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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6日致杜纳耶夫斯卡娅[1]
马尔库塞
亲爱的杜纳耶夫斯卡娅：
谢谢您的来信和附件。但我必须表明我对您关于“莫斯科宣言”（Moscow Manifesto）的论文极不赞同。而您对艾萨克·多伊彻的攻击[2]则使这种不赞同变成了极度的反感。这些攻击完全就是极为流行的麦卡锡式的指责：多伊彻有着“如此系统的共产主义头脑，他倒不妨戴上党证而不是学者证。”这就像在说：尽管他（很可能）还不是，但他很可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简直太离谱了！这话甚至可以被收进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秘密档案。
我想也许是因为曾给您的书作序，所以我才会仍然关心您的这些事：您结交的朋友，从麦卡锡到联邦调查局。在这里，世界精神（Weltgeist）同样不可抗拒。他总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并找到正确的盟友。而由于我不是被世界精神所眷顾的孩子，我想声明，在我看来，多伊彻不仅是一名伟大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伟人，他敢于在右翼和左翼的仆人们的合唱中唱反调……说到您的论文的内容：将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与当前的国际组织相比较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发展联系。像您那样将两者对立起来也是合法的。但任何人都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不能像您那样，将前者当做一个“工人国家”的机构，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政权的典范（在1928年！！），等等。用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比事实更深入的东西。”（对此您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是否有一天您能够克服您那情绪化的毛病，安稳地做一名真正的分析者——一名对得起您所宣称的名号的分析者？正是由于在您的《新闻与书信》（News & Letters）中缺失了这样的分析，才使得将“特鲁希略和卡斯特罗的专制”[3]混为一谈得以可能——如果马克思和黑格尔知道有这么一种“工人阶级”，他们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有时候我会感到好奇，您是否毫不担心这样的表述会与国务院、中情局的表述相近——一旦可能我这么说会对这些机构不公：我想它们实际上是知道区别的（本质的区别！）。
抱歉！我是否需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以诊断一下我的“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或者我是否要发誓我现在没有、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觉得“倒不妨”戴上党证？
赫伯特·马尔库塞
注释
[1] 中译文来自马尔库塞文集第6卷。
[2] 马尔库塞指的是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两个世界》专栏的文章《新俄罗斯共产主义宣言》（The New Russian Communist Manifesto），参见 News & Letters 6:1 （January 1961），她在文中攻击了艾萨克·多伊彻（1907-1967）。多伊彻是著名的盎格鲁-波兰作家，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传记的作者。多伊彻自己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不过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又比一般更高，这使得他与杜纳耶夫斯卡娅有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后者是左翼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且批判托洛茨基为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所做的辩护。在她的专栏中，杜纳耶夫斯卡娅如此描述多伊彻：“他被误认为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独立'思想家，但他有如此系统的共产主义头脑，他倒不妨戴上党证而不是学者证。”杜纳耶夫斯卡娅奚落多伊彻将81个共产主义政党于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与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国际相比，认为他错把“计算机革命、现存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刚刚从历史最伟大的自发的革命中诞生的工人国家”混合在了一起。不过，她的专栏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试图影响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3] 马尔库塞大概指的是彼特·马洛里（Peter Mallory）[约翰·德怀尔，John Dwyer]在其专栏《我们的生活与时代》（Our life & Times）中的短文《海地》（Haiti），参见News Letters 6:2 （Febrary 1961 ）。这篇描述学生抗议杜瓦利埃（Duvalier）政权的文章称海地是“一个夹在特鲁希略与卡斯特罗的专政之间的国家”。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其《两个世界》专栏中，以《古巴革命一年后》（The Cuban Revolidion One Year After）为题，首次着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那被她称为自上而下的“管理思想”做了批判，参见News & Letters 5:10 （December 1960）。1961年猪湾事件以失败告终后，杜纳耶夫斯卡娅在一篇题为《肯尼迪政府与卡斯特罗的古巴》（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Castro's Cuba）的社论中为古巴做了辩护，参见News & Letters 6:5 （May 1961 ）。文中，她写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反对并将继续反对美国对古巴所进行的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而同时她又批判卡斯特罗越来越依靠俄罗斯，表达了对古巴革命正从内部遭到压制的担忧。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