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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死的搏斗》

罗曼·罗兰的新剧本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二六年《新世界》杂志第五期。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四卷。


1


  罗曼·罗兰的景仰者之一,为了庆祝他的六十寿辰,将他尊称为当代崇高的堂吉诃德。[1]我觉得,用堂吉诃德的特点来形容这个同革命实际发生冲突的现代理想主义者,是确切的。
  在祝贺罗曼·罗兰六十寿辰的人们中间,马·高尔基占着一席首要的地位;他还把他最近一部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题献给了罗曼·罗兰。
  当我参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马·高尔基之间的一次谈话的时候,现代堂吉诃德主义的观念在我头脑中特别鲜明地浮现了出来。高尔基抱怨在彼得格勒某些知识界人士家进行搜査和逮捕的事。
  “就是那些人,”这位作家说,“曾经给我们全体——您的同志们,甚至还有您本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帮过忙,让我们隐藏在他们家里,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冷笑一下,回答道:
  “不错,他们是些可爱的好心人,但正因为这样,才必须搜查他们的家。正因为这样,有时候才不得不硬着头皮逮捕他们。他们不是可爱的好心人吗?他们不是一向同情被压迫者吗?他们不是一向反对迫害吗?而他们眼前看到了什么呢?迫害者——这是我们的切卡[2],被压迫者——这是躲避切卡的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所理解的责任,显然正在驱使他们联合这帮人来反对我们。我们就必须把猖獗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使他们不致为害。其余的事就不言而喻了。”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无恶意地笑了。
  在知识界,被许许多多人习惯地认为“优秀”的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可以——沿用罗曼·罗兰一个有代表性的书名——“超出混战”[3]。实际上,他们当然没有“超出混战”,而只能对战斗者碍手碍脚。当着斗争、实际上是光明和黑暗之间的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知识界的优秀分子”们叫喊道:“兄弟们,讲和吧!”如果黑暗在战胜和追击光明的儿女,“优秀分子”们便建立各种各样的红十字会,尽其所能地帮助进步活动家,完全同情他们。但是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形,光明的儿女对黑暗的儿女占了上风,如果当时的形势又明显地预示着敌人的力量会遭到歼灭,而不歼灭它就无法摆脱最黑暗的反动派的压迫,那末“超出混战”的人便开始责备光明的儿女:“难道你们不是光明磊落的人,难道沾满鲜血的刀剑同你们的身分相称,难道你们那些神圣的进步理想是同恐怖手段这样可怕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吗?”如此等等。而且“优秀分子”不仅仅以这种批评为满足,他们还常常逐步加入“红十字会”,给已经获得胜利、可是还远远没有巩固的革命的敌人办理所谓的后勤,或者甚至打起为反对一切暴力而奋斗的旗号,加入抗拒革命的正面斗争……
  我们都记得柯罗连科对取得胜利的革命所采取的立场。不久以前还发生过这么一件咄咄怪事——
  莫斯科有一所柯罗连科学校。这所学校出了麻烦。在调查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质问该校女领导人:
  “您做了些什么来促进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对斗争中的劳动人民充满热爱和同情,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充满愤怒和仇恨?”
  这个苏联学校——柯罗连科学校的女领导人竟然回答说:
  “我们是柯罗连科派,我们不仇恨任何人,也不教导任何人去仇恨。”
  我们还知道,我国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在这方面多半采取了什么立场。
  罗曼·罗兰也站在这种立场上,这个人被公正地看做现代欧洲最深刻、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就某一点来说,他又是托尔斯泰死后的和平主义教皇。
  《欧罗巴》杂志——一个进步的、但同时又是和平主义的杂志,——为着罗曼·罗兰的六十寿辰,出了一整本庆祝特辑。由于我同罗曼·罗兰私交很好,多次著文评介过他,在我国,在俄文报刊上,我恐怕是最早总把罗曼·罗兰当作一颗一等星来谈论的人之一(这是很久以前、约莫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4],——所以《欧罗巴》编辑部也请我写了一篇为罗曼·罗兰祝寿的文章〔……〕
  顺便说说,在我这篇谈罗曼·罗兰的短文中,我写过下面一段话:
  “我们中间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罗曼·罗兰几乎是我们的敌人。罗曼·罗兰的和平主义宣传,尽管有其合乎人道的崇高精神,却是企图使某些同情我们的人士或者可能同情我们的人士离开我们的。我们觉得他的高贵感情象是一层烟雾,对人们遮掩着真正的现实的残酷外貌。罗曼·罗兰的宣传极力用婉言劝说、用范例的影响等等暗中替换尖锐的斗争形式,这根本上使他成了第二国际的同盟者,第二国际的主要任务,便是在无产阶级群众中传播长期忍耐的德行。
  这类人物不仅一般地说都十分崇高,而且正如我在有关柯罗连科的几篇短论[5]里指出的那样,到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成为过去,当我们化干戈为玉帛、着手建立真正洋溢着兄弟情谊的生活的年代,他们实际上是很可贵的;这种人物由于不合时宜地提出未加批判的兄弟之爱,其实已经成了自己的理想的敌人,因为他们否定、毁掉、破坏了那条其实是通向胜利、通向世界和平的唯一道路。这个典型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曾在我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中专门描写了他们。[6]我认为可以在这里提提它,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那些原先被它忽视了的读者去注意注意它,因为最近它在欧洲也颇有影响。目前它已在柏林一家大剧院上演四十多场,经常满座。[7]
  说来有趣,在同一本《欧罗巴》罗曼·罗兰专号上,赫尔卓格同志[8]甚至把罗曼·罗兰同我的堂吉诃德作了一番对比,并且指出,假定我的堂吉诃德不是有点傻气和怪诞,那末我也许能够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不过,赫尔卓格在他的文章中与其说是关心如何给这个宣扬和平主义的敌人以沉痛的打击,不如说是关心这件事:这样一来,剧本就会具有更大的“社会心理意义”。
  我要斗胆地说,我不同意这一点。首先,我的堂吉诃德不仅仅有点傻气,也不仅仅是个怪人;我的堂吉诃德是有才气的艺术家和幻想家,一个心地温厚高尚的人,就他本身而言是善于深思的人。另一方面,有人恰恰责备我“把这个敌人写得太温和、太引人好感。”值得注意的是,在柯尔希剧院排演这个剧本的期间,饰堂吉诃德的演员列昂契耶夫[9]对我说,他对这一角色怀着很大的好感,他说请我不要见怪,他认为堂吉诃德是正面典型。当“Volksbiihne”[10]着手上演我的剧本的时候,才赋优异的共产党员导演、为了演出而对它进行加工的皮斯卡托尔同志[11]跟德国最大的演员之一、应邀扮演堂吉诃德一角的凯斯列尔[12]之间,起了冲突。皮斯卡托尔想尽可能多多赋予堂吉诃德以具体的特点。凯斯列尔却想用庄重严肃的声调表演他,也果然这样表演了。
