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
（1949年2月8日）
（一）问题的提出，是否过早，蒋介石尚未打倒，又提出第二个敌人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敌人，过去帝、封、官，现在快要胜利了，还要一年左右。我们根本上尚未胜利，但是快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慢一点提为好，但我们摆了许多经济问题在面前，东北已完全打倒国民党，华北亦已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再有二三个、三四个月华北可以完全打倒国民党），只要过了长江，不论京沪已否占领，总算是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因此提出此问题有必要，现在如何来建国，建一个甚么样子的国，要讨论，因此党内提出，暂不发表以免过早的警觉资产阶级。
问题的复杂性也在这里，一方面敌人尚未完全打倒，另一方面又要提出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华北党，军事与经济两大任务，同时进行，现在提经济问题，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不同，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问题的提出不是过迟的，也不算过早，党中央及时的在党的干部面前提出此问题。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提出此问题，其时战争已胜利结束，其后十四国干涉，不提了，到一九二一年才提，我们与他们不同之点，是有战争，又要提，其矛盾在一切要服从军需，又要恢复与建设。
（二）新中国经济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性质。现在是反帝、反封、反官僚的性质。要去掉这三者，因此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我们计算一下，这个任务完成了没有，如何才能彻底完成，完成的标志，打倒国民党，完成土改，根本打倒国民党，一年左右，肃清封建，要五年到十年，没收官僚资本，也要二、三年才能作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也要几年才能做好，做完了才能彻底胜利。因此目前革命的打击方向封建、帝国、及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我们主要斗争目标。只有一种投机资本，是过去、现在、与将来我们都反对，投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亦非完全合法的，政治上，我们成立民主政府，资产阶级还要参加政府的，不仅不推翻他，而且吸收他们参加。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斗争，或中立，土地革命，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没收官僚资本，有一批资本家还赞成。
在民主革命中，我们与资产阶级没有历来的矛盾，他主张改良的办法，我们主张革命的办法，他们想尽可能保存一些旧势力，特别是其右派，并与旧势力妥协，脱离革命不参加新政协，或退出，或反对都在将来会看见，旧势力消灭的愈彻底，愈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资产阶级，他们是害怕革命的。因此现在的革命性质还是民主革命。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但客观上如此）。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是否允许他发展？允许他，在一定的程度以内允许他发展，这种有限止的发展，自然会发展的，用不着我们着急。不能不加以限止，不限制便可怕，因此我们在革命胜利后，我们是对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限制内，他一定要起来，我们一定不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允许其发展，是一个斗争的口号。何谓有益手国计民生，将来法律要规定许多界限，现在大家想，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孙中山定出的口号，孙中山定原则，我们则具体规定，孙中山留下这个伸缩性给我们，是很好的。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
我们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我们的方针，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前途。与资产阶级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结果决定新中国的性质，如我们对这点不觉悟，在方针上犯了错误，是危险的，南斯拉夫便犯了这个错误，南斯拉夫将过渡到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这样的革命又白革了，说资产阶级不可怕，是指反对“左”倾的，如果忽视，则会发生右倾。当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未彻底消灭前，我们将根本进行此种革命到底。在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此种斗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他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产党宣言最后一页，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阶级要立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列宁两个策略也说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一刻钟也不要忘是为了社会主义之目的，二月革命后之四月提纲亦然）。但当时列宁说要争取群众，因苏维埃尚不在多数派手中，我们取得政权之后，我们要不要提社会主义，一定要提。
