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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
王得后
（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最近，《观察家》（九月二十日出版的第卅五期）转载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四）所发表的《陈仲山致鲁迅》（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一信的全文，同时发表了一丁先生为此而写的新作《鲁迅与托派问题的一些新资料》。一丁先生在这篇大作中，全文转录了中国托洛斯基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而发表的《特别声明》，为研究鲁迅反对托洛斯基派的斗争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份资料，这是有益的。同时，一丁先生又重申了他在七十年代的大作《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中的对鲁迅的指责，再一次断定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是错误的，“这也反映了鲁迅只是一位文人，不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是一位固执的文人，不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文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不能令人苟同的。我们愿借《观察家》的宝贵篇幅，就一丁先生的一家之言交换意见，提供一种不同的观点让读者比较、参考，并就正于一丁先生和大方之家。
先谈陈仲山给鲁迅的第二封信吧。
一丁先生和其他“固执”托派观点的先生如王凡西都慨叹鲁迅不再答复陈仲山的第二封信，似乎鲁迅输了理。这一次，一丁先生看到了《鲁迅研究资料》（四）所发表的这封信的全文，很感慨于“它一直被湮没达四十四年之久。”诚然，鲁迅没有写“再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没有听从陈仲山的第二封信。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完全“湮没”达四十四年之久。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一日，有一位化名肖蓬的人物，就在《社会日报》上披露了这封信的消息，并引用了这封从中的重要语句。这也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有用的资料，现在全文照录如下：
鲁迅与陈仲山
▽ 革命论战将开场吗？
鲁迅大家都知道。陈仲山是谁？便是在《现实文学》与《文学业报》的七月号上，一封致鲁迅的信下罢陈ＸＸ的真名字。鲁迅的回信是由鲁迅口授，［Ｏ·］Ｖ笔写的，后来据说回信内容与鲁迅原意不符之处甚多，但至今未见更正，大概认为这是可以“马虎”的了。但这位陈先生在八月初又写一封近“万言长信”，标题是“‘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的答复”，信的前段说：“……你拿辱骂和诬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你的回信的态度，简直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动的最无情的讽刺！”随后即把鲁迅的回信中关［于］联合战线问题，道德问题，甚至又提到鲁迅借机会向史太林党官僚献敬等一大堆反驳的话。信尾他对鲁迅挑战的说：“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你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我想鲁迅要是见了这封“万言长信”，他一定要光火，但我们为□观战计，祷祝鲁迅不要现再生病，去请人代笔，让我们得以仔细的看看托洛斯基派与史太林派究竟能耍些什么花枪。
见《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廿五年九月廿一日第二版。文中方括号中的字，显系漏排，是抄录者补上的；□中的字，看不清楚，待查。
这位“肖蓬”不知是谁，不会就是陈仲山的又一个化名吧？如果这位肖蓬不就是陈仲山，那么，知道陈仲山给鲁迅写第二封“私信”的人，至少有四位，即此外还有一丁和王凡西二先生（王先生的大作见《双山回忆录》）。而且消蓬的文章，很难说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党同伐异吧？这也不足为奇。鲁迅早就说过：“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同伐异’的事。”（《并非闲话（二）》）
这就要说到鲁迅对陈仲山的第二封信的态度和处理了。鲁迅收到这封信后，在日记上写道：“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读过《鲁迅日记》的人都知道，鲁迅在日记中极少发表批评性意见，收发书信，几乎从不下断语，这里特意点出“托罗茨基派也”，轻蔑之意，溢于言表。鲁迅不是说过么：“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见《半夏小集》）依鲁迅的脾气，不大会中陈仲山辈的激将法，去和他周旋的。这就累得肖蓬辈终于忍耐不住，于两个月后自己利用小报披露这第二封信的消息和内容了。这实在是鲁迅“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胜利。
鲁迅不再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因为有一封已经足够了。
鲁迅公开答复陈仲山的第一封信，全文发表来信，毫不隐匿对方的观点，不正是“堂堂正正的论战”么？为什么这样做却反而是“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呢？革命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不必要隐匿对方的观点而打闷棍。鲁迅的公开答复，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光明磊落，恰是革命者的作风和气派。在这一点上，一丁先生的同道王凡西先生的见解，倒更高明一点。他说：“当时我对其昌（按：其昌是陈仲山的真名——引者）此事也嫌他过于卤莽，但事后证明，鲁陈二信被搜在那大量流通的《全集》中，也未始不是好事。阅读之下，明眼人自能看出，究竟谁是谁非。”（见《双山回忆录》）还有两个细节也值得注意。第一，陈仲山要求鲁迅将回信“留存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这种真正“躲躲藏藏”的秘密勾当，在道不同的人们之间，是不足取的，何况三日之期已过，——这也不是鲁迅的故意怠慢，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到，鲁迅当时正在大病之中。鲁迅自六月五日以后，即“日渐委顿，终至于难于起坐……其间一时颇虞奄息”，而六月五日的日记，仍未记录收到陈信，陈信是六月三日写的。过了三日之期，鲁迅公开作答——当然公开作答的决定性原因，是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表示“要请你原谅”，还要怎样呢？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因为是“私信”么？谈的并非个人间的“阴私”。“既已写出，何妨印出”。自诩为革命者的人，为什么害怕公开自己的政见，党见？第二，鲁迅在发表陈仲山的来信的时候，隐去了陈的名字，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国民党的压迫，这正是政治上郑重而负责的做法，是革命者，“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作风”。一丁先生以为然否？对于鲁迅的答复，肖蓬说Ｏ·Ｖ·笔录的“内容与鲁迅原意不符之处甚多“，可惜哪里不符，语焉不详，这也难怪，因为本来纯系谣言。一丁先生认为回信“与鲁迅平日為人不符”，倒指出了两点内容。“（一）他以成败论人……这种势利观点非他所有；”“（二）鲁迅深恶‘卢布说’的，现在反过来用‘卢布说’诬蔑托派”。这种指责，未必确当。（一）即使不以成败论人，也并不等于一定要认为凡失败者皆英雄好汉，这才不是势利观点。一丁先生不会不知道，鲁迅有一个著名的主张，是“打落水狗”。鲁迅列专章“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指出“不打落水狗说”之中的二个错误：“一是错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视，二是不办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纵恶。”而“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见《论“费厄泼赖》）所以，鲁迅的回答恰与鲁迅平日为人的精神相符。（二）鲁迅深恶“卢布说”，那是指造谣诬蔑。倘有无耻之徒事实上确拿敌人的津贴，指出这事实来，既非造谣，又非诬蔑，有何不可呢？请读鲁迅一段文章：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见《“公理”之所在》）
至于托派是否拿日本人的钱的问题，我觉得陈仲山和一丁先生和王凡西先生都有点神经过敏，把鲁迅的回信看错了。鲁迅在回信中既说：“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接着又说：“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版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这番话，确是一种严厉的警告，而决不是什么反话、影射、暗箭、造谣和诬蔑。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为什么这么敏感？这样悻悻然？
鲁迅的回信是严肃的、严正的，谈的是政治观点，双方原则性的分歧，批判了托派“理论”上的错误。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鲁迅反对中国托洛斯基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鲁迅毕生从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历届反动统治者的斗争，表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一九八０年十月七日，于北京。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7期，198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