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与四十年代的人

赫尔岑与四十年代的人^[1]

卢那察尔斯基

1924-1925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三十年代是在一个特殊的标帜下过去的。先进贵族知识分子革命情绪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被击退，^[2]这个时期的优秀人物沉溺到内心生活中去了。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美丽的灵魂”，于是就在来源相近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强烈影响之下，大大地偏向神秘主义方面去了。但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本身以及在四十年代同他们相汇合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终于抛开内在的自我修养工作，登上了广泛的社会活动的舞台。四十年代是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互相斗争这一标帜下过去的，同时，如果说斯拉夫主义没有在我国社会史上起过特别的作用的话，那么西欧主义，从历史上看，却无疑地代表着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后来从西欧主义中产生了革命的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自然，每一个像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广泛的社会现象，首先都是社会经济原因的产物。当寄希望于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壮观的浪潮涌现出来时，才可能有民粹主义，当无产阶级出现在舞台上，带来了跟它有关联的种种希望时，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不过在思想史上，从新的社会形态中成长起来的思潮，通常总是同最接近的过去的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然，在四十年代，既没有真正的民粹主义，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然而四十年代最左的黑格尔信徒不能不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本人便来自黑格尔左派；至于比马克思主义出现得更早的民粹主义，它也不能不跟某些最相近的、虽然日后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探索和倾向——跟四十年代一部分自由主义唯心主义者的原则结下深缘。

　　在这部简短的文学史里，我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文学方面。因此我觉得完全可以搬开巴枯宁。但是我应该详细谈一谈赫尔岑和别林斯基。

　　赫尔岑还是一位小说家；可是我们并不把他的小说同他的社会思想截然分开，因为我们把每个小说家都看作特殊的社会学家，只是他的社会思想反映在特别的形式——艺术形式里面罢了。我们在赫尔岑的作品中看到许多表现得鲜明而直率的社会学材料。赫尔岑首先是社会学家兼政论家，其次才是小说家，他的小说都被鲜明的政论的火光照耀着，这是他跟果戈理——譬如说——不同的地方，果戈理首先是小说家，其次才是政论家，而且是思想不够明朗的政论家、思想暗晦的政论家。

　　至于别林斯基，他却同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把这样一个大批评家从文学史上勾掉。次要的批评家我不想多谈，可是说明别林斯基的活动，却完全应该是这门课程的任务之一。

　　巴枯宁、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是四十年代我国贵族知识分子和某种程度上的平民知识分子中间的所谓西欧派的领袖与主要体现者。西欧主义是一个颇为猛烈的革命的升扬。归根结蒂可以说，别林斯基已经指出了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赫尔岑指出了未来的民粹主义，巴枯宁不仅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甚至也为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打下了基础。从这个山脉中流出几条哗哗奔泻的大河，后来在社会上起过巨大的作用，而四十年代这个山脉的本身，又是直接从三十年代伸展来的。可是前面说过，三十年代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在三十与四十年代之交来一场变革，必须从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进展到提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种进展也反映在文学中。

　　我们已略微提到露面比较晚的各个作家，首先是莱蒙托夫。莱蒙托夫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典型，他与神秘主义不无关系，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典型人物，但是我们已经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社会性的因素了。他从那些希望成为优秀人物、因此也希望进步和建立美好生活的人的艰苦处境中寻求出路，然而他找不到任何的途径，却碰到了专制政治和农奴制度的铜墙铁壁以及祖国文化的落后状态。这在他心里引起深深的痛苦，而这痛苦又产生了革命的反光、革命的反响，虽然莱蒙托夫没有能够将这一切凝聚起来，使它变成具有明确的革命性的真正的抗议，这也许由于他死得太早的缘故。跟早死的莱蒙托夫不同，有些三十年代的人后来变成了四十年代的人，他们也是从创造自己的美丽的灵魂开始的。例如亚历山大·赫尔岑，我国文学中最大的天才之一，就把他的整个青春时代献给了这件事情。

　　亚历山大·赫尔岑同他的堂妹娜塔丽亚·查哈琳娜——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的私人通信，^[3]被认为是我国文学中最美丽的作品之一。这些书信确实闪耀着非凡的美：其中充满了青春的气韵、深刻和正直的精神、对自己和别人的遭遇的深切关怀。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再好不过的人。可是这两个好人在我们心里引起了某种不满，因为他们好是好，却叫人有点见腻烦，他们像一对小鸽子似的喁喁私语，全不注意自己周围多么肮脏，他们太沉溺于内心生活，不断地说着各种宗教性的话语，等等；这一切都是用玫瑰色的颜料、用金箔描绘出来的，在今天，这一切令人想起了他们在爱情的复活节餐桌上所摆的彩蛋和糖衣面包。