现在我们尚非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我们的阶级关系出发，资产阶级未被推翻，中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爬上过政权（一般说来），因此也无须乎推翻，今天的问题，是要不要资产阶级来参加我们的政权，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是否马上反对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还要资产阶级来参加我们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政权，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是否是新资本主义？施存统这样说，不妥当，说社会主义也不妥当，但资本主义成份与社会主义成份都有，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其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东欧各国过渡了三年，因资产阶级有暴动的阴谋，如果没有这一点，可能不只三年，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如果没有突然的武装干涉，没有资产阶级的暴动，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如有国际干涉，如有暴动，则我们要立即过渡，革命的性质便要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过渡为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我们的手足来得及。列宁说：一切革命的中心是政权问题，俄国搞十月革命，因为当时的政权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我们则不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用不着去推翻他，只要他也不推我们，便可搭伙十年至十五年，因此我们不要搞急了，特别是今天国民党尚未倒的时候。
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列宁搞新经济政策，即是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并不想过早消灭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不答应，不得不消灭。性质可以公开说，社会主义成份也可以公开说，与一九二一年的俄国有何不同，在政治条件上已有上述的不同，俄国已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半殖民地经济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与今天有许多相同，在经济上列宁斯大林的原则有许多可以采纳的，十月革命后俄国工业比中国比例高一些，但一九二一年后，俄国破坏严重，我们可能破坏得少一些（董：工农业破坏的严重），我们的国家经济确小，但在东北华北已处于领导地位，因为我们掌握了经济命脉，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中小资本家占绝大多数，帝国主义的大工业，法律上我们禁止他领导，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与国有经济相对抗，问题在于什么人领导国家，如无产阶级领导了国家，则无产阶级也领导了国家经济，如果无产阶级觉悟低，为资产阶级欺骗，为资产阶级侵入，在共产党中产生资本主义成份，这个危险是有的，其例子在历史上有，即今天的南斯拉夫，联共党内的布哈林，我们党内也有产生这种错误的可能性。一九二一年时，列宁斯大林即说过，俄国尚无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我们的政策与一九一八年资产阶级尚未暴动时及新经济政策时有许多条件相类似，其经验是可以参照的。
有一点不同的，即中国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以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俄国党历来与无产阶级密切联系，中国党由农村到城市，与无产阶级是隔离的，直到现在中国的血统无产阶级（阶级本队），尚未很好的组织起来，其阶级觉悟不高，我们必须在城市把他们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好，不依靠他们，则革命必定失败，还要农民的支持，这个条件我们有，必须把城市的职工运动提到有决定意义的地位，我们有此条件，因为我们与他们在思想上相通，同时没有小资产阶级党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这是我们很大的便利，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好，以后就可能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工人群众中活动，没有工人的依靠，不坚固联合农民，社会主义的前途是空想，在我们共产党员中，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很多的。
