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亦农

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

罗亦农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说明:这是罗亦农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本文按手稿刊印。


常蔚[1]兄:
  今天我们动身去长沙,过十天的光景即可返汉。在此时期,拟留弼时代理我的工作,如他不可能时,则由任旭代理,由任旭、乔年、昌群(C.Y.[2]长江局书记)组织常务会议,处决一切问题。不过大的政治问题,还须等待我归来[3]
  江西省委书记已来,江西的工作因南昌省委机关发现,大受挫折。农运,赣西南之万安、安福、永新一带大有希望,以历来工作之努力,江西农运固亦应当在吉安一〔以〕下到赣州为有希望耳。江西的党,简直不成话,决根本改造。省委我们决定搬至吉安或万安,理由是:省委必须在工作的中心区域(即农民暴动中心区域)直接指挥,然后才不至离开争斗。至于九江、鄱阳、南昌可划成一赣北区,同时受长江局直接指挥。其他详情,附上工作计划及泽楷[4]报告,不赘。
  安徽省委书记亦来。安徽的工作才开始,长江局特别注意发展芜湖、荻港的工人经济斗争与旌德、寿县的农民运动。为此我们特别发了百元津贴,因安徽经费特别困难故也。其他情形详列庆施[5]报告及工作计划中。
  河南工作甚复杂,河南省委对于暴动好像看作玩笑!对于党的策略似亦不甚了解。我们调以栗[6]来,尚未到。他们原定本月十日在确山、四望山一带暴动,后定十七日,豫南特委反对,我们亦认为十七日之暴动可暂停止,因无一点准备工作,徒然惹起一番屠杀,于工作无补故也。已去函通知,同时命今河南省委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其他关于暴动准备的工作。
  依两湖秋暴失败与广东失败[7]及暴动力量之准备等情形,此时湘鄂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准备上列诸省在相当时期内一总的暴动。党在此时应当根本改造,此意我已在长江局提出讨论,大都同意,唯文字的决议案须等待我从湖南回来后才能做出。是否有当,尚望示知。
  广东失败的消息传来,甚为不安。据从粤回来之同志报告,广东失败之主要原因为不坚决,不建筑在广大群众行动上面,轻敌,同时一般负责同志预存失败主义的心理,故在琉〔流〕沙一役,不战而溃。机会主义之毒深入吾党如此之深,致有如此之失败,这决非偶然的。我意此时应即召集中央扩大会议,从事根本造党与决定今后工作的新方针。万不可犹豫、悲观、消极,如此党便要灭亡。
  常蔚诸兄,中国C.P.[8]的命运关系你们此时的工作非常重大,我以十二万分的热诚,希望你们积极的工作,同时希望在最近期内在上海召集一中央扩大会议。临行匆匆,言不尽意。
  革命的敬礼!

亦农
10月17日





[1] 常蔚,常委的谐音。这里是指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2] C.Y.,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意为共产主义靑年团,见本书第81页注[31]。

[3]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湖南秋收起义失利,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长沙,准备第二次长沙暴动,并查处中共湖南省委。任弼时于九月二十二日到达长沙,同月三十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召开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一面批评过去的错误,一面改组省委并决定以后的工作方针。
  弼时,即任弼时(一九〇四——一九五〇),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任旭,见本书第297页注[6]。
  乔年,见本书第29页注[1]。
  昌群,即刘昌群,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共青团长江局书记。

[4] 泽揩,即汪泽揩(一八九四——一九五九),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九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十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加入托派组织,被开除党籍。

[5] 庆施,即柯庆施(一九〇二——一九六五),原名沿惠,安徽歙县人。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6] 以栗,即周以栗(一八九七——一九三四),字子慎,湖南长沙人。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7] 广东失败,指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失败。参见本书第299页注[1]。

[8] 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