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150） 附件：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1964年7月5日） 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怎样讲呢？我们那里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讲。碰见什么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按过程来讲。主要讲一个大队的事，也涉及到公社、区、县的一些干部和那里的某些工作问题。 先说一些基本情况。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在河北，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为了有利于工作，我改了名字，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作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做副组长。这样办，确实是好。既决心下去，主要是多做直接工作，尽量摆脱领导事务。 卢王庄公社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这个公社有十四个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二千五百户左右。这个公社的大部分村庄是一九四八年底解放的。因为在铁路沿线，比县城还解放得晚。县城是一九四七年解放的。我们整个工作队，有二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有县的、有区的、也有由其他公社调来的公社干部。有少数地委的干部，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少数同志参加。工作队由省委林铁同志挂帅。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肖风。 我们工作组分配到桃园大队。这个大队有二百一十七户，四个生产队（小的队四十八户，大的队六十五户），一千零八十多人，二千多亩地。当时说有两户地主，两户富农。桃园工作组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八个是县属干部，有县委委员，有区一级的宣委，还有四个是附近公社的副书记、社长。另十二个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看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作组，是比较好的，因为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的人都有，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对工作有利。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我们工作队在大批人马进村以前，曾经派了少数人作为先遣组进了村，让他们先了解一些情况，为讲“双十条”时提供一些材料。同时，帮助把一九六三年的分配落实。还有，工作队进村不是要住在贫农家么，可是住在谁家，一进村进哪个门呢？先遣组的同志，要同支部联系，找好住的地方。他们是管这几个任务的。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书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大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有好多人把事情看得比较容易，特别是那几个当社长的同志。进村来一分工，我们二十个人管一个大队，一个社长就管一个小队了，而且还给配一两个人做助手，两三个人管一个小队。刚一分工的时候，有的人就有点闹情绪，说：“我过去一下去就包一个片，一个片就好几个大队，现在分我一个小队，还给我配几个助手，不几天我就把大门数过来啦！”并且说，“咱们定牛皮合同吧！”好象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他们讲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了。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把“四清”运动看得象后来了解的那么复杂。学文件的时候，虽然也看到讲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呀！比土改更复杂呀！可是没有感性知识，就认识不深刻。进村到底怎么做，我也懵里懵懂。听到介绍的情况，这里基本上是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到底这个工作好做不好做呢？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介绍的情况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蒲蓝试点的实践证明问题不少，到底我们这儿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首先得弄清楚。 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不了解那个是扎根对象，谁是真贫农，往谁身上扎？只好跟基层干部要土改时的成分表，人家说早就丢了。这么容易丢！是不是真丢了？这里土改后期划过一次成分，在高级社的时候，又摸过一次成分，摸过阶级分化的情况。两次不一样。让群众自己说自己的成分吧，他反正就低不就高。问干部，干部就说谁是什么成分，肯定极了。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少数几个干部坐在那里一捏估，一合计，就定了谁是什么成分，真假难分。怎么办？我们就自己深入群众去了解。 开始，下去接触群众，群众对我们并不那么热情。同他们说话，他们只说这次“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我们今年就多分了一千块钱，本来说要分八千，现在一下分了九千，要不然，这一千反正是分不下来。好象“四清”就有这么点好处。别的就不多说了。地主、富农的活动，在公社、支部介绍情况时，就没有多讲。同群众接触，他们也没多谈，看起来对地主、富农并不讨厌。一提起干部来，群众可是有一肚子气，却又不讲具体意见。复员军人、下放工人、青年学生，一般说还是比较胆大，敢讲一些。可是，他们又受父母控制，老婆拉后腿。他们家里的人怕事，往回叫，不让接触我们，说“你给我回来，别给我惹事！”有的，一问三不知。问他分多少粮食，吃多少，都说不知道。“我不管家呀！”“我不清楚呀！”有的敢谈一点，也是害怕，“说了你们得给保密呀！”谈了一次，再找他们谈，就躲我们。我们感觉到群众是顾虑重重，情况不对。 再说基层干部的态度。桃园有两个大队长。原来的大队长是个女同志叫袁秀英，我们去以前，请产假休息，由一个男同志卢彦来代替她的工作。我们进村时，她产假已过，这样就有了两个大队长。他俩和支部书记经常来我们这里问寒问暖，表面上很关心我们。来看我最多的是袁秀英，问有没有灯油，烧的送来没有，炕凉不凉，被子够用不够用，一天问好几次。可是要谈问题，就躲躲闪闪，问个人经历，她谈。问她对“四清”的看法，有些什么问题，很慎重，不敢谈。有时候这次来不谈，下次来她就讲一点。这个干部讲了，那个干部也就讲了，他们都象是对过表的，后边好象有指挥棒。该讲不该讲，他们回去汇报，统一了讲哪个，才来讲哪个，就这么个味道。我下去后抱着这样的态度：和群众或干部一认识，就先声明，我是城里人，下乡少，很多农活不会干，这个村子我第一次来，情况不了解。实话说在前头，有好处。否则，人家也看得出来。人家挑水挑一挑，轻飘飘，我挑半挑还吃力。开始时，我挑一次水，要把水桶掉到井里好几次。这个地方提水的方法是很特别的，要学会这样一件具体事，也要摸清它的规律，要经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学会。我第一次和支部书记谈话时，也是这样声明的。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说：“董朴同志你听着，我总是这么说，你们要是依靠我，有两个星期，你们就搞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是不依靠我，搞上两个月，也摸不清个东南西北。”他瞧不起我们。开始让这样的人瞧不起有好处。他瞧不起我们是两条：第一条我们不了解情况，第二条我们也了解不了情况。他有他的经验，他对付了多少年上面下去的人，他有把握控制住群众不讲，他有一套手法。他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企图引我上钩。你不是城里人吗，到乡下住在贫农家里，难道不苦吗，煤油灯，没暖气，反正总得吃点苦吧，你还不想早点回去？！又想把任务完成，又想早点回去，还不找点窍门，这个窍门就是你要依靠我，有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他的话，有意引我上钩，倒引起我的警惕，我越琢磨越觉得应当警惕。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我们不了解情况，谁反映情况我们都欢迎，可是我们是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你作为支部负责人，应该向我们汇报，汇报这里有些什么‘四不清’的问题。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改，可不要错上加错。现在干部、群众对我们‘四清’工作组，对我们这次‘四清’工作有些什么意见，你要随时向我们汇报。不要再来问寒问暖，都是同志，我们需要什么，会找你们的。” 上面这些说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和我们所听到的介绍，不一样，有些可疑。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么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北戴河一带冬天很冷，大北风一刮，两个棉袄都要打透的。人们站在院子里，一直听到底，还有很多抱小孩的妇女也来听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把冷都忘了。他们非常重视中央的政策，很愿意听，特别是愿意听“四清”那一段。“双十条”给贫、下中农很大的鼓舞，他们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地说：“毛主席好象来过咱们村，这里的事他都清楚。”对其他各方面的人，听了以后，起了个安定作用。讲了以后，我们又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补课，以便做到家喻户晓。经过大会、小会动员，一般发动与个别发动相结合等等办法宣传了“双十条”，并且着重地说明了“四清”的决心。开始有人讲话了。说：“盼‘四清’可盼得不得了”，讲了好些顺口溜形容基层干部不好好劳动，却发了财，什么干部“蹓蹓跶跶两千七八”（不劳动，反而记二千七、八百工分）；“一等劳力门前站，二等劳力笔尖转，三等劳力满头汗”；“飞鸽车，罗马表，缝纫机，大皮袄，再不搞‘四清’，就会有人住楼，有人住庙！”这几年有些干部盖了新房，而贫下中农住房挤得要命。一说起这些干部发了国家困难的财，群众就非常气愤。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我们分别去问根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干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原来如此。怎么突开呢？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真有人偷听。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和推动他们自我革命。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上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正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什么大问题，检讨检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也有些慌张，越到后末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自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懒——馋——占——贪——变。开始都是由于不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四个。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实行三同，也是有斗争的。先说同住。我住了个贫农家，住了三几天，就发现有个小青年老在我窗前转，再三追问，才知道他是大队长卢彦来的弟弟，而我住的这家原来是大队长的亲叔叔。我就感觉住在这里不对头。接着，就有人向我反映，女主人的亲弟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曾在卢王庄当小学教员，搞“博爱党”，扣押在县公安局。支部书记、大队长都知道这个情况，还让我去住，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后来我提出非搬家不可，支部几天也不给我找房子，说难找，贫农家房子很挤，找不出地方。他们还向工作组的一些人讲：“你们是整人的，谁也不愿意让你们去住。”于是我们自己找，搬到一个根子家去。他就是后来的贫协主任刘玉森。他家人很多，还给我们腾出厢房，孩子们出去寄宿。整个工作组住在七个地方，后来我们才逐步了解，这七户中，一户是隐瞒成份的地主，一户是反革命亲属，一户是富裕中农，三户是中农，只有一户是真正的贫农。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支部如果有问题的话，工作组要住到贫下中农家，很难一下就住对。同住，有斗争。 同吃，是不是也有斗争？也有斗争。我们吃的是派饭，除地、富、反、坏和没人做饭的户以外，轮流在社员家吃饭。虽然说是吃一样的，可是他们总想给我们搞点好的，不是象《夺印》里的陈拐子对何文晋，一下子大鱼大肉都拿上来，而是慢慢来，开始加碗蒸鸡蛋，加点肉，如果我们愿意吃就逐渐增加。这里面，确实有好的贫下中农，真想叫我们吃点好的，他们也借机会改善改善生活；可是，也有的是干部授意的，让他们搞好一点。一般的贫下中农愿意搞点好吃的给我们，他们是这样想的：“你们搞运动嘛，总会对我有点好处。”有的直率地说，“你们是省里来的，将来总会有事找到你头上，交你这个朋友嘛！”他们有这么一套习惯势力。给好吃的，实际上带有贿买性质。我们的工作队，对于这个问题很重视。工作队决定：肉、鱼、蛋，一律不许吃。开会讲，个别也谈。可是，工作队里有的人觉得一天交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也差不多，这么规定有点过分。还有的人看起来对决定也遵守，他也通知人家别做好吃的，群众一摆出好菜来，他就说：“不是说过不让你们这么做嘛，下回可不能这么做了。”可是，一吃起来，菜是有荤有素，对荤菜却特别感兴趣。这和《拾玉镯》那出戏里的孙玉姣一样，说是镯子不要不要，实际还是要。也有的社员说：“你吃吧，不要紧，吃了我不给你说去。”这样的，可更吃不得。我们不是怕他说不说出去，而是要真正地坚持三同。所以，我们就坚决顶了。这个顶，有的时候搞得两不得劲，有的贫下中农真是好心好意地想给我们吃，不吃他真难受，他不得劲，我们也不得劲。有时，他还找工作组来说：“我不是地、富、反、坏，又不是‘四不清’干部，为什么不吃我的呀！我也不是收买你呀！到底有点什么问题呀！”我们给他讲：“你是积极分子，在你家吃了就得在别人家吃，假如天天吃肉，把我们也吃得又馋又懒，我们不是也成了‘四不清’干部吗！”讲了好多次，顶了好多次，后来他们谅解了。有的地方规定，给什么吃什么，不许要。这样规定不解决问题，是没有分析的。问题在于给什么和要什么。如果给细粮要粗粮，不要鱼肉要白菜，就对了。这个地方吃吃喝喝的风很严重，只要贪吃，慢慢地吃下去，就有被“四不清”改造过去的可能性。所以，必须顶住。 同劳动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帮助做些家务事，如：挑挑水，扫扫院子之类，还没有什么大阻力。干集体劳动就有人不赞成了。说什么大冬天，“男人的活都没有，那有你们女人干的，你们就认真搞‘四清’吧！”“四清”工作确实很紧张，日日夜夜，可是不管多紧张，也得挤点时间去劳动，那怕干一个钟点，一干就不同。开始我们和社员一起挖坑泥、打井，大队长、支书揣着手在那儿站一会就走了，不动手，也不提意见。他们就是看我们工作忙，能不能坚持劳动。如果我们说“四清”忙，可以不参加劳动，他们就可以找到借口：“我们平时工作也忙，也可以不参加劳动。”我们干一点，立刻村子里就传遍了，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参加一些集体的生产劳动。靠劳动了解情况，开始不行，很多人一起劳动，人太杂，没法问情况。可是只要我们参加劳动，就有人愿意找我们讲情况。 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四不清”划清界线，这是个取得发言权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三同”不简单，有尖锐的斗争，但一定要做到，也做得到。事实说明，三同是可以做到的。可以住下去，住得很好；可以吃得饱，活得很好；可以工作，而且工作得更好。 自从要支书吴臣来汇报以后，一连几天，他没有露面，他确实不来问寒问暖了，可是也没有来汇报。于是就派人把他找来，我说：“怎么搞的，几天没见你的面？”他说：“唉！我经过多少次运动，我都懂得，你是来发动群众的，我往你这来多了，怕妨碍你发动群众。”他还说：“工作组有人老找我下象棋，我就不跟他下，干什么叫群众一看你们又这么热呼，妨碍你们工作。”不叫他汇报，他天天来问寒问暖，叫他汇报，他就不来了，还讲了一套理由，自以为聪明，却露了马脚。我们查了一下，工作组确实有人同他下过象棋。但是，有许多次是吴臣提议的，有时是工作组的同志找吴臣下棋的，吴臣根本没有拒绝过。本来下下象棋，打打扑克是没什么的，可是对这些事基层干部是怎么想的？值得注意。吴臣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的脑子复杂多了。工作组有的同志开始没觉得这是问题，可是吴臣却是有意的，他要在表面上做出同工作组很亲密的样子，让人们看起来工作组同他们搞得很亲热，都听他的，搞成一片了，用这个来迷惑群众，使群众不敢揭露他的问题。他故意当着群众的面称呼工作组姓吴的同志“当家子”，套近乎。还故意当着人送几块热白薯给工作组的一些人。表面上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实质上不向我们说真心话，不说老实话。后来群众告诉我们：“你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讲话，就是看到你们又和他们搞得热热呼呼的，又象是一个链链上的，我们就凉了半截。” 所以，我们一进村有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群众也有一个了解我们的过程。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与“四不清”干部一样，是不是具有彻底革命的决心，是不是真正贯彻中央“双十条”，是不是真能解决问题，可不可以信赖我们。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过程。有一次我到一个贫农家里吃饭，小伙子叫王洪业，劳动很好。他说：“老董你今天到陈家河沟干什么啦？”我说去看水源。我想，那一天去，没有碰见老乡，没有碰见王洪业，他怎么知道的呢？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陈家河沟？”他说：“我看见你的脚印啦！”这个话教育我可深呀。看来小伙子粗里粗气，却粗中有细，连谁的脚印都认识。原来我穿的是塑料底的棉鞋，鞋底花纹和别人的不同。这证明，群众在仔细地观察着我们，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因此，坚持“三同”，和“四不清”作风划清界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坚持“三同”就更坚决了。 在我们进村以前，这个公社的蒲蓝大队已搞过“四清”试点，群众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清”。可是，“四不清”干部也有准备。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进村以前，吴臣对如何对付“四清”工作组早有布置，有分工。支部的几个人，谁管问寒问暖，谁管拉拢工作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还布置了由哪些人给工作组出难题，出什么难题，他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不搞革命还可以，如果搞到他头上，他就出难题，把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些土地的情况，这不是难题吗？他们计划了在什么时候拿出这一手。他的布置，我们刚进村那晓得呀！为什么我把这一段讲这么细？因为听说你们都有决心去蹲点。我说细些，也许有好处。开始，对一个好支部，不可能怀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着我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省委派的工作队，来贯彻党中央的“双十条”，支部却对我们采取了这么个态度。从我们碰到的事情来判断，他们硬是有一套影响和抵制我们的办法。先影响我们，影响不了就抵制我们。不是老说斗争尖锐吗，是怎样的尖锐呢？不仅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四清”运动，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来抵制、抗拒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讲，“四清”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这里有个谁改造谁的问题。我这样的党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在解放前又受过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我老警惕自己，要改造思想，永远要注意思想改造的问题。我们深入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要不要自觉地改造思想？要，可是要用什么来改造思想，谁改造谁，这里边是有这个问题呀！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同时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工作队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锻炼，要好好学习农民的勤劳、朴素、老实的思想作风。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提高以后，立场很坚定，这也是应该学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我们的不少基层干部沾染了很多坏毛病，懒呀，馋呀，说谎话呀，……这些毛病是劳动者的本色吗？当然不是，是地主、富农作风，是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些坏作风，千万学不得。又想吃好的，又不劳动，哪来的？就是手长，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所以，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受这些坏作风影响的可能。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做工作，不是常写报告吗，可是，有的同志，会还没有开，报告就写好了。有一次，报告上写着到会人数多少多少，占的百分比多少多少，都算好了，送到我这里来。我说：“这个会咱们还没有开呀！”他说：“是没有开。”我说：“没有开你这人数是从哪来的？”他说：“我估计的。”我说：“这样的报告不能发。要么你就写清楚，这个会还没有开，我估计能到多少人，估计百分比是多少，我同意你往上报。要不，你就开完了会再报。会还没有开，你估计，你知道估计的对不对呀！”多少年来，表报这玩艺多得很，下面的同志有这么一套应付的办法。有时，上面发的表，我就不会填。可是有人就有办法，一估计就填上了。这种作风学得学不得？硬是学不得。如果同意打这样的报告，就等于说谎话。