从国际条件来看我们有很大便利，这是带决定性的条件，今天的好条件，苏联十月革命时都没有，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即由此而生，帝国主义是分裂的，虚弱的，由此可以推想中国的革命可能没有国际的直接武装干涉，但这个危险尚未完全过去，但可能不敢，因为我们强，而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弱，加上国际无产阶级起来，相反的，可能取得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全世界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至于经济建设，有了苏联帮助，有决定的作用。
列宁说：什么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政策，而且是最后的斗争，愈到后来，则斗争愈剧烈，资产阶级愈到绝望时，便愈反抗，愈无情，我们必须警惕，最好是有不流血的斗争，逐渐的削弱之，国家经济取得优势，使之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开始包括便准备破裂，他如要反抗，我们即消灭他，我们现在具备一切条件取得胜利，包括我们有军队，而资产阶级没有军队，我们在政权、在经济与文化机关中取得领导地位，再加上国际条件（资产阶级也有国际条件），资产阶级也有农民帮助的，农民的力量（传统的习惯）也是资产阶级可以利用的，农民对资产阶级没有深厚的影响。我们有许多困难，但具备优势条件，问题在于我们善于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在党内可能生长起来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相反的，过早的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因此，只要他们不起来暴动，我们要尽量不促使他们起来暴动，允许他在一定程度之内赚一些钱，另一方面我们要准备，使之没有叛变的可能性，这即是，无产阶级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购买资产阶级。
用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做自杀政策，主要三个倾向；农业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哈林主义。
实行什么办法：和平的经济竞争，到十年、十五年后，大势所趋，到时资产阶级愿意追随大势的，给予优待。但按马克思的说法，一部阶级的消灭，要这样和平的消灭一般的不大可能，但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所谓经济竞争，即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但与投机事业与垄断事业，也要采取行政的办法。
在经济办法中，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办法，即用国家资本与他竞争，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则是帮助——对小手工业者和农民，诚恳的一直的扶助到底。所谓竞争，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之下，看谁经营的好，这方面要我们有很大的努力，不学会无论如何不行。
（三）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制度，但是在适当条件下，减少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中的破坏性，增加其建设性，没有这种监督，资产阶级不会为国家服务，所谓适当条件，即是使资本家也愿意受国家监督，不愿意而用强制，则等于没收，所谓适当条件，即是两利政策。
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叫适当？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把资本家分为文明与野蛮二种，前者是接受我们监督的，对他们与之合作，对后者主张处罚，我们对后者要慎重，因为在中国可以慢一些。
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办法的可能性有多大？条件比苏联条件好，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化，主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其后因为资产阶级怠工与暴动，而没有搞成功，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又提，一年之内搞817个公司，列宁决定停止，后来因布尔什维克学习得很好，因此便没有必要了。
中国的情形与此不同，我们的革命至今天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了他们，今后还要联合，阶级斗争不激烈，今天尚不明显，感情尚未破裂，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优待下才取得政权（让出一部胜利品购买的），政党无力量，因此亦无有力的领袖，张澜、黄炎培的威信被蒋介石打得厉害，李济琛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佳，又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与他同盟，因此蒋介石打倒后，中国资产阶级是孤零零的。因此只要给以适当条件，中国资产阶级可能按我们的监督，只要环境安定了，我们保证他一定的利润，他们可以开工厂，做生意，我们保证他赚钱，一般他们可以接受，可能比俄国更多，更长时期的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些资本家在我监督之下，才敢提发财。