　　然而赫尔岑是卓越挺拔的人物，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这牧歌的境界中，老像这样喁喁私语，让自己的年轻的心灵保持着音乐般的和谐情调。他很早便开始有了社会觉悟。如果从他个人的传记里去寻求这种表现得很早的反抗精神的原因，也许会发现下面的事实在其中起过不小的作用：赫尔岑是一个大地主同德国籍家庭女教师所养的私生子，这个大地主始终没有让他取得合法地位。这种在当时看来是不正当的地位，不能不对他终生影响。可是屈辱的种子落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上面。赫尔岑是个非常好动和热情的人，同时又拥有辉煌的智慧。如果说在对周围事物的理解上，赫尔岑究竞没有达到别林斯基所达到的高度的话，那么原因并不在于他缺乏才气，倒也许在于赫尔岑虽然是少见的光辉的人物，却毕竟是一个地主，他太爱玩赏他的智慧的光芒，他的思想中精微之处太多了。您读别林斯基的作品的时候，不论他的辞句多么热情和美丽，总不像赫尔岑那么叫您入迷。您永远不会觉得别林斯基在炫耀他的文笔。在他，这是像火山的熔岩一样，自然而然地喷射出来的。我们不能想象，当别林斯基写那些不预备发表的文字时会改变他的风格。赫尔岑却喜欢显露光芒，也乐于知道自己在显露光芒，他要表现和修饰自己，他有一条异常鲜艳华丽的孔雀尾巴，他喜欢展开来迷惑读者，同时这条“尾巴”的颜色非常高雅，而且变幻无穷。这不是虚浮的、恶劣的自高自大，也不是一心想要掉枪花，赫尔岑是从丰富多彩的智慧中展示他自己，这是一种灵智的北极光。不过自我欣赏的态度也妨碍了他去达到最大的深刻。他所引起的兴趣之广大，他所涉及的现象与学理之多，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我们在俄罗斯文学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渊博和辉煌，可是这稍稍损害了他的深刻。我决没有做出结论说，仿佛赫尔岑并不深刻。我只是说：稍稍损害了他的深刻。赫尔岑常常是极深刻的，这从我们的简短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

　　赫尔岑从小就对自然科学感到浓厚的兴趣，这在当时看来是很稀奇的事；在那个时代，人人都醉心于唯心主义哲学。三十年代革命爆发的时候，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一起，郑重地宣誓说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去同专制制度斗争。赫尔岑热烈欢迎1830年革命，他写道：“……在讨论中和文学中，开始有了一种热烈的革命的气息……我们始终注意着每一个字和每一次事件……我们不仅熟悉当时所有的活动家（自然是急进的活动家），并且热爱他们，保存他们的画像。”^[4]

　　柯斯久希科领导的波兰起义发生的时候，^[5]赫尔岑简直对柯斯久希科入了迷。他对柯斯久希科了解不多，从波兰传来的消息又极少，他自己又还是一个十足的小孩子，但是他已经把柯斯久希科奉为真正的神明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在他心中产生得多么早，在别人，这一点直到三十年代末期还不很显著呢。

　　在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中有这样的句子：“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仍然是摆在革命与科学的道路上的试金石。”^[6]

　　这句话对他有极大的代表性。当时“现实主义”是被当作一个很坏的名词使用的，赫尔岑却认为重要的不是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脱，认为理想主义应该同现实主义相结合，即是同对待事物本身的爽豁清醒的态度相结合；这一点一下子就给我们征明了赫尔岑打的是怎样的旗帜。

　　赫尔岑于1835年被流放，不是因为他有过什么革命行劲，而是因为政府过于偏狭，它刚打听出有一个大学生团体，打听出其中有一个亚历山大·赫尔岑敢于就各种有干官府禁令的问题乱发议论，马上把他逮捕和流放了。他在流放地呆了六年。

　　在流放中他认识了建筑师维特别尔格；^[7]这位建筑师拟订过修建救世主基督神殿的著名计划，可是被当时的专制政府否决了。赫尔岑根据维特别尔格的话描写过这个设计图案。那真正是一座神奇的建筑，不过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维特别尔格文笔很好，又擅长词令，他是一个热情的神秘主义信徒，神秘主义的重要体现者之一，赫尔岑差点儿对他着了迷，因为他本来很容易入迷，但是他幸好没有受害，在《往事与回忆》中热烈称赞维特别尔格的一章里，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声明：“我命中注定升不了三重天，我生来是一个十足的世俗的人。”