我们党的干部不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其中有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四清”工作队，首先就应该有彻底革命的精神，应该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工作队应该树立一个勤劳、朴素、廉洁（不收礼）、民主的新作风。既然是“四清”工作队，就是用“四清”来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工作队就应该是一个革命思想和革命作风的传播队，就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队。在“四清”革命的实践中，工作队也锻炼了自己。 怎样对待基层组织，怎么样对待支部呢？我们在入村的第二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我们先烧热炕呀，煮开水呀，打扫打扫屋子呀，搞这些事情了。第二天，先遣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同志们陆续到会，因为工作组的同志多数都互不认识，第一次合作共事，所以来一个人我就问一个人的名字，问来问去有一个是桃园大队的大队长卢彦来。奇怪，我们工作组内部汇报，大队长怎么来参加？后来一问，原来县里有个指示，说是工作组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基层组织，一切工作都要经过支部，工作组的会，要请支部书记参加，并且说那怕就是汇报他个人的问题，听听也没有关系。工作组的会要让支部派代表参加，支部书记不在，大队长就来了。这一来，这个会就汇报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正在开始摸根，汇报的人要讲根子的心理状态，要讲根子反映的意见，而根子再三叫我们保密。有大队长在场就不好讲。汇报会不能进行下去了，我们就借故停下来。支部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这是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样的决定明显地是错误的。象我们碰到的这样的支部，我们要依靠它发动群众，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要依靠它扎根，就扎不对，依靠它住房，就住错。中央的指示并没有说一切要经过支部。所以，我们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我们对基层组织，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他们自觉革命，由支部领导生产。我们工作组自己直接搞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也常常听取支部的意见和建议。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采这个态度呢？我看也应该。因为，支部好，也会有缺点的，发动群众提提意见，改进改进，不就更好了吗！如果真是好支部，它会同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的。就是好的支部，群众中可能还有些传言传语，其中有对的，有错的。如果是错的，我们帮它查清楚，给它去掉一个包袱，也没有坏处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是错误的。 （二）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革命的阶级队伍初步形成了。这时，我们就宣布“四清”正式开始。我们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账、边查证的办法。同时和基层干部谈心，指明前途，我们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能自觉革命：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为了教育干部，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四清”班子一接账，事就更多了。名堂多得很呀！改账的，丢账的，做假账的，白条子很多，弄虚作假的名堂多得很。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我们去看账，看不出问题。他们把账都弄好了，收多少，支多少，收支平衡。他们有好多地方走了“天桥”，走了“地沟”，卖了东西不上账，我们那里知道呀！这些事情非依靠群众不行，只要交给群众，群众是知道的。咱们哪一年哪一月卖了什么，怎么没有账呀！那笔账上是多少钱一斤，数不对呀！一车萝卜是多少斤，一车白菜又是多少斤，一筐萝卜是多少斤，一筐白菜又是多少斤，我们是没有这个知识的。可是，群众都知道。有管装车的、管运的、管卖的，有的虽然没有经手，他们也懂得一筐萝卜装多少斤。去年、前年什么东西是什么价钱，他们都知道。所以，完全要依靠群众。一宣布工分账，群众就议论纷纷，气愤得很。有些干部一年挣了五千多分，他们的十几岁的孩子，也记高分。而有些劳动力最强的贫农，一年只挣了三千多分。基层干部多记工分的花样多得很。有不少：工种的工分记得不合理，有一些所谓有点技术的工种，工分都记得很高，有些人故意把这类劳动“神秘化”，由少数干部或他们的亲信，甚至他们信任的地、富、反、坏把持了这类肥差。群众对很多不合理的事情，过去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不要认为查账是单纯的技术工作，它也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中，也有专业技术工作，专业工作和群众工作互相结合起来就好了。三队查出饲养员支了八百块钱的草钱，是白条子。我们搞不清一个牲口吃多少草，同群众一算就算出来了，根本不可能买八百块钱的草。后来查清是会计偷偷盖了饲养员的戳子。因为他不认字，把戳子交给会计了，会计就利用他的戳子，在白条子上打图章。弄清了这个事，饲养员很感激我们。他说：“要不‘四清’，我那知道背了黑锅，用我的名义出了八百块钱买草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四清’，忘不了阶级斗争。”经过接账和查账，揭出来的事更多了。群众开始揭发具体问题，并且发现有攻守同盟。问题严重的人，硬是不讲，说：“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说！”就是这么坚决，那工作是真不好做呢！ 这时候，我们发现桃园大队原来有两股黑风：一股是打骂成风，一股是赌博成风。赌博，在过年时赌一赌，在别处可能是个一般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群众说：“赌出花来了”。大人赌，小孩赌，男人赌，女人赌，屋子里赌，下地也赌。春耕时，扛耠子的在前边做宝，扶耠子的在后边押宝，到地头上看轮赢，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群众玩纸牌，大概是块儿八角的输赢，干部一赌，就是几十块，上百块。吴臣的弟弟是个搞投机倒把的人，身上带着四千块钱来赌博。据说赌钱是钱归大头，钱多的输了可以捞回来；结果真正输了的都是贫下中农。赌输了，就卖东西。赌风这么严重，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也使投机取巧的心理大大滋长。不是安心搞生产，而是想搞赌博赢钱。为什么赌风这么严重呢？就是干部带头。干部赌的时候，叫党员放哨，请人给做夜餐，吃饱了再赌。白天睡觉，工分照记。听说有一次公社来抓赌，有一个干部跳墙逃跑把腿摔伤了，养了二十八天，这二十八天还记了工分。不仅这个村的干部赌，就是上边的副区长苏长吉也常到这个地方来赌，他还带着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守敬到这里来赌过。上边干部来参加，下面干部赌起来就更有理了，谁也管不了。小孩也赌。有一个小孩叫吴臣抓了赌，吴臣说：“你给我掷个四五六，掷成了，就叫你走。”真巧，一下子就掷了个四五六。吴臣说：“你有运气，走吧！”就放走了。 另一股黑风就是打人骂人的风。有不少生产队的干部打人，骂社员的就更普遍。干部打群众，打贫下中农。小学校的一个教员，是伪职员出身，他打了二十一个学生，多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体罚的形式有十一种。为什么敢这样打呢？我们就追这两股黑风的根，追来追去，就追到支书吴臣身上。群众开始揭露吴臣赌博和打人的事。正当群众运动趋向活跃的时候，又出了问题。一个积极分子来找我们，说：“你们怎么骗我们呀！‘四清’就搞二十天，搞了就走。过去你们不是说过不搞清不走吗！”我们说：“这是谁说的呀？”他说：“有人说‘四清’二十天，熬也熬过去了，‘四清’过后，干部还是干部，社员还是社员。”这一来，群众情绪大受挫伤。我们追查来源，原来是吴臣的老婆放的风，故意给群众泼冷水。吴臣的老婆当然是听吴臣说的。吴臣又怎么知道的？又为什么现在放出这个风？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查，原来是公社党委开扩大会议时，把我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宣读了，支部书记吴臣是从那个会上听来的。按工作队的那个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四清”预计搞二十天。我们进村前吴臣就知道了，可是他一直没有说。单等群众开始要揭露他的时候，他才把这个“法宝”放出来。他是有步骤的，到什么时候拿什么“法宝”。为什么他这时候拿出来呢？就是为了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阻止群众揭露他的问题，他就是同我们这么斗。我们就联想到，在前一个时候，工作组汇报时研究了各个生产队谁的问题严重，第二天吴臣就知道了。他在底下说：“嘿！就看工作组定的那些重点，什么也搞不出来。一队的郝祥糊里糊涂，二队的关希颜大老粗，三队的赵树同结结巴巴，四队的赵砚臣，盖房时借了点豆子也还上了”。这几个人都是队长和副队长。他说我们搞不出来，意思是叫我们拿关景东当重点。难道结结巴巴就不贪污了吗？糊里糊涂就没有“四不清”吗？他这些都不成理由，可是他偏偏与我们唱这个对台戏。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内部讨论的事情，他都能很快地就知道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我们工作组的组长同吴臣谈话时告诉他的。这两件事联到一块，就更提起了我们的警惕。 这时，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工作组的二十个人，来自各部门，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不一样。再加上群众还不完全信任我们，对敌人的活动，我们又不大摸底。所以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我们“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干部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怕我们。他们怕的是敢于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同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些问题，非讨论不可了。 有的同志就觉得这个地方“四不清”问题不多，干部好，似乎是没有必要放手发动群众。有的同志自以为是“四不清”干部的老上级，干部会听他的话。听什么话？叫他们给送二十斤花生，几十斤大米，他们听话，给送来。叫他们“四清”，可不是那么听话啦！叫他们打扫卫生，马上就布置下去，行动可以很快。叫他们自觉革命，就不那么听话了。没有那么高的自觉性。尤其是还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他们就不肯自觉革命。 有的同志唯恐群众提意见会刺激基层干部，影响干部情绪。有的人一开始就强调实事求是，在动员会上讲：“你们提意见，可得要实事求是，要有根有据，不许胡说，不要惹麻烦。”在动员会上这样讲，就是不叫群众说话。群众开始只能提怀疑意见。谁偷东西还叫人看见！ 还有的同志怕影响生产。当然，我们要注意运动与生产结合。在冬闲时搞运动，安排好生产，完全可以搞好。因为有严重的“四不清”存在，它本身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积极性不高。群众说：“我们劳动，都让干部大吃大喝了”，他们生产就不积极。“四清”搞好了，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就会搞得更好。 有的人说，基层干部躺倒不干怎么办？有几个同志向我讲：“过去每次运动完了我们就得‘哄’干部。干部不干，什么事情都玩不转了。”有人向我们工作队长肖风同志说：“过去整风整社时，上面未了一个工作队，整了一家伙就走了，我们‘哄’了一年，才把基层干部‘哄’积极啦！我真担心你们这回来，又要给我们惹乱子，运动搞完了，干部躺倒不干了，怎么办？”因此，就过分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要一切经过基层组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有的人专门抓“双十条”扣字眼，说工作组只能当参谋等等。总之，顾虑重重，束手束脚，老怕犯错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变成了束缚发动群众的清规戒律。运动还没有搞，就怕干部躺倒，怕平反，怕后遗症。中央政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应该抓住中央“双十条”的主要精神。抓住个别的具体的一条，丢了主要的精神，那不叫正确领会中央的精神，是歪曲了中央的精神。 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不要？要。但是，只有搞好了“四清”，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贫下中农真正站起来了，真正团结起来了，中农就靠拢，把“四清”搞清了，群众高兴，就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只要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洗澡就搞得彻底，真正改正错误，我们就有可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四清”革命的结果，是检验我们“四清”工作结果的标准。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团结不能并重、不能平列，重点应该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因为，决定的环节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开始时，对“四不清”干部只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四清”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除非是象山西大寨那样的地方，象河北的耿长锁那里，有好的领导核心的地方，可能已经团结了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一般的不是一进村，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开始我们想团结基层下部，他们不跟我们团结，我们想依靠他们，他们不叫我们依靠。象我们这个大队的“四不清”干部，他们也研究政策，也利用这一条来同我们作斗争。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吗，正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搞的，抓一个倒霉的一整，其他的人都没有了事，正合百分之九十五。可是被整的这个人不服气，因为没有实事求是，别人也有问题，为什么不整？真正的敌人，也没有整到。“四不清”的干部，在他们没有觉悟以前，也利用“双十条”中某些规定、某些辞句来抵制我们，反对“四清”。所以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首先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这是关键。 “四不清”严重的干部，没有上级的正确领导，没有群众的监督，不可能自觉革命。工作组找他们谈话，他们就说妨碍了生产。用种种借口赶我们走。开始我找几个干部谈话，有人就说我妨碍了生产。他们一说，我们对生产就抓得更紧了。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这么一说，就把我们吓跑啦！他们是要赶我们的。谁不怕把生产搞坏呀！到哪里一告，这还得了吗！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能怕，越怕问题越多。毛主席的诗不是讲过“无限风光在险峰”吗！为什么不说无限风光在平坦的大道上呢？作为革命者，就不能怕犯错误。这也怕犯错误，那也怕犯错误，到头来就要犯一个大错误，“四清”搞不彻底。怕后遗症，倒弄了个大后遗症，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过几十年，出个赫鲁晓夫，这是大后遗症，还是小后遗症？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怕这，怕那，结果“四清”搞不彻底，就犯了个大错误。怕一个指头的乱子，结果搞不彻底，走了过场，没有革命，是十个手指头的大乱子。宁左勿右是不对的，宁右勿左也同样是不对的。我有那么点感觉。在我接触到的县、区、社干部里有宁右勿左的情绪。怕犯错误，框框很多。革命又不是绣花，绣花还难免要缝错几针的。革命过程中，总要犯一点错误的，一点不犯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力求少犯错误，发现了立即改正就是啦！ 所以，敢不敢革命，首先表现在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四清”就没法搞彻底。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中农就靠拢。问题搞彻底了，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主席不是说要团结大多数吗！只有搞彻底，才能挽救大批干部，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正是由于有人怕干部躺倒，工作没人干。某些基层干部就是拿躺倒当法宝来吓唬我们，抵制“四清”。怕得怕不得？越怕，他就越躺。怕躺倒的原因是什么呢？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人敢挑担子。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多得很，贫下中农扛起大旗来，事情更好办。躺倒是坚持“四不清”，抵抗“四清”的一种办法。他要躺就叫他躺一下，有什么了不起。他躺倒了，不革命，还有别人革命。有些人躺倒了，经过我们教育，是可以起来的。有的人因为不怕他躺倒，他倒起来了。我们桃园大队：首个副书记兼三队队长赵树春，我们一进村，他就装病躺倒了。他说有病，谁知道有什么病。开始我们还是去看他，坐在炕头上给他讲双十条，说服他：“你是支部副书记，要自觉革命，带个头吧！”几个人都去过，好话说尽，他也不起来。后来我们就有点经验了，我们有意不去理他，我们也放风，说：“叫他好好休养，不用急，等其他三个队“四清”搞完了，工作组的人，都搬到三队，帮助搞，叫他先养病要紧。”这个办法真灵，说了不两天，他就起来了。后来，他说：“我以为你们离开我不行。”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拿我们一把。事后我们才弄清楚，他原来整天闷在家里“钻研双十条”，专门找可以利用的字句，好来同我们斗争，他是搞合法斗争呀！ 我们把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和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讨论以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我们就响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工作队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认识，会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在革命的实践中，是能够得到统一的。因为，革命群众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桃园大队的“四清”，曾前后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开始时我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这次会是三级干部加上贫下中农代表。原计划让公社干部在这个会上放包袱，开个好头，可是，公社书记讲得一般。这个公社，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没有搞出什么来。不过，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吃吃喝喝，糊里糊涂，姑息“四不清”干部，工作飘浮。工作队队部把它们总结为新“五风”（吃喝风，糊涂风，护短风，散漫风，老爷风），的确是这样。公社有个副书记，叫薛保玉，我们一进村，他就讲了，在这里搞“四清”，搞不出名堂，我们公社没有什么好检查的，搞了，检查了，也不会生动。他在会上检讨得很不好，不疼不痒。大伙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说：“你整天骑着新车子，穿着‘多米索’（绸料衣服），到处转，哪里有好吃的就到哪里去，有一壶酒，有一盘菜，就是好人，受了酒肉包围，把我们贫下中农忘到脑后去了”；“上级提倡劳动，你车子后边就带着个锄头，挂了三年还是新的”；“把集体耕地，划成你们的保命田，你们带头分散集体的耕地，说是为了保干部自己的命，社员的命还保不保？”“你是社长，三面红旗，丢了两面，人民公社这一面也没有扛好，你怎么对得起贫下中农，怎么对得起党，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提意见的人，有材料，又有分析。开始还是薛书记长，薛社长短，后来就说薛保玉变成老爷了，变成公子哥贾宝玉了。这一批评，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原来我们想，发动群众给生产队干部提意见，挺困难。让大家给公社干部提意见，不知该怎样困难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生产队的干部，是社员的顶头上司，怕提了意见，不给派工，或派不好做的工，给穿小鞋还得让人讲不出来。公社干部离得远，不知道多少日子才转到村里来一次，所以对公社的干部敢提意见。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在会上受到很大教育。唉呀！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我们不交代可不行啦！我们桃园大队“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关景东从会上回来说：“会上老农的发言，真叫人感动。批评公社干部时，就象爹娘发现孩子不争气时一样，又是恨又是心疼。”又说：“会上每叫一声薛保玉，我的脊梁骨就冒凉风”。这说明，许多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认识到不交代过不去。在会上，有几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交代得很好。一个是老鸦窝大队的贲少先，一个是桃园的关景东。关景东讲的时候很动心。他说：“过去，我爹第一次带我赶集的时候，我给背了东西，劳动了，到集上给我买了两块煎饼，我爹自己什么也没舍得吃，饿着回来。现在，我给队里办事，就大吃大喝了，上高价饭馆，一顿就吃十块八块钱，根本就不知道省吃俭用了，完全是忘本了。”关景东表示要决心改正，还当场提出退赔计划。这次会议开得还算好。好的是有人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提得很好，有推动作用。缺点是，公社干部一开始就笼统地检查了瞒产问题，讲了一大段只顾社员，不顾国家呀！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摆正呀！结果，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依样画葫芦，也是大讲只顾社员呀，等等。我们会后就感到这是个手法，他们这不是检讨，是有意讲给社员听，收买人心的，“为了大家，干部才犯了错误呀！”“搞‘四清’就要追咱们的瞒产呀！”有意堵住社员的嘴。我们及时地把他们这个手法揭穿了。 