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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索时期的天才


  本篇是作者为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梅里美选集》俄译本所写序言。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


  “萧索时期”[1]是一个很确切的词。虽然这个词只见于俄罗斯语言,但萧索时期决不是俄罗斯所独有的现象。什么是萧索时期?这是紧接在壮阔的社会高潮衰落之后、而又常常处于新的进步的飞跃前头的一个暗淡时期。在这时间的山谷、在这漫长岁月的洼地里,空气沉闷,遍地泥沼,看不到远景。
  庸俗猥琐的人们,虽然也觉得不大舒服,如同我们从各民族文学对萧索时代的天才反映中看见的那样,可是他们大致还能适应,还过得惯。但是杰出的人物,有着远大的志向、清明的头脑和炽热的心灵的人物,在这种萧索时期却很难生活下去。这些能力较大、资质较高的人,无论他们出身如何,无论他们那可悲的时代赋予他们的思想如何,反正他们总会感到划定给他们的圈子是太狭小了。重要的是,在稍微顺利的情况下,这类生物学意味上的人杰,通常内心都保存着时从至亲好友那里听来、有时从童年带来的热烈的回忆——关于一个比较明朗的时代的回忆。因此,当美好生活的火花、某种精神的火花由外域飞到这个经历着萧索时期的国度的时候,首先就会把这些挺拔卓越的性格燃烧起来。
  于是,每逢一个非凡人物体现着英勇的过去的残败遗风,或者进而幻想或追求美好的未来,他的处境便悲苦不堪了。这批怀才不遇的多余的人给自己找到的出路之一,是浪漫主义。
  有各种各样的浪漫主义;但它们的体现者总归是萧索时代的某些优秀人物。我要附带说明一下。上升的浪漫主义也是有的,但它的格调截然不同,它同现实主义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实在说,它只不过是跃升到更大的高度并且表现得磅礴有力的现实主义而已。至于本义上的浪漫主义,即多少有点厌弃现实的浪漫主义,它却是萧索时代泥沼中的花朵。
  我再说一遍:这些花朵各式各样。这里有逃入某种现成的或者特选的宗教或神秘主义体系中去的浪漫主义,也有赞美“为艺术而艺术”的,也有希望在波特莱尔[2]之流的“你愿意吧,我们要做梦”这一幻想中躲避残酷的现实的,最后,这里还有“纯艺术”——那不单是指一种多少有点虚弱的幻想,而且是指人们倾注全部精力来求其形式之完美的心爱的技巧。当一个艺术家潜心这门技巧,首先是当他在对风格笔致精益求精这项诱人的工作中忘掉自己的苦闷时,他往往同时仍然能对他的时代加以报复,把某种讽刺画——夸张的、荒诞的、或者有时是很准确的讽剌画——当作他锻炼技巧的材料。
  处在萧索时代的杰出人物还有许多其他的、远不是这样高雅无私的乖戾行为,我们当然可以再列举下去。萧索时期有时会促使们干出种种下流勾当,卑鄙地为当权派效力,以便捞取钱财,任意铺张,有时候则是为了在花天酒地中消解一下心头那块郁结。萧索时期可以促使一个优秀分子犯下任何罪行。因此,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常常带有怪诞或者甚至罪恶的特点。
  梅里美是萧索时期一朵很典型同时又很独特的奇花。读者看看阿·柯·维诺格拉多夫有关他的研究文章[3],就会在那里找到足够的资料来对这个萧索时期作出判断。
  普罗斯贝尔·梅里美生于一八〇三年,生活在资产阶级反动的时代,死在巴黎公社前夜[4]。虽然他坚信无神论和憎恨资产阶级,却决不为政治生活所迷惑。他对政治只有两种态度;鄙弃它,或者隐藏在鄙薄的微笑后面,为了生活舒适而替某个统治势力服务。
  梅里美不可能有任何理想。即使他有时候流露出社会感情的因素,那也始终只是通过他母亲从大革命时代得到的某些信念的残余罢了。[5]他并不认为它们具有重大意义。他紧接在司汤达后面,作为革命失败的痛苦后果的下一个阶段,他实际上是在回避理想,回避任何的倾向。他所以非常苦恼,正是因为他与世隔绝,极端孤独的缘故。可是他在自卫中却把这孤独当作一件值得自豪的东西。他象司汤达一样,是自我崇拜者。[6]他在冷静的头脑这副假面具底下,细心隐藏着自己的感情。他雍容优雅;他旁若无人地昂头走去,一面品评和欣赏着他自己的技巧和别人的技巧。他精心推敲他的创造性的、批评的词句,但似乎不是为了读者,倒是为了自己。他喜欢揶揄读者,从远处观察他们,对他们故弄玄虚。他向读者显出了他的作品里嘲笑的、挤眉弄眼的假面具,又向读者——也许只是向遥远的、较为完善的读者——显出了一位对作品精琢细磨的巨匠的严肃面貌。
  这些作品表面上极为冷静。其中从来没有任何倾向;除了为自己的要求服务以外,诗人不愿为任何事物服务。在他那整个精湛的艺术里,作家的感情不是短缺,便是被深深地隐藏着。没有任何抒情味。基本目的是使别人惊讶而自己不惊讶,使别人激动而自己不激动。因此情节具有重大意义。情节应该优美,象一切只能逐步泄露内情的突发事件一样出人意料;所以他追求异国情调和惊险场面。
