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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又在鲁迅问题上批判冯雪峰
——论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的回潮
巴金的“结论”应该回溯到三十年代
巴金访问日本时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说：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到了催眠一样变为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
文革已过去了好几年，“四人帮”早已倒了台，死了的开过追悼会，活着的没有一个人敢像巴金那样，说要“把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有的人说“我始终相信党”，他认为打倒四人帮就是党的力量，这种把党看作能够内部更新的抽象物，那是精神上的自我催眠。巴金要给十年作个总结，那也是截断历史的做法，历史的发展是连绵不断的，因果相承的，我们非常欢迎巴金的意图，但愿他的总结能做出来，给后人一个真正的教训，而且希望他的总结能推衍扩大开去，不仅仅以十年为限，文艺界不是有“十七年”之争么，再上溯到三十年代之争，问题就更大了。巴金本身是亲历其境的，鲁迅给徐懋庸的信，不是说“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是新近才认识的……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可见在三十年代，巴金也是周扬辈眼中的“内奸”和“卑劣”分子。
重新批判雪峰是两个口号之争的“回潮”
我写本文的目的，正是要文艺界注意新近开展的一种回潮趋势。卅年的旧争论，因周扬夏衍等又主宰了文联而重新点燃起来。这争论并不因周扬他们受了四人帮之害而显得正确在他们一边，“十七年”间他们就是四人帮的手法打倒胡风、雪峰这些和鲁迅接近，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对抗的一批人物。四人帮利用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打倒了周扬夏衍他们，也并不表示他们站在鲁迅一边。现在在开过雪峰的追悼会后，立刻重新批判雪峰，这是文艺上的回潮，与政治上的回潮（反对民主要求，取消四大自由）正是一致的。这种回潮就是巴金所说的“催眠术”，能够让“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
雪峰在一九五二年曾写了本《回忆鲁迅》，对于两个口号之争，和鲁迅不满周扬等解散左联，并认为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有详尽的叙述。我当时就觉得这本书是雪峰贾祸之源，触犯了手执毛泽东文艺政策上方宝剑的“白衣秀士王伦”（鲁迅语）辈的大忌，果然不久之手，胡风、雪峰相继被批判，前者且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被判为“反革命分子”，后者则被判为“右派”，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周扬也被判为“反革命黑帮”，跟着彭真一大批老干部倒了台，两个口号之争重新提出来，“国防文学”被认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连声援过这个口号的刘少奇被打倒时，也蒙上了这个罪名。雪峰奉命写了篇《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章虽然奉命写的，内容仍和《回忆鲁迅》一样，并未恶意诋毁，乘机下石，或打落水狗，因为这文章迄未公开发表（也许不合四人帮的要求），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才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刊登出来。据编者按，“这个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广为传抄，这里发表的是作者在一九七二年亲笔修订过的。”文前有茅盾的文章《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主要否认雪峰所说他对鲁迅态度不好，并涉及《译文》出版纠纷，至于其他有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的问题，以后再来总述。
不久，夏衍写了篇《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对雪峰的文章大肆抨击，据说《文学评论》（一九八０年第一号）登了夏衍的文章后，反驳的文章和读者投书纷至沓来，当局决定，这些反驳文章一概不在《文学评论》上刊登。参加左联的人，在世的都已七、八十岁了，详细知道当时内幕的人自然更少了。听说老作家楼适夷看了夏文，愤慨地说：“雪峰死了，我和雪峰分属老友，有责任为他辩护。”他写了文章送交《文学评论》，周扬要他修改，他坚决拒绝，把稿收回了。其他刊物知道了这事，纷纷向他要求刊登，现在已先在《鲁研究动态》上发表。我还没有看到《鲁迅研究动态》，对适夷此文姑置不论。
文革初起时，许广平写了篇《不许周扬攻击诬蔑鲁迅》，内容和雪峰叙述的有相同的地方，现在当做附录，刊在本文之后。许多曾发表在《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转载于六六年九月二十日的香港《大公报》。
夏衍文章之“不得人心”，由于他的反驳仍是重复以前周扬等人为国防文学口号辩护的老调，而且藉助于人身攻击，证以鲁迅本人的文章和通信，这些辩护都是站不住的。
鲁迅反对周扬解散“左联”早在胡风“挑拨”之前
鲁迅之反对解散“左联”和国防文学口号，早于胡风和雪峰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前几个月，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鲁迅在致曹靖华信中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压迫，那能做出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可见此时“左联”已解散，别组“文艺家协会”了，鲁迅坚决拒绝加入，他在四月五日夜致函王冶秋说：“我们ＸＸＸ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的了。”四月廿四日致何家槐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这些话都是出自鲁迅的直滤胸臆，谈不到胡风的挑拨离间。
