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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or Refom—A Confrontation

革命还是改良——两种对立的观点

〔美〕赫伯特·马库塞 〔英〕卡尔·帕泊尔

(1972)
译者:帅鹏 录入者:孙卫



说明:《革命还是改良——两种对立的观点》(Revolution or Refom—A Confrontation)介绍马库塞和帕泊尔之间的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并没有真正发生过,是本书编者把两者的对立观点编在了一起)。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是出生在柏林的美籍哲学家,新左翼主要代表人物(参见《编译参考》1979年第10期“人物介绍"《激进派哲人马库塞》)。卡尔·帕泊尔爵士(Sir Karl Popper 1902—)是出生在维也纳的著名英籍哲学家。这本书原是德文,由弗朗茨·施塔克主编,于1972年在慕尼黑出版。美国新大学出版社于1976年将这本书译成英文出版时,由弗列德里克·L·本德撰写了一篇引文。本期译载的是英文版的全文。
来源:《革命还是改良——两种对立的观点》,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7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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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


  赫伯特·马库塞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史以来最富裕和技术上最先进的。它为人类过和平与解放的生活提供了——或应当提供——最大最实在的机会。但是同时,它也是使这种谋求和平与解放的机会最有效的压制的社会。这种压制今天在整个社会中存在,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的结构,才能把它消除掉。

  卡尔·帕泊尔爵士
  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秩序中,都存在着不公平和压制、贫穷匮乏;我们西方民主社会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邪恶是受到抵制的。我相信,这里的不公平和压制、贫穷和匮乏,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社会秩序中都要来得少。
  我们西方民主社会非常不完善,需要改良,但是这是历史上最好的社会。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良。然而,在各种政治思想中,要使人完美无缺和幸福的想法恐怕是最危险的一种了。要在大地上建立天堂总是毫无例外地造成了地狱。

政治自传



赫伯特·马库塞


  我生于柏林,由于某种原因,这到今天也还使我感到高兴——大概是因为柏林人以有幽默感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著称。但是,我的经历是在1918年德国发生革命才真正开始的。1918年,有很短一段时间,我曾经是柏林—赖你肯多夫士兵委员会的委员。到他们视为理所当然地把从前的军官们推选进来的时候,我就离开了这个士兵委员会。后来,我看到这个革命在柏林失败了,这一部分是由于叛卖,一部分是由于暴力,我从柏林去到弗莱堡学习,从1928年到1932年,我在那里在赫瑟尔和海德格的指导之下学习,这中间有一段时间在柏林从事过不是很有成果的企业活动。
  访问者:在这期间,你不曾参加任何共产主义组织,你为什么不参加。
  马库塞:我没有参加,如果你问我原因何在,我不能不惭愧得承认,我没法回答你。我就是不知道。到1919年,我从柏林到弗莱堡的时候,弗莱堡的生活毫无政治气味。后来我回到柏林时,共产党已经分裂了。我发现有外国的影响——俄国的影响——而我并不认为这真是好事,这也许就是我没参加的原因之一。可是在这期间,我变得越来越讲政治了。法西斯显然是在来临,这使我用心钻研马克思和黑格尔。我研究弗洛伊德是在稍晚一些的时候,我钻研这些是想要了解,为什么在进行一场真正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革命却垮掉了,或者被打败了,旧势力又上了台,整个事情是从头做起,而且表现得更加糟糕。1933年,也可能是1932年12月底,我离开了德国。我应邀去霍凯恩的社会研究院任教。我先到瑞士,去那里呆了一年的样子,1934年7月我去了美国。在美国我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讲学。1940年,我去到华盛顿以便能在战时做点工作——说得明白些,就是尽我的一切力量为打败法西斯政权效力。
  访问者:批评你的人指责你当时同美国的特务机关战略服务处(OSS)合作。你在那里究竟干了些什么?
  马库塞:我做的是政治分析工作。在战略服务处中我所在的那个部门是一个研究单位,是研究卷入战争各国的政治形势的。我负责的是对西欧中部的研究。如果他们是因为这个而责备我,那只能说明这些人无知之极,他们看来是忘记了当时的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因此我丝毫不以我为这场战争出了力而感到羞愧。我还要马上补充一句:战争结束后我还留在华盛顿。主要原因是我妻子患癌症,我们无法离开。
  在这期间,大致是从1945年到1949年,我的朋友和我在我所在的单位尽了我们的能力来反对当时变得越来越明白的反共政策。在这一点上,批评我的人似乎是忘记了麦卡锡这个时候所攻击的就是国务院中的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太关心国家民族,而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战争结束之后,我才有了一个正常的任教工作,先是在布兰第斯大学,后来是在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最近这些年里,我想说大致是从1963—64年以来,我的哲学——我的立场——是越来越激进了,因为我认为我过去经历过的事情也在这个国家重演。政治在转向极右,民主遭到腐蚀,对居于少数地位的人民加紧压迫,对外奉行的侵略政策,已经引起了两场“有限”战争。我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应当尽我的力量来反对这种倾向,我参加了学生运动,虽然在我看来我起的作用非常小(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谈),但到今天也还在让我做,当然规模是小多了。1969年,我没有要求延长我在大学的任期,因为事前已经向我明白表示了不会同意我延长任期。在整个1969—70年,——事实上1968—69年也一样——我几乎是定期地接到恫吓信,甚至以要我的性命相威胁。就在刚不久之前,由于安琪拉·戴维斯案件,这种事情又发生了,当然,原因是她是我的学生。但是眼下我打算留在这里从事写作,尽我的力之所能。


