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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诺主义者宣言
1918年
胜利或死亡。这就是乌克兰农民面临的历史现状。但我们都绝不会毁灭。我们人多势众。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必须赢——不是如同过去那样将我们都命运交由一个新的主子，而是将它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我们的真理观念与我们的意志去引导我们的生活。
2月和3月〔1918〕是分配1917年秋天从地主手里没收牲畜与生产设备的时间，是分配地主土地给志愿人员，农民和农业公社的工人的时间。无论是在建设新生活还是在防御建设建设中，这一点对于该地所有劳动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前线的士兵在革命委员会都领导下转入公社。农民在去年秋天开始分配土地——分到了由地主庄园与富人的基金范围内所有的设备与牲畜，而留给他们主人——两匹马，一两头牛（取决于他们家庭大小），犁，播种机，收割机和干草叉。与此同时，一些农民和工人在秋天已经组成了农村公社带着家人离开了村庄，占领了以前地主的土地，无视了根据与奥、德两国皇帝签订的条约而撤离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的赤卫队分队，以其革命的小型军事编队与得到乌克兰中央拉达小分队协助的奥、德的正规部队进行不平等的战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站住了脚，并不失时机的准备部队：一部分在公社里进行春季工作，一部分组成了战斗小队，保卫革命与之成果，这些成果即使不是在所有地方，也是在许多地区，由革命的劳苦大众一步步取得的，他们给全国树立了榜样。
农业公社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但有时也是农民和工人组成。他们的组织建立在成员平等团结的基础上。这些公社的所有成员——无论男女——都自愿地从事他们的工作，不论是在田地还是家中。餐厅与厨房都是共用的，但是任何想要单独给自己和孩子做饭的人，或者拿公社厨房的食物到自己房间里吃的人，都不会受到公社其他成员的阻拦。
每个公社社员，甚至是整个成员集体，都可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的安排食物事宜，只要提前通知公社，这样所有的成员都会知道，并可以在公共厨房与仓库做出必要的准备。根据经验，这个公社成员必须每天早上按时起床，照料牛，马和其他动物，并干各种工作。一个社员可以随时离开公社，只要事先通知社内与他密切合作的同志，让他们在他不在的时候去处理工作。这是工作期间的情况。但在休息时刻（星期天通常被认为是休息日），公社的成员都可以轮流外出旅行。
每个公社的管理都是由全体社员大会进行的。在会议之后，每个成员都有被指定的任务，知道要做什么改变等等。只有在公社里的学校教育问题没有被明确的定义，因为公社不想复活旧式学校模式。作为一种由F·费雷尔[1]新设立的无政府主义学校（关于一个很快被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阅读且大量分发的小册子）但由于没有受过适当训练，他们只好通过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去从城镇里寻找受更好教育的同志，并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邀请只懂传统教学方法的老师到他们的社区学校任教。
在古利艾波列（Gulyai-Polye）的三，四英里半径内有四个这样的农业公社。然而在整个地区还有更多。但我要要详细谈谈这四个公社，因为我本人在组织它们方面起了直接的作用。在所有这些项目中，最初富有成效的开端都是在我的监督下，或者在少数情况下，是在与我协商后开始的。对于其中一个，也许是最大的一个，我每周给我的体力劳动两天，春耕期间在犁地或播种机后播种，播种前后在种植园或机械车间等的家务劳动。在那一周剩下的四天里，我在古利艾波列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小组和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这也是革命本身所要求的，因为革命需要把革命力量聚集起来，来反对以德国、奥匈帝国主义军队和乌克兰中央拉达的形式从西方推进的反革命。
在我们公社中有一些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但大多数成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公共生活感到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团结，只体现在普通人员的实际生活中。他们尚未尝试过城市政治的毒药，那里充斥着欺骗与背叛的气氛，这让许多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感到窒息。每个公社由十户农民与工人组成，总数有一百户，两百户，三百户。这些公社尽可能多的占有土地，只要他们能和自己的劳动力一起工作。牲畜和农业设备是区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决定分配的。
所以，公社的自由劳动者们就在在自由欢快的歌声中中开始工作，这些歌曲反映了革命的精神，以及那些预言革命并为之献身的战士的精神，或者那些活着并坚定不移地为其“更高的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精神，这种正义必须战胜不公正，茁壮成长，成为人类生活的明灯。他们耕种自己的田地，自己的花园，对自己充满信心，并下定决心，决不允许那些从来没有劳动过，但根据国家法律已经拥有并寻求再次拥有这块土地的人返回。
与这些公社接壤的小村庄的居民，政治意识较低且尚未从被富农的奴役下解放。他们羡慕公社且再三表达他们要把从前的地主那里的所有牲畜与器械拿走，并分给大家。“让自由公社社员从我们这里买吧。”他们会这样说。但是这一冲动遭到了村民大会以及绝大多数劳动者代表的严厉谴责。大多数劳动人口在农村公社组织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健康胚芽，随着革命胜利并接近其创造性的高潮，这种生活方式将成长起来，并提供一种自由的交流方式。如果不是对整个国家而言，也至少在我们地区的乡村是如此。
自由的公社秩序被我们地区的居民视为社会正义的最高形式。但是在当时群众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理由是德、奥军队的前进，他们自己缺乏组织，不能在新的“革命”与反革命当局面前保卫这个秩序。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把他们真正的革命活动限制在支持各种各样他们中间那些勇敢地在旧庄园定居下来，按照自由的公社路线把个人和经济生活组织起来的人们上。
[1]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1859年1月10日—1909年10月13日，现代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他力图在学生中培养独立和自发的精神。费雷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于 1909年10月13日被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处决，罪名是密谋反对西班牙国王和在巴塞罗那煽动叛乱。
感谢 闲汉 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