  赫尔卓格可以由此断定,我完全没有为了论战而把我的堂吉诃德写得很浅薄。但是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些,使堂吉诃德失去了某种憨厚、软弱、朴素、知识分子常有的脱离实际、某些高贵的乖僻行为等特色,——那就要离开我们所谈论的这一典型的现实特点了。
  我几乎确信罗曼·罗兰并不知道我的剧本,否则他最近的戏剧《爱与死的搏斗》[13]便可以说是所谓“拣起我的手套”[14]、以打击来狠狠地回答打击了。我再说一遍:罗曼·罗兰当然不知道我的堂吉诃德;不过这对问题毫无影响。我知道罗兰主义是怎么回事,罗曼·罗兰也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并且早已为它感到痛苦。他尊敬革命,但又仇恨它。他尊敬它,因为它是一条导致在人世间大大伸张正义的、自我牺牲的道路。他仇恨它,因为这条道路就是斗争、政权和恐怖手段。
  如果说罗曼·罗兰对法国大革命已经不胜烦恼,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便专门为它写过《群狼》和《丹东》这样的道德名剧[15],那末,在俄国革命烛照之下,这个问题更是使他痛心疾首了。因为在巴比塞同罗曼·罗兰的著名论战[16]里,巴比塞准确地指出暴力在医治人类的过程中必须占有一席地位,罗曼·罗兰则凭着剪裁得很巧妙的、穿插着虚张声势的讽剌的诡辩,可是嘴唇明明在哆嗦,眼光流露出不安的神情,用托尔斯泰的方式反驳了他,——这场论战对于罗曼·罗兰毫无疑问是一段相当沉重的经历。
  在新作《爱与死的搏斗》的序言里,罗曼·罗兰谈到他想用来阐明革命问题的一整套书。他还打算写剧本《罗伯斯庇尔》[17],而且我们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革命前的事件的剧本《百花盛开的复活节》。我们又从这篇序言里得知,除了与本剧[18]有关的、使罗曼·罗兰感到兴趣的个人特点(渴望见一见心爱的女性,即使以生命为代价,等等)之外,中心思想的基本体现者则是顾尔瓦希耶,据说从他的姓氏中应该听得出孔多塞[19]和拉瓦希耶[20]——革命恐怖手段下的两个牺牲者——的伟大名字的回音。
  是的,罗曼·罗兰当然不是那种浅薄的、希望讨得观众喜欢的、有时或许也颇具匠心的剧作家。对于罗曼·罗兰,剧院首先是传布有力的说教的场所,说教愈是同观众的纯艺术的震荡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就愈是有力。宣传性的戏剧如果太偏重理智,几乎任何时候都不能对观众起作用,无论如何,其作用决不会大于,倒无宁说是小于,也许是同一个作者的一篇普通演说或好论文。然而,假定诗人的创造性的,下意识的“我”从他那富于力量和说服力的、鲜明的生活幻境的深处走上来,同剧本应该为之服务的中心思想发生了有机联系,那末我们便会得到一部好的悲剧、正剧或喜剧。一切真正伟大的或者只是重要的戏剧作品,全都属于这个类型。我们当然也看到一些在艺术上被创作者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却没有以任何思想为归宿的剧本。不过这样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总是模糊的,因为缺乏道德因素的戏剧实际上已不成其为戏剧,不论其中的人物冲突多么猛烈。也许只有莎士比亚的磅礴的天才,才使他有可能制作出毫无明确道德倾向的伟大诗剧,但这是由于莎士比亚经常有一个基本倾向——即认为生活又美好又可怕——的缘故。在莎士比亚的纯艺术天才的威力之下,单单说这种由生活的高度多样性所造成的震荡(既然每一朵生活香花下面都隐藏着可怕的东西),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了。莎士比亚在写作他的无倾向性的戏剧时,决不能成为生活的导师,但是他大力促进了他所面向的观众的意识之扩大和深化,因为他在所谓深刻严肃的生活之爱上面造成了一幅背景,而缺少这份爱便没有真正的生命力。所以不管过去或现在,我们总是欢迎莎士比亚的戏剧,认为它对于正在着手文化建设、应该利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保存在他们私人武库中的许多东西来装备自己的那些阶级与世代,是很重要的。然而莎士比亚的某些最富于天才的剧本,无疑也具有十分明确的道德思想——有时甚至是政治思想。此刻当然不是透彻研究它们并指出其中何者还有生命、何者已经僵死的时候。这是最引人兴趣的题目之一,我在我那分两卷出版的、曾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宣读过的西方文学讲义[21]中,只是把它稍稍勾勒了一下,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它上面来的;现在我必须回到今天的题目上,继续谈罗曼·罗兰的著名的新作。
  罗曼·罗兰不是天才剧作家,虽说他当然具备着那种能使一个人成为艺术家的、下意识的创造因素。罗曼·罗兰凭着他的纯艺术创作,凌驾在大多数作家之上;只有少数高峰超过了他,惟独这些高峰才算伟大的艺术家。罗曼·罗兰不是伟大的艺术家,而是一个大艺术家。
  我也不敢说罗曼·罗兰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过在小说家中间,他是最好深思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很大的思想家。大艺术家与很大的思想家合而为一,当然会形成一个非常富于表达力、非常重要的人物。有的人较之罗曼·罗兰思想更正确和博大,但作为艺术家看,却比他苍白;还有的人在艺术上更丰满得多,可是思想上也晦暗得多。罗曼·罗兰的两项优点——他那不容置疑的真正艺术性(虽然稍稍受到局限)和鲜明清晰的思想的力量,——都在他最近这部作品里得到辉煌的表现。
  我还要预先说明一点。读者也许会问:艺术性与思想合而为一,岂不就是限制了艺术性吗?智能强大的艺术家在其天赋的自由想象力方面,不就必然要差一些吗?
  我坚决认为这是不对的。固然,我们恐怕还没有见到一个伟大艺术家同时又是伟大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这样的事例,但很多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又是十分卓越的思想家,而这卓越的理智不仅没有妨碍他们的艺术性,反倒大大提高了它。我已经谈过莎士比亚的无倾向性的剧本,我们觉得,在那些剧本里,他不但是一位幻想的魔术师,也是光辉的智者。此外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人。我们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谢德林也拥有极其强大的理智;在世界文学中,则有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22]、但丁、海涅、歌德、席勒、易卜生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他们的理智和想象完全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艺术家,他们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说出心中酝酿的思想,确实是由于想象的过分猛烈的飞腾并没有妨碍他们,并没有遮盖了他们那最崇高意义上的倾向的花彩的缘故。例如莱辛就是如此。为了不再多举例证,我只想说:格列勃·乌斯宾斯基拥有巨大的艺术才能,可是他用禁欲主义的方式剪削了它,把它的羽翼束缚起来,使这份才情不致妨碍他那病态的、追根究底的、简直是愿意为之献身的思想的全部激烈性。
  我可以同意,在罗曼·罗兰一切创作上都留下烙印的他的大智也许会更加光辉灿烂,假若它照耀世界时所透过的幻想的帷幕不是那么独特、浓艳、毫无法度,如同被想象支配着的创作者常有的情形一样的话。

