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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半世纪的一件历史公案

一丁(楼国华)

(1993年7月30日)



  胡风入狱二十五年后,一九八四年在北京写了《鲁迅先生》,直至今年(1993年)方在《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发表,这篇记鲁迅生平事迹的传记,比之已出版的鲁迅传、鲁迅年谱千篇一律的叙述都胜一筹,发表之后尚未听到反响,引起我的兴趣的有下述一节: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甚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并不是苏联这种做法使我意外,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而且是用着那样的腔调。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至于口号的理论问题……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做出断语。……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他对鲁迅的不耐烦的神色,反而用了那样冷淡的口气表示了他自己对鲁迅的不满,不能不使我感到了意外。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这是一件公案,雪峰替鲁迅写的二篇文章,登在鲁迅死后《且介亭杂文末编》,从此五十余年,写鲁迅传、鲁迅年谱的人及其他文章,无不奉为规范,作为鲁迅反对托派义正言辞严的讨伐书。此一重公案,现在由于胡风的揭露,真相终于大白了。
  公案的当事人,只有三个人:
  1,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座,也无力说话。”
  2,雪峰,代鲁迅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又写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前者附言“这是由先生口授,O.V笔写。”后者副题“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
  3,胡风,事隔五十余年之后,说明当时情况: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这话使他“惊醒起来”。
  不独当时的胡风“惊醒起来”,连在一九九三的我读着胡风的证言也“惊醒起来”。雪峰自己是“钦差大臣”,代表了党发言的,当时第三国际在反对托派,中国共产党也反对托派,苏联共产党利用高尔基的名气,党派给他秘书,写了政治论文,高尔基无不一一签名发表,现在鲁迅不如高尔基,所以雪峰写了《致托派信》,不得不用“这信由先生口授”来掩饰,避免鲁迅事后的责难,雪峰还未做到党派给高尔基的秘书那样,替党写了政治文章,让高尔基签名发表,所以鲁迅不如高尔基了。
  那时高尔基已死,他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可见高尔基还不是驯顺的奴才,有自己的独立人格,雪峰引用高尔基来比拟鲁迅,只见雪峰是党的工具罢了。
  在众口一辞的称赞鲁迅《致托派信》的正确时,我独持异议,理由如下:
  1、鲁迅是懂得读历史的,这种成王败寇、出主入奴之见,非他所有。
  2、鲁迅深恶“卢布说”,不可能诬托派为“卢布党”。
  3、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绝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这话直接否定了“中国现在为人的道德。”
  4、鲁迅在《〈出关〉的“关”》说: “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这话直接否认O.V如下的话:“……绝非文学革命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在鲁迅说,也是“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
  历史是多变的,毛选第二版的注释,已声明当年的指托派是汉奸是共产国际的“错误论断”;如今胡风却证明雪峰写的《致托派信》,是他假鲁迅之名纾写自己的“党见”,长达半世纪的反托运动,终于由历史自己“平反”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
发表于《十月评论》1994年第一期

何伟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