公社三级干部会，对桃园的“四清”有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代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开始洗澡，但不老实，先说没打过人，后来又说打了两个三个，一点一点往上加，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有的干部在开过这次会议以后，就偷着来找我们，揭露吴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讲。现在他们偷偷来找。可是，吴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干部一开始揭他，坏事就要露出来了。加上关景东在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得比较好，他自己在会上讲了几句，不受欢迎，这样，吴臣就估计到可能要追他的问题了。他怕关景东这些人揭他，就想转移目标。于是，他就到处散布民兵连长关景东的问题严重，说了很多事，还叫大队长卢彦来以四队社员的名义，给我们写匿名信。根据匿名信上讲的材料和吴臣散布的材料，关景东的问题，起码是个“万字号”。有人揭发，我们也不能一下子说他就没有这么多。我们就一桩桩，一件件，认真地查对。为了查清关景东的问题，我们派了一百三十八个人次，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还是关景东在第一次三级干部会上自己交代的那些属实。关景东的事情不少，有两个七百，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和原来搞的那次“四清”比较，多了。那一次关景东是重点，搞出二百块钱的事情，还不服气，不退赔。为什么他不服气？当时别人的“四不清”都不清，单清他一个，单整他，他怎么会服气。我们搞了他个双七百，他倒心服口服，退赔得很快。有人揭发，有人写匿名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谁的意见都听，吴臣说关景东如何如何，我们也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给我们制造麻烦，混淆是非，企图引导我们搞个乱七八糟。我们采取了正面、反面意见都考虑，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谁问题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这时候，有的人积极要求加入贫协，贫下中农的队伍逐渐扩大，中农开始向贫下小农靠拢。我们吸收了一些中农积极分子到骨干队伍中来。这时，基本上还是背靠背提意见，我们把干部检查的材料转达给贫协，由贫协讨论分析，哪个说得对，哪个不对，然后再让干部继续交代，洗透。有很多问题，干部说了，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是真是假，必须依靠贫协，依靠群众，由他们分析和发现问题。把干部检讨的问题向贫协一说，对贫协也是个鼓舞。“嗳呀，干部检讨了。”他们的腰板也就逐渐硬起来。“我们团结起来，当家作主了，管事了。” “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虽然以前我们是搞边查账边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到底还是落后了一步。查证工作很重要，不经过查证，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账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肯定，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促使干部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就特别抓紧了查证工作，又注意了随洗澡随解放。有一些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严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们解脱了。这个大队的问题虽然严重，也真有好干部。多少年来一直参加劳动，没有多吃多占。三队有个副队长叫张力，算来算去他就是两斤挂面的问题，而这两斤挂面还是队长说照顾干部们而发给的。象这样的干部我们就表扬了。这个张力后来当选为生产队长。还有一些干部，只是几十块钱的事情，一块吃喝了，或一块分了些东西，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根据他们检查的情况，经过贫协和群众同意，让他们下了楼，有些还吸收到贫协队伍中来。 争取了多数，逐步壮大了“四清”革命队伍。力量对比，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群众和干部揭露出吴臣的不少问题，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体都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搞的，群众叫做“钉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还要说一下，这一段工作是有曲折的。工作队到抚宁县去开会，正是一九六四年新年，也正是运动的高潮时期。经过开会学习，工作队的思想有提高，正如群众的话，“磨镰不算误工”。但是，正在运动的紧要关头，工作队不该到县城去开会，特别是不该去过新年。革命要紧，过不过年，会不会餐有什么要紧。这时候工作队离村，必定会使工作有些回生。当时我和另外三个同志，没去县城开会，请了假，留在村里，同社员一块劳动，串串门，表示我们没有走。即便如此，吴臣还是钻了大多数工作组的同志去开会的空手，进行活动。他向干部封官许愿，说：“咱们将来工作怎么做，我想好了，将来专职书记就我一个人，你当什么，他当什么”，……封了一批官。他这样做是怕干部揭他的底，为了堵大家的嘴。同时还大肆宣扬蒲蓝大队“四清”搞糟了。蒲蓝“四清”本来是搞得比较好的，周围村的贫下中农都很赞扬那里的“四清”。可是“四不清”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却故意说蒲蓝“四清”搞糟了。这里也有个搞好了和搞糟了的问题，贫下中农说“四清”好得很，而“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就说四清糟得很。缺点错误总会有的，因为那里是第一次试点，我们这个试点也有缺点错误，这还是在蒲蓝试点以后搞的呢！吴臣说蒲蓝搞糟了，省委工作队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推给县里了。陶克日（县监委书记）在那里拔不出腿来了。还说祖荣功（蒲蓝原大队书记，蜕化变质，撤职了）现在挺起来了，省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都来央告他，还让他干书记，祖荣功高低不干。他就散布这些东西，意思就是我们早晚也要央告他。他还向“四不清”干部说：“让他们（工作组）搞去，反正他们不给我搞清楚，我就拉住几个不叫他们走。”吴臣以为工作组的人都是急于回城市的，他想拿这话威胁我们。我们没听他这一套，而且批评了他，揭露了他的问题。根据他活动的情况，看来看去他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把掌握到的材料，听到的情况，索性都交给了贫下中农，交给了社员，由他们讨论。这一讨论，更多的事实揭露出来了。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们查清楚的，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个贫农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这些人，除了一个曾参加过军统，一个是富农的儿子，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他为什么专打贫下中农呢？很值得深思。一直到蒲蓝大队“四清”试点以后，我们进村以前，他还打了两个人，而且打的时候还骂：“我就打了你了，你到蒲蓝去找工作队罢，找你们的祖宗去吧！”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被他骂遍了，谁见了都怕他。干部们也怕他骂，开起干部会来，干部就是不敢吱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搞不对劲，提个什么意见，他就骂祖宗三代。他自己检讨说是脾气不好：“我这个人就是火爆子脾气，谁一跟我说什么我就蹦起来了”。好象他还是为工作。难道仅仅是脾气问题，为什么单打贫下中农，偏偏不打地、富、反、坏？当然我们不是提倡打地、富、反、坏。被他打过七次的贫农，群众说那是他的“小菜”，干部里也有挨过他打的，有一个挨他骂最多的干部，也是他的“小菜”。他打人是给别人看的，以便他好统治群众。他经常和别的干部说；“你们当干部非有点迫力性不行。”他讲的迫力不是革命的魄力，是压迫性。他说：“社员是属破车的，三天要不收拾就不合辙。”这是他在干部会上多次讲的话。他的眼睛里哪有群众，哪有团结大多数呀！就是欺压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却非常体贴。贫下中农的房子他不盖，一九六二年给伪保长盖房子，他亲自去组织、拨工和锯公家的树。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他从长春跑回来，无依无靠，伪保长借给他二十块钱，批准他开了个小烟铺，现在，是报他的恩。吴臣做为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不报共产党的恩，不报贫下中农的恩，而是报伪保长的恩。要讲他的经济“四不清”问题，是最严重的，又不算是最严重的，由他自己贪占的大概一千块钱，一千斤粮。倒卖了自行车五辆，缝纫机六台，手表三块，棺材板四副半等等。一贯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他把两个弟弟都安排到副业里。一个是搞木业加工，一个搞运输，都是最能拿钱的差事，都是给他弄钱的，他这两个弟弟，都是买卖人出身，最会投机倒把，他们给吴臣弄了多少钱物就不知道了。谁同吴臣谈，他也不检讨。这个人我同他打交道不少。我说：“你搞这么多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贱买贵卖，人之常情。我一向是捣动买卖的，我脑子里老想捣动。”“那两年自由市场刚一开放，我真觉得当这个支部书记倒霉了，我要不当书记，哪天不挣个十块八块的。”他当面就是同我这么讲的。高价卖粮票，高价卖粮食，他说没错误。我说这是错误，他说：“你不懂基层工作”，“只要我有粮食就换得了粮票，卖粮票和我卖粮食是一样，给集体，给个人，我都是这样干的”。他一口咬定高价卖粮票不是错误，硬是不承认错误。 这个人对上是很会阿谀奉承的，这次对待我们，开始也有点奉承，我们不吃他那一套，他就同我们对立，闹别扭。他给上面的一些人送礼送钱，他有一套对付上面的办法。比如一九六二年发现四队瞒产，县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吕树环，到这个村来查瞒产。他一听说，就跑到场里告诉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你们这粮食还不收，县里查的人马上要来啦！连夜把粮食藏了。”群众就很害怕，说县里来查怎么办？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讲，他没个知道。”这个检查的人，刚一进村，他就好吃好待。他从副区长苏长吉那儿打听到这个人经济上不富裕，于是，就从队里借给他一百块钱，然后给他一个填好的土地、粮食数字的表，这个人就走了。到我们进村，他送的这一百块钱账上还有。我们进村以后，吴臣替给还上了。他有空子就钻。他打听了，缺钱的给钱，要粗粮换细粮，他就给弄细粮，也不找价。这是对上。对下，则是敲诈勒索，谁要让他办点事，央求他，书记长、书记短，叫甜了，他可以给办，要不然就得送东西。回乡的上户口，起码得给他孩子送双皮鞋。谁回乡来，都得送点什么东西。他的老婆，原来在长春是个拉帮套的，就是暗娼。一解放，她混得作了第一任妇联主任。她的手特别“长”，这次查出来她贪污土改果实很多。后来，虽然她不当妇联主任了，可是，她常到一些社员家去串门，特别是常到几个单身汉的家里，看见她喜欢的东西，她就拿人家的。发烟了，她就把烟拿走点，发布票了，就把布票拿走点。死了人发的布票，她从中也要扣几尺！吴臣夫妇就是这样一对，真是有缝就钻，听起来简直不是我们的人。所以群众都说，吴臣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是国民党的事。群众指出了这一点。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是听党的话，贯彻党的政策的。吴臣完全不是这样。他对“四清”运动一直是抵触的，到处说“四清”革命的坏话，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吴臣一直不好好检讨。他说，就是打人有点错误，别的没有错误。我们在他打人这件事上还上了他一次当。他打人，我们调查了是三十一个人。他开始交代说两个，三个，七个，后来他一下就交代他打了三十五个。后来才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嘿，这次我走在前边等着他们。”有一次开会时，有个干部引用他说的打了三十五个人的数目，他就抓住这一点往公社告我们的状，说；“我没打三十五个，冤枉人了。”他故意说打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有人就用了他这个数，结果让他抓住我们的把柄，“你三十五不实！”他的名堂多极了呀，实际真不是三十五个，而是三十一个。三十一个同三十五个性质是一样的。 “四清”进行到这时候，剩下的少数人，包括吴臣，都是一些难搞的。这就到了攻坚的阶段，普遍地出现了顶牛。支部书记吴臣，副书记、三队队长赵树春，他俩一个是顶着的，一个是躺倒的。二队是“关家五兄弟”掌握实权的队，一切命脉都在这五个兄弟手里，这个队里问题最多。可是，副队长关希颜（五兄弟的头）和副区长苏长吉是干兄弟，他的老婆是苏长吉的姘头，就是这么个关系。反正苏长吉一来，他就搬到饲养处去睡。关希颜新盖了三问房子，是全村最高大的，他原来还准备要盖一座门楼，要比全村的门楼都高，后来，苏长吉告诉他，要搞“四清”了，先别盖。因为有这么个门楼的故事，群众在看过《夺印》以后就管二队叫关家门楼了。关希颜盖房子的木材是苏长吉给买的，据说还拨了三立方米抗旱做水箱用的木材给关希颜盖房用，群众的意见可大咧！关希颜这个人，偷摸渗漏什么事都作，大的也拿，小的也拿，成口袋的东西他偷，一点一滴他也不放过。群众管他叫“手上沾满浆糊的人”，走到哪里也得沾点走。在一九六一年困难的时候，他还公开抢人家的东西。附近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是个妇女，在地里开荒种地，把棉袄脱下来放在地头上，棉袄兜里有一百块钱，还有一些粮票。他赶着大车从那儿路过，就把人家的棉袄抢了。后来人家告到公安局，当时他只退回棉袄。这次“四清”才退了粮票。苏长吉还批评了公安局，说什么公安局怎么能扣党员，把他给要了回来。所以群众都怕这个关希颜。我们刚进村时，这个队的社员就问过我们工作组：“你要我们提意见，你是作什么工作的呀？”我们这个同志回答说，在公社当社长兼副书记。群众说：“那你还叫我们提的什么意见，公社是归区里管的，我们这里的关希颜，人家上边是有靠山的，副区长苏长吉就是人家的根子，那你能管得了吗？我们的意见，给你提了也是白搭。”我们那个同志当时答得好。他说：“我这个干部管不了区长，可是我是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呀，我们这个工作队是林铁同志挂帅，我是‘官小根子硬’啊！”所以，根子有两种，真革命，上级是支持我们的。咱们别当支持严重“四不清”那号的根子，咱们要支持真搞革命的那些人，给他们撑腰是应当的，必要的。为什么问题最严重的那些干部现在顶着牛？原来，正在这时，苏长吉给他们捎来了话。关希颜的弟弟关希成（赶大车的）到榆关去赶集，苏长吉对他说：“你给我捎话回去，告诉你哥不要怕，要顶住，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苏长吉是现任的副区长，我们是省委派去的工作队，在搞“四清”，这位现任副区长在蒲蓝大队试点时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他对“四清”是个什么态度呢？不是让干部自觉革命，是“别怕”，“顶着”，“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群众听到这些话，还能不增加顾虑呀！吴臣、关希颜之流还会老实检讨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认真负责和坚决的态度，多次给群众撑腰，要群众不管谁的问题都可以讲，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谁也不能保护“四不清”，不管他是苏长吉还是李长吉。 在这时候，我们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这是在太和寨又开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这次三级干部会，林铁同志亲自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铁同志讲了省委的决心，要我们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号召干部自觉革命，号召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这次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虽然有严重错误，只要彻底交代，决心改的，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变坏的可以改回来。吴臣的问题，经过再三查对，实在严重。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其他的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吴臣的问题都非常气愤。他打了这么多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呀？该不该撤职呀？以前没弄清楚，不好说撤，现在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我们工作组的组长王兴武同志，他不是一直说支部书记听话吗，后来他转变了。我们动员他到群众中去，去听群众的意见。他听了两次群众哭诉着揭露吴臣的事，就有了变化。他来找我说：“过去我只晓得吴臣完成任务好，听话，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任务的。”认识有变化了，而且不断进步。后来，他也认识到吴臣根本也不是什么完成任务好。对吴臣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撤职不好，想看看再说。过去不知道没法，现在已经知道了，已经有那么多材料，又查证属实了，能不伸张纪律吗？工作组、工作队队部、公社和县里的同志都讨论过。讨论以后，内定了把他撤职。桃园的贫下中农和干部，在三级干部会上对吴臣的坏事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贫下中农代表当场向林铁同志要求，说：“这样人非撤不可，我们不要吴臣这样的书记，林铁书记得给我们贫下中农作主。”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群众，还是要一个坚持错误的干部。能官官相护么？难道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作了这么多坏事，我们就不过问，保护他，原谅他？我们绝不能护短。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区别呀！所以，我们工作队的队长肖风同志在大会上讲，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坏干部一个也多，共产党绝不护短。对呀！他已坏到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这样一个坏人，不要群众呀！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原来，当时的确有些公社、县里和工作队的同志不大同意撤，提出冷处理还是热处理这么个问题，怕当时脑子一发热给处理错了。实际上处理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我们一共派了三百多人次查证吴臣的问题，证明材料有二百二十页。而且，在这时候，如果是确有把握地撤他一个，对整个运动是有好处的。当然，不是呼鲁呼鲁都撤掉。错误严重，只要彻底交代，认真退赔，决心改正，就欢迎，还许再当选哪！坚持错误那就不行，搞破坏，那就更不能容许。在这个会上，还宣布了让副区长苏长吉到桃园来做检讨。 开完这个会，贫下中农代表真是高兴极了。回村后，奔走相告。好多人说这次咱桃园可好啦，咱们得吃顿饺子。后来我们调查了一下，很多人都吃了饺子。这是河北的习惯，有了好事、喜事，心里痛快，才吃饺子。撤了吴臣，“四不清”干部的靠山倒了一个。又叫苏长吉来桃园检讨，关希颜的这个靠山也不牢靠了。所以这时候群众的情绪很兴奋，贫下中农腰板更硬了，说话吃香了，顶事了。“四不清”的干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顾各了，纷纷找工作组，找贫下中农来检讨和交代。有的是干部自己来，有的是干部的家属来。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是急转直下，几个大案子都是这时候突破的。四队的粮食问题，二队的关家门楼问题，都突开了。还突开了大队木业组、米面加工厂的问题。整个大队（包括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共搞出了两万二千多块钱，三万四千多斤粮食的问题。一千块钱以上的是五个人。 每次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都是大借东风来推动大队和生产队的“四清”。但是，在会前会后，我们都作了大量的动员、准备和查证工作。从上到下带好头，确实可以减少顶牛。可是，从下到上作好工作，才能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只有对群众和干部做好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认真的查证工作，才能保证“四清”搞深、搞透、搞彻底。 这几天，情况变化很快，“行市”一天天涨。积极分子和社员群众一方面是兴高采烈，另一方面是气愤填胸。揭发出来的大量问题，都是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大吃、大喝、大拿（贪污），吃什么四鲜馅饺子、二十块钱一只的兔子肉等等，名堂多极了，谁听起来都会有气。同时，在运动中对“四不清”干部作了大量的耐心的教育，有些人还是瞪着眼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宗，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件。查出一点他说一点，象挤牙膏似的，真叫人生气。不光积极分子生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生气。在积极分子追问“四不清”干部时，也发生了态度不好的情况。气极了，就叫“你站起来！”站了一会，其他人又让他坐下来。我们大队，虽然没有发生打人、自杀、死人的事，但是，个别骂人的现象是有的。个别工作组的同志，还拍过桌子。这些都是处于顶牛状态时，发生的事，这时更突出了。我们认为这是办法少的表现，这个方法不好。有些被骂过或者被人叫起来站得久了的人，会记一辈子的。一般说，当农民发动起来，腰板硬了的时候，这种现象也难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不是好办法。这时候到底搞到什么程度了，摸摸底吧，积极分子摸，工作组也摸，看还差多少？积极分子说：“噢！一丈还差着八尺，早着呢！”我们摸的底和积极分子摸的底相差很多。比如三队有个老会计张巨，我们摸底他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块钱的事，可是积极分子非说他有七千块钱的事不可。这就证明积极分子的情绪有点过分了，说话没边了。这时工作组有的同志也想连夜搞，趁热打铁。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说假话了。说假的就对不上牙口。四个人偷了粮食，一个说偷了玉米，一个说偷了高粱，另外一个又说偷了粳子，对不上。我们有些同志就怀疑里边有假。甚至发现有人故意说假话，提供一些假材料，制造混乱，使得我们伤了些人。如，副书记赵树春，就胡说了一些人的事，我们照他讲的材料去追，追了几次，才发现是假的。这时工作组里有些同志，也不敢说这里边有假，怕翻案，翻了案不挫伤积极性吗？“行市”一直在涨，我们能往下减？有的同志也有点顾虑：“我们过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一切实事求是，受了批评，这时我们再一讲是否会批评我们右倾啊！”