2


  戏剧《爱与死的搏斗》把我们带到了大革命时代。从戏剧创作的观点看,它写得很巧妙。我甚至不知道,这里所显示的艺术是否太多一点,这可能给实际演出造成困难。
  问题在于,这出可能占去整个晚上的大戏是一个发生在同一地点的连续性的故事,换句话说,事实上没有空当和闲隙来落下幕布。要一气听完全剧,在观众相当困难。截断它,又太不自然。故事的进程本身不容许在任何地方停顿下来,哪怕只停几分钟。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的。
  故事发生在顾尔瓦希耶的寓所。正如后来弄清的那样,顾尔瓦希耶是伟大的科学家、百科全书派,由于热烈同情革命,他加入了山岳党[23]。可是随着山岳党的政策愈来愈带有明显的恐怖性,顾尔瓦希耶开始尝到内心分裂的痛苦了。
  对于包括顾尔瓦希耶许多伟大的朋友在内的吉伦特党[24]的镇压、死刑、亡命者遭受的痛苦,使顾尔瓦希耶惊心动魄。同时他又感到自己太软弱,以致不敢向“暴君”们说出他对他们的想法,同他们作正面斗争。他忍耐,敷衍,为此而诅咒自己。在剧本开头处,他就处在这种状态。故事开始时他不在场。
  巴姚老头来看顾尔瓦希耶的美丽的妻子——年轻的、总是严肃镇静的索菲,她比丈夫小二十到二十五岁。第一场戏透露了社会上存在的情绪。人人忙于生活和享乐,因为死神正在大家头顶上飞翔:战争吞噬人们,断头台吞噬人们。来了一份报纸,登载着一群著名的吉伦特党人惨死的消息,他们冻倒在法国某地的路上,被狼吃掉了。在那批尸首中间,有一个年轻、能干、言词尖刻的演说家,吉伦特党人法莱,他的容貌已经被毁坏得无法识辨,根据他口袋里的文件才查明是他。这条消息正刺中了索菲的心。可是她以非凡的镇静态度,将她的震惊掩盖了一些时候。等到她同一位景仰她的青年妇女单独留下,索菲才承认她热烈爱过年轻的法莱,他也疯狂地爱上了她,但是妇德和责任感束缚着她的热情,尽管索菲对这些僵死的概念的力量可以断然表示怀疑。出于对丈夫的忠心,她鄙视这唯一可能的幸福,现在,随着法莱的痛苦的死亡,幸福也永远消逝了。
  突然之间,房门打开,走进一个身穿破旧的雅各宾党人服装的青年。这是法莱,他死里逃生,来到巴黎的恐怖的深渊,想看一看他的情人,哪怕要以死亡作代价。接着就是法莱和那少妇的一场热不外露的、柔情款款的戏。原先聚在屋里的朋友纷纷溜走,不是因为不愿妨碍这一对相爱的人会见,而是因为被判死罪的叛徒法莱的露面使他们心惊胆战,他们惟恐卷入这个危险事件。法莱用果断动人的词句叙说他在法国各地流浪和来巴黎途中的情形;与巴黎有关的爱情的回忆向他发出亮光,他说他希望见她一面,然后一死了事。可是,当索菲经过片刻踌躇,承认她很爱他的时候,法莱便开始热烈地争取她同他一起逃走。他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虽然难于实现,要冒很大的风险,却能给他在各方面带来自由。
  正当索菲差不多完全下定决心的时候,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临近了。她藏起法莱,免得自己一下子陷入过分难堪的境地;以后再准备下一步。但是顾尔瓦希耶出现在她面前时,神情十分出人意外:他心灰意懒,几乎是满腔悲郁。他向来不喝酒,现在却伸手去拿酒瓶,打算好歹麻醉一下自己,或者使沮丧的精神有所寄托。他对他的朋友兼妻子鲜明而激昂地叙述了刚才在国民公会[25]开会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公安委员会要求逮捕丹东[26]及其朋友。顾尔瓦希耶的叙述很富于艺术性,可是同泰纳对国民公会的描写如出一辙,[27]我觉得其中含有某种伪造历史的成分。无论如何,从顾尔瓦耶的话里可以得出结论:一小撮人用恐怖手段吓唬所有的狂热分子,在拯救革命的借口下,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和宗派主义,使人们接连不断地遭受流血牺牲,国民公会的衮衮诸公已变成一群颤颤索索的牲畜,他们纵容这一切,只要被圣鞠斯特[28]或罗伯斯庇尔严厉地看一眼,他们便连忙收起各种抗议或愤慨的表示,即使是无意中流露的。国民公会用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对那最伟大的革命活动家之一[29]判决死刑;轮到顾尔瓦希耶的时候,他一言不发,站起来,走出国民公会。他放弃表决权,他没有勇气正面抗议,然而良心不容许他参与犯罪。单是这个弃权的事实,且不说他从前所表现的许许多多动摇和怀疑的特点,就足够引起独裁者们对他的猜疑、愤怒、也许还有惩罚了。正因此,杰洛穆·顾尔瓦希耶回家时心情才那么恶劣。
  索菲安慰他。她对他谈到伟大的真理,为了它,他们才开始革命,为了它,他们才赞扬革命,替革命服务,她认为,真理将越过这些暂时的曲解和困难,大放光明。她的崇高、合理而平静的话语提高了杰洛穆的情绪,于是索菲决心吿诉他,法莱正在他们家里。杰洛穆为法莱脱险满心欢喜。法莱对待他却截然不同。两个男子单独留下以后,作了一次严肃沉闷的谈话。法莱内心愤恨杰洛穆,因为后者妨碍他去亲近他所热爱的女性,他强调说他鄙视杰洛穆的动摇,最后又表示,无论他多么憎恨可怕的罗伯斯庇尔,但他更憎恨那些不赞成罗伯斯庇尔的意见、却又勉强眼在他后面走、事实上是用自己的怯懦来支持血腥的恐怖政权的人。
  一时之间,你会觉得,用一颗炽烈的心盲目忠于自己的政治热情和生活热情的叛徒法莱,似乎高于那个软弱的、口不对心的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给戏剧的下一段进程作准备,到下一段,罗曼·罗兰就完全借用顾尔瓦希耶的嘴发言了。
  这时索菲重新出场。杰洛穆从几次顾盼、从几句话里明白了既成的局势,他看出法莱在精神上夺取了他的妻子。这使他震动。顾尔瓦希耶生平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同他妻子的爱联系在一起,失去爱,他生活的意义便失去一半;另一半又被令人苦恼的政局破坏无余了。况且让法莱留在家里很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第一,全家的朋友巴姚老头竟然利用他的余年,侦察顾尔瓦希耶家发生的事情,密报最高当局。很难设想他不把法莱来到的事立刻报上去。第二,顾尔瓦希耶在国民公会的行径也能成为搜査的借口。果然,街头出现了巡查队。警察委员率领一批人,挨家挨户搜查。杰洛穆吩咐索菲将法莱推进他卧房里的一间密室,他在那里保藏着一些书籍和文件。杰洛穆解释说,假定这是对整个街区的通常的查询,法莱就不会被发现,假定革命警察已经知道法莱在他们家,那末,藏之密室这一天真的计谋当然既救不了他,也救不了那些在这个危急时刻殷勤接待他的人。索菲和法莱无心注意这一切,只是互相期许无论如何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要一块儿活下去。杰洛穆掩盖着断肠的悲痛,保持镇静,竭力搭救这两个青年。为了防备万一,他分给每人一服(也给自己留了一服)可以立刻致命的毒药,那是他从他的朋友、伟大的医生卡巴尼斯[30]那里弄来的。杰洛穆独自留下以后,决定不管好歹,一死了事。他的私生活已经破灭。必须根据良心的感召行事,必须正面、公开地反对歪曲革命思想。他拿出他为了揭露罗伯斯庇尔的错误思想而写成的一彷手稿,一篇猛烈抨击革命政权的文章,把它摆在桌子上显眼的地方。警察来了,为首的是委员克辣巴,顾尔瓦希耶曾经揭发过他的欺诈行为。这是革命侦探机关的假仁假义的小角色之一,一个爱报复的、粗暴讨厌的人物。
  革命侦探人员照例被写成这副模样,罗曼·罗兰丝毫没有超出这个窠臼。
  克辣巴对索菲的态度使人气愤,他命令女密探搜査她身上,并且使用了不堪入耳的语言,然而暂时一无所获。顾尔瓦希耶为了引他去注意那诽谤性的文件,故意做出要把它抓过来收藏的样子。克辣巴象鸢子似的朝文件扑去,一看到标题叫《奴隶的共和国》,果然大为得意。现在顾尔瓦希耶是死定了,克辣巴都准备逮捕他了。但正在这个时刻,卡尔诺[31]忽然出场。这是伟大的卡尔诺,这是革命胜利的组织者,这是最文静和最不容置疑的一个革命天才;他善于同罗伯斯庇尔以及圣鞠斯特和睦相处,而同时,又善于使他们对他那组织家的威力感到极大的敬意,公安委员会其余的成员知道,没有他,他们就会毁灭。
  罗曼·罗兰是这样描写拉萨尔·卡尔诺的:他穿着公安委员会委员的服装,高个子,浅蓝眼睛,宽大的前额,浓密的睫毛。他尖酸刻薄,讽刺时目中无人。这是一种发出冷笑的健全的理智。看得出来,描写中没有同情;不过必须给罗曼·罗兰讲句公道话,在这个就许多方面说都是真正的反革命的剧本里,他作为艺术家,避免了进一步给他的思想对手们抹黑。他明白在艺术上不能这么做,于是他好好地武装了他的卡尔诺。虽然全剧的谋篇布局,正是为了让顾尔瓦希耶在幅大思想搏斗申以他那高尚道德去战胜革命的优秀人物卡尔诺,而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胜利者仍然是卡尔诺。
  卡尔诺用相当鄙薄的态度撵走克辣巴,随后同杰洛穆单独留下,彼此作了一次长谈,我认为必须在这里引用全文。