　　你们可以看到，赫尔岑年轻的时候，对于把他引向宗教的和半宗教的理想主义或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意图，始终抱着抗拒的态度，虽然那时这种主义拥有不少的信徒。如果说当时社会主义正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那只能是带宗教味道的社会主义。

　　同一时期，赫尔岑写了从文学观点看来是拙劣的、索然无味的剧本《李齐尼》^[8]。在当时所有的作家，例如普希金、格利鲍耶陀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里，我们都能碰到诉说他们的境遇如何恶劣的哀伤的自白，因为他们出生在那么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的俄国。这是无可依靠的孤独者的觉醒的悲剧。这等于一个人感觉自己是离开了手足的脑袋，脑袋能够思索，可是不能在空间活动，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反映在行动上。赫尔岑借着主角李齐尼的嘴说了这样的话：“也许，等后代出世的时候，他们会有信心，有希望，他们会看到光明，饱享幸福，也许是这样。我们却是来自过去而又达不到未来的中间环节。对我们来说只有黑夜，既不见落日的余辉，又看不到东方的熹微的红光。幸福的子孙啊，你们不会了解我们的痛苦，你们不会了解：任何繁重的工作，任何剧烈的痛苦，都比无所事事好。”

　　莱蒙托夫也写过几乎同样的话。他说：“不，命运压制不了我的积极精神。”优秀的人们希望做一点什么。但是无事可做。

　　可是四十年代来到了，总的变革开始了。变革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俄国在输出方面开始有一些起色，俄国的工厂迅速地增加起来。例如，1843年，曾经访问过俄国的哈克斯豪森男爵写道：“近来俄国在工业上有长足进步。大部分贵族变成了工厂主。莫斯科从贵族城市一变而为工业城市了。”^[9]

　　眼光最敏锐的俄罗斯作家们也看出了这一点。

　　我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斯拉夫主义者基烈耶夫斯基，另一个是西欧主义者赫尔岑。

　　基烈耶夫斯基写道：“农村关系中原来的自然性被工业的紧张气氛代替了。”^[10]

　　赫尔岑也顺便指出过：“地主从贵人变成了工厂主。”

　　人人都看出了这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即是开始于三十年代末期、包括了整个四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相当迅速的发展，对于死气沉沉的尼古拉俄国又是一个特殊的酵母。那时候无产阶级还根本没有被提到第一位来，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无产阶级：但是工厂和货币经济的出现的本身，大大地影响了农奴制度，动摇了农奴制的基础。资本主义精神要求有空闲的人手修筑铁路，建设工业，它要求土地本身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更完善的工具等等，它开辟了信贷和销售的可能，这一切，终于使地主本身资产阶级化了。当然，又过了许多时候，俄国还是有地主留存下来，他们决没有成为工厂主，却坚持着完全不同的立场，可是有许多人当时早已成了国际市场中的粮食生产者，就这方面说，其中的许多人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资格，被拉进资本主义经济周转中去的。

　　地主对这件事究竟抱什么态度呢？一部分地主不仅是反动的，而且还有十足的自由主义分子，对这个现象抱着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新的战场上，他们感到自己武装太差。住在庄园里，打打农民，向农民大肆勒索，这倒是简单，甚至不需要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比较好的主人当然还关心自己的家务，没有变成恶霸和败家子。不过一般地说，事业都经营得不合理，很糟糕。当一切都跳不出家庭消费的圈子的时候，管理家务倒容易；如果要同真正的商人竞争，可叫所有的人大为不安了。有人已经证明靠农奴制劳动不会有前途，因此那些死死抱住农奴制度的地主感觉自己的末日来到了，他们怨气冲天，他们美化农奴制度，极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保护它。这一切比任何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一些人虽然认为农奴制度对他们实际上几乎是有损无益，还是不免暗自忧虑，不知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会怎么样。他们希望保存一向建立在农奴制度上面的生活基础，唯恐去动摇它们，唯恐它们垮下来，因为跟资本一接触，这些全要完蛋。斯拉夫派就是站在这个立脚点上。斯拉夫派地主是“土包子”。阿克沙科夫全家都是离不开土地的人。^[11]一切重要的斯拉夫主义者如霍来雅科夫、^[12]基烈耶夫斯基兄弟^[13]，都是住在领地上的地主，他们对于周围发生的事件非常惊慌。可是斯拉夫主义者多半有某种程度的“人道精神”。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乌瓦洛夫提出了三位一体说：正教、专制政治和国粹主义。^[14]于是人们挖空心思来证明：这三条原则是多么神圣，遵循这些原则又是多么必要。顺便提一句：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极度的爱国主义自夸。人们对俄国大大落后于欧洲的事实熟视无睹。历史家波果津叫嚣道：“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由天意支配的，俄罗斯民族尤其如此。”^[15]许多社会活动家加入了这一派：谢维廖夫，^[16]丑恶的典型、实际上是特务的法杰依·布尔加林。^[17]他们达到了多么无耻的地步，从下面的事情也可以看出：灯塔报这样发过：“如果俄国再多出几个普希金，俄国非灭亡不可。”^[18]