卡尔·帕泊尔爵士


  1915年前后,我13岁,这时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在我17岁生日前不久,我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直到30岁,我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我越来越怀疑,自由和社会主义能否并容。
  我所以会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件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情发生在我的出生地维也纳。没有拿武器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青年工人举行一次示威,有人开了枪,有几个青年工人被打死了。警察的行为使我又害怕,又厌恶,但是我对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感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原则上我要对这场灾祸负一部分责任,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要求把阶级斗争搞得尖锐紧张的。这个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搞得越紧张,社会主义就来得越快——革命确实要求付出牺牲,但是资本主义每天要求付出的代价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付出的更大。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向自己提出:对于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知道呢。于是我开始批判地看马克思的书,我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邪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关于所谓近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根据都是非常不足的。
  现实存在的却是人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在我看来很明白的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应当有公平,而“人道”以至“阶级”这类的观念倒是有时会变得非常危险的抽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为了抽象的人道而宁可牺牲具体的个人,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该怎么说呢?这些人认为,人的境遇越是糟糕,对于革命来说,因此也是对于人道来说,也就越好。当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尖锐冲突,但是加剧这种冲突就可以进入一个较为完美的社会,或者进入一个更糟的社会,例如法西斯社会,这一点却大可怀疑。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起初丝毫没有动摇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于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根本原理,就同对正义的理想一模一样。一个贫富如此悬殊的社会秩序在我看来是不公平、不能忍受的。但是,我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使得国家太臃肿,使官僚拥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权力太大,随着我这种认识的发展,我放弃了我的社会主义信仰,后来我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同自由是并行不悖的了。
  我28岁时在维也纳得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这时我写了不少东西,但是几乎什么也不曾发表。在朋友们的敦促下,我写了两本书。第二本叫《科学发现的逻辑》,发表于1934年。通过这本书,我进入了学术界。当时,奥地利是法西斯独裁当权;我也看得很清楚,希特勒很快就要吞并奥地利。我是个犹太后裔,因此我决定离开本国。我写的书使我得到了去英国讲学的邀请,1936年圣诞节前夕,我应邀去新西兰执教。1938年3月我在新西兰得知希特勒进军奥地利。我决意发表我对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就是我的《开放的社会和它的敌人》。
  1945年初,我受聘从新西兰到英国,从1946—69年,我在伦敦大学任教。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在美国任客座教授,有很短一个时候,也在奥地利、日本和澳大利亚任客座教授。我退休——人家把这叫退休也好,叫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到现在有一年了,但是我工作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努力。


