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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二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这是从上一年九月十八日进攻沈阳,席卷东北所发生的一次测探性的战争,国民党正在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把剿共看得比抗日更重要,但出乎日本和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竟不愿做亡国奴,出力抵抗,战事迁延到三月才停止,日本军知道并吞全中国的时机尚早,仍回头先去经营东北和华北了。
  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和闸北的民众,在战事将起的时候,仓皇逃离,狼狈不堪,租界人满为患,也有无法逃走的,仍在战火下讨生活,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小部分人就是如此,闸北则已十室九空了。
  鲁迅是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与日本军司令部相近,我想他之不逃,不是不愿逃,也许估计战争暂时不会发生,因为九一八以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并不准备抵抗。
  从鲁迅的《日记》看,他过的日常生活很从容安闲,写信、赠诗、买书、带孩子看病,直至二十八日,他才觉得《附近颇纷扰》,二十九日他才觉得“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了”;三十日下午,他才“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内山书店和他的住处不远,但托庇内山,不是为的避免战祸,因为内山书店和他住处一样不安全,我想理由应该避免日本军的骚扰。
  在这样的情形中,从二月一日至五日的《日记》失记,是可以想见的,鲁迅也是会和平常人一样,在仓皇逃避中弄得心神不安得,很难说他得失记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但从六日起直至三月十九日他仍记《日记》的,大概因为临时记在身边的小本子上,所以十九的《日记》上说:“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这是一本固定的日记本。
  二月六日是阴历元旦,他又在“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这才真正脱离了战火。于是他又恢复了日常生活,讨版税、饮酒、卖书、胃痛、看朋友,甚至因为饮醉了酒,居然到四马路青莲阁去饮茶,化了一元“邀一妓略来坐”。
  如果不为了海婴生疹子,他急急和建人去找旅馆,一定会“席地而卧”直到战事停了才回家为止。他全寓十人在三月十三日移住到“大江南饭店”,至十九日“海婴疹已全退”,上午遂俱回旧寓,逃难生活才告了段落。
  鲁迅所说的全寓十人,应该带同建人一家。
  鲁迅以后给朋友写信,说到逃难的有详有略,私人通问和打报告不同,尤其是并不准备在死后搜集了来发表的,发表《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与鲁迅生前写日记写信的本意毫不相干,鲁迅书简未发表的数量之多,一定超过现已印行的几十倍,如果说他在一二八前后的生活行动有不可告人之事,需要在《日记》上或《书简》上作伪,那么只有早就判定他和日本人有默契做“汉奸”,而日本人不论内山或山本实彦,不是间谍就是军国主义走狗的人,才会如此用心在他的《日记》和《书简》上找证据,以证明对他的定谳之不诬。可是这种证据是不能折服人的,因为失记日记并不能构成罪状,对朋友通信有详有略,更难说是隐瞒罪状。
  作此种想法的人,和自命左倾无微不至捧鲁迅者的所失一样,那都是处于忮心,他们爱给鲁迅戴上一顶他生前痛恶的高帽子,这顶高帽子一面写的是“革命家”,一面写的是“汉奸”。
  但鲁迅对于一二八战事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又如何呢?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政治关系。经历过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七年清党的他,他自命为本阶级的“携贰分子”。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因为中国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了。共产党虽然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联合抗日,但第三国际的世界政策仍是“第三时期”,在中国则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从瞿秋白盲动主义——立三路线——过渡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时期,这时期要到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才算结束,以后全世界进入“人民阵线”时期,在中国则为“统一战线”时期。鲁迅对一二八的态度,一方面是共产党政治态度的反映,一方面则是他自己对统治阶级一贯的认识,他不相信国民党政府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他对国民党不断残杀爱国青年的反动行为,用文字力予鞭挞,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就是一端,但即使在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之后,他也再三提出警告:“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作自己人的奴隶好。’”
  鲁迅说了这话以后,不久就逝世了。
  事后证明,鲁迅的话是符合共产党里面毛泽东一系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他们主张“独立自主”;而代表史大林的王明一系,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鲁迅的认识和当时他所提出的文学口号有关,这口号却和毛泽东与王明后来的分歧无关。他们的分歧,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发生,那时毛泽东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公开与王明对立。文学上的两个口号之争,以后时时在新的政治斗争中提出来,仿佛鲁迅当年早已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这是神话。冯雪峰传给鲁迅听的瓦窑堡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只是毛泽东和王明一致奉行的第三国际七次大会决定改变的政策,那时尚未发明“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
  历史的发展往往受统治者所利用,被加以歪曲的解释,我们从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已懂得很清楚了;个人的历史发展亦然,“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对鲁迅和为人的解释,就是阉割了或夸张了鲁迅的。
  可是,今天忽然有人起来从反面“丑化”鲁迅了,说鲁迅“有不可告人之事”,那也一样是“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