　　但是地主阶级不能老站在这种立场上。它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左翼，这个左翼妨碍了它。

　　四十年代的时候，斯拉夫派建立了一套实质上是农奴主的、可是装饰得很漂亮的、金玉其外的理论，连正牌的玄学家都可以接受它。这些有才能的地主为了替他们所过的生活辩护，不得不花费许多心力。

　　你们应该记得，地主在庄园中不只是鞭打农民。地主庄园成为引起诗人循环不息的灵感的一个对象，不是没有理由的。住在地主庄园中的人过着豪阔富裕的生活，他们从外国聘请了男女家庭教师来教育孩子，他们从小摄取了欧洲文化的成果，他们在那里弹琴消遣，阅读各种文字的诗歌，彼此恋爱，在稠李树下喁喁情话，等等。在这宾客盈门的舒适的环境中，开出了美丽的文化的花朵。当然，也有许多叫人望而生畏的粗野的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上活像凶猛的野兽，但是就在他们旁边，却住得有文雅的哲学家、诗人和他们那一群忧郁的妻子、爱幻想的女儿，等等。在这些美丽的庄园、美丽的客厅和花园中，在这个高雅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受人宠爱的文化，不久以前还为很多杂志所津津乐道。实在说，当时的文化存在哪里呢？当然是在庄园里，此外就是在这斯科和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里，俄国其余的地方并没有什么文化。可是要维护自己过高雅、富裕、美好的生活的权利，总不免于心不安，因为这种生活是靠剥削那些穷得惊人、被作践得毫无办法的农民换取来的。但是斯拉夫派承担了这个工作。

　　他们宣称有两种力量，两种因素——俄国和西欧。可诅咒的西欧首先贪婪地追求利益。因此它才希望掌握技术，发展表面的工业文化。从这个角度看，要诅咒西欧是太容易了！“谁都知道狼是贪心的。”^[19]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资产阶级的特性的时候，曾经说它又俗气又无耻。资本家——商人、无知的生意人取消了全部诗歌，把一切都换成金钱。

　　可是除此以外，斯拉夫派不愿意看见西欧的任何其他东西，他们不愿意看见资本主义因素带来了一定的政治自由、对精密科学和强大的技术的注重、进步。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些方面，斯拉夫派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加以否定。照他们的意见，西欧的爱自由的精神和革命精神都源于名利思想：人人都想尽快地为自己建立美好的生活，所以谁也不安于位，大家都往前冲，结果是拥挤、混乱，因此欧洲的政府经常更换，那里经常弄得乱七八糟。西欧已经连根腐烂，眼看要毁灭了！

　　俄国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俄国是国泰民安，更要紧的是得天独厚，因为事情很明显：上帝是保佑我们伟大的罗斯的。如果西欧要自救，只能向俄国诗人学习，立一个俄国式的奉天承运的专制君主。最重要的是秩序！斯拉夫派本来应该说明：维持这个秩序的是宪兵、军棍和苦役：但是他们一字不提。固然他们有时候也悄悄地谈起过，可是这种放肆的态度没有受到纵容。他们只宁愿说：罗斯已经达到那样的境界，谁也不追求名利，人人都安于上帝派定给他的位置。原来我们俄国人充满着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只应该完成我们所禀受的天命：你是沙皇，你就统治，是地主，就干地主的事，是作家，就管写作，大家各守本份，虽然守本份对农民很痛苦。人人安于其位，整体才显得完善。如果小脚趾硬要当鼻子，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你们想想，如果每个器官都要改善它的地位，人身上会产生怎样的混乱？社会应该是有机体。俄国更是真正的有机体。你们说俄国在打瞌睡吗？它没有打瞌睡，它是太平无事。问题便在这里。因此斯拉夫派恨透了彼得一世。照他们的意见，彼得一世是想对西欧资本主义精神大大开门的第一个人。他们不希望这样，他们要倒退。

