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 直言集(1970)

鲁迅诗的曲解



  鲁迅有两句诗,现在给人广泛引用的,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的是好诗,和他的另一首诗“悼柔石”正可媲美,而且永远可以写进文学史去的。这两首诗都表示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读了能使“懦夫立”的。
  可是鲁迅写“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的感情只不过倾注在他的儿子海婴的身上,这个“兴风狂啸”的战士,也常常“回眸时看小于莬”的。这首诗提名“自嘲”,书赠柳亚子,而且附有欸识:“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鲁迅时时以牛自况,对于文学家也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他给李秉中的信里说:“只得加倍努力,为孺子牛耳。”但他虽以牛自况,并不是光给人做工,而且老了还给人杀了吃的。他说:“譬如一匹瘦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之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若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上当。”
  由此可见,近人把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广义的解释,认为“孺子”是指人民大众,鲁迅“甘为孺子牛”,是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使不是曲解,也是一种穿凿,或者只不过利用鲁迅的话,来为一种政策注解,或者甚至不过假借“人民大众”名义,要人服从某种领导吧了。把鲁迅的诗作广义解释的,始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以后,这个解释便成为正统的解释。最近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倒了掌权十七年的鲁迅所不齿的周扬,替鲁迅反了个身,于是这两句诗更为每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所必引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鲁迅所说的“孺子”当作“人民大众”来解释,那是完全违反鲁迅精神的,鲁迅靱性的战斗,矛头常常指向黑暗社会,但大半生他只是孤军奋斗的,在晚年他靠左了,但他首先遇到的“元帅”却正是现在的“反革命黑帮”周扬,这就使他“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而且使他痛苦地感到“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说,不得已时,就撒谎。”
  即使在这样的“苦境”中,他还是干,“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以上引文均见致胡风信)
  鲁迅也许明白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但他一定不明白共产党领导之中,有王明的领导,也有毛泽东的领导,抗战时期,这两种领导之间的矛盾,常常表面化的,但鲁迅死前,即使有冯雪峯从瓦窑堡带来的指示,他对于两个口号之间的斗争,还是由于他一生对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而来,而不是基于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改变。他在“致徐懋庸信”以后所写的“女吊”中,说得很明白,“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及其追随者周扬(何止他一个人?)是否宣扬过“勿念旧恶”的格言,这主要得求之于当时斯大林的世界政策。希特拉上台以后,他广泛推行“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出卖了西班牙革命,也几乎出卖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鲁迅的文章中很少用“人民大众”字样(自然他用过大众文学,大众语字样),至于用“孺子”来代替人民大众,我相信鲁迅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把人民大众看做孺子,“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孟子说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孺子,这只是毛泽东的想法,他是红太阳,普照万方,普照子民的。这和国民党训政一样,把四万万人民看做刘阿斗,才能让他们做诸葛亮。毛泽东也只有把人民大众看做“孺子”,他才能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一九六六,一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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