但茅盾认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正是利用了鲁迅的这些不满。胡风之所以不迟不早，恰恰在冯雪峰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泡制了这个口号，是料想冯一定会赞成（冯与周扬的对立，胡风早已熟知），而且料想鲁迅一定尊重这位新从陕北来的特派员的意见。这样，胡风就达到了用这个口号来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与进步文艺办的罪恶目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些事实，不能不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
茅盾的话，与鲁迅为人不符，鲁迅决不是见了“钦差大人”，鞠躬如也的人。说胡风利用鲁迅和雪峰，以达其反革命目的（至多“分裂”左翼与进步文艺办而已），怕鲁迅和雪峰都不是这样容易被利用的。舍两个口号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不谈，只谈“利用”与否，这种人身攻击，就是鲁迅所谓嘁嘁嚓嚓之流做的事情。关于鲁迅受雪峰蒙蔽之说，五十年代流行一时，现在则成为不仅雪峰受胡风利用，连鲁迅亦受其利用而不自知了。把老于世故的鲁迅看成童騃，把当时的政治斗争视作无稽，便只能乞灵于造谣诬蔑了。“为什么鲁迅会这样相信胡风，宠爱胡风呢？”夏衍问，但他下面的话恰恰泄露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背景，“当我们看到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的《八一宣言》以及国际情报系统的报刊上所登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我们收到了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这封信是通过鲁迅转给我们的）之后……决定要解散‘左联’。……”他说通过矛盾，鲁迅也赞成解散“左联”的，但他又说了鲁迅一句很形象的话：“我不相信孙悟空会丢掉他的金箍棒”。鲁迅是不相信周扬他们真的会解散“左联”的，换句同样形象的话，“左联”是“叫化子手里的蛇”，丢掉了就“没得弄”了。
两个口号之争的实际政治意义
国际文学是《八一宣言》提出的“国防政府”的回声，“八一宣言”是擅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这完全是向国民党政治投降的文件，当时毛泽东率领长征的红军还只到达毛尔盖，要到十一月初才进入延安。王明派林育英去陕北传达《八一宣言》，据张国焘回忆，他们接到林育英的电报，“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们可以想像，十二月廿七日毛泽东召集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时，受到了多少党内反对的压力！瓦窑堡会议的召开，自然在林育英传达国际“七大决议”和王明《八一宣言》之后，但毛泽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并没有一言涉及《八一宣言》，也不重复“国防政府”和十大纲领。这报告和《八一宣言》显然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毛泽东接受统一战线，他名之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安慰他的同志们说：“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队伍。”这些话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毛泽东自始和王明走的是两条路线，毛泽东走的是“独立自主”的路，王明走的是投降主义的路。毛泽东公开批评王明的阶级投降路线，确是在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文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这样的命题。雪峰负有任务向上海地下党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毛泽东路线，恰恰和周扬们早已接受的《八一宣言》投降主义路线相对抗，这是显而易见的。胡风、雪峰、鲁迅站在一条线上，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国防文学”相对抗，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与王明的对抗，也就是代表了延安和莫斯科的对抗。现在重提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仍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政治上的回潮说明了文艺上的回潮，现在又是阶级投降主义占优势的时候了。
夏衍在这时候发表攻击胡风、雪峰和鲁迅的文章，确实是“不得人心”的；在雪峰平反之后，而且不久前开过追悼会，人们决不许周扬辈再向这个证明是忠贞的革命家的面上抹黑。胡风的平反较难，因为他的“五把刀子论”直接触犯了毛泽东的文艺教条，所以他的反革命罪是毛泽东亲自定案的，替胡风平反必须批评毛泽东的专制独断，要走到这一步，现在还不到时候，所以雪峰、茅盾、夏衍的文章一律称他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正如一九六六年许广平的文章必须称雪峰为“右派分子”一样，殊不知按照周扬们对雪峰的定谳称雪峰为右派，间接也就是侮辱了鲁迅。
替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翻案，就是否定鲁迅给徐懋庸信的所有论据。可是鲁迅的信理正词严，至今读之仍虎虎有生气，任何曲解诬蔑，都不可能动摇鲁迅知人论事之明的了。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2期1980年6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