批判和纲领



赫伯特·马库塞:新的社会


  有人说(甚至说是我说的):高度发达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实际上已不再是阶级社会了;贫富的悬殊缩小了,阶级斗争没有了;这种制度消除了(或者至少是缓和了)马克思所揭露的矛盾。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也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看法。事实倒是:近几年来,贫富的悬殊空前增大;资本主义的矛盾,内在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是社会的巨大财富提供了使人们过没有贫穷、没有异化劳动的生活的实际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财富是在以一种压制的和破坏性的方式在运用和分配,这两者之间全面矛盾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比过去尖锐得多。阶级斗争也在发展,虽然目前斗争的方式是纯粹经济性的——工资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这些要求暂时还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以内得到解决,虽然,我们可以从近几年来的大规模罢工和通货膨胀中看到,要在这个既定的范围之中来满足这些要求是越来越困难了。
  另一方面,如果说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了与早些时候有重要的不同,这样说也是正确的,这些不同之点主要是在于我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与现存制度的融合上。这种融合的最突出的表现我仍然认为只有美国社会。
  工人阶级的这种融合有时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实际上可以把工人阶级称之为权力结构的支柱——特别是对美国工会领导和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而言。这种融合决不是浮面上的,也不是思想上的。这里面有着非常实在的原因。特别是由于突出的劳动生产率,近代资本主义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绝大部分工人,至少是绝大部分熟练工人,今天的境况要比以前好得多。的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所谓消费社会的舒适。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相对的福利而去换取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它的纯粹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是一个乌托邦,或者就像今天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那个样子,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完全合理的,决不只是宣传灌输或洗脑所能造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劳动生产率这样增长和商品不断越来越充裕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种对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的操纵和摆布,这已经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最必不可缺少的控制结构之一。新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渲染起来,煽动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使他们相信自己确实需要它们,而这种需要可以从这些商品中得到满足。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之前了,而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制度按照他们的需要来改造了一番。这些商品非买不可,因为别人都买了,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要的的确确被刺激和渲染起来了。
  这样一来,就得给他们钱,由于商品总是越来越贵,这也就使生存斗争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尽管如果把劳动和社会财富作一合理分配,可以把生存斗争的压力减轻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可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中出现的趋势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积累起来了,生存斗争也加紧了,一点也没有变得轻松一些。工人的融合还在继续,但是我已经说过,我认为这种融合是在减弱下去。我相信内在的矛盾今天比一年以前要明显得多,即使在所谓的中间阶层当中——即资产阶级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认识到,为所谓消费社会中的相对繁荣,付出的代价是太高了。所以说代价太高,不仅是因为高度机械化和不同程度自动化的工业今天要求人们有一种非人的思想状态和从事于毁坏身体的劳动,工人八个小时老在转动同样一个螺丝,揿同样一个揿扭,把同样一个零件装在另一个零件上。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和毁人身体的活动代价是太高了,因为这样的生存斗争今天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由于有了现今这样的社会财富,合理发掘和分配现有的资源已经有可能办到,因此这样的劳动绝大部分已经可以废除,可以实现自动化。当然,这就要求为了最迫切的目标而废除存在于所谓消费社会中的一大部分愚蠢的浪费,也就是说,取消继续存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且不停地重复制造出来的贫穷和痛苦。
  还有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这样的消费社会的代价太高,那就是美国的稳定和繁荣越来越明显地必然要伴之以新的殖民战争和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贫困化和受摧残。这样的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今日依旧有效,但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中的某些基本概念,特别是关于无产者的概念,在提法上需要有所不同。
  然而,对于高度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另一重非常重要的辩护,至少初看之下是如此,那就是:它保持着民主,而且不管它有多少不是之处,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多样性。人们当然必须承认,因为这是事实,那就是在今天的美国,自由仍比苏联多,比在世界各地冒出来的新的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独裁制度下肯定的不知要多多少。另一方面,人们也不会看不到这种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受到操纵的有限制的民主。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因为真正的反对派是能够利用大众媒介的。譬如说,这里就没有一张法国或意大利那样的真正反对派报纸。左派,激进左派,根本无法适当使用大众媒介,因为他们就是筹措不到那样大笔款子来在电视网和电台上订购到同样多的节目时间。左派从一开头就在这种民主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谁都知道,政治过程在这里是由两大政党的机器垄断着的,那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党在他们的全部目标上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这里根本就谈不上自下而上的真正民主。
  由两个在目标和政策方面基本一致的大党瓜分的这种民主制度的趋势当然以美国最为发达,但是我相信,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大概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类似的趋向。
  访问者:那么,代替它的另一种社会模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马库塞:嗯,另一种选择在我看来一向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今天依然如此。今天青年人所要求的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也没有浪费的社会。现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拥有实际上建设这样一个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技术、科学和自然条件。妨碍这个解放的就是现有制度和终日在努力维护这个制度的集团,他们使用着越来越狂暴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个取它而代之的社会模式在我看来不是那样难下一个界说的。至于怎样具体实现,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我相信,由于废除了贫穷、大量的浪费和资源的破坏,一种人类真正能够决定自己的生存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找到的。
