上，会员为乐于向外宣传自己的主张，必不至如既往之怠工，而肯踊跃从命的。如此亦可免劳逸不均，一方作文。一方观望之病。至于月刊的内容，我以为亦可分宣传与讨论二部，前者是对中国实际情形立论，后者则为理论之讨论，经此分工，则月刊效用亦较广泛，我们亦可即时向国人贡献我们一致的意见，不必等多数同人回国以后向中国的旧势力大举进攻。
四、另一途径将如何？What is the alternate？
以上缔结思想界之联合战线，改良月刊编辑——是我对于学会的一个提议，是我对于学会的一个较高期望。但是这种办法也许同人以为困难，难以实行。或者同人以为即此最低的一致，亦难以寻得，学会宜偏于讲学一面。此种主张我亦赞成，但殊不能借此理由，拥护现在的状态。现在的状态是只做到学之一字，而创造少年中国的工作，即在文字上说，也付之阙如。这是会员所能安心的么？倘如我们以为此组织适宜于此使命，我们应力加整顿，求其对社会及国事有更大的贡献，倘如我们不为目前的政治着想，只努力树百年文化之大计，我们应改变我们的宗旨，只求其成为科学社或中华学艺术之组织。长此以往，维系人心的只有感情，别无共同之点，我不能不说这是很可怜的。
我以为学会的重要问题决不是评议会执行部之选举问题，也不是章程不完，组织不善的问题，而是决定学会的生存是为什么目的的一根本问题。有了此根本问题的解决而后组织方能对此目的为相当之适应。不然，根本问题不解决，即令组织如何完善，如何周密，我要问，此种组织究有何用呢？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