第九场


  卡尔诺 他拿走了什么?
  杰洛穆 我的诉状。
  卡尔诺 是你告人的诉状,还是被人控告的诉状?
  杰洛穆 两样都是。我在这个文件里控告滥用宪法和那些利用宪法的专制魔王。
  卡尔诺 你这叫拿石头打天。掉下来,砸你自己。
  杰洛穆 我知道。真理杀人。
  卡尔诺 顾尔瓦希耶,时候不多了。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可是,事情的发展比我预料的还要快。我想不到在这里看见密探。
  杰洛穆 那末,他们不是公安委员会派来的?
  卡尔诺 公安委员会用不着密探。有你的朋友就够了。
  杰洛穆 戴尼·巴姚告发了吗?
  卡尔诺 是的。
  杰洛穆 那末,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了。
  卡尔诺 你家里藏着一条吉伦特党的狗。
  杰洛穆 你不会指望我交出他来吧?
  卡尔诺 我不指望。叫他出去!让他到别处找死去!我来不是为了同你谈他。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要去什么地方,在如今,这狗东西的皮值不了几个钱。我来是为了同你谈你。
  杰洛穆 你要谈什么?
  卡尔诺 顾尔瓦希耶,你知道,你自己的作法让人疑心你。也不是今天才这样的。几个月以来,你的摇摆不定的态度、你对委员会议案的无言的反对、甚至于你的弃权,都使得你被认为是敌人了。你那些掩藏的心思,大家是不难猜测出来的。你之所以平安无事,一则由于你过去的功劳,一则由于浦利俄、让·彭和我愿意为国防救下象你这样的一个脑袋。可是今天,你也太难了。你在大会发表的荒谬言论、你急急忙忙地离开会场,引起委员会的极大反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们无法控制局势了。不作声的抗拒比作声的抗拒还要恶毒,多数人主张摧毁你这种抗拒。委员会让你自己选择一下:或者是,你明白表示赞成新的法令,就是说,反对被剥夺人权的罪犯;——或者是,你也跟他们一样被剥夺人权。我来就为的告诉你:你今天晚上去一趟雅各宾俱乐部,登上讲坛,宣布你赞成这些法令。这就是保障你的安全的条件。
  杰洛穆 (平静地)我不接受这种条件。我承认:一年以来,我的行为太招人疑心。就是今天,我还显出了一种我不该有的心慌意乱。可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我恢复了明晰的视力和宁静的精神。说明这些新情况是不必要的。我高兴我终于负起了我的责任。
  卡尔诺 什么责任?
  杰洛穆 我要谴责剥夺人权的法令和血腥的专政。
  卡尔诺 你决不能这样做。你没有那种权利,而且,也没有那种力量。
  杰洛穆 我有我的良心的权利,和为良心而牺牲自己的力量。
  卡尔诺 你疯啦,你就不看看,在这时候动摇委员会,就不可能不破坏我们的事业:共和国!
  杰洛穆 我们的事业是要建立自由人的权利。
  卡尔诺 要使人自由,必须首先保护他不受别人奴役。没有国家的力量,个人的权利也算不了什么。
  杰洛穆 被国家的力量牺牲掉,自然就算不了什么了。
  卡尔诺 现在不算什么,将来会算的。我们要为未来牺牲现在!
  杰洛穆 为未来牺牲真理、仁爱、人类的一切道德和自尊心,等于牺牲未来。正义不在坏土上生长。
  卡尔诺 我们坦白地谈一下吧,顾尔瓦希耶!我们全是科学家。我们两个人全晓得自然法则是无情的。它决不关心感伤主义。为了完成它的各项目的,它把人类的种种道德都踏在脚底下。道德就是目的。我要的就是这个目的。不管代价多么大,我也出。代价不由我定。我只是接受。我和你一样厌恶、也许比你还要厌恶那些狡猾和残暴的人。比你还进一步,我得同他们肩并肩地生活。我厌恶他们天天叫我签署的暴力行动。但是,我并不以为我应该拒绝签字,放弃行动,只因为行动弄脏了我的手。我考虑的是已经开始的战斗的目标。为了人类的进步,做坏事是很值得的,——如果需要的话,就是犯罪也很值得。
  杰洛穆 我明白你的意思,卡尔诺。我决不谴责你缺乏怜悯。你说得对,科学与怜悯无关。我跟你一样不信任感伤主义。不过,我也不信任观念论。而且,年纪比你大,我也失去了你那种对人类进步的信心。我是科学家,不会毫无保留,就相信我们那些假设中间的一个假设的(因为也只是假设而已)。即使假设对人的天才和他的火热的希望富有诱惑力,我也决不让它成为祭坛上的一尊神祗,拿牲祭的血腥气息来养活自己。对于我,神圣的只有生命、现时的生命。
  卡尔诺 于是你就献出了你的生命?
  杰洛穆 我拒绝为我的生命,献出别人的生命。
  卡尔诺 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生命是丢定了。
  杰洛穆 只要我的生命以一个自由的灵魂的榜样,来对抗一个懦夫和暴君的卑鄙的时代,它就决丢不了。
  卡尔诺 我管不着你的灵魂!可是我重视你的生命。我需要你的脑子。顾尔瓦希耶,我们需要你的劳动、你的天才。祖国需要它们。动员名额里面有你。你没有逃避的权利。你在剥夺国家应有的果实。
  杰洛穆 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工作,我觉得遗憾。人间的爱,只有对真理的爱不变心。对真理的耐心的、热诚的探求是唯一持久的幸福。不过,在最近这些年里,我们已然学会了必须随时准备好放弃一切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财富、荣誉、幸福、爱情、工作和生命。我已经准备好了。
  卡尔诺 利己主义者!你拿自己送礼,想到的还只是你自己!……我呀,为我自己,我是准备好了的。然而为你,我却没有准备好。我下不了这个狠心。顾尔瓦希耶!……看在联系着我们俩的多年互相敬重和共同从事的工作的面上!……接受我给你带来的安全的条件吧!
  杰洛穆 我不能接受。
  〔他走开了。
  卡尔诺 (耸肩)定理!死脑筋!……
  〔他等了等,然后向杰洛穆走了几步,取出文件给他:
  好啦,拿去!
  杰洛穆 (接过文件,打开)什么东西?
  卡尔诺 我早就料到了!我晓得数学家的执拗……好啦,放到你的口袋里!……这是两张假名假姓的护照,给你和你太太用的。不过,一天也不能耽搁了!离开巴黎,今天晚上!如果可能的话,立刻动身!从巴黎到第戎,从第戎到圣·克楼德,公共马车的座位已经给你们定好了。永别了,别叫人再看见你们啊!
  杰洛穆 (感动)卡尔诺!……(握住他的手)……可是逃,有什么用?我们马上会被逮回来的……谁躲得掉委员会的鹰犬和罗伯斯庇尔的憎恨呢?
  卡尔洛 他全晓得。
  杰洛穆 谁?他?
  卡尔诺 是的。就是那个“不可腐蚀的人”[32]。是我提的议。他尽管装作不知情,我可是在他的默许之下来的。你的死让我们为难,顾尔瓦希耶。共和国扛着你的尸首,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你的尸首太重了。帮帮我们的忙,把它带走吧!委员会闭着眼睛不看。你可别逼着我们再睁开眼睛!别让人逮住你!那就不会原谅你了。[33]