  访问者:怎样实现这样一个社会的道路呢?
  马库塞:实现这样的社会道路——当然,这只有在争取这样的社会的斗争过程中才能够变得具体。关于这个,第一点可以说的是,根据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道路也会不同,这里说的发展,指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觉悟的发展,政治传统等等。我只就美国谈谈我的意见,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最了解。我一开头就强调,譬如说,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当然,有一个造成变革动力的问题,“谁是革命的主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不合理,因为革命的主体只能在变革过程当中涌现。这不是一个客观上已经有那么一个东西,只消怎么样把它找出来就是了的问题。革命的主体来自实践,来自觉悟的发展和行动的发展。
  访问者:这个动力今天会是工人阶级吗?
  马库塞:有人指责我说,我讲过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主体的话。这当然是歪曲我的话。我说的是:美国工人阶级今天不是革命的主体。这不是我做的价值判断;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讲出了事实,是一种描述。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在那两个国家,工人阶级有强烈的政治传统,生活水准没有达到美国那样高水平,因此工人阶级的激进的潜力也比美国大得多。
  访问者:你常常非常强调学生的作用,他们在变化中的社会当中起什么作用?
  马库塞:我从来不曾认为,学生运动已经代替工人运动而成为可能的革命主体,我所说的是:学生运动今天成了催化剂,成了革命运动的先驱,而在今天,这是一种特别关键性的角色。有人说,绝大部分局限于大学和学院之内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不能算作革命运动,那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一种所谓的精华阶层,我认为,这一切失败主义的谈论都是回避了事实。我要说,在今天的大学和学院当中,未来社会的干部在教育和训练出来,因此,在大学和学院里,推动觉悟和批判思想的发展是一个紧要的任务。
  访问者:在今天,什么东西能使革命发动起来?大概不会是贫穷吧,至少在先进国家中不是。
  马库塞: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在穷国里,贫穷当然起关键作用。在别的国家里,贫穷就其不到这种作用。也许,在20世纪或者21世纪里,革命的关键性特征是:革命主要不是产生于穷困,而是——我们不妨说——产生于普遍的不人道,非人化,所谓消费社会的浪费与无度引起的厌恶。也就是说,产生于对人的残暴和无知的厌恶。因此,这种革命的主要要求就会是——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寻求一种与人相称的生活,建设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就不仅是一个量的变革,而且也是一种真正质的变革的问题。
  访问者:产生于厌恶的革命——这难道不真的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吗?
  马库塞:完全不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产生厌恶,有着非常强有力的客观的和社会的原因。厌恶的确只不过是一种矛盾的表现,是充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越来越增长的矛盾的表现,这就是说,社会的巨大财富和这种财富的滥用之间的矛盾。觉悟程度提到了高水平,这种矛盾就表现为对现存社会的厌恶。
  访问者:教授,用改良的方法是不是真的不能达到一个人道的解放的社会?
  马库塞:可以去尝试改良,而且必须去尝试改良。凡是能够减轻贫穷、痛苦和压制的事情都一定要去试一试。但是剥削和压迫,就像战争和经济权力的集中一样,是寓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之中的。这就是说,或迟或早会到达这样一个地步,改良会碰上这个制度所能容许的极限;到那时,要贯彻这种改良,就得切断资本主义生产的根子——利润。
  这就是这个制度为了维护自己而要起来反对而且必须起来反对改良的那样一个极限,到了这样一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革命行不行?”
  访问者:笼统地说,获得了解放的、革命后的社会怎么样能够组织起来?譬如说,西方工业国家那样复杂的社会能够按照委员会制度的原则建设起来而不损害它的效率技术水平吗?
  马库塞:我们不能在今天就来描述革命后的社会的组织形式会是什么样子。这样说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还没有得到自由,因此,我们就不能事先断定自由的人会怎样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当然,我们可以勾绘它的一些基本制度的轮廓。“委员会制度”当然从历史来看是一个含义很多的名词。不过我相信这个基本概念还是有效的。我说过,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决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这中间头一件事就是:由他们来决定怎样分配社会必要劳动,劳动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要做到这一点,起初最好是在地方和地区的议会、委员会、理事会,或者其他任何你愿意叫它什么名字的地方。由于他们就在当地,所以他们最懂得怎样来安排轻重缓急,怎样来分配社会必要劳动。
  访问者:可是谁能够保证取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能够走向个人得到自由、人能够成其为人的社会?不管怎么说,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使人抱有这样的信心。
  马库塞:是不能保证。历史并不是一个保险公司。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经废除,无论如何也可以而且会提供一个自由社会能够赖以生长的基础。
  访问者:新左派今天应当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你是否主张新左派与其他持批判态度但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结成联盟的政策?譬如说,同议会力量结成联盟。
  马库塞:这个问题一定要按照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程度而作出不同的回答。在反革命已经活动的地方,就必须采取联盟的政策。但对于新左派来说,这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应成为一个政治原则!而且只能是在具体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具体的目标,譬如说,在发生示威和举行地方选举的时候。除此以外的情况怎么办呢?我认为,在今天,一切激进的反对派都是超议会的反对派。
  访问者:新左派在对当权的制度采取超议会的行动时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暴力?
  马库塞:嗯,我认为,在我们这样泛泛的谈话中是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只能在参与者当中针对着某种具体的情况来谈。一般而言,在暴力问题上,我只能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在现有的社会中,暴力已经固定到了绝对可怕的程度,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暴力从何而来?”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反革命初起时期,暴力首先是来自现存社会,根据这个观点,反对派面临着反暴力问题,这是暴力防御,决不是暴力进攻。
  访问者:我提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已经得到解放的社会里,你是不是预料会有新的人类学的人的构成?这种人永远为善、永远兄弟般的互相关心。
  马库塞:不,我不这样认为。我所设想的不是永远为善、永远互相关心的人,而是这样一种人,他们首先,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能够互相亲如弟兄和为善。我相信,在工业社会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广泛地把为了统治的利益而遭到压制的本能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是具备了。通过这种得到解放的本能——主要是生活本能,而不是破坏本能——互相关心这样的事情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成为现实。由于生活本能是与损人的本能相对立的,因此,这中间事实上就含有一种胚芽,使改善生活,提高生活的乐趣(不以危害他人为代价,而是与他人共同享有)有了可能,并为此提供条件。