种种迹象：积极分子的态度，工作组的态度，“四不清”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这些动态看来，应该说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了，敢讲话了，当面也敢讲，也敢查，而且已经发现有过激情绪的苗头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个关键时刻。群众没发动彻底，搞不透，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又有了过激情绪，如果不给以正确指导，搞过了头，就得纠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地研究了形势、火候和时机，我们觉得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了，该强调贯彻政策的时候了。积极分子当时有点过激情绪，不要批评说他们左了，这样一说就泼了冷水。我们可以正面提出，强调贯彻政策。所以，当时我们就响亮地提出了：敢不敢实事求是，就是敢不敢真正革命的问题。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充分发动起来了，已经有点过激情绪了，这个时候，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实事求是了，敢不敢实事求是，要考验我们了。因为大多数群众是赞成实事求是的，那些喊七千、八千哪，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只有真正实事求是大家才满意，“四不清”干部才能心服口服。“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不是故意整哪一个，要作到有多大问题，就解决多大问题，作到使大家心服口服，受到教育。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才能真正教育人，才能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达到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对我们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工作组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就花了一段时间，统一工作组内部的看法，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看法，说服那些有过激情绪的人，要实事求是。这要作大量的艰苦的说服工作。因为前一个时候大家都是鼓劲，这时，须要改变强调的重点了，有的人就说：“你看，肖风现在改口了。”该改口的时候，就得改口么！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还不改口，就会跟着积极分子搞个尾巴主义，犯左倾错误。 一九四七年，我在晋绥边区参加了一年土改，搞了两个地方，一个村，一个镇。参加土改，对我的思想改造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但是，那时我不懂群众运动的规律。我们那个工作组大部分是“洋包子”下乡，是南京办事处和北京军调处执行部的同志，这样一些同志，还配了一些地方的同志，也有些老同志参加。开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够，领导上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认真注意了，认真去发动群众了。可是等群众起来了，该刹闸的时候我们还在提“一切由群众”，结果我们又成了少数积极分子的尾巴。我在土改的时候，这两种错误都犯过。开始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后来又来个尾巴主义，不懂得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解决了。 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掌握了这个火候，才能既把问题搞清楚，又少出后遗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本来大家也开始搞核实工作了，但认识没有提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有假，我们就主动翻案，迟翻不如早翻，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我们自己主动翻案。只有真正实事求是，才能使干部心服口服，挽救他们。如果搞过了，有了假案，那还不是有后遗症，将来别人要来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护修正主义根子，是个大错误。但是要搞过分了，也要犯错误。人家没那些事，给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错误吧！这就使人为难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就得要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一个马列主义者，就得要学会大体上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不仅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的领导者，要懂得和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大队里挂帅的，也要懂得。因为在一个公社内，大队之间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地方发动彻底了，那个地方也许不彻底。彻底还是没有彻底，什么时候该转入实事求是，这个火候要根据很多迹象来判断。转早了不彻底，转晚了要纠偏。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当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就要强调实事求是。毛主席讲，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我们应该学会，在什么时候，强调什么。有人一上来，就先讲实事求是，那群众就不讲话了。可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他又不敢讲了。我们不是要总结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吗？主要经验在这儿。一说人家搬石头，咱也搬石头，一说人家搞夺权，咱也夺权。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没弄清实际是什么，不放手发动群众，就弄不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该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没有放手，一看落后了，嗳呀，别右了吧，赶紧就发动。发动了，该节制时又没有节制，结果又出了左。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掌握好群众运动的规律。现在中央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四清”、“五反”要搞高标准，既要搞深、搞透，又要少出偏差，尽可能地少出偏差，缺点、错误不超过一个手指头。现在有条件了，有这么多经验可总结么！我接触了抚宁县的一些干部，他们有好多顾虑，实质上就是没有正确地总结这几年群众运动搞好和搞出缺点错误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没有学会在运动中掌握这个规律，没有摸准这个火候。这个东西比较难掌握。我过去学过自然科学，总觉得搞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难得多。当然搞自然科学有它难的东西，比如搞尖端就不简单。可是，到底发烧不发烧，有个体温表一量三十八度，就是发烧了。研究别的东西也有个仪表，它能精确到几个九。群众有没有发动起来，就没有仪表可以测量。要根据各种迹象，各方面人的各种动态来学会判断，到了什么火候，该强调什么，这就是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是过硬功夫。要学好这个硬功夫，才能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领导好。 该强调实事求是了，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就搞了三次核实。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在定的当中发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主动作了纠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申辩。我们还允许当事人自己找证人。比如二队有个副队长关希英，他有一千多块钱的事。他说：“别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就有一笔卖薯秧子钱一百一十二元，我总觉得模糊，好象没有经过我的手”。问他有证人没有，他说能找。我们叫他自己去找证人。他到附近的万庄小学，找到买薯秧子的李校长一问。果然，那一百一十二元没有交给他，是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李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说见了能认识。关希英把李校长请来了，正赶上二队开会，所有的干部都在坐。他望了望，指着另外一个副队长岳广云说，就是他。在人证面前，岳广云承认了。关希英感激得不得了，说：“真实事求是呀，我坚决一次退清。”认真查证核实，也允许他自己找证明，结果，既没有漏掉一个贪污的人，也没有冤枉人。实事求是作细了，也就把工作做深了。第三次，搞了个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这么一核实，“四不清”干部心服口服，退赔很快。对于那些交代彻底的，退赔积极的，经过贫协提议，和群众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减免点。根据中央的政策，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和性质不很严重，退不退，该算什么价钱。对于交代问题和退赔很积极的，也别让他们太困难。群众很实事求是，说那二年钱毛，那时贪污那么多钱，现在退，得卖不少东西才赔得上。因此，贫下中农就主动提出给他们减免。这一减免，干部感动得不得了。他们说，最困难的时候，贫下中农困难，群众困难，我们没有照顾群众，只想自己吃好的，现在我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给我们改正机会，还主动地照顾我们的困难。他们受了很深的教育。贫下中农掌握了政策，很会处理问题，作得合情合理，因为他们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很多干部一次就退清了，这证明他们有钱，也说明他们服气。有的说：“我坚决退，坚决改，宁可苦几年，好把‘四清’记得深。”关希英退了一千多元，还常说：“感激来自北京的救人之心，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挽救了我。要不然，早晚得进法院。 “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有最后弄清。还有一个就是副书记赵树春，他开始不是躺倒了么，所以他没洗完澡，也没有下楼。其它的都结束了。于是各生产队和大队都开了退赔团结大会，会开得很好。把“四清”胜利果实分了，除了地、富、反、坏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有一份。这样一分，对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干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其中有的干部退赔了三十块钱，分回来的是一百多块钱，以后他向我们讲：“贪污了点，我总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是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会上，干部群众发言很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对敌，干群关系一定要搞好，争取一九六四年的大丰收，情绪都很高。 在“四清”和退赔基本都完成了以后，干群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群众洗澡就成了社员的要求。积极分子和社员找我们说：“嗳呀，我们也洗个澡吧！我们也有些事，洗了痛快，省得是个疙瘩。”原来这一步准备要搞五天，因为，干部在“四清”初期会散布过，社员别神气，将来整完干部整社员。我们担心群众会有顾虑。所以想先作动员，告诉他们不要有顾虑，要完全自觉自愿，退不退也由自己，还准备了典型发言，带个头。实际上这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有的队开了两个晚上的会，群众发言热烈极了。一个叫陈询的军属讲：“我们是得洗洗澡，过去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裤兜都装了东西呀，现在大队干部、小队干部都检讨了，退赔了，我们也该洗个澡呀”。群众洗澡会，是谈心会的形式，开得很活跃，无拘无束，什么样的事都说了。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包袱一共放了几百件，包括小偷小摸呀，搞了一两次投机倒把呀，什么歪风邪气呀，迷信呀，买卖婚姻呀，光顾自己不顾集体呀，都讲了。他们说，不这样洗洗，集体经济就办不好。不少人还把他们拿了队里的小农具、小家具，自动地往队里退。看起来，有些事情得水到渠成，开始硬搞群众洗澡是不行的，干部洗了澡，群众顺气了，自然也就洗起澡来。 这时，我们分析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标志是什么？第一，群众所提出来的很多问题，弄清楚了。第二，贫农下中农的觉悟提高了，贫协的大旗树立起来了。贫下中农的态度，从开始的观望不满，后来到敢于揭发“四不清”，最后做到敢于当家作主。第三，大多数的“四不清”干部放下了包袱，从开始抵触，以后发展到认错，到最后是感激而且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如果我们工作作到家了，他们是真感激的。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吴臣、赵树春两个专案。 做完了这段工作正是腊月二十三日，群众要过年了，我们工作队的同志都回原机关休整学习。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高高兴兴地过了个春节。 现在，我把前一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简单地重述一下。 第一、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很要紧。我们不是讲总结过去运动的经验吗？这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有的时候没弄清情况，听到别人夺权我也夺，不管该夺不该夺，都是夺。现在的情况是明明该夺，有些单位和地方，阶级敌人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又不敢夺了，如果该夺又不敢夺，就是没从实际出发。“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我们这段工作看，非常重要。 第二、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如何才能弄清实际情况？只有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弄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要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不要有清规戒律。 第三、要正确地掌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时，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强调敢不敢实事求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开始，“双十条”要总的讲一下，要讲好，让群众了解中央“双十条”说的什么，总的精神是什么。但是，有些政策是不应该在开始时就强调的，开始强调这些，就会限制了群众，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应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政策界限。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过硬本领：就是要既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又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了些过激情绪时，能够及时地转入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贯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央所要求我们的高标准，既搞深搞透，又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 第四、工作队应该清醒。有个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四清”工作队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去改造一切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在劳动者（包括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影响；并且在改造世界中，改造我们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这几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革命的实践，教育和锻炼了我们。 今天讲到这里。但是，吴臣是个什么样的人？桃园的支部是什么性质的？有没有隐藏的敌人？幕后的指挥棒在哪里？有些重要人物还没有出场。明天再按着讲。 （三）春节后，进村情况就不同了，群众真正欢迎我们了。前一段工作因为集中搞“四清”，阶级教育做得不普遍、不深入。干部回避政治“四不清”问题，群众揭露的也不太多。这时，除了戴着帽子的四户地主和富农以外，其他隐藏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活动如何，还搞不清。虽然有些怀疑，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政治上的“四不清”搞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也不可能很彻底。这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四不清”问题多的，大体都有政治“四不清”问题。不彻底查清上敌人的当，提高阶级觉悟，洗手洗澡也不会很彻底。春节后，我们开始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写家史、村史，登记阶级成分，转入揭露地主、富农的活动。干部集中到一块座谈“四清”收获，挖“四不清”错误的根源，怎么变坏的，受了谁的影响，搞思想归队，然后转入揭露敌人和反击敌人。 这里土改时敲锣打鼓，却没有搞真正的群众运动。贫下中农觉悟没有提高，政治威信没有树立起来，地主的成风没有打掉。有些人见了地主、富农还是恭恭敬敬的。成分不清，阶级阵营混乱。他们是怎样定成分的呢？那里每人平均土地二亩七分，不进不出就是中农，进地就是贫农。好多小商小贩和从城里跑来的地主、富农也划成贫农。二斤挂面就能隐瞒个成分，简便极了。副区长苏长吉是当时土改工作组的干部，建党那一段是他主持的。土改的根子扎得不正。这个地区是拉锯区，加上一九四六年我们搞了一下开仓济贫就走了，伙会（还乡团）一回来，搞了反攻倒算，贫农吃了苦头。刚解放的时候，一些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起来，有的分给他们房子也不敢要，起来的多数是能说会道的、从城里跑回来的，不农不工的那么些人。所以，根子扎得不正。苏长吉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八个，其中四个是根本没搞过农业的。他们是怎样入党的呢？据他们说：“苏长吉召集我们八个人去开会，我们不知道是有什么事，吃了一顿烙饼炖肉，吃完以后他向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在党了，以后有什么事可得保密。”说起来和笑话一样。第一任支书叫岳广玉，小商贩出身，土改时捞了一笔土改果实，结束了土改就跑到东北做买卖。前两年回来，在村子里卖梨，一直没有参加集体的农业劳动。第二任支书赵玉林，也是小商贩，还有历史问题，当过奉军的排长，给伙会头子做过保镖的。现任支书吴臣是个流氓，入党后也私分了土改的果实。我们刚进村时有的群众就说过，土改时没分到什么好东西，把挑剩下的分给了我们，好多金银财宝我们都没见到，弄浮财的时候，干部就往兜里装。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夸大，但总是个问题。一问干部，他们就说当时卖了，分了钱。这一次吴臣和他老婆交代，他们夫妇就贪污了五十多颗珍珠，一副金镯子，三个金镏子（戒指），一个翠簪子，两包袱衣服，一个座钟，等等。不仅他们贪污，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贪污。一个叫林宝的挑了一副最好的棺材板送回老家去。苏长吉也搞了金镏子、衣服等。吴臣贪污土改果实后也出去做生意，同有顽伪伙会身分的人合伙，跑了一趟天津买卖旧衣服，又跑到北戴河做了八个月的生意，没带党的关系，回来还当了支书。 土改就是这样搞的，所以，干部和群众敌情观念模糊。开始搞忆苦时，有些贫农怕说过去的苦，丢人，显得自己没本事似的，不理直气壮。有的人怕露出家底薄，担心儿子将来找媳妇要困难。驻三队的工作组和积极分子都说：“我们三队是有名的富队，四队是有名的穷队，仇大苦深的都在四队，是不是诉苦的时候从四队给我们借两个诉苦的人来，带个头，受受教育。”还说：“对敌斗争最好是大队范围统一搞，因为三队的地主、富农，老的老了，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没啥可斗的。”好象这个队对敌斗争就搞不起来。不仅积极分子讲，工作队的同志也这样讲，因为他们没掌握到多少材料。这说明要搞好阶级教育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把阶级教育工作认真做深做好，这是个基本建设。搞忆苦，开小会，唠咯（谈心）似的，这样形式好。在小会上讲讲过去妹妹怎么卖去童养，自己当时怎么冷，没有鞋穿，冬天放牛时把脚踩在牛粪里取暖。一讲，把别人感动了，自然地就纷纷说起在旧社会的各种遭遇。开大会不行，因为讲到最痛苦的时候声音很低，有时泣不成声，别人听不见，会场秩序不好，效果也就不好。个别访问也搞得比较成功，我们动员了很多青年，访问完了就帮助写家史。可是也出过些问题。青年们很积极，一听说谁家仇大苦深都往那一家跑，一班来好多人，一班挨一班。有的人不爱讲，还老找他们，他们就紧张。四队有一家贫农，儿子只能讲一点，母亲最知道过去的苦，可是，母亲在解放前当过女招待，是否被人污辱过，我们不知道。好多青年一班一班地到他家访贫问苦，越问她越不爱说，见人就躲。恰恰她儿子打井受了点伤，我和几个同志去看望，一进去她就说：“儿子受伤了，我不能讲话了。”我就安慰了她，劝她别着急。送了点止痛药给她的儿子，什么也没问就出来了。我们一出来，又去了几个访问的。我们一发现这个情况，立刻就通知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不能这么个搞法。本来是好事，想受到教育，人家恰恰有不愿讲的，就不要硬追着让人家讲了，自发的积极性太高也不得了。青年们确实作了好多工作，写了二十几篇家史，几十篇感想，对青年的教育确实很大。诉苦会上一听，几个小青年晚上一夜不睡觉，画连环画，还配了快板诗做说明，硬是能把几个关键问题抓住，会画的就画，会编的就编诗，画和诗都很动人。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什么人才都有。我们那个村子搞了七套连环画，有四套是忆苦的，三套是揭露敌人活动的。把这些东西一展览，群众看了非常感动，说，开会听报告不如看连环画动人，看着看着就掉了泪。