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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乌克兰的革命起义;马赫诺


马赫诺


  布尔什维克与德意志帝国政府缔结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为奥地利-德国敞开了乌克兰的大门。他们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他们不局限于军事行动,而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他们的目的是生产出合适的产品。为了轻松而彻底地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重新建立了被人民推翻的贵族和地主的政权,并建立了盖特曼·斯科洛帕茨基[1]的独裁政府。他们的部队在俄国革命问题上被他们的军官有组织地误导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对他们来说是盲目、野蛮势力的狂欢,破坏了该国的秩序,恐吓诚实的劳动人民。这样,他们就在士兵中挑起了对造反的农民和工人的敌意,从而为德奥军队进入革命国家烧杀劫掠奠定了基础。
  在斯科洛帕茨基政府的纵容和帮助下,奥地利-德国对乌克兰的经济掠夺近乎丧心病狂。他们掠夺了所有的东西——小麦、牲畜、家禽、鸡蛋、原材料等等——所有这些东西甚至使运输工具都不够。当这些被运到作为战利品的巨大的仓库时,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急忙尽可能多地带走,一列接一列车厢地装载。成百上千的列车车厢把一切都带走了。当农民反抗这种掠夺并试图保留他们的劳动成果时,结果得到的是鞭打、报复和枪击。
  奥地利对乌克兰的占领是乌克兰革命史上最悲惨的一页。除了侵略者的暴力及其见利忘义的军队劫掠外,占领还伴随着地主绅士的激烈反应。盖特曼政权意味着消灭摧毁劳动者的所有革命地区,彻底回到过去。因此,这一新情况自然有力地加速了以前在彼得留拉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开始的运动。在任何地方,主要是在村庄里,针对地主和奥地利-德国人的暴力行动开始了。乌克兰农民的新革命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一运动后来被称为革命起义。这场革命暴动的起因常常被视为仅仅是奥德占领和盖特曼政权的结果。这场革命起义的起因常常被视为仅仅是德奥占领和盖特曼政权的结果。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因此是不正确的。暴动起源于俄国革命的最深处,是工人们试图把革命引向其自然结论:真正彻底的解放和劳动至上。德奥入侵和地主们的反应只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场运动很快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到处都有农民反对,暗杀或驱赶地主,剥夺他们的土地和货物,对入侵的奥地利-德国人置之不理。盖特曼和德国当局以无情的报复作为回应。造反村庄的农民被集体鞭打和枪杀,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被烧毁。在很短的时间内,数百个村庄遭受了来自军队和地主阶级的蹂躏。这发生在1918年6月、7月和8月。
  后来坚持抵抗的农民们开始了游击战争。像是在听命于无形的组织,几乎同时在各地组成了一大批游击队,军事上总是出其不意地对付贵族、他们的卫队和权力代表。通常,这些游击支队由20、50、100名全副武装的骑兵组成,突然出现在最不经意的地方,袭击贵族或国家卫队,屠杀农民的一切敌人,当敌人一到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个迫害农民的地主以及他所有忠实的仆人,都受到游击队的注意,随时有被杀的危险。每一个卫兵,每一个德国军官,几乎都注定要被处死。这些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发生的行动,切断了地主的反革命心脏,破坏了反革命,为农民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与毫无准备就大规模自发的农民起义一样,这些有组织的游击活动,都是农民自发的,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的帮助或指导。他们的行动方法使他们有必要顾及运动本身的需要,指挥运动并使运动取得胜利。在与盖特曼和地主们的战斗中,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农民们仍然独自面对邪恶的、武装精良的且有组织的敌人。这一事实对整个革命起义的性质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以后会看到)。在不受政党或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最终演变成阶级行动,它不仅保留了它起源于农民群众最深处的印记,而且还保留了第二个基本特征­——所有这些农民都有一种完美的意识,那就是做自己运动的指挥者和激励者,游击支队为他们运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感到自豪,感到自己有能力完成他们的任务。