　　可见斯拉夫主义是地主对于自己受到干扰、自己的宁静遭受破坏这件事的最强烈的抗议。

　　还有一批极右的斯拉夫主义者，简直接近了黑帮主义；从斯拉夫主义到黑帮主义的转化好比“桑让”的变色，^[20]人们很难看出斯拉夫主义者和黑帮分子之间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斯拉夫派中间也有左的部分，他们的“旗帜举得很高”。霍米雅科夫和阿克沙科夫都在某些场合表现过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说他们实际上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甚至承认农奴制度已经过时，认为必须削弱或废除它，——不过人民还是得像原先那样驯良、那样乖觉，社会的金字塔不能因而遭受一点儿破坏。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认为贵族阶级有许多缺点，承认许多地主把事情弄糟了，也承认有恶霸地主存在。恶霸地主必须清除，为堕落地主开脱是不行的。地主应该记得他是上帝派定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这一点，好像站在说教台上的神父一样。

　　至于专制政治，左派斯拉夫主义者因为要打退西欧派的进攻，也不便隐瞒尼古拉一世及其制度是靠棍子来维持的制度。于是他们为了同他们自己的时代对照，提出了“温厚的沙皇”阿列克塞·米海洛维奇的被理想化了的俄国——莫斯科罗斯，^[21]在莫斯科罗斯时代，人们穿着庄严的服装，戴着庄严的帽子，做什么事都得划十字，仿佛真是存在过一个风调雨顺、君民一家的特别的、太平的罗斯似的。当然没有那回事。卡拉姆辛曾经竭尽所能用艳丽的色彩去描绘古代罗斯，可是毫无用处。但是斯拉夫派毕竟需要造出一个理想、一个黄金时代，才能吸引广大的公众。由于他们不敢议未来（因为他们不得不否认任何的变革），只好向过去寻求理想，并且竭力使它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便从攻击这个俄国，宣称俄国是监狱、俄国是可耻的国家的西欧派领袖手中，至少夺取一小部分群众过来。第一个西欧主义者恰达耶夫喟然感叹过：俄国的过去是耻辱的，现在是可怕的，未来是展望的。就对祖国绝望这一点来说，有些西欧主义者未免做得过火，他们对俄国提出起诉书，同时极力为西欧辩护，以至斯拉夫派很难反驳，而只能闪烁其辞。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这斗争，建立了实际上极不牢固的斯拉夫主义的空中楼阁。

　　斯拉夫派在艺术领城内的创造比较少。老阿克沙科夫写过几部出色的、纯然是地主的作品——《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时代》、《渔夫手记》之类。以文笔而论，这些东西都写得很有趣，可是其中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只不过是地主的回忆录罢了。他们拥有几个诗人；独树一帜的大诗人丘特切夫也稍微倾向他们那一方面，^[22]霍米雅科夫写过诗，有时竟是很高贵的诗。但是一般说来，斯拉夫派没有出过伟大的作家。

　　那么，西欧派是什么呢？西欧派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流派。加入这一派的也有一部分地主，他们希望转到货币经济上去，认为如果他们拥有的不是农奴，而是缺少土地、同时廉价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农民，他们可能获得更多的进益。有工厂的地主特别需要这个。凡是要求俄国进步的人都倾向西欧主义。但是西欧派也像斯拉夫派一样，仍然需要把自己的立场理想化。正像斯拉夫派必须凭空想出一个过去的美丽的俄国那样，西欧派也不能说：你们看，西欧什么都好。他们看到西欧并不是什么都好。可是他们说：你们看，西欧发展得多快，你们看，西欧进步得多快。西欧最好的因素，是对法国革命的原则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他们更进一步，采取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极端的立场，而采取当时资产阶级的极端立场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这种社会主义者其实并不是最早的无产阶级颁袖，只是最左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欧派的思想终于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一致了。圣西蒙型的空想能会主义者希望用各种方法为工商业家的立场辩护，同时战胜地主阶级残余和从革命中残留下来的一部分旧制度。因为在地主的世界观同新的革命原则之间经常进行着斗争。圣西蒙在他关于未来发展的辉煌远景中没有摒弃资产阶级，而是以他的辉煌的能力，描写了某种最能令人满意的资产阶级制度、仿佛是从资本主义的科学本质和科学化的工业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制度。在他那生产者的社会中，学者应该占有主要的、最高的地位。学者们组成一个总管全局的学院，——除了科学，除了有知识的人，谁能管理呢？这样，为首的是有知识的人，他们管理整个社会。此外还要加上一个艺术学院，——艺术家善于美化生活。学者管平日的生活：节日、娱乐和休息则由艺术家负责，他们会点缀生活。社会的其余部分包括有工业巨子，即是资本家、企业家，圣西蒙把他们描写成了富于创业精神的人、气魄宏大的人、得力的人：因此他们会获得优厚的报酬，他们仿佛变成了为全社会服务的资本家，其次才是无产阶级，照圣西蒙的说法，无产阶级应该过合理的生活。社会的愿望，是让它最后一个成员也能丰衣足食。