看了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那一片凄惨景象，好多人都说：“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比讲十天都强。”有些青年看完了以后向我们讲：“过去我们看了一些电影，看了一些小说，总觉得那些故事是编的，半真半假，那晓得在我们这个衬里，天天见面的人，就有这些事，而且比电影、小说上说的，贫农苦更大，坏人也更坏。” 经过普遍忆苦，群众和干部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讲话了。阶级敌人活动的材料大量地揭发出来了。就说三队吧，原来说要借人来诉苦，结果有几个人诉出的苦，听了真是叫人心酸。有一个饲养员王振元，当了二十几年长工，小的时候要饭，地主逼死他的父亲，母亲又自杀了，饿死了弟弟，妹妹送去童养，他本人受尽了苦。可是，这几个诉苦的都是中农，又都是当了十几年、二十年长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人一辈子省吃俭用，积了一点钱，土改前夕，地主消息灵通，大量卖地，逃避土改，二斗粮食可以买一亩地，贫雇农觉着好便宜啊，就买了不少地。扛十八年长活的王兴然，把积蓄的钱买了十亩好地，土改时被定为中农。他买了“上当地”，买了个中农成分。是他一个人吗？不是。王振元也是几辈子雇农，也买了“上当地”。有的人一九四八年秋收以后买的地，年底就解放了。既有人买地，就得有人卖地，有人买了中农，是不是有人“卖”掉了地主成分？我们就抓住这一环不放，原来怀疑几户成分有问题，可是没有证据。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凡是干了一辈子长工，当了十几年长工，土改前夕买地的，拿出地契来，有证人也行，可以给他们降成分。这个时候经过阶级教育了，大家都愿意成分低，就呼噜呼噜地往外拿地契。地契一出来，好了，凡是买了“上当地”的人，谁买的谁卖的，是哪一年，都登记清楚。不少贫农、雇农因为买了“上当地”定成了中农。四个队的材料一对照，卖地的是谁了一下子就集中在赵家三兄弟身上。他们哥三个在解放前两、三年内共卖了二百多亩地，两户订成中农，一户跑到了北京，没有订成分。地契花样也很多，比如地契上写的卖地人，这一张写名，那一张写号，另一张就写堂号，还有的写子女的名子。有的，卖地人写的是他的名，中人写的是他的号，其实都是他一个人。有些地契上买地用的粮、款数目都没有添写，是空白的。地主是准备变天的时候，这些地契都不做用的，还想要回来的。这证明地主为了应付土改，绞尽脑汁，骗了贫下中农，也骗了我们政府，拐了一笔钱，一批粮食，更重要的是卖掉了地主成分。 赵家三兄弟中有一家叫赵学瀚，一九四六年他有八十五亩地，仅一九四七年就卖了六十五亩，土改时只剩十八亩六分地，全家七口人，按二亩七算恰恰不进不出，还欠一点，给他定了个中农。一定成中农，从初级社时他就作了会计。我们进村的时候，他是大队的现金保管兼四队的会计。“四清”开始时，一个群众说，干部中比较好的，就是赵学瀚老会计，人家学过成本会计，账码清楚，什么时候找他都是好应承，从来没向我们说过硬话，这个人没问题，信得过。也有少数人向我们反映，赵学瀚家过去是首户。我们一直怀疑着他，但是，没掌握到他的具体材料。为这个事，我们曾几次问过支部。吴臣当时告诉我们：“赵学瀚的中农成分没问题，人家没进地，也没出地，劳动了两三年。这几年是不许发展党，要许发展党，我早就把他吸收入党啦！”其实，赵学瀚从土改前三年算，有八十五亩地，全部出租，全家住在长春，家里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农业劳动。一九四七年听说东北解放区搞土改，赵学瀚回了一趟桃园，布置他的伯父等赶紧卖地。他是我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回来就装穷。时间不对头，长春什么时候围困，什么时候解放，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劳动了两三年？一查毛选注解中长春解放的日子，证明他就不可能在土改前劳动过两三年。从长春出来，他没回这个村，等土改要结束的时候才回来的。后来我们问吴臣“你说他劳动了两三年，是什么时候劳动的？”吴臣说：“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不是背过粪筐吗！”这显然是有意替他隐瞒。“四清”阶段时，我们同赵学瀚谈过几次话，动员他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也揭露其他人。他是怎么谈的呢，他说：“我都懂得，已经到什么时候了，我还能不说吗！我这个人是最胆小的，老思想，怕事，和绵羊一样。”接着又说了一句“象羊羔一样！”一清查土地买卖的情况，真相大白。羊羔式的中农，原来是用高级伪善的手法，骗到了个中农成分，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羊羔是外皮，实际鬼得很！工作组有些同志都没想到这么复杂。从开始一直到划阶级的后期，四队的一些社员还说：“别动赵学瀚的成分，我们还要他当会计哩！”工作组也有的同志觉得动不了。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动或不动，必须拿出材料来，是中农得有材料，是地主也得有材料，不然，我们没法向省委交代。实际上赵学瀚钻进干部队伍以后，他是吴臣的后台，大队的经济账他起码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所有弄虚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表面上装穷卖儍，迷惑群众，实际上出谋划策，出坏主意的就是他。一直到“四清”时，干部交代哪个，不交代哪个都是他提醒。指挥棒就在这儿！吴臣坏，可是吴臣后边还有人。吴臣作检查，不会写，就找赵学瀚替他写。我们让赵学瀚揭露问题，他从来没揭露过一件事。他却常向大队长说，那次借的还有多少钱没还，还借了多少棉花。这是提醒，实际上也是通知大队长交代。我们进村前，吴臣安排如何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时，都有他参加。真正掌事的是个地主。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情况，还有他贪污九百多斤粮食，二百多块钱，每天给四队记完工分都偷一捆柴禾回家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把地契给大家看，人们大吃一惊。群众说：“过去根本不晓得他有这么多地，只知道他叔叔家、伯父家有地，搞不清他搞了那么多名堂，不提高阶级觉悟可不行啊！几次运动赵学瀚都滑过去了，这一回差一点又滑过去。”因为他骗了个中农成分，儿子、儿媳、女儿一共六个，都是在外边上学、做事，没有一个在家劳动。大儿子是空军的一个上尉军官，二儿子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助教，老三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老四是天津南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小女儿在抚宁中学，今年高中毕业，儿媳是国营企业的会计。赵学瀚不仅自己钻进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他的六个子女，有两个是党员，四个是团员而且有的是搞机密工作的。空军是机密，当大学助教的那个是搞尖端科学的，自动控制系的那个也是准备让她搞尖端的。因为他们是中农，劳动者家庭出身，父亲又是干部，如果这些青年表现得好些，我们的哪个机关和学校还不是都会重用他们么！机关派人下乡去调查，还不是问吴臣，给写材料的就是他们的父亲，地主本人。从桃园来看，原来的地主和漏划地富的子女基本上都不在农村，这样的户一共十六户（土改时订了五户地主，四户富农，其中有五户，全家都搬到城市去了），他们的成年子女一共三十四个，只有三个在农村干农业活，那三十一个都是在北京、天津、东北的厂矿、企业、学校，还有的在机要部门。在北京的八个人，有在工厂的，有在学校工作的，有在军队的，他们中只有四个人登记了地主成分。所以，和平土改区一定要认真登记成分，这个马虎不得。有的地主跑到厂矿变成工人，几十年以后还不跟赫鲁晓夫一样！因此，不管工作量多大，这个工作非做不可。这不仅是给土改不彻底补课，还是个百年大计，是基本建设。搞革命，敌、友、我没弄清楚怎么行。凡是漏划的，进城以后都填成中农、贫农，甚至填成市贫，就是城市贫民，实际上是地主。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搞清楚，以后熟悉土改情况的人就更少了。现在搞就有些吃力，十五年前的事，有好多人不大清楚了，再过多少年要搞清楚就更困难了。现在有强大的“四清”工作队，不搞，难道将来再派工作队去搞？反正我们进村就得接触成分问题，扎根要了解成分；了解干部出身，也要了解成分；搞对敌斗争也要了解成分，索性就了解清楚吧！如果农村“四清”不搞彻底，城市登记成分也难以弄清。好多人原来在农村就给定错了，农村定的贫农、中农，实际上却是地主。要到农村去查，如果没有搞“四清”，还是给证明说是中农、贫农。农村“四清”搞彻底了，城市的成分才能搞清楚。当然，“四清”中查成分，首先就是要弄清敌我。对敌人，搞清楚以后，就能更好地改造他们，监督他们好好劳动。只要真改，不搞破坏活动，还不是改造他们。我们是相信我们党的劳动改造政策的，我们有把握改造得了他们。怕的是面目不清，情况不明。至于地主的子女，我们主要还是看他们的个人表现。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因为有些地主子女，现在十八岁，解放时才两三岁，还让他们对父母所做所为负责吗？不是那样。主要看他们对家庭的态度，自己的表现，是不是说老实话。只要他们真正愿意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愿意做劳动者，我们向来是对谁要真正革命也不反对的。桃园大队有的地主子女，因为他们好好劳动，我们还是争取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来监督他们的父母亲进行改造。可是，必须说实话，隐瞒成分不行。他们光说好好劳动、好好工作还不行，我们还得看他们的实际表现。 桃园大队一共查出了漏划的地主五户，富农两户。有个叫林树生的，开始支部介绍工作组的同志住在他家，说是中农。他有一百亩地，从来没有劳动过，原籍在齐各庄，离桃园只有五里地，有七十亩地，在桃园有三十亩地。土改时他跑到桃园来，给干部送了点挂面还有点什么东西，然后干部就向群众解释，“林树生三十亩地，定中农可以啦，齐各庄给他定了地主，如果咱们村也给他定成地主，咱村的这三十亩地齐各庄会要走的。”就这样林树生就算是中农了。他也当过干部，很会腐蚀干部。还有一个叫单立中的小学教员，是抚宁县城的地主，县城解放时，他跑到桃园，土改时，因为他在桃园没有房子没有地，就分给他房子也分了地，订了个贫农成分。房子他卖了，吴臣又给他盖了三间新房子。这次议成分，他一直和我们闹，他说解放前三年他就不收租了，订不上地主。要以桃园解放时算起他确实有三年收不上租子。但是，他家在县城里，一九四七年县城解放，而他出租的土地所在的地区是一九四五或一九四六年解放的老区，一九四六年就没有人给他送租子了。他就拿着划成分的规定和我们扣。他是逃到桃园来的，怎么能以桃园的解放时间算起呢！地主也和我们搞合法斗争。我们不掌握材料，常常要上他们的当。而这个单立中，就是那个当了十几年伪职员，打了二十一个学生的人。还发现一户原来定为贫农，实际是富裕中农。降成分的是二十八户，大多数是买了“上当地”的。大家觉悟提高了以后，不仅揭露出了漏划地主、富农，而且揭露出地、富、反、坏大量的破坏活动。比如反攻倒算，变天账，挑拨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生产等等。这样的事情都有。但，主要的，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隐瞒了成分，自己钻到干部队伍里，或者拉拢干部，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用影响干部的办法，使干部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一着更高、更鬼。他们干什么要自己出头露面呢！他们在那里出主意，又不出面。用各种办法，腐蚀了很多干部，使干部贪赃枉法。 这个时候，有了敌情，也有了敌人，我们就开展对敌斗争。开了几个小型批判会，既训练骨干，又教育群众。根据地、富、反、坏有没有破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情节，决定对待他们的办法，严重的就开了说理斗争会。开会以前群众有气。有的人提出要求动手打几拳，说：“唉呀！是不是让我们打他们两下子出出气啊，真气死人了，这么骗我们，这么害我们。”后来我们就同积极分子、贫协和社员讨论了一下，是文斗还是武斗。武斗是最简单的，一人推他们一下子也就够他们受的。我们掌握了领导权，为什么要用打的办法呢？是不是有更高明的办法，能够管制得了他们，而且有把握改造他们呢？我们掌握了大量材料，用这些材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批判和斗争，不用打骂的办法。后来同大家说通了，就是靠摆事实、讲道理，以我们的正气压倒邪气。我们都团结起来，这一股子劲，就能压倒他们那邪气，不是用打骂的办法压倒，也不是形式上轰轰烈烈地喊喊口号就压倒，我们是理直气壮，要用摆事实、讲道理把他们斗倒。要斗得他们真正低头，就是要使周围熟悉他们情况的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邻居，以前他们最瞧不起的那些“黄毛丫头”，这些人都起来敢于揭露，敢于批判。这个办法对他们挖得最痛。特别是他们自己的亲人，我们用分化的办法，争取过来了，起来和他们斗争，这个最痛。而且那些人觉悟提高了，将来可以监督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四类分子的底细，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这个办法确实比武斗、比上交更能管制他们，对他们更能监督得好，也有可能改造得好。到说理斗争的时候，贫下中农发言很踊跃，没有冷场，都抢着讲话。特别是有一个根子，就是让吴臣支出去卖杂面的那个安福海，他出身很好，劳动很好，群众也很喜欢他。吴臣把他支出去卖杂面，使我们见不着他，他自己也有点躲着我们。即便如此，我们一直拿他当根子。能开会就欢迎他来，来不了就不来，来了听也行，打瞌睡也行，一直等待他。在对敌斗争会上，他忽然发言了，他站起来讲了一大篇，气愤极了。连讲了两次。他说过去对不起大家，一直不积极，为什么呢？“我就老看着惠振林（隐瞒成分的富农，钻进干部队伍，帮吴臣做了好多坏事）是个坏蛋，你们老不动他，我就不放心，我就不敢讲，有顾虑，没有揭露他。今天，我看到这劲头，你们都看出他是坏人了，我得大量揭露。”他就一件接着一件地揭了好多材料，说惠振林和吴臣关系密切，给吴臣净出坏主意，故意破坏生产，贪污抗美援朝的捐款等等。对于不讲话的人，别忙，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讲话了。这个人从这次会起，一直很积极，到选举时，还被选为三队的副队长。最近有人来信，说他工作和劳动仍很积极。开了这个斗争会以后，给这些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都定了些条条，让他们遵守。怎么改造，怎么劳动，一个月怎么向贫协汇报一次等等。看来群众完全能够管制得了他们，用不着把这个矛盾上交。当然，我们还得经常做工作。 这时，根据地主、富农交代的，根据大家揭发的，好多地富活动和隐瞒地富成分的这些事，都跟吴臣有关。证明吴臣的政治“四不清”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本来是一再让他自己查上当，给他揭露和反击敌人的机会，那怕在以前阶级觉悟不高，丧失立场，现在检讨出来，向党交代也可以。他不查，一直没讲。是群众揭发，地富交代，把他扯出来了。比如说他给伪保长盖房这个事，就是发生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那个时候。他曾说过：“我们这时候管人家叫顽伪伙会，将来人家叫我们什么呀！”所以他积极给伪保长盖房，不仅是感恩问题，他是想同伪保长拉好关系。还有，他管事的时候，放走了一个叫潘其昌的，也是个伪保长。这个人同他关系密切，镇反以前跑了。在东北一个城市被公安人员发现，那个人被镇压了。这样的事儿不少。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搞经济“四不清”的时候，他交给我们几个受礼的清单。清单上，记着什么人送了什么礼，几斤猪肉，多少羊肉，还有烟、布、鞋。什么都有。可是地主、富农送的全没有，实际上他是收了。奇怪地是漏划的地主、富农，这些单子上也没有。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吴臣不是糊涂。我们过去是不知道情况，不知道谁是漏划的，谁是隐瞒的地主、富农，而吴臣是清清楚楚的。他知道哪些人有问题，他回避这个就证明他和地主、富农的关系，不是因为他糊涂而上当，他是明明白白的。因为一般的上当，丧失立场，总可以查上当反击敌人吧！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脑子里一直划着这个问号，不知道怎样下结论。原来说是个好支书，后来又发现那样不好；又说是完成任务好，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好；后来看看也不是完成任务好，上边的政策到他那里就变了样；而且，他同地、富、反、坏的关系也越搞越清楚了，他不是一般的丧失立场问题。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当时没有给他下结论。 对敌斗争这一段，就是这样过的。只剩下一个地主没有找到。他叫高卫亭，是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军统特务组长，在一九六一年公社集训时，要追他有没有潜伏任务，他就逃跑了，到现在仍是下落不明。我们这次追查了他的亲属和过去同他一起参加军统的人，都没追出什么。这个人很可能改名换姓钻进我们的什么厂矿或城市里。只要全国都搞了“四清”、“五反”，是一定可以把他查出来的。搞完对敌斗争，运动就转入组织建设阶段。 （四）原来以为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了群众性的“四清”斗争和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会顺利的。实际上组织建设这一段，依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桃园大队看，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很严重、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太和寨会议上，撤了吴臣的职，这个大队就没有支部书记了。按常规，支部书记撤了职，副书记代替，但副书记又躺倒了。当时支委还没有改选，谁当书记？那一个人也担当不起来。当时，我们是煞费脑筋，想了个办法，说来个临时的领导小组吧。支委共八个人，里头有好几个有严重的“四不清”，还没洗干净。所以就物色出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支部委员，一个是三队副队长、党员，他们的“四不清”问题比较少，而且检讨得好，劳动也挺好。由这三个人搞了个临时领导小组。当时，公社和县里也有人讲：“你们这个叫做什么呢，按党章这是怎么个弄法？”其实这是党在革命的紧急时机必须采取的办法。比如在战争中，或在敌人统治区，某个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多数被捕或牺牲的情况下，都必须采取这种临时办法。这个支部就是那样一些人，只好从这里头选人，看谁是能够培养的，我们就教育培养他们，让他们做工作。同时我们注意了培养贫下中农的骨干，提出了要立大志，树新风。因为这个地方，过去没有好样板，谁当令，谁说了算，从来没有什么民主讨论。所以我们提出要立大志，树新风，要树立一种勤劳、朴素、老老实实、大公无私的作风。我们经常教育贫下中农，党依靠我们，这是光荣，我们就应该要靠得住。经常开一些生活会，及时地抓活思想，好的就表扬，缺点就批评。不少贫下中农觉悟起来，表现确实非常好。比如二队有一个贫协代表叫李永平，他从“四清”开始就非常好，不仅积极参加“四清”，还非常关心生产。他看到饲养员那时工作态度不太好，喂牲口夜里偷懒，他就每天夜里来喂一次牲口。开始饲养员不知道，连搞了十几天，饲养员知道了，很受感动，说：“哎呀！到底是贫协代表啊！为什么他做的好事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这不是我们队里的活雷锋吗！我要好好向他学习，保证把牲口喂好。”这样动人的例子很多，我们就表扬了。可是也有不争气的例子，有些贫下中农对于干部多吃多占，批评尖锐，可是他们当选为贫下中农代表，说话吃香了，也贪占起小便宜来，分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多拿点，把自己的自留地往外“拱”一点，实际上没多少，顶多“拱”一垅，闹得影响很不好。他们的心思大概是这样想的：“这时候我腰杆子硬了，都听我的话了，大概我‘拱’这么一垅没人敢说话”。得那么一丁点好处，影响却很坏。我们就抓住这些活思想、活材料，拿到生活会上。不同规模、不同范围的生活会，大家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培养一种好的作风。有小事在桌面上一谈，可以不成大问题。我们几次向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讲：“你批评‘四不清’干部的时候那么尖锐，结果自己刚刚当点权，就办这些事。事虽小，可是恰恰让那些‘四不清’干部，特别是象吴臣那种没承认错误的人看笑话，他们等着你们犯错误呀！”吴臣早就讲过：“瞧着吧！他们上了台，比我还厉害，还霸道”。所以，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抓紧教育很重要。经常教育他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丧失群众对他们的信任。那些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多数原来是好的，也是从占小便宜开始，逐渐贪占得多了，结果吃了个大亏。干那号事，多丢人呀]要检讨，还得退赔。给贫协代表，这样讲清道理，他们接受得还好。毛主席讲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确实重要。 这时候，我们发现桃园的许多党员比较落后，落后于四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因为桃园这个支部是苏长吉建立的，而且是按苏长吉和吴臣的面貌所改造的，一直没有进行党的教育，党课没有讲过，有个别人进过一下县里办的党校，回来也没有传达。他们经常讲的，完全不是我们党的思想。比如，我们党讲为人民服务，他们讲，社员三天不收拾就不合辙。吴臣打人的方法，前边我没细讲，在这补说一下，他是打嘴巴子，乒呀乓呀上去几个嘴巴子，再加上脚踢，凶得很。有时还用皮带，用扁担打，打完了还许关几个钟头的禁闭。打人，他还嫌累得慌，有时候旁边站着团员，他就说：“过来！你们青年团是党的助手，过来帮我打！”请看，吴臣就是党。因此，好多党员的觉悟不高，加上里头什么人都有。所以我们就抓紧了进行党课教育、讲人生观等等。利用开会前后，选了一些报上动人的好经验，给他们念念，或者讲一段毛选。等开会不要干等着，要分秒必争啊！把点滴的时间都充分加以利用，给他们补课。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四清”革命。 组织建设，要在十天内选出十大组织的负责人。十大组织是：党支部委员会，团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大队贫协委员会，妇代会，民兵干部，调解委员会，文教卫生委员会，生产队的队委会。十天的时间真够紧，怎么弄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都要让群众民主讨论，大家酝酿候选名单，对所有组织都用同样的时间讨论，平均使用力量，实际上是走过场，一个组织一天，哪个组织也不能讨论透。我们就主要抓了几个，就是支部委员会，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管理委员会，还有大队贫协委员会，这四个。我们说豁着时间，让大家充分地讨论、酝酿，需要几天就几天，都讨论好了再选举。其他的组织，我们同支委和贫协共同拟了个候选名单，尽我们的可能安排好，交给他们各个有关组织去讨论，自己选。进行组织建设，也要抓住关键。群众对于选举干部非常重视。在我们搞四清时，群众经常提醒我们：“对‘四柱’，你们可要安排好啊！”四柱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栋梁的意思。我们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考虑，要大家安排。群众关心印把子交给谁，这是树立了当家做主思想的一种表现。生产队的干部是先选的，几个队选得都比较好，经过了充分酝酿、讨论，最后票选。进行得很顺利，群众也很满意。 可是，在酝酿大队干部名单和支委分工时，出了问题，吴臣来了个反攻。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部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在讨论大队管委会名单和支部委员名单的时候，吴臣借机反对犯过严重“四不清”错误，但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又肯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他一讲，就有些人跟着群起而攻之。