卡尔·帕泊尔爵士:开放的社会


  1935—36年,我第一次访问英国。我是从奥地利到的英国,在奥地利执政的是一个相对温和的独裁政权,可是却受到国家社会党的邻国的威胁。英国的空气自由一些,我又能够呼吸了。这就像是把窗子打开了。“开放的社会”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我认为一个开放社会有些什么特征呢?我想指出两个条件:第一,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要有可能进行自由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又能影响政治。第二,有保护自由和弱者的制度。这里先谈第二点。
  国家通过法律和社会制度保护它的公民不受暴力的欺凌,国家还能够保护公民不受滥用经济权力的损害。这种保护已经在实行,可以加以改善。我们必须建立能够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损害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能够对付剥削的制度。因为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马克思主义者把政治的能量估计低了,特别是对于他们所说的“形式自由”。
  因此,我要强调政治制度对于进行社会改良的中心作用。重要的与其说是由谁掌权,不如说是去影响和控制统治者。
  从这里,我就回到了我的第一条:公众讨论的意义。在社会秩序或多或少开放的国家中,美国是最重要的一个,所有其他国家都要以美国的命运为依归。美国自奴隶解放以来只不过100年。那就是南方与北方之间差不多进行了五年的残酷的内战。这次战争对美国是一个大危机,良心的危机。今天,美国又一次在黑人问题上,同时也在越南问题上遇到了一次类似的良心危机。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对于一个社会的开放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什么:舆论自由和有一个反对派。最大的报纸,以及最有影响的电台和电视评论员就是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派要求美军撤出越南,在这种影响之下,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把它作为一项纲领。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只有在开放的社会里才能设想。这场战争打了几年之后,公众讨论迫使政府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严重错误,必须尽早结束。
  当然,我不想把美国民主推崇为理想。在美国这个国家,暴行和犯罪太多。自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以来,美国发生了非常快的变化。以前的气氛是有希望的,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气氛低沉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被暗杀以及越南战争使这种低沉甚至更为加深。美国人不再有把握相信自己的国家和那种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了。这些暴力行动部分的也许是美国传统的后果,但却不是那种形式的政府的后果,也不是那种所谓统治制度的后果。生活方式和信仰在美国事实上是改变得非常快的。正因为开放的社会是敞开在批判性讨论面前的,所以它们不是很稳定的。独裁制比较稳定,乌托邦当然更稳定,人们总是把它描绘成静止的。
  访问者:你说国家通过政治制度能够保护它的公民不受经济权力的伤害。它肯定能做得到。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则相反,他们认为,正因为这种制度是由统治集团控制着,因此不能起作用。
  帕泊尔:我认为这太言过其词了。当然,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每一个制度有时被这个集团控制,有时被那个集团控制。这是很清楚的。但是,说一个民主国家中的制度是什么时时刻刻都由资产阶级控制着,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专政神话了:他们说,每一个国家都是专政的国家,而所谓形式民主只不过是阶级专政。我要说,我认为这是神话。
  访问者:但是,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例,70%的新的私人财富落入了那个人数最少的占有者阶层,即财政金融上独立派手中,而雇员阶层人数为他们的七倍,却只能得到其余的30%,税收制度一边倒的偏袒人数最少的那个阶级,资本的所有者自己不费任何力气地一直在积累财富,而大多数雇员们却不得不全部消费掉他们的收入,永远也成不了资本的所有者,这样一种情况,说得再清楚不过,阶级社会的因素不是显而易见吗?
  帕泊尔:你这一下子提出了好几个问题。“阶级”这个词可以有好些使人迷惑的含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披着伪装的阶级专政,但是这种迷惑人的说法同存在着财富的巨大悬殊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人都享有平等机会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受到同样的教育,遗产税把一切财产都作平等的分配——然而,在这个社会中,事实证明在新产生的财富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悬殊。只要不存在贫穷,就不必把这看作是邪恶。当然,巨大的财产差不多总是用来投资的,这就使得有可能尝试革新。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可能不仅有富人,也还有穷人,这就是一大邪恶。不过这样的富人和穷人可以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
  但是,你在谈话中谈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你说那里的新财富分配的非常不平均。这并不能证明它的阶级特征,更不能证明那里是阶级专政。你还说到税收制度一面倒的偏袒人数很少的一个阶级。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也是有补救方法的,这一点,你从英国乃至美国的税收制度中可以看到。在英国,国民收入的一大半通过税收交给了国家,包括所得税、公司税和间接税,但是大概是因为税太重,整个经济,包括工薪最低的人,都为之叫苦。
  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一切民主制度都叫做披着伪装的专政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人们也许可以说——就像你说得那样——“阶级社会的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们也可以说,一些民主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找到了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途径。
  访问者:你是不是认为,形式上的民主政治结构只有在经济领域也有了民主之后才能算数?