  后来的事态发展是这样:顾尔瓦希耶劝法莱和索菲带着这两张护照逃走。他叫他们相信,他没有任何危险,一切都已顺利地应付过去。索菲动了心,但是时间不长。她的良心提示她,她应该选择杰洛穆和他可能遭到的不幸。她清楚地懂得,他想牺牲自己。作为他的忠实的终身伴侣,她想同他死在一起。法莱心里却产生了强烈的生的渴望。索菲用坚决的手势把她的护照扔进火里以后,法莱利用杰洛穆的护照逃走了。
  戏剧结尾是表现两个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者如何深深相爱和融洽的动人场面。戏写得非常圆熟,在法国以外有五十七家剧院立刻着手上演这个剧本,它们的观众一定会受到感动。
  剧本的用意十分明显。历史缔造着人类的命运;人道主义则认为人生中每时每刻都是神圣的,并且死死抱住这一点不放。罗曼·罗兰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从而破坏了历史的意义本身。同时问题却提得很巧妙。作为一件武器看,这篇戏剧创作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剧作者能够把他的论题置于在艺术上博得观众好感这一最有利的条件之下。
  确实,所写的革命历史缔造者们是处在四面受包围、被迫加强必要的恐怖的时刻。我们本来也一度经历过恐怖时期〔……〕
  我们知道,当时也有人说过共产党人是专制魔王、血腥的暴君、狂热分子和虚荣迷等等骇人听闻的话,正如现在罗曼·罗兰指责雅各宾党人一样。但雅各宾党人的不幸,在于他们没有取得胜利,尽管拥护他们的贫民作过极大的努力,尽管他们坚决镇压了革命的敌人。俄国共产党人却取得了胜利。他们刚刚胜利,恐怖手段便退居次要地位了。目前死刑已非常稀少,我们很快就会看见,革命将大大巩固,可以回到基本的法治观念(在正常时期,革命一定能全部实现它)上来,回到对可能危害社会建设的个人采取温和的改造方式或者加以合乎人道的隔离的方式这个观念上来。当然,被摧毁的敌人的残余,今天还可能在咬牙切齿,但是无疑也有几十万或许几百万这样的人,他们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恐怖政策的艰苦年代可以诅咒苏维埃政权,而今天,他们已经懂得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懂得个别的错误、甚至——卡尔诺说得对——个别的坏事和犯罪行为不致使其余的人离开那主要的东西,离开在革命发展的某个阶段为革命所需要的那种战斗方式。
  要从道德上指斥缔造未来的人们,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趁着他们为这个未来而展开最紧张的斗争的时刻去攻击他们,并且不是在他们受压迫的时候,而是当他们成了压迫者的时候,也就是革命在国内取得胜利以后,虽然由于非法的反革命势力的阴谋诡计和强大的反革命的包围,这场胜利还有问题。正是在这个当口,一个人如果根本看不清前途,才可以数说“这批狂热分子和宗派主义者”的闻所未闻的残暴。
  必须给罗曼·罗兰讲句公道话,他笔下的卡尔诺所用的语言是颇为自然的;只是也许不必把卡尔诺跟他那些最亲近的革命同事这样分割开来。但无论如何,卡尔诺毕竟自豪地担负起了共同的责任,他说过,为胜利付出的重大代价不由我们,而由事物的本质来决定,他说他面前有两条道路——拒绝为美好的未来斗争,让一切维持原状,或者是,从事这场斗争,付出历史规定的代价,——他丝毫没有被顾尔瓦希耶的反驳所动摇。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革命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类的生活是否还过得去,还可以忍受?既然顾尔瓦希耶宣称现时的生命[34]对于他是神圣的,那就等于说,千百万被践踏、被折磨、被剥削的穷人的生命对于他是神圣的。他怎么能为了这种生命的神圣性,赞成忍受丑恶的社会制度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又是可怕的恐怖行为呢?难道一个傲然宣称把当前一切生命视同神圣的人,竟能够容忍大多数人类的可怕的生活状况吗?难道他不应该赶紧去帮助被压迫者吗?
  当然可以想出一个解说,仿佛用和平的、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办法也可以帮助被压迫者。但是罗曼·罗兰对于这套办法一字不提。大概他自己讨厌提起它。他清楚地知道,改良主义只不过是统治者及其奴才的诡计,其目的是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从充满怒气的人民和社会的锅炉中放出一部分蒸气来。
  罗曼·罗兰无宁说是遵从着一个信念,仿佛这种帮助可以采取托尔斯泰的方式,使用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在统治者狗鱼的嘴巴面前进行宣传[35]的办法、给生命的神圣性做出光辉榜样的办法。
  可是这些主意丝毫也挽救不了罗曼·罗兰,他和他的顾尔瓦希耶仍然是道地的庸人思想家。罗曼·罗兰的论调是十足的庸人之见。庸人想活命。他们看重他们的平凡生活,因而他们有时歇斯底里地声明说,当前每时每刻的生命都是珍贵的,不能为了各种什么伟大目标而牺牲它。庸人出自中产阶级,他们过得不太坏,还可以忍受,因此他们便忍受着,并且教人家长期忍受。但是由于庸人面对着周围的贫穷和不幸,感到有点惭愧,他们就想出一套虚假的工作、虚假的办法、虚假的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聊以自慰。他们开始娓娓动听地谈论一点一滴的改革或者作为榜样的正直生活,等等。
  庸人中间难得有顾尔瓦希耶之类的英雄,犹如僧侣中间难得有真正的圣徒。