吴臣和他的一伙人攻的是什么人？就是在“四清”阶段揭露他最痛的那些人。对于过去有“四不清”错误，真正彻底交代，坚决退赔，以后又积极工作、积极劳动的人，我们是支持他们当选的，群众也愿意选他们，包括那个关景东。关景东是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个错误不算小。原来我们是准备让他劳动两年，考验考验再说。后来又安排了他，主要是因为他能把生产拿得起来，而且确实表现了坚决改正错误。人家真改正错误，我们总不能不欢迎吧！重要的是，群众愿意让关景东当干部。但是，吴臣不同意。还有人附和他。这说明吴臣在支部里还很有市场。 支部委员酝酿好了以后，选得很顺利，票也很集中，但是，在分工时，又出了问题。我们原想让赵品三任支书，他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一个成员，是我们一直在培养的。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劳动确实很好，人很耿直，就是倔。等到分工时，他提出坚决不干。那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副组长正在北京汇报，那两天没在村里。赵品三向支委和工作组的同志提出他不干的理由；“我管一个小队行，管一个大队没经验，能力小，懂得政策少”；“我不会团结人”；“对学习没有兴趣”。其实他是和关景东有意见，过去他曾说过：“有关景东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关景东，他干我就不干。”他还说：“董朴同志回来同我谈话，能把我驳倒，不过她不了解基层干部。”他为什么说我能驳倒他呢？就是因为他提“有关景东没我，有我没关景东”时，我驳了他。我说：“关景东如果不是好人，作干部不适当，你提出来，可以不叫他当，可以说服群众不选他。假如只是你们俩合不来，就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你们这几个人不团结对谁有利，谁在等着看你们的笑话？你是让地富反坏和坚持四不清错误的人，看笑话呢，还是觉得应该团结起来把印把子掌稳，大旗扛好，生产搞好？”说得他没话好说。他说我不了解基层干部，实际意思是：“我们基层干部，就是你整我，我整你，谁同谁合不来的，都是自己顾自己。”好象我把基层干部估计高了，不应该要求过高。说真的，我对不少基层干部这几年干了这么多不好的事，甚至坏事，确实不了解，但是，要求一个党员做到象个党员的样子，是完全应该的。说穿了，赵品三不干，是上了当，是吴臣给他煽了风。吴臣制造了一种空气，说：“我是关景东整掉的，以后谁同他合作，也得被他整掉。当支部书记，就没好下场。”桃园去年冬天就开始修建扬水机站，干部们常常到县水利科去联系。正在这个时候，县里的水利科科长向桃园的干部讲：“你们别神气，将来你们的下场，还不如吴臣”。这个科长向桃园的干部提出了一个水利投资的数目，去的干部一下子不敢做主，说得回来商量商量。这个科长就说：“要是吴臣，打也把钱打出来了！”讲这个话，对“四清”是个什么态度？这是政治性的，不是一般的认识错误。冷空气来自好多地方，这个科长那里就是一个刮冷风的地方。 后来我们考虑，赵品三在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不适合当支部书记，不是他自己当不当的问题。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很多，有人能扛这个大旗。党员中就有一个很好的雇农，他的名字叫卢伦。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一直参加劳动，群众很拥护。因为过去他不是支委，是管委会委员，我们觉得一下提成支部书记恐怕不行。后来看，这个人很好。他民主，肯征求别人意见。就是文化水平低，听了报告，回来传达有困难，记个什么事也困难。可是，他真正是好庄稼人，忠实可靠，立场坚定。他几次和我谈话，对我教育很深。他三言两语，能抓住关键，讲到刀口上。后来我们就推荐卢伦当支部书记。对赵品三，我又同他谈了一次，谈的时候没再说服他，也没批评他。只是说：“你讲的那些不干的理由是对的吗？”他说都是对的。我说，不是说假话？他说，不是。我说，不是上人家的当？他说，没有。我说：“那好，如果你说的那几条都是真话，你不配当支部书记。”这么一谈，他没想到。他以为我们培养他这么久了，要靠他，没有他不行，完全是想拿我们一把。一说不叫他当了，他紧张了，一再表示：“我一定好好干，分配我什么，我绝对好好干。”他完全变了样子，这证明他不是真不愿意当支部书记，确实是上了别人的当。不是吴臣当面支使他闹的，是吴臣间接煽动的。 我们进村以后，“四清”初期，同吴臣几次谈话，他都一再说，这里“四不清”问题不多，要讲“四清”的重点就是关景东。吴臣早就确定了“四清”的重点应该是搞关景东。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干部不团结，也没有说过有宗派，他就是一再宣传关景东的问题严重。在三级干部会议后，他开始讲关景东是“万字号”，我们也查了，不实，没这回事，是蓄意给我们制造麻烦。可是，在太和寨会议撤了吴臣以后，他回来就大嚷：“关景东有宗派呀，他一直是搞我的，你们二队工作组（关景东家住二队）听了二队积极分子的话，二队积极分子就是听了关景东的话。”当面也对我们讲，好象我们上了关景东的当，参与了他们的宗派。他的意思是我们支部有两派，你们现在一撤我，是参与了关景东那一派。没撤他以前，从来没听他讲过宗派的问题，而他却老向我们讲，关景东是“四清”重点，现在又说撤他就是参与了他们的宗派斗争，这显然又是一个手法。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不管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搞“四清”。就是只许搞别人，不许搞某些人。就是“我有‘四不清’，你们不许清，你一清，就是参加了我们的宗派斗争。”这是借口有宗派，来反对搞“四清”。这是不能容许的。不管谁的“四不清”问题都要弄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因为党内有宗派，是不合法的。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可是，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批评“四不清”，否则，也是宗派。谁有没有问题，问题多大，我们是凭材料，凭事实来下断语的，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宗派，我们为这个事，也曾经征求过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有派呀？关景东有没有派呀？谁同关景东是一派？他们说关景东这个人派不成，他是个有口无心的人，毛毛草草，缺点不少，可是他憋不住事，他搞阳谋可以，搞阴谋他这个人是搞不了的。别的干部也说没有发现关景东有派。吴臣起先也没有说关景东有宗派，直到撤了吴臣以后，他才说有。这是吴臣耍手腕。 过了春节，我们一进村，有些群众就曾向我们说，吴臣可改了。一个军属老大爷向我讲：“大年初一，人家就背起粪筐，过去从来不劳动，现在劳动了，还是‘四清’有办法”。“他过去见了我吹胡子瞪眼，现在见了我大叔长大叔短的，说话可和气了”。我们专案小组也有的同志说：“吴臣的问题差不多了，再搞也搞不出个鸭子鸡来了。”这一类看法，吴臣可能听到了一些，春节我们离开这个村的时候，公社的社长薛保玉到桃园来了一趟。说是来了解情况，安排过春节的事。可是，他一到大队办公室就找吴臣，值班的干部说他不在这里。于是又跑到吴臣家里找，据说薛保玉是专门来了解“四不清”干部的思想状况的，可是只找了吴臣一个人。他们当然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就是问有什么委屈没有。吴臣也谈了一些：“说我打人三十五个，没有那么多，说我封官许愿，我没有这事，我只同几个干部，商量了今后工作的分工。”薛保玉这一来给群众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说工作组一走，公社社长还是得来找吴臣。虽然吴臣被撤职了，还是得来找他。而且，过去吴臣也讲过这个话：蒲蓝大队支部书记撤职以后，工作组再三央告叫人家干，可是人家祖荣功不干。他散布过这个空气呀！看哪，现在不是又有人来央告吴臣来了？！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错觉。其实，这个社长本人的问题也没搞完，他也是个专案。后来，群众弄明了真象，说；“啊！原来是专案找专案呀！” 吴臣敢搞反攻，就是由于外边有人支持他。他搞反攻，这是个大好事。要不，有些事情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一反攻，就逼着我们想一想了，得搞彻底呀，不能马马虎虎。他一直在反对“四清”，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出村，他就集中火力反对想要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这证明什么呢？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他企图仍然回到台上统治群众，要那些有严重“四不清”错误而又不想改正的贪污盗窃分子，同敌人勾结用暴力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领导权。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不搞破坏可以，搞破坏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了工作还没作透，必须补课。从吴臣这次反攻看来，他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党的标准，不是贫下中农的标准，不是人民的标准。我们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贫下中农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别人把工作搞好了，他就不高兴，而且是仇恨的。这时，他就是要把桃园的工作搞乱搞烂，才称心。我们工作组对他的反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吴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坚持“四不清”的立场，发展到同党对立？因为有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坏人呢？因为他与地、富、反、坏有那么些密切关系么！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敢下结论，只好交给群众讨论。是什么就是什么，让党员群众，社员群众，从党内到党外，来一个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把吴臣的问题全部向党员和群众讲清，这样既可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又可以防备他将来搞破坏活动。如果他这一次不合，肯定我们出村后他也要闹。他带着个党员帽子，在支部里，要起破坏作用，就可能比任何的反革命分子所起的破坏作用还要大，党和桃园的群众可能会遭到很大损失。所以我们下决心，交给全体党员和群众讨论。把情况都讲给他们，还提了一个问题：到底吴臣的问题是个什么性质，是严重的“四不清”错误，是好人犯错误，好人办坏事呢？还是本来就不是好人。党员和群众按生产队组织讨论，一致说吴臣从来就不是好人。这样一讨论，又揭出了不少的材料。各组一致提出：开除他的党籍，非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不可。说他就是个坏分子，原来就是流氓。一直和坏人搞在一起，为他们服务，打贫下中农，谁打这么多人，也该坐法院了。群众一致要求把吴臣定成坏分子，说：“他有一肚子坏水，眼珠子一转，主意就来，几个人也到不了他跟前。把他清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我们好监督他，警惕他要什么花样。吴臣的个人报复性太厉害。要不定成坏分子，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过去群众和干部讲话还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现在什么都讲出来了。根据大家敞开讲的情况来看，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确实就象贫农所说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他把持的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多少也做过一点好事，总得交点征购，搞点生产，不然，他隐藏不了这十好几年。桃园这个支部，我们原来也考虑，是不是变了颜色了？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后来公社党委同意桃园党员的意见，批准把吴臣清洗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可是，据说到现在，我们已经离村两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文件批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开了一次批判吴臣的大会，到会的人很多。那一天是下雨，屋里挤满了人，外边还有不少的人顶着雨听。他们说：“我们宁可把衣裳浇湿了，也比我们挨打受骂好。”这次会，发言的人很普遍，除了积极分子以外，包括以前被他打过的人，都敢于当面讲话，质问他。过去调查吴臣打人的问题，一队老雇农李升平，说：“别问我了，我一想起那时的事，腿就发软，就打哆嗦。”可是在这个大会上，他站起来讲话了，质问吴臣为什么单打我们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军统特务、伪保长就那么亲，重用他们，信任他们。有一个被他打过七次的贫农，以前我们问他，吴臣打他的情况，他说：“唉，我也有错误。再说，他每次打完了，还给我的小孩点稀粥吃，还给我买过一次点心。”群众说吴臣是“打一拳揉三揉”，他打了人还给点好处。在这次会上，这个被吴臣看不起的、被吴臣当小菜的人，也站起来了，领着人们喊口号。贫下中农对这个会很满意，兴高采烈。参加这次会的有工作队队部来的同志，还有卢王庄公社的干部。我们说开得差不多了，可是群众都不愿散会。贫下中农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解放，第一次翻身！” 在这次会上，我们把苏长吉、薛保玉都找了来，让他们听一听，受一点教育。他们坐在旁边，当时就有人点名批评他们。为了不使群众转移目标，以便集中精力把吴臣的事搞透，在会上，我们没有让大家畅开批判苏长吉。所以，好多人对我们说，这次会的唯一缺点，就是没有把苏长吉留下，连夜搞，也把他批评一通。我们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因为队部许过这个愿，说过让苏长吉到桃园来做检查。 苏长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零零碎碎地介绍了一些。苏长吉在土改后期发展党的时候来到桃园，他发展的这批党员里边有吴臣和关希颜等，并且同关希颜结拜成干兄弟。后来，苏长吉一直包庇吴臣和关希颜做坏事，为他们“服务”。他常来桃园吃喝嫖赌。赌博的时候，他身上还带着个枪，把枪交给关希颜的孩子玩并且让他拿着枪到街上去，随便吓唬人。群众非常恼火苏长言，对他很有意见，很气愤。苏长吉对“四清”一直抱着抵触、反对甚至破坏的态度。他在蒲蓝大队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可是他常到桃园来散布蒲蓝“四清”的坏话，说蒲蓝搞糟了，搞左了。我们把掌握的材料，向队部反映了，向县里反映了。于是，经县委同意把苏长吉调到县里去反省。可是他一直不好好交代。后来查出他不仅在桃园这一个地方有享腐化福的窝子，在别的地方也有。离桃园不远有个牛头崖，牛头崖公社就有他的吃喝朋友。牛头崖公社的社长张贺堂，是有名的“花和尚”，他俩气味相投，搞到一块。苏长吉拉了一批酒肉朋友，这些人都是基层干部。他拿这些基层干部作为他的群众，跟工委搞对立（他那时是东风工委的副书记，后来，东凤工委改为榆关区委，他改任副区长）。他的群众是谁呢，就是那么一些不好的、最脱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到一块就是吃吃喝喝，讲女人。自命为才子，到处找佳人。据我们了解的材料，完全可以肯定他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区长在群众中是个很大的官，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上面才是区，在大官里边有这样的人，发现了好。应该坚决挖出来，弄清楚。因为他在县里不检讨，工作队队部同县委商量，把他调到卢王庄公社来了。由县委和队部合组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审查苏长吉的问题。他到了卢王庄，写了几份检讨，净是些大道理，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后来，他觉得不老实交代过不去，问来问去他也没有办法了，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以后又找出三本。他一交出这个笔记本，使好多人才清醒了。真教育人呀！他的笔记本与众不同，管专案的人拿来给我看了，实在让人看不下去。里边记的都是些卑鄙、肮脏见不得人的事。他记一段听的报告，底下接着就写那些乌七八糟的打油诗，什么都有。我没看全，翻了翻就看不下去了。证明他听着听着报告，就听不下去了，脑子里就想他的那号“甜蜜事”，写起打油诗来。接着又记了一些汇报的材料，如：什么成份、多少户，下面又是他和女人来往的信和记事，他干的那些事，就是西门庆干的那些事。他这样乱搞，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做工作。上面写着多少女人的名字，怎么搞的都有，标题就是“云雨日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原来还怕定蜕化变质分子定错了，有了这些笔记本，就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烂透顶的。他和工委闹对立和分裂，是想夺取领导权，以便他更有条件搞腐化堕落。 桃园群众要求开会当面批评苏长吉，工作队同意了这个要求。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苏长吉，因为他这样的人不是几次谈话、几次会能教育过来的，因为他已经变得不象样子了。叫他到桃园来检讨，是因为他给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经过这次会，可能把坏影响挽回一些，同时，也可以起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 这次会，工作队和我们商定请县监委书记陶克己同志来主持。他既是我们工作队的成员，又是苏长吉专案小组的成员。当时为什么请他来主持呢？因为，这几年群众对公社、区、县的干部，不大信任。我们都有这样个感觉。对省的干部群众比较信任。所以我们想让县的同志出面来处理这个事，这是给群众办好事，可以在群众中树立县委的威信。因为当时县委书记强华同志和王云波同志去地委开会，所以就请陶克己同志来主持会。可是我们这位陶克己同志，不是那么清醒啊！工作队长通知他来，他同意了，可是以后他又对我们的工作组长说：“我有别的事，没功夫。这个会我不去了，你主持吧！”还嘱咐说，这个会，可不能象搞吴臣那样搞法，苏长吉是现任区长，群众提意见可得有分寸！他先给我们组长打招呼，组长说：“我也没有把握，群众要提意见，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感到陶克己同志有不少框框，一方面他同苏长吉很熟，有些破不开情面，另一方面，可能：他认为这个事还不定搞得对不对呢，将来这个犯错误的担子会落在他身上，而我们却推卸了责任。其实，我们既然在这个地方工作，就要负责把这里的工作作好，就应该设法把以前在群众中给党造成的不好影响挽回。我们是想把好事让给县里的同志来作。这样，就可能使县的威信提高。我们的意见是这样。可是我们两家的言语不通啊！不过，因为工作队队长叫他来，他还是来主持了会。我们向干部和群众一再介绍，陶克己同志是县委常委、监委书记，是专管干部违法乱纪的。这两年基层干部对县监委有这么个看法，当然违法乱纪也管，好象是管平反管得多。所以有些四不清干部，当我们一批评他们或者处分了他们，他们就想找监委保护。这个事有点伤脑筋。对这个问题我反正没有弄清楚，在这说一下，是觉得有点这么个味道。当然，工作队下乡，工作做错了，工作队队员乱搞一气或者有违法乱纪的事，监委也应该管。 那一天，这个会开得很好，群众提了不少意见，牛头崖公社来的人也提了不少意见。不少人提出，象苏长吉这样的区长，应该撤职，应该开除党籍，应该叫他回乡劳动。当时我们向群众说，感谢桃园的群众和干部帮助我们党清出了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大家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将把他们的意见转报县委和地委：考虑。听说现在还在考虑，还没有决定。到底因为什么下不了决心，我不了解。 这个问题是这样；当问题涉及到公社，区、县、的干部时，我们一个大队的工作组要不要管？我觉得是非管不可。既然党派我们去工作，我们就要对党负责。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怕犯错误，也不能怕和地方党委搞坏了关系。我们应该把材料搞确实，报告上级党委，积极建议上级党委调查处理。不然，四清就搞不彻底。一个大队真正搞彻底了，是可以发现一些公社干部、区的干部、甚至县的干部的问题。比如桃园大队就是这样。根据桃园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我们就挖出来了一个副区长苏长吉，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烂透了顶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就是说，区长一级的干部，有的已经和平演变到变了颜色。区里搞了五反，他混过去了，这次四清发动了群众，他就混不过去，被挖了出来。所以四清搞好了，又可以帮助五反搞彻底。当然，是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苏长吉呢？不是，还有。吴臣的行贿、拉拢，还涉及到一些县里的干部。前边我讲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他们曾在一块吃吃喝喝，赌博，借钱也搞过。这样一来，他们下来检查工作，怎样个检查法呀！他们会赞成搞四清吗？又比如县的水利科长那样的人，有一笔水利费，这是党交给他们的，投资应该用在最需要而又有条件，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他们是个什么思想呢？老子有这笔钱，谁请吃点好的，就恩赐给那个地方。谁给送大米，这个地方就能上马，钱就能拨。党信任，才交给他们这部分钱，应该负责使用好，分配好。我们进村前几天，水利科同意在桃园修建一个扬水机站，选好了地点，并且要群众立即动工，很积极。为什么呢？查账查出来，给县水利科的一位副科长送了一百斤大米，很快地就上了马。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我们也不知道，就上了马，开了工。四清开始，吴臣一撤，水利科长又说不行了，他又不叫上马了，说桃园的水源不够，可是那时他又没有到桃园来看过，还说什么水利款没批下来等等，说了好些理由。我们没有进村时他已批准了，我们一搞四清，他就又批到别的地方去了，批到不搞四清的地方去了。这是个什么问题呀？这类人不是真正向党负责，手里掌握的钱多了，不是觉得个人的责任更重，应该做得更好。而是谁对他好，谁请他吃吃喝喝，谁对他恭维，就把钱批给谁。上面我介绍的这三位，到底有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们只发现：有问题，把我们知道的情况报告上去，没有能追查清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抚宁县委的负责同志，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是不清醒的。现在不能说他们是有意包庇这些人，因为还没有证据。可是我们刚一下去就感觉到，县委的负责同志不是清醒的，总觉得基层干部辛辛苦苦，考虑到这方面，对四不清干部就原谅和姑息，老印象就打不破。老怕委屈了四不清干部，可就是不去了解贫下中农受了委屈没有，受了多大委屈。另外还有什么顾虑，我就不清楚了。 县委第一书记，我同他谈过几次话，开始他不知道我去，不是我不信任他，是省委批准我改了名字的，是为了有利于工作。住了两个月，他知道了，就找我来谈，后来我也找他谈，临走时我还约他谈了四个钟头。我要说的话都告诉他了，因为县里的事他要向党负责的。对的、错的意见，我都向他交心了，而且对他个人我也提了点建议。不过他是没有向我交心的。为什么我同他都当面讲了，现在还要向同志们讲讲呢！我想有他那样想法、有他那样做法和同他处于同样的精神状态的可能不是他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使别的同志也从中吸取点教训呢？