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沬沙是王实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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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沬沙是王实味第二

　　感谢文化大革命，揪出了三家村的三个酸秀才；感谢明报月刊重刊了邓拓和廖沬沙的几十篇成问题的文章，让我们读了觉得痛快。我说“酸秀才”们，绝对不是对吴、邓和廖沬沙有所不敬，因为正统的毛泽东主义者，目他们为反革命黑帮，实则如果说他们造反，那也不过是秀才造反吧了，他们离裴多菲俱乐部还远得很呢。
　　廖沬沙的文章和邓拓不同，他很少借古喻今，蕴而不露，他的矛头直接对着官僚阶层，而且是指着领导者的，这是首长级人物，真正的国家统治者。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后，廖沬沙是最大胆的官僚主义的指斥者了。
　　在十四篇“乱弹杂记”中，反官僚主义的文章占三篇：“八股文领导”，“官僚主义的“下限””，“被人民服务的人”。
　　他说：“官僚不死，八股文不止！”
　　他说：“凡是官僚主义，不论大小，都不是好东西，都应该批评、反对。……从严重性来说，小官僚主义不如大官僚主义，从时下的批评指责来说，又似乎大官僚主义不如小官僚主义。因为大官僚主义是逍遥于批评之外的。”
　　他说：“这种人并不反对‘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看成了‘被人民服务’或者看成了‘人民为我服务’。所以他们威风不小……”
　　这样敢言的人，不为大官僚所喜是必然的。他不在一九五七年被当作右派份子公开的受打击，简直可以说是漏了网的幸运者。可是一九六一年又故态复萌，伙同吴晗邓拓组织三家村，非法无上，横议乱弹，宜乎视作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了。
　　“文化大革命”牵涉之广之深，并不能用“官僚主义内部斗争”这们一言以蔽之。反对派的成员如何，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政治意见，有什么纲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反对意见是否已凝结成人的分野，我们也毫无消息。这次被整肃的人，是非常庞杂的，军政教育艺术工商许多部门都被波及，有的本来臭名昭著；如周扬辈；有的是特务头子，早已使人闻名股栗，如罗瑞卿；有的本是廖沬沙所指摘的在批评以外的首长们，能代毛泽东发言的，如彭真；有的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周予同；有的是心悦诚服的舞台艺术家，如周信芳……这个号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其指归在乎进一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一尊地位，实际上愈是用强制手段统一思想，愈把反对意见压抑下去，表面上的口号喊得愈热烈，对毛泽东的拥护也愈虚伪。矛盾的积累愈深，将来的爆炸力也愈大。
　　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如此急于作为不容怀疑的统治思想？这不过为了维护整个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这种利益不允许人有什么独立思想，因为独立思想最容易散布怀疑种子，怀疑应视为阶级的叛徒。如果在延安时代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敢表不满，对“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敢有所讽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混进党内来的托洛次基份子”（周扬死党已被整垮的林默涵的话，见明报月刊第四期三十二页）。廖沬沙的“反革命黑帮”的罪名应与“托派”同科，斯大林盛时的“托派”，也都被控为反革命资产阶级复辟分子的。但我们由此不得不对廖沬沙表示敬意，相隔十五年之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他本已参加了统治阶层，分得了官僚主义利益的一杯羹，他竟然步王实味的后尘，敢于对官僚主义加以直接的指斥与讽剌，以古喻今，他也可算得是一个现代的“海瑞”了。

　　（一九六六，八，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