  帕泊尔:形式民主政治结构只有在经济领域也有了民主之后才能算数吗?我可以把你的问题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贫与富同时并存是不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社会邪恶?我的回答是:贫穷是一种很大的邪恶,如果它是与巨大的财富同时存在,那么这种邪恶就更大了。但是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对立是比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对立更加糟糕的一种邪恶,这是一个新的阶级、独裁统治者和他们的被流放到集中营之类的地方去的讨厌的公民之间的对立。
  因此,我认为民主制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制度提供了进行自由的理性的讨论的机会,在于这种批判性的讨论能够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强烈反对信仰暴力的人的,特别是法西斯主义者。革命的或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宣称“客观的”讨论是没有的。他们说,在你同别人进行讨论以前,你就必须有把握,那个人具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这就是说,他必须从根本上否定目前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这就等于是说,讨论重大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法西斯主义的反知识分子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同对立面不能进行讨论,也不应进行讨论。他们都拒绝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批判性讨论。
  我们且来想一想,这样拒绝进行讨论起什么作用。这就是说,他们一旦当政就要压制一切反对派。这就等于是排斥开放的社会,否定自由,采行一种暴力哲学。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民主制度的成就视而不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的理论教导我们:政治自由是一钱不值或者几乎一钱不值,因为,当然,这种自由只不过是披上了伪装的专政。
  但是这种看法非常不符合现实,马克思主义新近在西方所有各开放的社会中(而且只是在这些社会中)再度兴起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民主制度总是向各种思想开放的,特别是向反对派的思想开放。这些民主国家决不是披着伪装的专政,他们随时都愿意对自己提出疑问。他们非常明白,很多事情并不是看来理所当然的那个样子。一些主张和想法只有在开放的社会里才有可能见诸实现,那些把民主制度看作只不过是伪装的专政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一切独裁制度,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实质上都是一路货色。
  这是错误理论的后果,使他们看不到这种至关紧要的思想斗争——即批判性讨论——的意义。
  访问者:教授,你的“开放社会”需要有多元的权力政治,人人机会均等,这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中确实有的,但是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现实中却不是无条件存在。你认为“开放社会”是已经存在呢,还是必须要去开创呢?
  帕泊尔:我认为这既是现实,也是理想。当然,开放的程度不同。在这个民主国家里,社会可以是比另一个民主国家成熟一些,先进一些,开放一些。好坏如何取决于好几个条件:以前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教育方法,最终要取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制度生效。我主张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找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如果一个国家中有这样的制度:它使人们能够不使用暴力而把政府换掉,也就是不必杀掉他们就换掉它,那么这就是一个民主国家,这就是民主制度的特征。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民主国家,要真正成为开放社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是相信理性的,这指的是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当报着我所讲得那样一种态度。当然,我不认为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总是讲理性的;人们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才讲理性。我也不相信“理性的力量”或“理性的权力”。我相信的是我们可以在理性和暴力之间选择;我认为理性是唯一可以代替暴力的东西,不必要的使用暴力就是犯罪。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理性,因为他们认为,隐藏在各种理由后面的只不过是人的私利。
  当然,人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在政治当中是起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其他的因素,例如保持公平的愿望,也起一定的作用,这点是肯定的,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所根据的是一种十分精炼的猜测性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它不像法西斯主义实践那样不要理智。但是其结果的确都是一样:尽管它所依据的是一种相当严密的理论,但在实际上是不要理智的,非理性的。
  暴力总是引起更多的暴力。暴力革命使革命者丢掉性命,毁灭他们的理想。只有那些最有本事的保命能手才能活下来。
  左的革命肯定会带来的是丧失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至于革命带来的专政究竟是左的还是右的,那主要取决于偶然因素,而且这主要是使用的术语不同。我坚决认为,只有在民主国家里,在开放的社会里,我们才有可能治好伤痛。如果我们用暴力革命摧毁了这种社会秩序,我们就不仅要对革命的惨重牺牲负责,而且会造成一种局面,使得废除社会邪恶、不公平和压制都办不到了。我是主张维护个人自由的,我厌恶国家的胁迫和政府官吏的骄横不下于任何人。但是不幸的是国家成了一种必需的邪恶;没有国家,事务就不能运转。俗话说,人口越多,国家也越要。这句话不幸是有道理的。通过暴力,人类很容易被灭绝掉。必须要做的是尽力去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使冲突越来越能够在这个社会中通过理性来解决。我说的是“比较合理”!严格地说,合理的社会是没有的,但是比现有的社会合理一些的社会总是有的,因此我们就是要为建立这样的社会而奋斗。这是现实主义的要求,不是乌托邦!