因此对资本家一般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
有的同志说；“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最好不如此说，不是帮助他去搞国家资本主义。
尚未开发的矿山，亦可以如此办，但由于条件难以适当，我们一下子不要搞的很多，可以搞几个试试看，这样可以使国家经济与私人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免除竞争，并与之联合来反对投机。监督本身是一个阶级斗争。
考虑在商业上是否用国家资本主义办法，例如对银号的指挥保证他放款有利，同时命令他去做，不准他投机，如何替投机资本想一个正当的出路，例如我们找商人替我们收买物资，利用私人商业资本替我们周转，并在我们监督之下。
外国人在中国的矿山、银行、商店，是否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可以颁布法律使其接收我们的监督，甚至可能新办一些，银行、商店及出入口贸易恐怕是不许他搞的，如果没有毛病，或没有大毛病，是可以采取的。
（四）合作社问题：
合作社的重要性：
列宁斯大林都说过重要，我们过去没有系统的提出此问题，因此合作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及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要这样提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即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
有的同志问：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何者重要，这样提问题在思想方法上不妥当，是机械的提出问题，不是半斤八两的问题，而是二者必须有机的联系，新中国、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则国家经济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无国家经济则合作社要走资本主义前途。只有无产阶级有了政权有了大工业，再有合作社，才有前途。
有的同志提：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何者重要，也不要这样提问题，在于（疑为：也不要这样提。问题在于）：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的关系。有的同志提：生产合作社创造价值，而供销社不创造价值，商业不能脱离生产，生产是基础，而商业建立在生产基础之上，这一点很对，商业领导农业，这样说不好，但资本主义前期的小商品生产，商业在历史上是支配与控制小生产者的，因此商人可以支配农民，因为小生产者依赖市场，卖得掉，价高，则发展，反之则破产，商人利用小生产者此种弱点，而剥削之，控制之，因此商业反过来可以支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商业资本史的考察，说明此问题），因此今后是否要如同过去一样去组织生产合作社呢？毫无疑问，应当如此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但不能得出商业不重要的结论，不是更重视生产，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视生产，更重视商业，商品现在经过市场来分配的（我们现在来自然经济占重要地位），一半的生产品要到市场去，依赖市场，其价值只有在交换时才实现，商品生产愈多，商业便愈重要，使小生产者的价值能实现，从来资产阶级是依靠商业积累原资本的，……到英国大工业发展，工业资本家要自己做生意，于是依靠商业资本的国家垮了台。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即有刺激生产的作用。“重农轻商”是中国自汉朝以来的传统观点，我们不能有此观点，我们重视农业，工业，因此重视商业，三者是有集体的配合，缺一不可，特别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供销合作社，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工农业，而忽视商业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做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领导了国民经济，必须学会作生意，而且要根据我们的方法来作生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提出要学会做生意，一提到自由贸易与资本主义的若干恢复，便提出要学会做生产，问题不在生产与供销合作社何者重要，而在于今天他是一个关键，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方法战胜资本家。