县委领导同志清醒不清醒，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一个县范围的革命事业，责任重大呀！ 县委第一书记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第一次开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前他没有下来，因为县里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开会那天他是坐吉普车从县城赶来的，一到村就参加了会。那天我是和群众坐在一起，听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讲话，大家都非常重视，好多人都拿出笔记本来记，准备回去传达。那天的会是群众开始给公社干部提意见的时候，大家很希望县委书记给大家鼓鼓劲。如果他能讲几句鼓劲的话，如四清一定要搞清，一定坚决贯彻“双十条”，话不在多，讲几句关键话。对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基层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提出些什么要求。鼓励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放手提，不要有顾虑。县委书记不可能每个村都到过，很多情况并不了解。大家多提些意见，起码也可以帮助他了解些情况。可是，那一天不是这样，他刚下车，也不大了解情况，就照稿子念了一篇。这个稿子里，都是“双十条”里有的话，特别是强调第二个十条里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听起来，似乎是四平八稳。可是在那个场合讲那么一篇，不疼不痒，实际上就泼了冷水。作为县委领导，是不是应该支持群众大胆提意见呢？根据我们县委书记的水平，只要了解一下运动的进程，了解一下群众的情绪，完全可以讲几句解决问题的话。在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大家刚提点意见，他就大讲：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依靠基层，干部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等等。这时候，讲这些话，很不适当，这个公社有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能讲这些话呢？大家明明已经提出不少意见，县委书记讲这些话，不是泼冷水么？好多人，特别是工作队的同志说，唉！算了，甭记了。证明他们抱着很高的希望，县委书记使大家有点失望。特别是他那一天引了个例子，引得不好。他的话是想检讨的样子，他说过去也下来过，下来的时候群众还招待他吃过饭，总觉得这是爱护和照顾领导干部。没有注意到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就吃了，没有给粮票，没有给钱。后来一查账，有一次好几个干部陪着吃的，记下了他十块钱的饭钱。他说：“查出来了，我是要检讨的，以前没有认识到。不过群众说不让我退赔了，我谢谢了！”这个话很泄气。实际上，这十块钱要他县委书记赔也有点冤枉。这十块钱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吃的，县委书记吃饭，各级干部都陪着吃，账上到他身上，都让他赔是冤枉。可是正在发动群众的节骨眼上，我们动员四不清干部交代、退赔的时候，应该表示坚决退这十块钱吧！不讲也行，要讲就得说不让我退我也要坚决退。他一退，就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群众。我到他家去过，看来不富裕，家里情况，是艰苦朴素的样子。假如过去有人真是出于照顾领导干部，照顾的结果县委书记多出了十块钱，反倒降低了他的生活，人家就会想，我们不能这样照顾领导干部，也有教育意义。 我们有些好同志，这些年，不大听、也听不见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但是，我相信这些同志，只要真到群众中，他就不会是这样做法。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放下县委书记的架子。重要的会议要出席，出席的时候又不了解情况，怎么办呢？别人给拟个稿子，念一念，名义上县委书记也讲了话，实际没有考虑效果。以后碰到这种情况，要么就别参加，要参加就先来了解一下运动进展得怎么样，应该讲几句什么话，恰恰是推动这个运动。这是河北省委的同志要我如实讲的。后来，县委书记下来比较多了，到卢王庄公社住了些时候，一下来就不同了。我们谈过四次话，每次在领会中央精神上都有进步，但是，差距还是有。我几次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搞错，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他都说搞得好，搞得对。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出什么问题和建议。对我们那里揭发出的问题，不积极表示态度，而且几件重要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批准。下到卢王庄公社，是工作队的队长，一当队长，就有好多领导事务，听汇报就听不完。我们工作队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开始一个时期，也是靠表报，靠听汇报，来领导“四清”，因为摊子很大，十几个大队。县委书记是下来了，好，但还是做得不够，因为净听汇报，听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参加汇报的干部多数也不是做直接工作的，比如我们这个工作组，有个副组长基本上是专搞汇报。召集人来就听，听完后连夜赶紧整理到一块，相当辛苦。到队部汇报回来，先向大家传达队部的意见，研究我们怎样搞法，刚布置完，接着又该准备汇报了。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做直接工作。这个同志倒是要求过好几次，他说：“我得下队，不然，我这个副组长光听汇报、作汇报，两边趸两边卖，这不象个‘小商小贩’吗？”这个话讲得很深刻。这种工作方法，应该改。我们工作队注意了这个问题，曾决定队长、组长都包一个生产队，不过领导事务一来，有时也搞不成。后来有改进，表报减少了，会议也减少了，有些队长也亲自到各队去抓抓，到战场上去看看，有些队长还做得比较好。表报多确是问题，中央三令五申，省里也有决定，就是解决不了。基层干部也真忙，辛辛苦苦，多是忙在表报上。坚决不许有表报以后，变成了提纲。据说提纲比表报还要长，还难填。“四清”这一段表报又多了一些，因为有各级“四清”办公室，有省委“四清”办公室、地委“四清”办公室、县委“四清”办公室，还有我们队部的办公室，都要表报，还限期上报。我在那里做工作，对表报很恼火，我就填不上来，有不少是真没法填。“四清”办公室就希望要一些数字，向领导同志反映运动的概况，也有通过报表“督促”工作的意思。数字要有一些，不能太多。弄那么多表，我想不会是或不全是省委、地委、县委、工作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自己要的，大都是办公室里的人要的，他们主观上可能是想帮助各级领导同志的，可是他们没有搞过“四清”，这些表报，大多数是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有些真难填。我讲个例子，刚才不是讲诉苦么，大会小会诉得很好。两二天后给工作组的同志们出了个题目，让登记个材料，到底有多少贫农诉苦，多少中农诉苦，这个还好说；还要登记那种苦有多少件，就是说逼死人的，要粮的，抓夫的，苦有几十种，各有多少件。第二天，有一个队给我们汇报那种苦是多少多少，我心里就琢磨，我也参加了诉苦会，根本就没注意是那种苦，反正是被诉苦的情节吸引了，眼泪都不知不觉地掉了下来，根本就没有注意那种苦有多少件。我纳闷，大概有人在那儿划“正”字吧，后来一问，那个队是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费了很大劲回忆出来的。另一个队感到没有办法填，对要这样的表很生气，就随便估计了个数字。填这类表有什么用呢！白浪费时间。这个事我们工作组的一位同志要负责。工作队长肖风同志专门为表报太多做过检查，而且告诉抚宁县的其他工作队千万不要把表报搞得太多。我们很多单位、很多同志靠表报领导工作，群众也知道。有一次群众会上，一个贫农向我们讲：“过去下来的干部，有真工作组，有假工作组。”我说，怎么还有真工作组和假工作组呢？他说：假工作组来了先说吃什么，然后就拿出一个表，交给会计给他填，酒足饭饱以后，表也填好了，拿起来就走了，这是假工作组。真工作组呢？他说：真工作组来了，是先到大队部，稍微谈谈，然后交出个表叫会计填，自己到地里去看看庄稼，等到看完回来，表就填好了，拿着就走了，这是真工作组。给他作饭他不吃，或者吃了给放下粮票。贫农说的真工作组同假卫作组区别在吃喝上，可是都没有离开那个填表呀！就是说，过去很多单位，很多同志是靠表报领导工作，而表报又有很多不实。同志们！耽误了好多时间呀！这有多少是无效劳动啊！这些数字好多是假的。依靠这些表报下决心，有多危险啊！所以，很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看看怎样才能使领导工作更深入。我们看到了这么些事情，要总结经验教训吧！我们共产党员是从来不怕说我们的缺点，从来不怕说我们的问题，改正就是了。可是必须真正改正，彻底改正。 各级党委的“四清”办公室和“五反”办公室，应当同时也是反对五多的办公室，决不能由“四清”和“五反”办公室也来搞五多，并增加五多。如何真正地反掉五多？应该由各级党委的“四清”工作队和“五反”工作队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一追他们的事就联系到上边，有人包庇。这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干部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也是基本的根子。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我们进村不久，群众就提出不敢给吴臣和关希颜提意见，他们上面有副区长保护，是上面的红人。我们说要挖下面的根子，群众却提上面也有根子。到底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上边有没有根子？如果要有，要不要挖？值得我们深思。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里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的影响。这就是说，地主、富农的影响，不仅仅在下面干部中发生作用，也对我们上级和高级机关的一些干部发生作用。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大体上在公社、区、县都有靠山、有根子。送礼，请吃，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边就有人保护他了。有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上面的保护，下边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他就不敢胡搞乱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胡搞乱搞。拉上级干部下水也很简单，只要送一个手表，多少粮食就行了。生产队的干部没有大队干部的撑腰，他就不敢胡搞乱搞，他不放心。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给他撑腰，他也不敢胡搞乱搞。如吴臣，就已经成为压迫群众的统治者。为什么呢？有上面的保护，没有群众的监督。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他就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群众就不敢给他提意见，结果由小错误就变成大错误，甚至蜕化变质。当然吴臣的问题，还有些特殊性，他原来就是坏分子。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都有一个或几个享腐化福的窝子。苏长吉在桃园有，在别处也有享腐化福的窝子。难道只有苏长吉一个人？所以，必须加强群众的监督。要群众监督生产队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公社的干部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是不行的。只要上面不变，下面变了，问题不大，好办。因为上面没有变，发现了下边的问题，就可以下决心整好，敢于革命，没有什么顾虑。只要敢于发动群众，真正发动了群众，就一定能整好。一般的收了点礼，退嘛，可以查上当，放包袱。可是有些人就不只是收点礼的问题，而是被拉下水去了。这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下面变了，上面敢不敢整，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去整好，蜕化过去的帮助他们变回来。敢不敢这样做，就要看我们清醒不清醒。对下面的错误，我们是庇护、掩护、保护呢？还是彻底革命。上面的保护，开始可能是不自觉的，收点东西，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好象挺熟的同志，给我解决点什么，要点什么，没有想到后果和影响。可是慢慢地就变成自觉的，不能彻底革命了，有些人根本就变坏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影响，这个根子一定要挖清楚。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有靠山，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不仅我们那里有这个事，听说别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不要挖？要挖。在运动的什么时候挖呢？要看情况。我们是这样做的，开始就汇总材料，如实往上反映，而且建议上级认真调查处理。下面“四清”搞不彻底，上边的“五反”也不容易搞彻底。任何生产关系中发生的问题，比如分配问题上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都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凡是这类问题，总是要向上面找根子、找靠山的，就是要找上层建筑来保护。而恰恰我们的一些上层建筑，第一，不是那么纯洁的；第二，不是那么很清醒的。不是所有的都不纯洁，但总有一些不纯洁。这里我说的上层建筑，主要是指的我们的党、政机关，业务领导机关和它们的成员。按道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不要为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服务，不保护它们，而且要及时地反对它们，这并不是那样容易和顺利的。当然上层建筑不只这些，意识形态也是上层建筑。比如说唱什么歌，演什么戏，我们的舞台是什么思想在占领，是宣传什么，鼓励什么。这几年在这方面问题更多。有好的作用，也有不好的作用，主要是不好的作用，也给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不少的坏影响。如果仅仅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挖上面的根子，革命是不可能搞彻底的。只要是县委清醒，公社和大队多数不会变质；如果变了质，县委就能下决心把公社和大队整好。假如公社是真正革命的，大队的干部一般的不会变质；只要一发现大队变了质，公社就会有决心敢于革命，敢于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使大队变成革命的。所以，一旦发现下面有严重问题，或变了质，就应该去解决、去革命。危险的是我们不清醒。这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要看得见，要抓得起的问题。要解决得彻底。 毛主席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的五条标准：即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是增产还是减产；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说服，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根据这五条来看，我们的桃园大队是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当然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主要是非常需要摸出如何巩固“四清”革命成果的经验，我们现在留下了几个人的一个巩固组，主要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发现了，立即改正。不足之处，随时补课。当然，可能还有些缺点和错误到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欢迎同志们指出。发现缺点、错误是好事，我们可以改正，可以把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个大队的问题要真正搞清楚，搞彻底，很不容易。要真正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真不容易。多少事几乎滑过去，有多少次几乎上了当，还有可能被坏人利用。比如说对一个好支部，我们怎么能在一开始就设想到支部书记是个坏人哪！不可能那样设想，如果那样想，有意整他，就是主观主义，不是从实际出发。必须根据大量的事实来判断，在大量的现象暴露出来以后，通过这些现象抓住本质，看他是什么问题。可是这许多现象和事实，又不是一开始就能暴露出来，它是逐渐暴露出来的。在问题的性质确定以前，还要正面、反面地多观察、多调查、多想一想。我们做基层工作少的人真是提心吊胆，经常睡不着觉的，因为硬是不敢说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事情。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找贫下中农，找社员群众，找中央的政策，找毛选，找老师。所以，认识任何一个问题的本质，必须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搞清楚。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工作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一下子不可能把工作搞深入。我们搞了五个月，现在还留着一个巩固组在那里继续做巩固革命成果的工作。这一次我们的工作并不是顺利的，是经过了曲折和反复的，才把问题真正搞清楚了。而且，是由于吴臣发动了反攻，才促使我们把问题真正搞清楚。恰恰是因为他反攻，才使我们在最后的决战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我们搞组织建设工作时，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农村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河北省委要我们搞试点。我们工作队印了几个地方搞的农村政治工作条例；同时，决定任命支部书记兼指导员，生产队设了政治副队长。干部有了，条例也有了，我就有点犯愁，不知道怎么搞法。我没当过兵，不晓得解放军的政治指导员怎么做政治工作。后来我把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找来读了读，又再看看我们印的那两个条例，基本上是按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套下来的。到底具体工作怎么做呢？确实要从基层试点搞起。我们那个新支部书记，在我临走时他向我说：“我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指导员，你给我留下个纸条，写上我以后该怎么做工作，你们走了，我遇到困难好看看。”这个同志过去大概看过或听过三国演义，临别前想要个锦囊妙计之类的东西。我没有给他留什么纸条，只是告诉他要依靠贫协、依靠群众，有事同大家商量，听党的话，要坚持参加劳动，要注意大家的思想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可是，他倒给我出了个题目，哪些工作是指导员要做的，哪些工作是支部书记做的？我们如何在农村工作中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呢？后来我才想通了，我们“四清”工作要搞好，必须是学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是真正贯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才能把“四清”搞好。而只要是把“四清”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了，那一定是象解放军一样，是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为什么呢？做好“四清”，就是搞好教育人的运动，做好人的工作，调动大多数社员和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的因素当然是第一；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是专搞政治的，所以政治工作第一；既搞政治工作，就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个别谈话、小会和大会，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所以是思想工作第一；而我们在思想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是抓活思想，还不是活的思想第一吗！再说三八作风：我们坚决搞社会主义，坚决搞“四清”，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中央的精神，这就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搞三同，工作组的大多数人废寝忘食，日日夜夜地搞，相当的艰苦，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得有。不是让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政策规定把我们束缚住，应该掌握住中央政策的彻底革命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强调不同的重点，这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还有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做到了。要做好“四清”，就得按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去做，把“四清”革命搞好了的，一定是真正学到了解放重的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这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样做，是真正地学解放军。中央提出的号召，我们有两种学法：一种就是形式主义地学，条条定了，干部任命了，制度也订了，但是工作还按原来的样子做，那是形式主义地学，不是真正地学。就象有人学大庆，光学评功摆好，不学革命精神，不学自力更生，不学艰苦奋斗。还有一种是在工作中扎扎实实地学，“四清”要搞好，就要按解放军的政治工作那样做，搞好“四清”和学好解放军是一致的。在搞“四清”中，就学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以后，还要研究如何搞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真正学解放军，不能光是定条条，重要的是从基层搞起，从一个大队、一个公社搞起，搞好了把经验总结上来。我们不是讲帮助省委么！真正帮助省委，就要提出具体的经验。这样，才能帮助省委，帮助我们的党中央。 （五）当我们做好了上面介绍的那些工作以后，绝大多数群众高兴极了。真是兴高采烈。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干部从“四清”中期就参加劳动了，后来越参加越积极，哪里困难，哪里最艰苦，干部就到哪里去干活。大队部不再留专人听电话了，有事干部们在地里商量着办，有什么问题及时在地里同群众商量着解决。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干劲很足，出勤率非常高，所有能出勤的都出勤了。支部书记卢伦出身好，民主作风好，参加劳动好。