　　我们读圣西蒙的著作的时候，常常以为那首先是针对资本家说的，实际上并不是针对资本家，而是针对僧侣和地主、针对旧世界说的。对于这，旧世界的著作家回答道：你们那里又干了什么好事呢？在你们的工厂中，童工受到残酷的剥削，你们那里是市侩气笼罩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在公共福利方面难道有了进步吗？于是资产阶级左派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进化，他们已经达到圣西蒙主义式的空想了。

　　俄国的资本主义辩护人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而是纯粹的思想家，他们为西欧辩护，希望不仅打开彼得一世留出来的窗子，^[23]还要打开一扇宽阔的门。不过他们首先应该证明西欧是洞天福地，而如果不看到西欧所向往的最完善的办法，便不可能证明。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赫尔岑会对圣西蒙主义充满由衷的崇敬的感情。皈依这个主义的一切地主如赫尔岑、奥加辽夫或格拉诺夫斯基教授，^[24]都是脱离了土地的人。他们正好是城市的居民。格拉诺夫斯基教授等或许也在什么地方拥有一批农奴，但是在他们看来这并不重要，在这些人看来，重要的是他的讲席、他们的著作。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与其说是地主，远不如说是作家。同他们接近的是俄国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第一批人物，例如研究艺术史问题的高人出身的鲍特金。^[25]同他们接近的还有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因此，整个说来，聚集在西欧主义旗帜下的都是市民。

　　可是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果。斯拉夫派已经瓦解，其中最左的分子不能不向政府作斗争。西欧派内部也发生了争吵和分歧。西欧派很早便分裂成了以格拉诺夫斯基为首的真正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赫尔岑与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如此，赫尔岑却在一八四三年出人意外地写道：“我们的情况没有出路，因为它不正常，因为历史的逻辑证明我们脱离了人民的要求，我们的事业是一种无望的苦难。”^[26]

　　他们没有用武之地。谁也不能满足于这一点：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孩子，我们正在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些人根本不喜欢资产阶级。他们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可是却充满了法国革命原则的精神，欣然接受了最高形态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在宪兵统治下的俄国怎么办呢？来一个倒退，仍然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去吗？去创造自己的美丽的灵魂吗？赫尔岑回答道：“一个人如果被这内心世界的魅力所诱惑，对外在世界熟视无睹，逃到自己内心深处去，以痛苦为快乐，对这个必然要把他毁灭的火焰加以爱护和维持，那么他可太不幸了。”可见逃到这里也不行。从此烦恼下去么？莱蒙托夫便是如此，终于被不满的火焰毁灭了的。赫尔岑却不愿意这样。此外又似乎无事可做。

　　因此才产生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别林斯基和“最革命的”巴枯宁突然——虽然是暂时地——同现实妥协了。巴枯宁写道：“我仍要希望新的一代最后能习惯于我们美丽的俄国现实，”即是习惯于尼古拉时代的现实！别林斯基写过谈鲍罗金诺战役的文章，^[27]他也向现实低头了。他说：你算什么呢？你也是个人物吗？……你没有好好识过黑格尔的著作，竟敢胡乱批评现实——这个客观上决定你的命运的汪洋大海。谁要是不向现实屈服，谁要是冒冒失失反对它，它就把他在路上压得粉碎。

　　许多人简直认为这是别林斯基的失节。可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人们希望工作、行动，而不愿幻想或者抱怨：唉，我们生不逢辰！然后用绸手绢互相擦擦眼泪。那么他们干什么好呢？适合他们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自杀吗？然而他们是坚强的人。于是他们只好克制着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一条通往现实的道路。有什么办法呢？——胳臂扭不过大腿。况且墨格尔说过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们就努力去和解，戴上这么付眼镜，使自己觉得尼古拉一世的制度是“俄国自己”的制度，因而是适于俄国人的制度，使自己觉得这个可怕的东西是正当的、我们应该向它屈服的东西吧。你们可以看到，许多努力屈服的人果然屈服了，在这上头把自己毁了。别林斯基看了又看，换了好多付眼镜，百般迁就，但是于向现实的丑恶的脸上啐了一口。