列宁与斯大林说：首先是销售小生产者的货物，然后是生产合作社，我们亦如此（列宁所指的是手工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场）。至于变工队这一类合作社，我们在历史上是首先组织的，现在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社主要的毛病是强迫命令，要保证自愿与两利条件，实行允许一切自愿退出的自由退出，不允许不许退出。生产合作社要小，一切大的变工队都垮台了，高级易垮，低级互利，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怕变工队垮了，而提出口号“巩固变工队”。这个口号不适宜，如果勉强巩固，必致强迫命令。可以按季节性，如收麦、锄草来组织。用干的方法，形式主义是干部等于作统计报告来功的，今天我们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只有在有了机器才可以的，到那时才可以的，目前在变工队问题上有“左”的倾向——过高的要求，以致群众有些组织起来了，不敢报告干部，怕我们去巩固扩大，“助苗长者，揠苗者也”。手工业合作社亦然。
供销合作社则不然，要大。
五六十人的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不可能维持下去，特别是有机器的合作社，如果一定要这样，则除非有热情的社会主义者领导，如欧文，但他死了便垮了，只有有机器，又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有可能，现在如有欧文一类的社会主义者，可以搞，现在没有那许多好干部去搞那样的大合作社，有些小手工业合作社可以搞，有些有国家的帮助可以搞，其前途在依靠国营商业，阳泉也不要完全组织合作社，也要组织几个资本家的炉子，与几百家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小了要垮台，要大，大了不会垮台，过去供销合作社垮，因为太小了，因此供销合作社的办法与生产合作社完全不同，这种供销合作社大办起来对生产合作社不仅无碍，而且有益，说供销合作社要在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这样说也不要，因为供销社的基础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要求与需要。
如何办法，要依靠价格问题，供给劳动者，要公道，以这点为基础，这一点搞不好，供销社便办不好，商人贵卖贱买，而这一点上与商人相反，避免中间剥削，——基本任务，他是防御的，但亦有积极作用，依靠定货，依靠大规模组织，依靠国家优待，依靠组织运输，依靠信用，有的同志说：合作社不做非社员生意不好，我主张坚决不做非社员生意，如果两种价格，则经营困难，我们一般的说物资缺乏工业品缺乏，有了这种合作社，工人所需要的一切都保证起来了，愈是通货膨胀，则合作社愈为广大人民所需要，所谓普遍实行供销合作社，就是普遍人民实行配给制，群众的民主表现在合作社上。
供销合作社不分红，特别不用分红去号召组织合作社，特别用资金分红，则更错误，合作社吸收存款，可以用，用的办法，合作社的经营，反对太高的利润，有时利润太高，分一点红也可以（返还金），合作社没有义务，例如不许把货物抛上黑市，购买限制，证书不准借给人家，家庭人口的计算等，只有如此，才能保护价格的便宜，因此市价尽量波动，而工人农民职员生活不波动，则政权可以巩固，但是我们的配给制要办好，用国家的力量保证合作社的货物及其质量。组织的步骤：由上而下的建立；建立总社，要考虑是否要建立许多的专业的合作社，将来合作社要有全国的组织，有些合作社有地域性，就不要中央总会，要调集干部，要有训练，要研究一下，仅仅用中国的经验解决不了合作社问题，必须用世界的经验。对于原有的合作社可以改造的，加以改造，不能改造的，则撇开他，上层不困难，问题在村如何办，要有典型，领导干部亲自去注意与总结，内部办合作社，要依靠运输线，每县要有一个，县社派训练好的人到村子里去办，合作社要搞一个运动，等运动自然起来，报纸上不然预先形成一个运动，我们不要争先去扩大宣传。
办起来了后就不叫市场波动，一个波动把所有的都波到合作社中来了。
生产合作社也要设一个管理处，和供销合作社有联系，但分开组织，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高度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有些生产合作社雇请工人。变成了合作社资本家了，生产合作社的管理人不许脱离生产，也可以雇两个管理人，手工业合作社不要勉强组织。
吴满有方向问题：吴满有是一个新富农，为了解吴满有方向，即新富农方向，作为我们农业中发展的方向不对，这个口号不必去宣传他。
（五）经济计划问题。
现在作计划是有困难的，战争未完不能不顾一切的保证军需，与经济计划有矛盾，需要同志们把思想搞通，又照顾战争，又照顾经济，这个困难可以解决，其次是情况不清楚，各地区的情况不明，而经济则是不能分割的，因而有矛盾，定计划一定要把平、津、太原放在里边，今年的农业计划要在后年才能用，因此一年的经济计划很少。许多材料没有统计。有些连估计也没有，农业计划是较有估计的，现在经济计划有其困难，过去的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今天的问题是作为新问题提出的，俄国革命，战争没有我们长，困难比我们多，因为说以后的问题，因此不能不批评旧观点。
我们的口号是，恢复经济，谈不到发展与提高，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寸，恢复一部，恢复不是指恢复半殖民地半封建，而是恢复生产力，从经济性质上说，我们是建设的。
首先恢复什么：今天更重要的是恢复工业，造成经济中的缺陷的最大问题是工业，与运输业，但也不是由此而忽视农业之恢复，为了要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如棉花，这是计划的出发点，要从工业生产的着眼上来计划农业生产，重视重工业或轻工业，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重工业我们基本上还没有，打下太原后如果有办法恢复，而费力不大的，尽可能恢复，至于鞍山奉溪等地现在还没有办法，那种重工业者有苏联的技术机器资本的帮助才能恢复，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重工业有的可以搞出来，没有的可以不搞，因此民用轻工业的恢复与建立，帮助军事工业，保证了军事工业，而不止是只搞军事工业，不搞民用工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的，但一切民用工业，必须首先保证军需，一切定货，军事第一，主要危硷性是只愿军工，不愿民工（疑为“不顾”），如果不能联系人民，发展经济，即使供给有保证，也不能战胜，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