  然而不要以为梅里美的艺术真是纯艺术。无论他多么高傲,多么落落寡合,多么鄙视社会舆论,他身上却有一种同福楼拜的强大抗议一脉相通的东西。如果说他喜欢描写凶狠的男男女女,如果说他醉心于作奸犯科的事情,如果说他不顾道德的话,那末这首先是为了用他的优越感做鞭子,从远处去抽打心怀偏见的庸庸碌碌的俗流、他了解的近在他身边的俗流、由中上层阶级代表构成的俗流。梅里美对人民群众一点也不凶狠,但是他把他们的本质看得同岩石和植物的本质差不多。梅里美的无倾向性中贯穿着一个倾向一位严格纯洁而正直的艺术家同可厌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憎的庸人的对立。他仿佛用他的每一行作品不断地重复道:这不是为你庸人写的,是为我自己、为有艺术修养的读者写的。连梅里美的手法本身也受到这股情绪的支配。那是一种“干制”法。这意思并不是说它枯燥乏味,而是说他的作品近似细纹刻刀(pointe Sèche)镂刻出来的版画。不过梅里美有时也喜欢蚀刻版画和明暗判然的斑点之类。是的,他镂刻着,雕凿着,用酸类腐蚀着他的作品的版面。作为伟大的语言版画家,他从来不制作巨幅的图卷,因为他那整套极其精密的压缩的手法不适于绘制皇皇巨画。梅里美的武器是一把象冰一样冷、也象冰一样透明的金刚钻刻刀。这是他雕琢文句的工具、他的“风格”。
  梅里美凭什么能使我们感到兴趣呢?当然,如同每个大作家那样,他使我们感到兴趣,是由于他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典型,而且又是同我们完全相反的典型。对于梅里美一类的典型,普列汉诺夫早已作过精当的论述。[7]可是除了历史意义之外,梅里美对我们还有直接的关系,其原因不仅在于通过他的独特的描写,生活向我们显示了它出人意外的一个侧面,从而引起我们读者的兴趣,使我们不愿放下他作品中那些言词简洁、文笔精确深刻的佳篇。单是读者而兴趣,还没有很大的价值。在这方面,许多以诱惑力和吸引力见长的作家,可能是被摆到他们所不应得的崇高地位上去了。不,梅里美并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或者说,最低限度,他的长处不在这里。他用笔极为经济。他对外界的鄙薄而又不失其优雅的态度,他对待自己和生活中最饶有兴味最足以弥补他的过失的东西——技巧——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把他引入了这种独特的始终如一的经过深思的只有极少数人类语言巨匠才能达到的完美的境界。新作家必须为新读者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天地,并且生活在人类本性——这一次是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大旗为标志的——的伟大恢复期的边沿,他应该对过去的武库加以仔细研究,因为在那里,在悠久岁月中积累了不少卓越的发现,我们用不着去重新发现文学技巧方面的某些阶段,正如用不着重新发现美洲或发明火药一样。
  我国广大读者群众中有些人,将仅仅由于梅里美的杰作的题材新颖和故事紧张,而毫不犹豫地去阅读它们,并觉得非常愉快。另一些人看到作者对读者的冷淡,他的贵族式的高傲,以及为了不致“在现实的尘土里”弄脏他的外套而想把下摆撩起来的意图,也许会感到一点不快。
  然而无论如何,凡是想提高自己的文学趣味的人,不管他是作家、评论家、或者正在文化素养方面把自己的文学知识提到(他正应该这样做)相当高程度的读者兼艺术家,——所有这些鉴赏家,都应当聚精会神地读一读梅里美。这种精细的阅读将使他们对作者的手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获得高度的享受,而且不能不用充满感激的眼光,去回顾一下这个孤独、冷漠、苦恼的厌世者的形象,他在他的优美作品的写作中,给自己找到了一条摆脱路易-菲力浦[8]的资产阶级君主制沼泽地和拿破仑三世的臭泥塘的出路,这批作品经过时间的剥蚀而更见古雅,对于世世代代的后人来说,它们将始终是人类才智的一项辉煌成就。




[1] 参看本书第一三六页注①。

[2] 査·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颓废派诗人。

[3] 指维诺格拉多夫为上述《梅里美选集》俄译本所写专文《普罗斯贝尔·梅里美——小说巨匠》。

[4] 梅里美卒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巴黎公社成立前半年左右。

[5] 梅里美的母亲安娜·莫洛是一个画家,对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的思想颇为同情。

[6] 司汤达写过一本《一个自我崇拜者的回忆录》(一八三二年)。

[7] 见《艺术与社会生活》和《从社会学观点看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

[8] 路易-菲力浦(1773-1850),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国王,金融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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