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 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过去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论在革命中间，或者建设中间，同样应当实行这个方针。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值得谈，其中有些新东西。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有不够的地方。谈一谈，考虑这些问题，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可以少走些弯路。我先把十个问题念一念： 第一个问题，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第四个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第五个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六个问题，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第七个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 第八个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第九个问题，是非关系； 第十个问题，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现在我来讲上面提的十个矛盾。 第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较注重的。我们市场上的货物比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场情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品，说十分够也不那么够，但是我们有相当丰富的民生日用商品，并且价格是很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问题了。也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轻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 这样，是不是重工业不是为主了呢？还是为主。是不是对于重工业不注重了呢？现在这样提，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 今后需要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多投一点资，让这方面的比重加重一些。加重一些，是不是要改重点？重点没有变，重工业还是重点，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这方面要加重一些。 加重的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资金的积累。积累从那里来？重工业可以积累，轻工业和农业也可以积累。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能积累得更多些，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些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 当然，对于发展重工业，真想假想，在我们这里来说，不适当。谁不真想？就是想得厉害不厉害。你真正想重工业想得厉害，你对轻工业就应当多投一些资，不然你想得就不十分真，只有九分真，那就不厉害，那就是你对于重工业不十分注重。你如果十分注重，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因为：第一是它能满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它能更多更快地提供积累。 在农业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农业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农业机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样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问题，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得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业品价格政策。 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用少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是一种办法。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又是一种办法。前一种办法，片面发展重工业，不照顾人民生活，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作法，反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几十年后算总账，那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结果是，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好些。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发展内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须注意照顾沿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的、大的错误。但有一些缺点。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一点不那么十分注重了，恐怕要改变一下。 原有工业，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多少在沿海？ 所谓沿海，就是辽宁、河北、北京、河南的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沿海的地方，重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也在这些沿海地方，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事实，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如果还不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那就很不对了。 我们应当尽量利用可能的时间，使沿海工业有所发展。我不是讲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应当建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比如鞍钢、抚顺就在沿海；比如大连有造船工业；唐山有钢铁工业，有建筑材料工业；塘沽有化学工业；天津有钢铁工业，有机械工业；上海有机器工业，有造船工业：南京有化学工业，还有其他许多其他工业；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页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 今后，大部分的重工业，百分之九十或者还多一点的重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全国工业布署逐步平衡起来，使全国工业有个合理的布局。这毫无疑义。但是，部分重工业还要在沿海新建和扩建。 过去工业的老底子主要在沿海，我们如果不注重沿海工业，就要吃亏。充分的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消极态度，不但妨害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我们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问题在于你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须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努力搞好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从现有材料看来，有些轻工业工厂建设很快，投入生产并全部发挥生产能力以后，一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这样，五年之内，除本厂以外，就可以增加三四个厂，有的五年可以增加两三个，有的可以增加一个，至少可以增加半个。这同样说明利用沿海工业的重要。 我们的远景规划缺少四十万名技术干部，可以从沿海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中培养出来。技术干部不一定要科班出身。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鲁迅，大学没有毕业。在旧社会，他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肖楚女同志更是没有上过学校。应当相信，技术工人，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可以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的多。它的发展对全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带动作用。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总之，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不能只是维持，而是要适当的发展。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把兵统统都裁掉了好不好呢？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敌人在“整”我们，我们还受敌人包围么！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国防力量。在抗美援朝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军队更强大了。自己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起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制造汽车，不晓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先搞卡车，不搞轿车，所以我们每次只好坐外国的车子来开会，想要爱国，爱不那么快，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车那就好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我们过去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我们已经相当强，以后还要更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摆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使军政费用支出的比重，分几个步骤，降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使经济建设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这样，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飞机，很多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你真想原子弹吗？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你假想要原子弹吗？你就不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少搞经济建设。究竟怎样才好，请大家研究一下。这是战略方针问题。 在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关，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用于不生产的方面，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想办法把这个比重降低下来，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最近，我们跟各省的同志谈，他们对这个问题谈的比较多。 讲工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个工作日的产值增加了，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不注意这点是不妥的。 解放以来，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过去家里根本没有职业的，现在有人就业了。有些只有一个人就业的，现在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业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家庭，过去他们没有就业的，后来夫妇两人还有一个女儿都有了职业，合起来生活当然就不错了。我们的工资，一般的说，还不算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又因为物价低而稳，生活安定，工人的生活水平同解放以前是根本不可比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一直是高的。 上面讲的，是要注意发挥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厂，整个生产单位也有一个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都有统一性和差别性。不能光有统一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差别性。比如，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去吃饭，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如果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的开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是会把人开死吗！所以，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人都要有主动性，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都要有同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差一些，那当然不要。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起来，把工厂的折旧费也都统统拿走，使得生产单位没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不多，在座的同志们的经验恐怕也不多，我们正在研究。那么多工厂，将来还要多，使得它们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这对我国的工业化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讲到农民。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也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全国因水灾减产，我们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农民就有意见了。不能认为我们一点缺点也没有。没有经验，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 点。由于我们发现了这个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加上丰收，一增一减，使农民手里多了一百多到二百亿斤粮食，所有过去对我们有意见的农民都没有意见了，都说：“共产党真是好”。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同工厂一样，也是生产单位。在集体经济组织里面，集体同个人的关系必须搞好，必须处理得恰当。搞得不好，不注意农民的福利，集体经济就不会办好。在这个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犯了错误。在那里，集体经济组识，有些大概办得好，有些办得并不是那么好的。办得不好的，农业生产就不那么发展。集体要积累，但必须注意，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碰到不可抗拒的灾害以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人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我们跟各省的同志们谈了夏收、秋收的分配问题。所谓分配问题就是：①国家拿多少；②集体拿多少；③农民得多少。以及怎样拿法的问题。国家是税，集体经济组织是积累和经营管理费，个人就是分粮食分钱。 集体经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了。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再扩大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对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项，我们应当同农民在一起研究出一个确当的比例。 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们主要是经过税收，而不是经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们的宪法上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订些章程，订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没有约束。