　　赫尔岑也感觉有必要去触摸他脚下的坚实的土地，不过没有迫切到要设法和解。他说过：“我只宣传一种和解——无限的仇恨。”这是赫尔岑的特色：他从来说有妥协过。后来别林斯基抛弃了谈鲍罗金诺战役时的立场，来到赫尔岑面前，向他忏悔了。^[28]此后一直到别林斯基逝世为止，他们都执行着同一条路线。他们不仅达到了黑格尔左派，而且正是赫尔岑给别林斯基指出了继续前进的道路，通往费尔巴哈，即是通往马克思主义边缘的道路。别林斯基只来得及承认费尔巴哈，赫尔岑超过了别林斯基，他整个晚年都站在费尔巴哈的标帜下面。在那个时代，要超乎费尔巴哈之上是不可能的。别林斯基死于1848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写成的那一年，所以他不可能读到和接受它。赫尔岑享寿比他高。

　　赫尔岑流亡到了国外；他出国时以为那里会立刻发生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计划。革命果然来到了。赫尔热烈地欢迎它。但是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紧接着却是六月的日子，^[29]那时无产阶级试图建立一个“社会共和国”可是被资产阶级击溃了。资产阶级以赫尔岑最憎恶的方式登台执政。赫尔岑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本来已经萌芽，现在他这份信心也失去了。他不再理会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欧洲，思想上回到了俄国，看俄国有没有革命力量。他相信巴枯宁的话：真正的革命作用不属于欧洲，而属于俄国，换句说，他们到一种特殊的斯拉夫主义方面去了。

　　西欧过于保守，那里唯一的希望——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幻灭。西欧将由俄国来搭救。那末俄国革命由谁领导呢？农民。为什么农民才能在俄国领导一场胜利的革命？因为，第一，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赫尔岑相信农村公社便是社会主义的起点。第二，因为农民是被压迫者，如果他们明白了他们是被压迫者，他们一定会拿起斧头或者大叉来。到了最后，欧洲也会从农民革命的熊熊大火里找到生路，像凤凰一样在火里重生。

　　这个学说为后来的民粹主义空想奠定了基础。不过它也有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我们不能说：这一切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赫尔岑简直不了解俄国的道路和欧洲无产阶级的道路。因为历史似乎证明了他的预言有一部分正确性。革命果然成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事情！俄国无产阶级依靠工农联盟，领导了全体人民的革命运动。我们决不能说列宁主义来源于赫尔岑的学说：甚至也不能说赫尔岑是列宁主义的嫡亲的先驱。然而可以说，已经实现的一切、后来世界革命的进程，是接近赫尔岑的预见的：俄国发生了社会革命。固然，赫尔岑这个理论中的其余的东西都是空想。说农民才会带来社会主义，是空想，说农民可以不要无产阶级而做出什么决定性和持久性的事情来，也是空想。

　　我们再来谈谈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赫尔岑的特征吧。

　　在最初，在第一个时期，赫尔岑的一切小说都是用近乎质朴无华的形式，表现了他的梦想、他的斗争。然后他写了一系列以反对农奴制、反对旧俄国为目标的短篇小说。作者使用艺术色彩，是因为这比他的政论文章更能有力地打动人心。他的《克鲁波夫医生手记》非常有意思，其中对周围一切事物隐约地作了一般的、社会性的批评。精神病医生克鲁波夫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人都是疯子，他叙述了生活中的全部事实，使人显然感到：除了疯子以外，谁也不能像最正常的人那样立身处世。最后，赫尔岑写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谁的罪过？》它很容易令人想起《当代英雄》。赫尔岑笔下的主角别尔托夫是像皮却林一样的多余的人。可是赫尔岑希望再给皮却林增添一点什么，希望能说：“请看，对这些多余的人完全不应该笼笼统统地加以指责。”诚然别林斯基能够说连皮却林都有革命的可能，那么别尔托夫简直是一个十足的好人、真正高尚的性格和先进分子了，不过他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他才觉得痛苦，因此他才有些不正常。

　　赫尔岑是那样一位最典型的作家，他不是从感性和感情的表现走向思想，而是直接把思想化为形式。他首先是个拥有强大的理智的人。在他的作品里，思想被生活巧妙地掩蔽了起来。为了说明赫尔岑的特征，最好读读别林斯基的一页值得惊叹的文字，当时的人不可能读到，它在别林斯基的书信中。如果想到文学史上有一种与赫尔岑同类的作家的典型，这页文字就更有意思了。