  反革命的野蛮报复并没有阻止运动;反而扩大了运动。把推向革命行动总计划的事件的力量使得农民越来越团结起来。可以肯定的是,整个乌克兰的农民从来没有被组织成在一个领导下行动的单一力量。从革命精神的角度上讲,他们都是团结一致的;但在实际中,他们主要是地方组织的,按地区组织的;游击队相互孤立的小分队,联合起来组成更大更强大的部队。由于起义越来越频繁,报复也越来越凶残和有组织,这些联合变得迫切需要。在乌克兰南部,是古利艾波列地区率先联合。它的发生不仅是为了防御,而且主要是为了彻底摧毁地主们的反革命。这种联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革命农民成为一支真正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同一切反革命斗争,保卫革命人民的自由和领土。
  在乌克兰南部的联合和革命起义全面发展的努力中,本地农民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的起义支队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从运动的最初几天到运动的高潮,农民战胜了地主,马赫诺发挥了主要和中心的作用,以至于整个起义地区和最英勇的斗争时刻都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后来,当起义完全战胜了斯科洛帕茨基的反革命,该地区受到邓尼金的威胁时,马赫诺成了几个地区数百万农民的关键。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乌克兰起义上获得它的形式和明确的历史任务。因为起义并不是在各地都保留着它的觉悟、它的革命本质和它对阶级利益的忠诚。在乌克兰南部,起义者高举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走上工人自由组织的反独裁道路,在乌克兰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在盖特曼被推翻后,在外国势力和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影响下,他们逐渐蜕变成民族主义民主派(彼得留拉分子)。两年多来,乌克兰西部的一部分起义者支持彼得留拉,而彼得留拉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追求当地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基辅、沃林、波多利斯克和波尔塔瓦的一部分省的起义农民,虽然与其他起义者有着共同的起源,但他们后来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发现自己组织部队的能力,他们被劳动者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变成了敌人的工具。
  乌克兰南部的暴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严格脱离了当代社会的非劳动因素,严格坚决地消除了压迫和奴役政权的民族、宗教、政治等偏见;它以城市和国家无产阶级的真实愿望为基础,以这些愿望为名义,与劳动者们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马赫诺


  我们已经提到,涅斯托尔·马赫诺在乌克兰南 部农民起义的广大地区发挥了突出作用。让我们跟随他在第一个时期的活动,即在推翻盖特曼之前,并给出一些简短的传记笔记。
  农民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出生于1889年10月27日,由母亲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古利艾波列村抚养长大。他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他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个月大,留下他和他的四个兄弟给他们的母亲照顾。由于家里极度贫困,他七岁就当了牧羊人,照料着村里农民的牛羊。8岁时,他进入了当地的学校,在冬天上学,夏天放羊。12岁时,他离开学校和家人去工作。他在贵族的庄园和德国富农的农场当农业工人。在他14岁或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剥削者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并梦想着有朝一日他能为自己和他人报复剥削者,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后来他在村庄的铸造厂工作。
  在16岁之前他还没有接触过政治世界。他的社会观念和革命观念是自发形成的,就在一个由和他一样的由农民、无产阶级组成的狭小圈子里形成。1905年的革命使他脱离了他的小圈子,投入进了革命事件和革命行动的激流中。17岁时,他满怀革命热情,准备好在解放劳动者的斗争中肝脑涂地。在多次接触政治组织后,他决定加入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中去,从此成为社会革命的不屈不挠的斗士。