  但是,正象任何犯规的牧师都特别爱用某个殉教者的形象为自己开脱一样,庸人也爱大谈他们自己的英雄,这些英雄情愿把消极性和平凡生活当作最珍贵的理想来维护,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我再说一遍: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大帮大帮的庸人只是想活命。可是连他们也不仅拥有一些能够将这种贫乏的哲学变成思想和词句的美妙综合体的思想家,有时候他们还拥有他们的英雄和殉难者的形象——多半是被夸大得象神话一般的形象。宣扬庸人生活的思想家多半拿这种生活当作一个永恒的范畴。他们说:“什么进步,什么由坏变好!全是扯淡。具有永恒价值的是:卓然特立的人格,无与伦比的善良、正直和对真理的热爱,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友谊和爱情。”有的人还添加一个上帝。可见不但是差强人意的生活,甚至美好的生活、甚至神圣的生活都很可能出现了!
  罗曼·罗兰也颇为得意地玩过同样的把戏:把砂子似的分散的花彩——矫揉造作地经营庸人生活并使之具有坚定的目的性——变成一个反映不可知的神意的永恒过程。在我们所分析的剧本中,这套把戏的痕迹相当明显。
  不过庸人(至少是真正有知识的庸人)很少敢于对进步这个假设公然提出异议。在多数情况下,庸人毕竟不好意思说他们赞成和认可现有的生活,他们毕竟知道大多数人类并不是庸人,而是苦役犯,是不自由的劳动者和受苦人,因此他们乐于设想将来一切都会变好。庸人喜欢所谓的玛尼罗夫式的进步论:我们要活下去,但同时,一切都会得到改进,美好的春天总有一朝到来。不妨梦想一下。
  主角顾尔瓦希耶的道德上的溃败,正在于他被流血吓破了胆,又没有卡尔诺那份道德力量,于是,据说似乎是为了科学的缘故(我们知道这套科学!),他连进步的观念本身也放弃了。
  顾尔瓦希耶看不到大多数人类的自觉逐渐提高的宏伟画面,看不到他们逐渐组织起来的过程,他不去欢迎人们在革命中追求那种摧毁了一切剪径妖魔的、真正合理的生活的伟大意向,却忘记了全部现实,只紧紧盯住一点:革命向那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实力挑战,因而在自卫时不能不严酷无情,而在这些严酷行为中就往往有失公平。从“活命”的角度看,这是可怕的,这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在卡尔诺一类创造历史的人们看来,这却是一道应当跨越的不可避免的门槛,门槛的那一边将展开另一类型的工作。
  顾尔瓦希耶在建立他的英雄功业时预先琢磨着,其他的小顾尔瓦希耶将如何哀悼他的英勇的死,如何为了补偿他的死而宣传必须将砂子分散到一个个的人和一个个的时刻上头,从而暗中破坏群众组织的伟大努力。当他作为一个年老体衰的人死去的时候,他认为他将在托尔斯泰型和罗兰型的人道主义者的感恩的怀念中再世还阳,获得永生。卡尔诺对这一点回答得很妙:“我管不着你的灵魂!”这样的永生不死对于卡尔诺简直是无聊,但他看重顾尔瓦希耶。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对于卡尔诺,整个生活是一座苦心营造起来的建筑物。卡尔诺确实是永生的,顾尔瓦希耶确实只有一时半刻的生命而已。
  至于讲到索菲的自我牺牲,那末它是具有一些很令人厌恶的特点的。索菲在她经历精神危机的时候,屡次说责任、妇德等等是僵死的概念,由于这些概念,她才被拴在一向为她所敬重、却从未享受过她的爱情的顾尔瓦希耶的马车上。索菲本来似乎应当以她全部青年的热情,高声抗议当前一切生活的这种神圣性,抗议此时此刻的这种神圣性,但使人费解的是,实际上她却仅仅为了忠实于她的丈夫和他的思想,白白地献出了她那年轻、美丽、充满灵智的生命。以后我们看到,罗曼·罗兰为着加强他的剧本的感动力,使顾尔瓦希耶接受了年轻妻子的完全不必要的牺牲,让她的血同自己的老朽的血流在一起,而这正是要颂扬责任、妇德和其他空虚的“幻影”,——这一次,这确实是空虚的幻影。在这里,责任和妇德不仅是同一切缔造历史的行为的要求相对立,甚至也是同生的权利、爱的权利的要求相对立的。在索菲的牺牲中不但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并且也没有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虽然整个剧本的写作似乎就是为了鼓吹这种人道主义。
  罗曼·罗兰感到革命的道路是一条英雄的道路,它获得人们的仰慕,首先是由于它的向目标突进的伟大激情,当然还有它那自我牺牲的伟大激情,因为每个革命者走上革命大道的时候,都相信自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要丧失生命。
  怎样把庸俗态度同这美好的激情相对照呢?那是这样的——
  你看法莱,他把脑袋伸进革命的雄狮的大口中,只是为了看一看他所爱的女性。罗曼·罗兰在序言里因为这一点赞美他,可是到剧本结尾处又抛弃了他,于是这个宣扬对女性的高度忠诚的意图就变成了本身的对立物:法莱将这个女性丢在他的老情敌的怀抱里,丢在只有白痴才会感觉不到的危险之中,他自己却逃走了。因此,罗曼·罗兰并没有太坚决地肯定法莱的英雄主义。
  现在他把庸俗的科学家顾尔瓦希耶抬到最高的地位上。固然,顾尔瓦希耶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非革命者。固然,他对我们说过他自己的软弱。在庸人看来,软弱本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东西。可是,当妻子对顾尔瓦希耶变了心、当他陷入自身的矛盾中的时刻,他却决定公开挺身而出,为政治罪案牺牲了。他所遭受的牺牲——何况又在使它的价值大为减低的情势之下——丝毫不能对我们掩盖这个事实:隐藏在牺牲下面的全部哲学只是庸人见识,顾尔瓦希耶的倾向是要维护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的平静而凡庸的生活。不过牺牲精神毕竟给这一切投下一圈灵光,使观众对他产生了同情心。
