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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夷来信

一丁

(1978.6)



  睽违了三十年的适夷,终于来了信,除了关涉到私人的一些话之外,他信上所说的,正是中国一代文化人的共同遭遇。只有有十分坚强意志的人,才能在残酷的打击下面活过来;但也只有「四人帮」认为并不必欲置之死地的人,才能活下来,像吴晗等人,就终于不免了。我没有征求适夷的同意,擅自将他的信的一部分发表了,这因为信是一种控诉状,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消息,譬如曾任驻印尼大使的王任叔的死便是。
  我和适夷的关系,在悼念他的一篇文字中说得很清楚。我们思想上各走各的路,但在人格上的互相尊重,情感上的惺惺相惜,五十年来如一日。四人帮时代,许多亲友代我受过「反革命关系」这个罪名,让他们受了不必要的苦,虽说鲁迅早就反对随便加入「托派」罪名之不当,毕竟这是反对异己者十分有用的武器。现在一切昭雪了,这是好事,但不能把四人帮时代的所有罪恶,都当做梦魇一般过去了。适夷的想法很简单,他一切信任党;我则不断地要追问:中国共产党何以会产生「四人帮」?如果这是有机的发展,如何才能防止新的「四人帮」的再生与重来?
  以下是适夷的信:

╳╳:
  我于六月五日离京入川,到成都川大,去乐山开会,然后游峨嵋,走重庆,下三峡,抵武汉返京,派陆空旅游一月,到家是七月五日。黄炜告我,家中来过稀客,是从巴黎来的╳╳╳,大出意外,惜未一面。隔绝三十年,一下子知道许多事。海外东坡,两地皆然。不仅有我,也有你的……
  ……我则为「顽固的走资派兼叛徒、日特、托派、老右」(各式俱全,单差汉奸),蹲「牛棚」三年,下「干校」劳改四年,到七三年才许回家。于是又靠了五年边,前后十又二载,于七八年春彻底平反,恢复一切。
  我与╳╳也整整隔离八年,后来通起信来,大家都苦苦经过了,说「自杀」,想倒是想过的,也不只一次,但对党的信心,使我顶住了身心所受的摧残,我要活着等胜利,这胜利也终于等来了。今春去了两次上海,写过一首「上海行」。兹录之:

  「十载罹奇祸,亲朋寥落多。
  樽中酒自酌,门前雀可罗。
  一度去上海,归来涕滂沱。
  好友登鬼录,故居成陌途。
  今日我重到,又见旧伴伙。
  白发皆年少,喜气溢眉阿。
  相看惊未死,相庆渡劫波。
  握手又拥抱,舞杖欲高歌。
  莫嗟吾老矣,重登长征路。」

  现在我已活到七十五,虽头童齿豁,老丑不堪,然无大病,而腿足亦健,可登峨嵋。自己从未想过会活这么久,看来生命的力量是顽强的,多经些折磨也多经了锻炼,觉得活仍有意思,越活越新鲜。几十年岁月证明世界是按照我们的认识在发展,不是按照反动派。经历些灾难波折,也是合乎规律的,有时付出的代价是大了一点,但我们要奔向的前途就是很远很大的嘛!你的文章,傅聪回国时告诉过我,我猜是你写的,而今果然。读了你的文章,首先在我的心目中恢复了你原来的形象。一个人活着读别人悼念自己的文章,是很有趣的。不过你写得有些过头,我没有你描写的那样好,但是还应当谢谢你。黄炜读到写到她时哈哈大笑。她的特点,就是老夫少妇在这场浩劫中大都离了婚,搞得妻离子散,而她却死不肯离。有的「走资派」白天在外挨斗,回家里「革命」的妻儿还要开斗争会,斗得没法活,死了。王任叔的年轻的妻子,带着孩子走了,老头孤苦伶仃,饭都吃不上,结果精神分裂而死。我算是没受那种打击。说的两本书还未收到(可能收不到),我想到你会说些什么?你以为有些话已成了预言,不幸而言中了。我则拿自己三十年亲历,使自己更坚定地相信我的党。没有办法,大家都是「顽固派」。
  回家事情积了一大堆,此信是半夜睡醒时起来写的,放下笔打算再睡,留着许多话准备以后再说。
  祝你全家好!

  

适夷七月十五日黎明前的一时卅分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2期,197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