  此时的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面临着两项具体任务:1)揭露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欺诈,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正在准备反对劳动者;2)向工人和农民指出通往社会革命的道路。在这些任务中,马赫诺发现了广泛的活动天地,并参与了许多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行动。
  1908年,他落入沙皇当局的手中,沙皇当局以无政府主义协会和参与恐怖活动为由而处以他绞刑。由于他年轻,死刑被改为终生苦役。马赫诺在莫斯科布蒂尔基中央监狱服刑。虽然监狱生活没有希望,对他来说很难忍受,但马赫诺用它来教育自己。他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学习俄语语法、数学、俄罗斯文学、文化史和政治经济学。事实上,监狱是马赫诺获得那种历史和政治知识的唯一学校,这对他后来的革命活动有很大帮助。生活、行动、行为是他学会了解和理解人和社会事件的另一个学校。
  在马赫诺还年轻的时候,他正是在监狱里损害了他的健康。由于他顽固,不能接受那些那些被判强迫劳动的人的人格完全消散,总是不服从监狱当局,因而一直被单独监禁。在那里,在那里,由于寒冷和潮湿,他感染了肺结核。在他被拘留的九年中,他经常因“不良行为”而受到惩罚;1917年3月2日,莫斯科无产阶级起义最终释放了他和所有其他政治犯。
  出狱后,马赫诺回到了古利艾波列,那里的农民群众对他深表同情。在全村,他是唯一一个因革命而回到家里的政治犯,因此他成了农民自发尊敬和信任的对象。他不再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而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斗士,对社会冲突有着强烈的意志和明确的想法。
  在古利艾波列,他立即投入革命工作,首先设法组织起本村和周围村庄的农民。成立了农场工人工会,组织了工人公社和地方农民苏维埃(委员会)。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把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强大而牢固的联盟,使他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地主和政治统治者赶出去,把握自己的生活。为了这个目的他指导农民的组织工作,既当宣传家又当行动家。面对他们所遭受的公然欺骗、不公正和压迫,他试图团结他们。在克伦斯基[2]政府时期和1917年10月中,他是地区农会、农业委员会、金属工人和木工工人工会的主席,最后,他还是古利艾波列的工农苏维埃的主席。
  1917年8月,正是以这种最后的身份,他召集了该地区所有的地主,并让他们把所有与土地和建筑有关的文件交给他。他开始清点所有这些财产,然后对此作了报告,先是第一次在当地苏维埃会议上报告,然后在州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最后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土地使用方面,他着手使地主和富农与那些贫苦农民的权利平等。根据他的提议,代表会议决定让地主和富农在土地以及工具和牲畜方面享有与农民同等的权利。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塔里夫达、波尔塔瓦、哈尔科夫的几个农会效仿了古利艾波列地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在这期间,马赫诺成为了这一地区农民运动的灵魂,农民运动接管了地主的土地和货物,并在必要时处决了地主。他因此成为富人和当地资产阶级集团的死敌。
  在乌克兰被奥地利-德国占领时,古利艾波列革命委员会责成马赫诺组建造反农民和工人的联盟,以打击侵略者和中央拉达(乌克兰最高管理机构)。他被迫和他的游击队员们从塔甘罗格、罗斯托夫和察里津等城市撤退,一路奋战。在奥地利德国军事支援下得到了巩固的当地资产阶级,为此付出了代价,只好躲藏起来。乌克兰和德国军事当局采取了报复行动,烧毁了他母亲的房子,枪杀了他的哥哥叶梅利扬,后者是一名战争伤残者。
  1918年6月,马赫诺前往莫斯科,向几位老无政府主义者请教他的工作在乌克兰农民中的性质,以及要遵守的方法和方向。但是俄国革命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非常优柔寡断,他没有得到满意的建议,只能带着自己的想法回到了乌克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有想法去考虑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以释放在他们身上积累了几个世纪的革命能量,并把这种强大的力量投向现存的压迫政权。现在他断定这一刻已经到来了。在莫斯科,他在报纸上读到乌克兰农民的无数起义行为,他变得焦躁不安,不耐烦;他在莫斯科的每一天都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在一位曾经是同志和战友的老朋友的帮助下,他匆匆忙忙整理行囊,最后前往乌克兰和他的古利艾波列地区。