  最后是索菲。在她身上占优势的其实是奴隶的、女性的感情。她认为夫妻应该一致行动。尽管她表面平静,但从她这个实在毫无益处的必死的决心里,我们却感到有一股歇斯底里的狂热,那也许是当时一般过度紧张的神经的产物。索菲同杰洛穆交谈时说过一句合理的话:革命中的波折不应该使得了解革命的深刻原则和伟大目标的人们抽身退却。可是现在她忘掉了这个,只想和丈夫同归于尽。索菲同女友谈话、同法莱对白时,都把青年人对爱的天然权利跟全部小市民德操对立起来,但是她立刻轻轻易易地抛弃了这一切,只想和她丈夫同归于尽。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
  然而在这感动力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呢?那就是几乎被罗曼·罗兰顺便嘲笑过的、夫妻忠贞的小市民德操。因此,我们在罗曼·罗兰的英雄形象身上,只能看到狂热激昂的庸人情绪。
  他们是庸俗的哲学家、庸俗的骑士、庸俗的殉难者、庸俗的诗人吧?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既是哲学家、又是殉难者和诗人。
  但可惜这一切都是为了歌颂庸俗的,可惜在这整套打扮得光彩奕奕的和平主义背后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人,他渴望找个藏身洞,渴望躲在艺术里面,逃避兵役,从历史预先指定的险要岗位上开小差。当罗曼·罗兰在世界大战期间谈论制止战争的必要、为反战奋斗的时候,卑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或者受他们愚弄的轻信的人责备罗曼·罗兰道:“您这个貌似崇高的、国际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立场,特别容易被那些希望在它掩护之下逃避为自己的时代流血牺牲这一天职的人所接受。”
  这是极端愚钝的指责。事实上,积极的反战斗争显然要比在战壕中为战争服务危险得多。可是,人们为了真正的最后一场战争、为了真正消灭一切帝国主义而拿起武器的时代来到了,开始那波折重重的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唯一神圣的战争”——全体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36]的时代来到了。那末怎么样呢?罗曼·罗兰又站在“超出混战”的立场上,又在大谈生命的神圣和流血的罪恶,如此等等。在罗兰的和平主义初期显得愚钝的那些反对他的意见,现在却变得锋利起来,刺伤了他的立场。现在已经很明显,罗曼·罗兰这个道地的帮派确实就是社会的懦夫。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社会的懦夫总是羞于承认自己的怯懦。懦夫们很乐意抓住一个为了维护和平主义而忍受过种种迫害与烦恼的狂热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假如能找到一个和平主义的殉难者就好了,那该多么好!那就可以由他来体现一切自我肯定的东西,象前面所说的牧师对基督教的殉难者,或是对什么住在肮脏的地方、在某个修道院挨饿的半疯半癫的苦行者所做的那样。但是人们还很少听说、难得听说新的和平主义、即罗兰型与托尔斯泰型的和平主义的殉难者。应该至少创造一个关于这种殉难者的艺术性的神话。罗曼·罗兰竭尽全力来创造它,终于在《爱与死的搏斗》一剧中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现在,如果你同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同一个小律师、摄影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谈话,他对一切事漠不关心,向你断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流血,而应当洁身自守,断言真正神圣的还是自己的家,于是你不禁责备他这种庸人的怯懦,——他便会振振有词地回答你道:“那末杰洛穆呢?索菲·顾尔瓦希耶呢?他们走向断头台,就是为了抗议革命家造成的血案啊。”
  杰洛穆和索菲·顾尔瓦希耶可以说是庸人的基督,他们断然为全体庸人流了——虽然只是在舞台上——赎罪的血。不难理解,为什么除了法国的剧院以外,还有其他各国的五十七家剧院已经表示愿意上演《爱与死的搏斗》,举行这场庸人自赏的弥撒。下面的事实显然同样证明今天法国某些集团失去了理性:法兰西喜剧院甚至不顾院长的坚决要求,拒绝朗诵这个剧本。法兰西喜剧院的可敬的大演员们宣称,他们认为,即使把一个敢于谴责“伟大战争”[37]的残暴军国主义的人的任何剧本简单地朗诵一下,也是污辱了他们的嘴巴。
  除了绵羊型的庸人以外,还有豺狼型的庸人,罗曼·罗兰的最大不幸,在于当他极力设法助长人身上的绵羊本能的时候,又不自觉地助长了豺狼的本能。
  我们从未见过和平主义宣传——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或者罗兰的——克奏奇效,使得穿士兵制服的绵羊不再遵照穿军官制服的豺狼的命令去送死和杀人。有一个唧唧咕咕反对战争的顾尔瓦希耶,便有九十九个内心不赞成战争、可是由于自己的全部庸人本质、已习惯于消极顺从的顾尔瓦希耶。
  不,罗曼·罗兰对豺狼王国毫无危险。豺狼王国在他的帮助下更能保障自身的安全,虽然它决不批准他,正如豺狼王国不批准第二国际的狐狸王国一样。但是第二国际的狐狸们还是干他们自己的事。托尔斯泰和罗兰帮的绵羊其实也在干着豺狼的事,他们假装同豺狼斗争,但只不过在吃小鸡的资产阶级瓦斯卡面前罗里罗嗦地发发议论[38]而已。他们是可笑的、讨厌的、危险的。他们用来给自己装点门面的词句越是高贵,他们的危害性也就越大。
  在豺狼、狐狸和绵羊的阵营外边,巍然耸立着一座真正的人的日益壮大的阵营,两座阵营之间则躺着一大群尚未定型的、可是希望变成人的生物。正当我们号召发扬积极的人道,为了未来而投身于严酷无情的、需要牺牲的建设性工作的时候,罗曼·罗兰却对这群生物大肆渲染绵羊的理想,给他那博学的羊羔顾尔瓦希耶披上种种英雄主义和殉难精神的宗教外衣,从而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对头。