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领导，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给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调整的办法。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盲目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 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们要统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为高岗那种闹独立王国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不少意见，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见，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作“闹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力，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缩的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讨论。 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是稳当的。得到少数民族的赞成。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是有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按人口，汉人占大多数，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排挤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所以，要在汉族中间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来一次检查。早两年有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在来一次检查。如果有关系不正常的，应当加以调正，不要只口里讲。现在有许多人讲不要大汉族主义，口里讲得好，实际上没有做。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究竟怎么样才适合，也要好好研究一下。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汉民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宝藏不少，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汉民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经过民族关系的改善，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统统调动起来。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这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这一条不是什么新的，但是因为说到这里，应当把这个关系说一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有几个党好？现在看来，还是有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一直到一切党派都自然消失了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好处。 党派是历史上产生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历史上产生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要在历史上消灭。共产党是历史上产生的，因此它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是这个命运。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非有不可，否则不能 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不要机构庞大，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又说回来了。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对这些人，我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要把他们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在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外交政策“一边倒”，抗美援朝，士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也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为他们要爱国，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要有所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说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有利。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志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省委书记要抽出一定时间检查一下，部署一下，把这个工作推动起来。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呢？它是消极因素，它是破坏因素，它不是积极因素，它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那么，消极因素可以不可以转变为积极因素？破坏因素可以不可以转变为有利因素？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可以转变？这要看什么社会条件。死顽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然有。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就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将来有一天是会转变的，当然，有些人或许没有来得及转变，阎王就请去了，有些人谁晓得他们那一年会转变？ 由于人民力量的强大，由于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变成不反革命了，他们参加了农业的劳动，参加了工业的劳动，有一些人还很积极，做了有益的工作。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比如讲，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不是应该的？似乎有这么一种意见：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要。这么看是不对的。应该承认，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让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就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各种不同的处理，是应当的。这些办法，都需要给老百姓讲清楚。 杀了的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重的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对他们讲宽大，老百姓不赞成。肯定过去杀这批人杀的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不肯定这一点就不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当肯定的，在社会上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已大为减少。我们的社会秩序很不错，也还不能放松警惕。说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高枕无忧，那就不对。有少数 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交给农业合作社来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还不能废除死刑，假定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杀了人或者炸了工厂，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第三点，应当肯定的，在机关、学校、部队里面进行镇反工作，我们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些人不杀，不是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掉了没有什么好处，不杀掉却有用处。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就让他去劳动改造，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再说，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机关镇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错误，可以保证犯了错误还能够改正错误，可以稳定很多人。不杀头就要给饭吃。所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长期的艰苦工作，大家不能松懈。 第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允许人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的愈厉害，结果闹得愈被动。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 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们胃口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先安上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了很大损失，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那是不好的，已经进了党了，人家犯了错误，不准他改正错误，也是不好的。 我们应当容许人家革命，有人说对犯了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正。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要向他们做些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犯错误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工作，要给帮助，不要幸灾乐祸，不给帮助，不给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做法。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犯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谨慎了，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希望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有免疫力，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危险，更要警惕，因为没有这种免疫力，容易翘尾巴。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会整到自己身上，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是非要搞清楚，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结全党，党内有争论，有批评，有斗争，这是必要的。按照情况，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采取一点斗争，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是为了帮助人家。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有一种国家领导人不敢提这个口号，也不愿提。要有一点勇气，就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民族的长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不是说就没有缺点，没有短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军队的连长、排长，他们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结经验有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有这个事？一万年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个人有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他的短处。过去我们这里有些人闹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一个跟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绝对主义，往往当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这样，不可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用。 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对这种教条主义，我们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是现在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还是有一些教条主义，应当继续做批判工作。 我们是这样提问题的，学习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要能够独立思考。 我们公开的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们公开的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 要向外国学习，就要认真地学习外国文字，有可能，最好多懂得几国文字。 我认为，我们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有两条优点。 第一，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翘不起尾巴，骄傲不起来。但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有点过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我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来。要像孟子所说的“说大人则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所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文艺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无产 阶级政党，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当然我们比起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来说，革命先胜利一步，也要防止骄傲。 前面这两点，是缺点，也是好处。我曾经说过，我们穷得很，又是知识不多。一为“穷”，一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算那么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穷则思变，才要革命，才要发奋图强。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当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国的劳动人民有丰富的智慧，而且已经有一批不错的科学家，不是说都没有知识。 一穷二白，使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即使将来工农业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我们也还是要把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翘起来，还是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因素，间接的因素，直接的积极因素，间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 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纪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