这发生在1918年7月。为了不落入盖特曼的暗探之手,他非常艰难地秘密地完成了这次旅行。有一次,马赫诺差点被杀,他被一支奥地利-德国的小队逮捕,而当时他正拎着一箱无政府主义文学。一个来自古利艾波列的富有的犹太人,认识马赫诺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为释放马赫诺支付了一大笔钱,成功地救了他。在前往乌克兰的途中,布尔什维克向马赫诺提议,他应该选择在乌克兰的某个地区,以他们的名义在那里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自然,他甚至拒绝讨论这个提议;他给自己安排的任务与布尔什维克的任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回到古利艾波列,马赫诺决定要么为农民牺牲,要么为农民取得胜利,决不离开这一地区。他回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他毫不迟疑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公开宣讲了自己的使命,在临时会议上发言,撰写和分发信件和传单。他用笔墨号召农民同盖特曼和地主的势力作一场决定性的斗争,着重宣告劳动者现在应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让自己的行动自由被他们剥夺。几个星期后,许多村庄和全区都听到了他振奋人心的呼吁,使群众为将来的大事做好了准备。
  马赫诺立即采取了直接行动。他首先关注的是组建一支革命军事部队,强大到能够保证村镇的宣传和行动自由,同时开始游击行动。这支部队组织得很快。在这些村庄里,有着令人惊叹的好斗分子,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他们只是缺少一个好的组织者。那个人就是马赫诺。他的第一支部队承担了两项紧迫任务,a)大力开展在农民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b)同他们的一切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任何一个迫害过农民的地主,盖特曼的警察,俄国和德国军官,都是农民的死敌,都不值得同情;他必须被消灭。凡是参与压迫贫农和工人的,凡是企图压制贫农和工人的权利或剥削贫农和工人的,都应当处死。
  在两三个星期内,这支部队已经成为令人恐惧的力量,不仅是对当地资产阶级的,对奥地利-德国当局也是如此。马赫诺的革命军事行动范围非常广阔:从洛佐瓦到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和塔甘罗格,从卢甘斯克和格里希诺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梅利托波尔。行动迅速是他的特殊策略。多亏了这一点,也多亏了这个地区的面积,他总能突然出现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当地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的政权的整个地区包围在一个铁圈里,并聚而歼之。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所有那些成功地回到他们的旧庄园里的人,所有奴役农民并所有偷走他们的劳动和土地的人,所有作为主人统治他们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了马赫诺和他的游击队的无情之手中。他们如风般迅捷,对敌人无畏,毫不留情,他们屠杀了农民们所有的死敌,然后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天,马赫诺将在100多英里之外的某个城镇出现,屠杀瓦尔塔(保安警察)、军官和贵族,在德国军队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就消失了,尽管他们都为他做好了准备。第二天,他又回到了100英里外,对一支采取报复行动的匈牙利分遣队采取行动,或者绞死瓦尔塔的一些警卫。
  瓦尔塔和德奥当局都感到震惊。几支部队被派去抓捕马赫诺。那都是徒劳的。他从小就是个优秀的骑兵,他的游击队员是抓不到的,因为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跨越常规骑兵无法完成的距离。有时像在在嘲讽他的敌人一样,马赫诺会突然出现在古利艾波列的中心,或是经常驻扎着许多德奥军队的波洛吉,或是集中兵力的其他地方,杀死落在他手里的军官,然后安然无恙地逃走,丝毫没有留下他所走路线的痕迹。或者,当他的追击者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线索,当他们期望在一个被某个农民指出的小镇上追上并俘虏他时,他本人,和他的少数游击队员,会穿着瓦尔塔的制服深入敌人的中间,了解他们的计划,并且为此做好准备。然后,他会带着瓦尔塔的支队出发追捕马赫诺,并在半路上消灭他们。
  对于遇到的奥德匈军队,游击队坚持以下一般原则:他们杀死军官,释放被俘士兵;建议这些士兵回自己国家,讲述乌克兰农民在干什么,然后为社会革命服务。文学,有时甚至是金钱,都会分发给他们。只有已知对农民有暴力行为的士兵会被处决。这种对待被俘的奥德匈士兵的方式,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革命影响。