只要他这样带头搞，群众自然就跟着上。困难的地方干部上了，群众没有话说。有身教，不光是言教，以身作则。过去有人说怕“四清”妨碍生产，从我们那个地方看来对生产没有妨碍，而且生产大有进步。就是冬天搞“四清”的时候，基本建设也搞了很多，搞了一个扬水机站，搞好了两个机井，还拉了高压电线，等等。今年要搞上百亩水稻田，还有七百亩水浇地。挖渠，平整土地，都做了，也没影响“四清”，基本建设比每年冬天还搞得多。有人说，运动会妨碍生产，不是这样，它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搞得人们心情舒畅。 新的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我们那儿看来是形成了。这个时候，我们领导群众又学习了六十条和四十条，展开比学赶帮，掀起生产高潮，订了计划，做到既有革命干劲，又要扎扎实实，有科学的态度。天刚亮，群众就集合下地了，议论该干什么活，不光队长说，社员也提意见。过去公社二队是最难领导的，现在雷锋式的贫农李永平当选了队长，生产积极性特别高。群众说，队还是那个队，人还是那帮人，就是情况变了。原来有些青年，觉得在农村无用武之地，总想进城，现在他们认识到农村的天地很广阔，不是知识多没有地方用，而是知识不够。他们组织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我们工作组帮助他们上课。图书馆和俱乐部，都组织起来了，文化生活也活跃了。 我们进村时，大家都说妇女是死角，可是经过教育，在整个运动中妇女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妇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扎根时，我们注意要有妇女；发动群众时，特别注意了男女一起发动；“四清”时，家属工作很重要；诉苦时，旧社会妇女受苦最多，她们诉起苦来最能感动人；搞生产，她们并不比男人差；而且，我们一直比较注意培养妇女骨干和妇女干部。真正做好了妇女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最后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她们占着人口的一半呀！开始，有的同志，对妇女不大重视，口虽不讲，实际却是不重视的。但是，在“四清”阶段，事实打通了他们的思想。例如：有的“四不清”干部交代了一些问题，回家一说老婆不同意，他又推翻了。因为过去他们在外边吃喝了，老婆说“你大吃大喝了，什么都没有往家里拿，现在你承认了，退赔得拿我的缝纫机，拿我的猪，猪是我喂的，我不给。”一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加强了干部家属的工作。向她们说清道理，妇女还是听得进去的。我们说：“你家里的白行车、皮袄、缝纫机是哪来的钱买的？别人也有一个劳动力，为什么买不起？你的男人既作了对不起人的事，你是让他改了好呢？还是让他一辈子老抬不起头来好呢？”讲通了，她们很痛快，不仅不再拉后腿，还可以起促进作用。有几个干部的家属，在“四清”中，起了突出的作用。每一段都注意妇女工作，到最后涌现出大批的妇女积极分子。她们积极参加生产，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新修的大渠上，只要我们从那里一走，就能听得到妇女唱夯歌的声音。过去这些妇女是不打夯的，现在她们不仅打夯，而且愉快地唱着夯歌。有一次，我们正在劳动，华北局有几个同志去找我们。我们说，咱们是不是唱个歌欢迎客人，她们拉起队来就唱，说同他们劳动就劳动，休息时说谈天就谈天，不是扭扭捏捏，而是大大方方。那些女民兵特别积极，组织了突击队，自告奋勇地种良种棉、丰产田，搞得很好。她们还组织了广播组，每天晚上跑到房上宣传婚姻法，宣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 在冰天雪地里就开始修建的扬水机站，到我们离村的时候，搞好了。社员多年来向往有电，这次省委批准办电，他们高兴极了。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看到了十吋的水管子淴淴地冒水，笑得闭不上嘴，他们说：“真不白活，看到社会主义啦！”扬水站建立在一个叫做“哑叭坑”的泉水坑上。因为解放前有一个哑叭，受压迫，没出路，在这里跳水自杀了，因此叫“哑叭坑”。桃园四队的贫农赵铁金，他因为受窝囊气“哑叭”了好几年，在我们进村以后，渐渐能发声了，进行“四清”的时候，他就能说话了，虽然不太清楚，但是，可以听懂。他揭发了不少别人不知道的“四不清”问题。哑叭在“四清”中说了话，坑也在“四清”中和洋河挖通了。所以群众把“哑叭坑”改名叫“四清”河。这都是真人真事呀！ 我们刚进村时，打扫卫生都要我们亲自拿着扫帚带头去搞，到后来大清早我们还没起床，群众早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始，群众躲着我们，不敢说话，现在见了我们，无拘无束地随便谈，就连那最难摸清的瞒产、私分的数字和办法，这些事都说出来了。这也证明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是真正信任我们了。我们和干部、群众一块讨论了生产计划，去年平均亩产四百二，今年亩产订的是四百九。据说上区里汇报，区委还说我们这儿是暮气。我们当时觉得，会不会再重复过去的虚报浮夸？每亩平均增加六十斤，还少吗？所以我们决定工作组的大多数人都在同群众一齐劳动中，认真摸一摸产量问题。把增产计划落实，增产措施落实，管理方法改进。在摸产量订计划的时候，发现四队亩产增加六十斤，而总产倒比去年减少一万多斤。贫协代表和干部们说：“你们别摸了，地亩数是假的。”瞒地有好多办法，如多报渠占地，多报河滩地，调整社、队规模时，有些地“开了小差”。所以黑地很多。大家都愿意瞒，不仅多分了粮食，瞒了亩数，亩产量就高了，评比时就显得先进。不仅瞒地，还假报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比如三队，吴臣在的那个队，种了一百亩早稻，只报了三十亩，剩下的报成高粱。去年高粱减产，闹虫子啦，所以产量一下就差了好多。家家都知道有这个事，具体数字不大清楚。经过这次“四清”，才觉得上了当。到这时候，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才明白，吴臣打骂群众，群众为什么能容忍？除了打一拳揉三揉，给被打的人一点好处以外，就是搞瞒产，给社员多分点，大家都得了好处。当我们选干部的时候，就有的人说：“我可不行，连汇报也汇报不上来，我弄不清那个地亩数。”当时我还劝她：“你只要参加劳动，就知道地亩数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向上汇报另有一个口径。一个说多，一个说少，对不上牙口，会暴露的。所以吴臣垄断了这个东西。他每次造表，都是地主赵学瀚给填，他去报告。群众现在觉悟到这一点，一户多分一百斤，可是干部搞了多少呢？吴臣就上千斤，还搞了多少钱呀，总是大家吃亏吧！而且，这样瞒，国家也吃亏，影响国家的建设。他们觉得要真正跟党一个心，就应该跟党说实话。我们对这些事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我们同他们这样讲的：“向党说实话，我们欢迎，一定向县委、省委给你们反映，不叫你们吃亏。”不能因为他们一说实话，今年就只给留七两口粮，那样做群众就要埋怨，吴臣要翻案的。吴臣会借这个机会活动，他会煽动：“你看，你们不让我当支部书记，马上得吃七两，肚子不饱。”起码以后留粮要按去年一样留，如果他们有剩余再卖给国家。要不然，新的干部站不住脚。周围有很多村子也瞒地、瞒产，人家会攻他们的，也会用这个来反对“四清”。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不搞反瞒产。提倡向党说实话，是多少就应该说多少，但是，我们没有追查。可是领导上必须保证，不使说老实话的人吃亏。 我们离开桃园是四月底。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春满桃园。我们亲自参加栽种的一排一排的小柳树，都长出了嫩绿的新芽。麦田返青了，菜地也是一片新绿。可是，我所要讲的这个春，是指人们的精神面貌，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包括那老人、青年、男人、女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曾经向我们提出要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的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桃园，这种局面是基本上形成了，或是初步形成了。真正为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所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和社员，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现在要学大寨，桃园就有基础了，有了好的领导核心，又有觉悟了的群众。这个时候叫我们回来，真是依依不舍。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如党员登记，小学“四清”等等。现在，是留了一个巩固组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那里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们建立了感情。对比一下，我们进村的时候和出村的时候，村里的一切情况，我们的心中也有种愉快的感觉。如果问我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可以说，我尝到了毛主席在“咏梅”那首诗中所讲到的那种心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们的毛主席是讲的我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问题。可是，真正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一个大队的反修、防修问题搞好了，它和我们整个党的事业是联系的，和我们党的国际义务也是联系的，把我们每一点小的工作都同我们党的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我们也可以尝到一点这个滋味。 现在桃园有了革命化的贫下中农，有了革命化的领导核心，这给桃园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可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还要看我们今后能不能做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看有没有革命化的公社，革命化的区委，革命化的县委的领导。要不然，顶不下去的呀。我们估计，那里的斗争还可能有反复，因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是万事大吉了。 我临走的时候，找了几个公社的干部分别谈了谈，他们向我讲了很多心里话。我问他们，经过这一段“四清”，回想过去的工作，考虑今后公社工作怎么作才好，他们讲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过去，他们的确忙忙碌碌，可是工作没有作好，没有作扎实，漂浮得很。经过这次“四清”，认识到了公社工作的重要。他们说，过去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也向他们反映些情况和问题，他们没有注意给以解决，有的就向基层干部交代交代，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也许还使群众遭到了打击报复。以后，群众就不向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也没有主动去听群众的意见。只听基层干部的话，慢慢地就不知道群众的呼声和反映了。这种状态必须改。如果不改，实际上是使领导同贫下中农和其他的社员群众隔离开了。他们还说，原来到处要表报、到处听汇报，实际上不实，反映上来说不是欺骗领导，也是给领导上一个错误的印象。如桃园大队，瞒地二百多亩，产量一瞒就百分之二十以上。表报上是显不出来的。我们是计划经济呀，假情况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苦头哪！看来应该认真地把我们的工作方法改进啦！ 抚宁县的负责同志，我是接触了几位县委书记，我看他们下来一下就比不下来大有进步。听说他们下来搞过一段“四清”工作的县委书记，回县以后同别的县委委员就感到有点语言不通，也感觉到有冷空气了！我们应该真正做到下去蹲点。我临走还劝了县委第一书记最好他自己去搞一个大队，直接作，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听听群众的意见，他搞“四清”革命的决心就会大了。我们有许多好同志，多少年不直接听取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的意见了，不直接摸群众的情绪和心理了。要真正蹲下去，真正卷入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当然就会听到群众的意见的。如果，真正听到了群众的意见，我认为他们对“四清”革命的态度一定会坚决的。我感觉到，直到我离开的时候，县委不能算是很清醒的，而且革命的主动性也不能算是很够的。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抚宁县。象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干过县委书记的，如果县委书记真正蹲下去，肯定比我们发现的问题要多，解决的问题也要多。为什么群众反映吴臣这么多意见？去直接调查一下么！为什么到现在不批准哪？是怀疑我们搞出来的材料不可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哪？怀疑也可以，但，要讲真理，真理只有一个。要有材料。直接召集贫协会或群众会，听一听，看一看，立刻决心就大了。我们原来也不了解，就是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们，群众教育了我们，他们给我们反映了情况，他们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他们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我们才能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县委的领导同志，反映给省委的领导同志。我不是有意和抚宁县的同志过不去，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作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对那个地方的工作有感情，我愿意把那个地方的工作搞好。所以我是将点军，想拉他们下来，不是拉下水搞坏事，是拉他们到贫下中农中去，到群众中去呀！为什么今天要在这样一个场合讲呢，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有点代表性。这一点我没有作任何调查，不能判断，请在座的各县的同志们自己判断。如果有点代表性的话，大家都在省里开会，跟省委交交心吧！既然决心要搞革命，我们大家都想想有那些顾虑，把我们的思想敞开。象我所接触到的这些问题，你们那个地方是否也有？咱们把它们解决深透，才能够达到党中央、华北局和省委对咱们提出的要求，把“四清”真正搞成一个高标准的，搞深，搞透，搞彻底，后遗症少，错误不超过一个手指头。不是讲抓活思想吗？我想这些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活思想，我把它们都讲给你们了。 “四清”非搞彻底不可，不搞彻底，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真正搞彻底是很不容易的，每一步都有滑过去的可能。我们这次就是这样，稍不注意就可能滑过去了。要不滑过去，我们就要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如何才能搞彻底，关键在于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才能把真实情况搞清楚。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就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强调实事求是。 工作队应该有个好作风，它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同“四不清”划清界限。我是参加工作队的，我并不袒护工作队。我们那里大多数同志都表现得好，也有人表现得不太好，不齐么！什么人都有。工作队应该有这个决心，我们是搞革命去的，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一个新榜样。不要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要在“四清”革命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工作队应该是革命思想、革命作风的传播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队。如果工作队是过得硬的话，他们所工作过的地方，就应该多出好的产品，多出好的经验，也多出人才。多出好的产品，就是生产搞好；多出好的经验，就是不仅要出搞好“四清”的经验，也为今后做各种试点创造了条件；一个地方搞好了，还会出大批的人才。每一次革命运动中都出了大批人才，这一次的“四清”、“五反”运动中，一定会要出现大批的人才。 要真正了解情况，必须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蹲点。蹲下去，要搞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四清”革命。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可是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搞几个月“四清”，就弄清情况了，这就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同贫下中农、同绝大多数社员打成一片，在共同搞革命的过程中，了解情况，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这个情况，比较可靠一些。以后再作调查研究，就有了基础。 在我刚刚回到北京时，因为大家都关心农村阶级斗争的事，有些同志就问我到底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那里？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看，主要的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有些是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就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买，一下子给大鱼大肉吃，是逐渐逐渐地影响，这最不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战争时期，阶级敌人是要搞武装反革命，配合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却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斗争是更复杂了。“四清”中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和复杂。现在我们搞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库。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所以，河北省的群众和干部，都把农村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四清”的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土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根据我们那儿的情况看，我觉得包括这么几项任务：一个是土改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补课，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就没有好好搞社会主义革命，也要补课，还有一部分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又蜕化变质了，变坏了，我们要解决怎么把他们变回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有没有革命任务？还有。就是当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它还有可能腐化变质，资本主义还可能复辟。我们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上还没解决的。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作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指出了“四清”、“五反”的严重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掌握领导权以后不贪污腐化的问题，不和平演变的问题，演变了的，又如何变回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很不好作的，是史无前例的呀！可是，我们党一定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情况明，决心大，而且方法对。找到了“四清”和“五反”的自我革命的方法。在苏联，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就出了修正主义。这就教育了我们。少奇同志在反修的报告里说，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在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则搞了个使无产阶级丢掉政权。这个反面教育意义的重要性不亚于十月革命的正面教育作用。问题是我们必须吸取教训。苏联的无产阶级丢掉了政权，我们的政权是否会丢掉？我们现在的“四清”、“五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一个大队也好，一个公社也好，一个县、一个地委也好。“四清”、“五反”的意义是深远的。我们党在国际上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全世界革命的人民和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都仰望着我们的毛主席，仰望着北京，仰望着我们的党。我们应该把党交给的革命任务真正做好，真正尽到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每一个人虽然分工做的事情是很小的，可是它们都是和我们党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我参加这么一期“四清”革命来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不亲自参加“四清”或“五反”，是个大损失。不仅工作需要，从我们必须受到锻炼来说，更需要。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更重要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学习。 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大队的经验，是很狭窄的。因为大队同大队之间不一样，各种各样的都有。有大寨那样的大队，有一般“四不清”问题的大队，也有同桃园一样被坏分子控制的大队，还有比桃园更复杂的大队。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很狭窄的。从我个人讲，少奇同志指示要我、我自己也愿意至少再参加一期“四清”和两期“五反”。要作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必须不断地在各种复杂的革命实践中磨炼呀！最后，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勉，咱们都坚决做彻底的革命者。让我们永远记住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工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