[1] 大概是指高尔基在《论罗曼·罗兰》一文中所讲的几句话:“有人说:罗·罗兰是堂吉诃德。在我看来,这是对一个人所能够说的最好的评语了。”高尔基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巴黎《欧罗巴》杂志第三八期庆祝罗兰六十寿辰特刊。

[2] “切卡”,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苏联肃反委员会的简称。

[3] 《超出混战》(一九一五年)是罗兰一本宣传反战思想的文集。卢那察尔斯基在所著《西欧文学史纲要》(一九二四年)中对这本书评论道:
    “……大战期间,罗·罗兰从法国去瑞士,——因为在法国不能发表他的主张——开始反战斗争。他写了他的名著《超出混战》,致书全世界,说明他不是一个德国人,也不是一个法国人,而是一个人。他大声疾呼: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送死,你们中了资本家的诡计,正在自相残杀,住手吧!他说得那么响亮而坚决,他的地位又那么优越,有一段时期,他曾经获得了反战斗争领袖的美名。
    “……瑞士还有其他的反战斗争领袖:罗曼·罗兰住在克拉朗,而在另一边,在苏黎世,则住着伊里奇。不过伊里奇的反战斗争不同于罗兰。他认为必须用火药、大炮进行反战斗争,以我们的刺刀对抗资本家的刺刀,以我们的‘军国主义’,对抗他们的军国主义,以我们的暴力对抗他们的暴力。罗曼·罗兰却认为必须以信仰对抗刺刀,以高尚的气度对抗暴力,等等。因此在举行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时候,罗曼·罗兰就开始口诛笔伐道:你们左派社会主义者也犯了同样的罪过。他把丑恶的护国战争同马克思认为的唯一神圣的战争、即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混淆起来了。罗兰说:这也是战争,那也是战争!他不了解,那场战争是为了可诅咒的目的,这场战争却是为了美好的目的。罗曼·罗兰从我们这边拉走了相当多的人力,使之走上这条勿抗恶主义的邪路。这是对和平事业的一次最大的背叛。”
  * 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国际主义者分别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举行代表会议,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谴责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口号。列宁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罗曼·罗兰受到邀请,可是没有出席。

[4] 从现有资料中查考,卢那察尔斯基在俄文报刊上发表的论罗兰的文章,最早的为《当代法国戏剧》和《罗垦·罗兰》两篇(一九一二年)。

[5] 指《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一九一八年)、《符·加·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正人君子》(一九二四年)等。

[6]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显然含有批评高尔基之意,但高尔基对这个剧本却甚为赞赏,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二日致书作者说:“我很喜欢《堂吉诃德》,可借它没有写完。但是从现有的部分可以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这是一部很严肃的著作的开端。而且写得优美。”

[7]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到次年二月,《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在当时德国最大和最进步的剧院之一——人民剧场公演,轰动一时,成为德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

[8] 威廉·赫尔卓格(1884—1960),德国共产党员,作家,政论家,翻译家,写过剧本《巴拿马》等。

[9] 彼·伊·列昂契耶夫(1883—1951),莫斯科柯尔希剧院演员。

[10] 德语:(柏林)人民剧场。

[11] 艾尔文·皮斯卡托尔(1893—1966),德国导演。

[12] 弗里德里希·凯斯列尔(1874—1945),德国演员,剧作家,戏剧活动家。

[13] 《爱与死的搏斗》(一九二四年)比《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一九二二年)晚出版两年左右。

[14] 中世纪决斗的规矩,向人丢出一只手套是表示挑战,谁拣起这只手套就是接受挑战。

[15] 《群狼》和《丹东》分别作于一八九八和一八九九年。当时罗兰三十二、三岁。

[16] 这场论战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事。

[17] 《罗伯斯庇尔》到一九三九年才完成,当时卢那察尔斯基已去世多年。

[18] 指《爱与死的搏斗》。

[19] 让·孔多塞按政治观点来说属吉伦特党,一七九四年因反对雅各宾党人被捕,在狱中服毒自尽。

[20] 安·洛·拉瓦希耶(1743—1794),一译拉瓦锡。法国大化学家。曾长期担任总包税人,一七九四年与其他包税人一起受到革命法庭审讯,被处死刑。

[21] 即《西欧文学史纲要》。

[22] 欧里庇得斯(约纪元前480—406),古希腊悲剧家。

[23] 山岳党,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民主派,在革命后期,实际上已成为雅各宾党的同义语。

[24] 吉伦特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雅各宾专政时期(一七九三年六月到次年七月),吉伦特党曾在外省组织武装叛乱,受到革命政府的镇压。

[25] 国民公会是雅各宾专政期间法国最高权力机关,其主要执行机构为公安委员会。

[26] 乔·热·丹东(1759—1794),山岳党领袖之一,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阶级矛盾的转化,逐渐蜕化变质,公开反对革命政权,力主对反革命分子宽容,终于被逮捕处死。

[27] 泰纳晚年所著《现代法国的起源》歪曲史实,割裂文献,对雅各宾专政更是作了扭其移毒的攻击,书中充满着恐怖的描写。

[28] 路·安·圣鞠斯特(1767—1794),杰出的革命家,雅各宾专政时期任公安委员会委员,为罗伯斯庇尔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一七九四年七月反革命政变中与罗伯斯庇尔一同被捕牺牲,当时才二十七岁。

[29] 指丹东。

[30] 彼·让·乔·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生理学家,接近吉伦特党,曾参加一七九九年政变,协助拿破仑一世建立政权。

[31] 拉·尼·卡尔诺(1753—1823),法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数学家,大革命时任公安委员,在组织革命军方面起过重大作用,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

[32] 罗伯斯庇尔刚正清廉,被称为“不可腐蚀的人”或“廉洁的人”。

[33] 引文系李健吾同志据《爱与死的搏斗》原著译出。一九三九年法国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时,罗兰曾将本剧第九场略加增补在《罗伯斯庇尔》中,他对后期雅各宾专政已经有了新的肴法。

[34] 在原文中,“生命”和“生活”是同一个词。

[35] 典出谢德林的童话《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鲫鱼天真无邪,主张鱼类相亲相爱,反对流血斗争,它不顾同伴的劝阻,屡次向残暴的统治者狗鱼婉言谏净,终于被狗鱼一口吞掉。

[36]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是“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九五页。

[37]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38] 典出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猫儿瓦斯卡偷吃烧鸡,主人不动手制止,只在一旁苦口婆心地晓以大义;猫儿边听边吃,等到他的宏论发表完毕,烧鸡也给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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