  在第一次起义活动中,马赫诺不仅是农民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而且是被压迫人民的无情复仇者。在他第一次起义活动的短暂时期,数百个贵族的巢穴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压迫者和人民的敌人被无情地消灭。他大胆而坚决的行动方法,他出现和消失的速度之快,他的打击之精确,显然无论是死是活都不可能抓住他,他很快成为资产阶级中的恐惧和仇恨的人物,但却在劳动人民中产生了满意、自豪和希望的深刻感情。对农民来说,马赫诺成了传奇人物。在马赫诺的性格和行为中,事实上有一些堪称传奇的品质:他非凡的胆识,他顽强的意志,他在任何情况下的足智多谋,最后是他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令人愉快的幽默。
  但这些并不都是马赫诺性格中的重要品质。
  在他早期的起义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好战精神,只是他作为一名战士和组织者的伟大才能的第一次体现。稍后我们将看到一支了不起的军队,一个伟大的组织者,是以马赫诺的名义从农民队伍中来的。
  马赫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者和组织者,而且是一位优秀的鼓动者,他不断增加在他经营的地区的许多村庄举行的会议的次数。他报告了当时的任务,社会革命,农民自由独立的公社生活——这是起义的最终目标。他还出版了关于这些主题的小册子,同样呼吁农民和工人、奥地利和德国士兵、顿河与库班哥萨克等等。

  “征服或死亡——这是乌克兰农民和工人在这一历史时刻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都死,因为我们是数不清的——我们是人类!因此,我们将征服。但是,我们不会为了重复过去几年的错误,而把命运交给新主人的错误而征服;我们将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对真理的认识来生活而征服。”
  (摘自马赫诺的第一次呼吁之一)


  这就是马赫诺如何向广大农民群众演说的。不久,他就成了所有起义群众的焦点。在每一个村子里,农民们都成立了秘密的地方团体,团结在马赫诺周围,支持他做一切事情,听从他的建议。

  许多游击队——那些已有的和新建立的——都加入了他的小组,寻求协调一致的行动。所有革命游击队员都认识到联合和普遍活动的必要性,都认为这种联合最好在马赫诺的领导下实现。几大派起义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在那之前彼此独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的几支队伍的指挥员分别是库里连科(Kurilenko)(在别尔江斯克地区活动)、舒斯[3](在季布里夫基地区活动)、彼得连科·普拉东诺夫(Petrenko-Platonov)(在格里希诺地区活动)。他们都自发地加入了马赫诺。这样,在事件的力量和群众的意志的作用下,乌克兰南部的游击队就自然而然地统一为一支起义军。
  大约在1918年9月的这个时候,马赫诺获得了“老爹”(Batko)的绰号——乌克兰革命暴动的总领袖。这是在下述情况下发生的。当地主要的地主、富农和德国当局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消灭马赫诺和他的支队。地主们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志愿军支队,由他们自己的儿子和那些富农的儿子组成,以便与马赫诺决战。9月30日,在德军的帮助下,这支支队在大米哈伊洛夫卡地区将马赫诺逼入绝境,在各条道路上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哨所。这时,马赫诺发现自己只有30名游击队员和一把机关枪。他被迫撤退,在众多敌军中移动。到了季布里夫基森林,马赫诺发现自己处境极其艰难。撤退的道路被敌人占领了。支队不可能突围,分别单独逃走则有损他们的革命尊严。支队中没有人会为了保全自己而抛弃他们的领袖。经过一番思考,两天后,马赫诺决定回到大米哈伊洛夫卡(季布里夫基)的村庄。离开森林后,游击队遇到了农民,他们来警告他们在季布里夫基有强大的敌军,他们应该赶紧去别的地方。这一消息并没有阻止马赫诺和他的游击队。尽管那些试图阻止她们的妇女们流下了眼泪,她们还是出发去了大米哈伊洛夫卡。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村子。马赫诺本人和几个战友进行侦察,看到教堂广场上敌人有一个巨大的营地,数十门机枪,数百匹安好马鞍的马,还有成群的骑兵。农民们告诉他们,村里有奥地利人的一个营和一支特殊的地主支队。撤退是不可能的。于是马赫诺用他一贯的固执和决心对同伴们说:“好吧,我的朋友们!我们都应该准备好死在这里。” 那是一个不祥的时刻,但士兵们坚定而充满热情。30个人都只看到了他们面前唯一的一条路——通向敌人的路,敌人有大约一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都意识到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定的死亡。大家都很感动,但没有人失去勇气。
  就在这时,一个游击队员,舒斯,转向马赫诺说:

  “从现在起,你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老爹,我们发誓要和你一起在起义者的队伍中同生共死。”

  随后,整个支队宣誓永不放弃起义队伍,并认为马赫诺是整个革命起义的老爹,然后准备进攻。舒斯和五到七个人被派去攻击敌人的侧翼。马赫诺和其他人从正面进攻。伴随着凶猛的“乌拉!”声游击队朝敌人扑去,用刀、步枪和左轮手枪,重创了敌人的中心。这次进攻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破坏。敌人什么也没想到,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他们成群结队,各自为战,放弃了武器、机关枪和马匹。敌人没有时间重新集结,不知道进攻部队的人数,也无法进行反击,起义者们将他们分割围困并迅速击倒。地主支队的一部分人逃到沃尔奇亚河,在那里被参加战斗的农民淹死。敌人彻底失败了。
  当地农民和革命起义军从四面八方赶来,为英雄们欢呼。他们一致同意把马赫诺视为乌克兰整个革命起义的老爹。
  在这些事件发生两天后,大米哈伊洛夫卡遭到了大批奥地利-德国军队和来自整个地区的地主和富农的支队的入侵。10月5日,德军开始用密集的炮火轰击村庄,当该村被炮弹彻底摧毁后,步兵和富农支队进入村庄,开始执行处决,并纵火焚烧整个村庄。大米哈伊洛夫卡被大火烧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富农和德国军队对农民进行了猛烈的报复。
  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本地区农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革命联系。
  广大农民群众,绝大多数的城乡居民,显然不是游击队,然而他们与游击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给养他们,给他们提供马匹和饲料,必要时把粮食运到森林里,把关于敌人动向的情报收集起来并传给游击队;有时大批农民加入支队,共同执行一些具体的革命任务,和他们并肩作战两三天,然后回到他们的田地里。
  就在盖特曼垮台、德奥军队瓦解的前夕,起义者占领了古利艾波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些关系。马赫诺用一支小分队占领了这个村庄。驻扎在波洛吉的奥地利人派遣了军队。马赫诺一整天都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被迫离开村庄。但是到了晚上,几百个古利艾波列的农民来帮助他,带着他们能够抵抗整个奥地利军队。黎明时分,农民们回到家中,担心一些村民会背叛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被看见在起义者的队伍中。白天,由于敌军越来越强大数量越来越多,马赫诺再次被迫离开村庄。到了晚上,他又开始进攻,因为农民告诉他说天黑了就来帮助他。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他把奥地利人赶出了村子。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四天,至此以后,古利艾波列终于掌握在起义农民手中了。
  广大农民群众和马赫诺革命支队之间的这种重要联系无处不在。这些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使革命起义具有了一般农民运动的规模和性质。




[1] 帕维尔·斯科洛帕茨基(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1873年5月3日—1945年4月26日),1886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1912年晋升少将。一战期间曾在东普鲁士作战。1916年升中将军衔。十月革命后支持乌克兰中央拉达,1918年与德军合作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自任全乌克兰“盖特曼”。1918年12月14日因被彼得留拉军队击溃而被迫辞职,后流亡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德国被盟军空袭炸死。

[2]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3] 费奥多西·尤斯季诺维奇·舒斯(Феодо́сий Юсти́нович Щусь,1893年3月25日—1921年6月13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贫困家庭。1915年加入黑海舰队,在那里成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二月革命后回到乌克兰,加入了古利艾波列无政府主义小组。1918年领导游击队反对盖特曼政权,但未能成功,随后加入了马赫诺运动。他在马赫诺运动内部声望卓著,被誉为马赫诺的“右手”。1921年在作战中被红军击毙(一说因反对马赫诺而遭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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