现在军事生产与民用生产搞不清楚，贸易也压垮着四大器材，如何把军工生产与四大器材划出来，大家就可以去计划国民经济，四大器材在国民经济中，不起应有的作用，四大器材是极为复杂的，但是没有经营的。有些四大器材够用一年二年可以不买，一切都是秘密的，这就是本位主义，而不是互相照顾，无纪律状态，不请示，不报告，事后还守秘密，我们一谈经济，无政府无纪律最多，要定出纪律来，由于这样本位主义的结果，到处成为跛子，对私人工厂商店，也要不许秘密账薄的。
计划的缺点是各种计划互相分立，没有一个总计划对国民经济也没有总的估计，是各个部门的事业计划，而不是国民经济计划，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一下，而各部门的事业计划要服从于总计划，要有情况的估计与计算，国民经济计划第一还是服从军需，看我们的主观能推动多少，客观经济的发展，各种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是建立工业农业向灵活的关系，把工业中的缺乏部门恢复起来，这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很好的领导市场，使投机资本的活动舞台缩小，帮助各种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对国民经济的整个项目要有估计，闭死了的开运河，根据人民的需要，这些（疑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分清群众中的轻重缓急了，对于国民经济没有计算，便不能分清轻重缓急，要计算工人农家的需要，以提高配给工作，首先把工厂计算出来，现在一般说来，是缺贷而不是物资充足，特别是工业品，农民中间还有一些积蓄的，要有这些估计，然后从国民经济着眼来开始计划。
农业计划比较完全，他没有照顾工业，及其他部门。
有些可以缓办的缓办，有些工业要不要试验。这从国民经济与军工的需要上来考虑。
商业计划：
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是个纽带，在这方面不完全如何把农产品销售出去，如何把工业品给农民，不论今天能否作好，但有一个总的估计，不够的则配给，现在有的农产品销售不出去，而有些工业品则缺乏，有些工业品则因运输与商业脱节，而我们国家与合作社来做这件事，有很大的利益，商业资本应当扩大，给以贷款，要利息，内部的经济关系一律采取信用制度，我们资本是反投机资本，我们的商业资本＝流通资本，则投机资本＝0，使投机资本逃避，投入银行，或投入生产，必须想办法来扩大商业资本，有利润，动员公家人的私人资本进入市场（存款，利息或委托办理），现在我们的机关等，冻结了许多资本，一套资本做几套生意，则资本扩大了，必须建立信用制度，首先建立我们各部门之间的信用制度，如果我们搞得好，则货币跌价要好一些，或由国家银行有计划的跌价，建立信用必须由公共机关开始，在苏联恰恰是信用解决了问题。对于破坏信用者必须在经济上有处罚，订立商法，法官可以由商务部派，让法庭独立审判，党不去加以干涉，现在的情况是市场上货币多，而物资冻结起来，现在想这个办法，拿出去有钱赚，而囤款没有好处，要建立信用制度，商业制度（取消秘密簿记等），要有法律，有法庭，想出办法来委托生产，办理某些事情，此外我们还要与农民建立信用，使农民的物资能够预先交给商业机关，要规定商法，机关簿记，合同格式，但任何法律之订立，都要依靠自动性。
运输计划：
许多问题是运输问题，指导运输路线、站、仓库之设立、铁路、公路、大车路、小车路之精密计划，制造运输工具，注意运输季节，许多工业、商业计划要根据运输力来进行。
总之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机器。
有些事公家能办多少，人民自由办多少，如果我们不能运，他们是否能运这许多，如果商人有保证运七亿斤，我们亦可能保证七亿斤的运输，花生油按我们的资本能吸收1,400斤，而人民有一亿斤，要尽可能的加以组织，使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扩大了，如果尽可能加以组织，则国民经济便可以活泼一些，要生产提高一寸，必须整个经济提高一寸，基本上是生产的。如何管理经济：要整个管理，财政委员会，不仅是一个议事机关而是一个司令部，但地域大而分散，许多事业要有地方管理，国营、市营要统一经营，考虑组织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问题，上级财委会委托下级办什么事，有些干事可以由上级指派、参加市委，使市委与企业部统一起来，至于经营，则必须统一经营，各工业不是单独经营，必是统一经营，可以这个工厂赚钱，那个工厂蚀本。
我们的管理技术如何熟悉起来，如何降低成本，必须节约，为减低成本而斗争。
国家企业赚钱的应当征税，军工企业如有利润亦应纳税。
虽然我们搞了十年，但要认为我们尚未入门。
学习与业务联系，与当前工作联系，这个经济是可以普通化的。不仅学习中国的经验而且要学习世界的经验，反对教条主义以来，有很大的经验主义倾向，要反对此倾向，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读书，否则即解决不好问题，现在一般的说，教条主义的经验少了，因为负责同志有了工作经验，又去看与工作有关系的书，一般可以看懂了，只要记住决定问题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实际情况的分析出发就可以避免教条主义的危险了。请示报告制度要规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