　　“你主要是一个有思想力的、自觉的人……”别林斯基写道，“在你，才能和幻想消失在理智里面，这理智是有生气的，被并非接种过来、从书本上读来、而是你天性里固有的那个人道主义倾向所温暖了的，可以说是被它所融化了的。你有着非常丰富的理智，丰富到使我吃惊一个人怎么能拥有这一切；你也有丰富的才能和幻想，然而不是能够独自产生一切，把理智当作低级的、从属的因素来使用的那种纯粹的独立的才能，不，你的才能——天晓得——之于你的天性，正像理智之于艺术天性，只是一个混血儿或继子……如果你在十年光景中能写出三四部更结实的有分量的作品，你就会成为我们文坛上一个伟大的名字，不仅列入俄罗斯文学史，并且会列入卡拉姆辛的历史。你可以对现代发生强大而良好的影响。你有你的特殊风格，模仿它是有害的，正如模仿真正的艺术作品那样。你好比果戈理的小说《鼻子》中的鼻子，可以说你自己：‘我跟别人不相干。’活跃的思想及其巧妙生动的体现，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必须同作者的个性紧密结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像火漆上的印记同打出印记的图章一样。这一点你是做到了。你的一切都是独创的，一切都是自成一格的，连缺点也是如此。可是正因为这样，你的缺点也常常变成了优点。例如经常喜欢挖苦人，原是你个人的缺点之一，但是在你的小说里面，这类刻薄话却妙不可言。”^[30]

　　作家赫尔岑在文学上的特色，这里说得再确切不过了。

^[1] 本文是1924至1925年间作者在斯维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主讲俄罗斯文学史时的速记记录，初次发表在1937年第四期《文学批评》杂志上。

^[2] 指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3] 娜塔丽亚·查哈琳娜（Н.А.Захарьина，1817-1852）是赫尔岑的伯父亚历山大和他的一个农奴所生的女儿，当时最杰出的妇女之一。

^[4] 见《往事与回忆》第一部第六章。

^[5] 柯斯久希科（Kościuszko 1746-1817），1794年波兰起义领袖。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第一部第六章中谈到1830年的华沙起义，卢那察尔斯基把1794年起义和1830年起义混淆起来了。

^[6] 见《往事与回忆》第一部第七章。

^[7] 维特别尔格（А.Л.Витберг，1787-1855），建筑师兼画家，十九世纪的古典主义代表。1835至1840年间曾被流放到维亚特卡，与赫尔岑甚为接近。

^[8] 《李齐尼》作于1838年。

^[9] 哈克斯豪森（Haxthausen，1792-1866），德国的反动著作家，写过一些论普鲁士和俄国的农业问题的著作。

^[10] 见政论家及哲学家伊凡·基烈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1806-1856）的论文《农业》，这篇文章于1845年发表在《莫斯科人》杂志上。

^[11] 指作家谢尔盖·阿克沙科夫和他的兄子康斯坦京（1817-1860）与伊凡（1823-1886）。

^[12] 霍米雅科夫（А.С.Хомяков，1804-1860），诗人，政论家，哲学家，神学家，斯拉夫派领袖及理论家之一。

^[13] 指上面提到过的伊凡·基烈那夫斯基和他的弟弟——俄罗斯民歌收集家彼得（1808-1856）。

^[14] 乌瓦罗夫（С.С.Уваров，1786-1855），1833至1849年任国民教育部长，并主持图画审查工作，思想极其反动。

^[15] 波果津（М.П.Погодин，1800-1875），历史家和政论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莫斯科人》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

^[16] 谢维辽夫（С.П.Шевырев，1806-1864），诗人，批评家，文学史家。

^[17] 布尔加林（Ф.В.Булгарин，1789-1859），反动的市侩文人，第三厅的特务。

^[18] 《灯塔》（“Маяк”）1840至1845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反动的文艺月刊。

^[19] 出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狼与鹅》。

^[20] “桑让”是一种闪光衣料，其颜色常因方位，光线变化而变化。

^[21] 阿列克塞·米海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1629-1676），1645至1676年的沙皇，彼得一世的父亲。

^[22] 丘特切夫（Ф.И.Тютчев，1803-1873），以描写自然景色和内心感受见长的诗人。

^[23] 普希金曾在《铜骑士》中描写彼得一世战胜瑞典人之后，站在涅瓦河畔，想道：“就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开一个对着欧洲的窗子……”。

^[24] 格拉诺夫斯基（Т.Н.Грановский，1813-1855），杰出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

^[25] 鲍特金（В.П.Боткин，1811-1869），批评家和政论家，后来投奔反动阵营。

^[26] 见1843年4月21日的日记。

^[27] 指别林斯基在1839年写的两篇书评《纪念鲍罗金诺战役》和《鲍罗金诺战役速写》。

^[28] 赫尔岑与别林斯基的和解是1840年年中的事，见《往事与回忆》第四部第二十五章。

^[29] 1848年6月23至26日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同月26日被资产阶级政权残酷镇压。

^[30] 见一八四六年四月六日别林斯基给赫东岑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