理论背景



赫伯特·马库塞


  访问者:教授,在你的政治纲领后面,当然有一种明确的关于科学性质的观点。我们且来略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一般的伦理——社会准则纯粹从科学上来说是不是能够成立的,或者,这种准则是以主观的价值判断为依据的,这种价值判断虽然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探讨,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追根到底,并不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马库塞:肯定不是以主观价值判断为依据。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都取决于你所谓的“科学”和“科学方法”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自然科学的模式是科学方法的唯一模式,那么可以肯定,社会科学和支配社会科学的准则或价值就是不科学的。但是我认为,把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模式等同起来是片面牵强的,或者干脆就是错误的。有一种科学方法是依靠对事实作批判性分析的,这种科学方法包括自然科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数量计算所根本无法接触的领域。我甚至要说,在社会科学中通用(或者至少是应当通用)的这种科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自然科学模式更为准确和正确。
  访问者:这样说来,这不是说在经验研讨和演绎逻辑之外,还有其他的科学程序?
  马库塞:在经验研讨和演绎逻辑的范围之外——这些就包括了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了。我要再一次说,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是依靠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论证的趋势和历史可能性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运用的范围。
  访问者:我是不是可以从你的回答中做出这样一个推断: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截然不同,你并不认为像“辩证法”这样的东西是有效的?有人把“辩证法”看作是比演绎逻辑还要好的第二种逻辑。
  马库塞:对!我认为,把辩证法算作学术分工中的一个“主题”没有什么意思。
  访问者: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是什么?这是否只是说,科学家——理论家——在政治问题上也应当有个立场?或者还不仅止于此?
  马库塞:你对这个问题只是从理论与实践的个人关系来提的。我认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实质性的关系。譬如说,我认为,自由、正义、人道和人类这些概念,如果加以实际的分析和发展,是包含有反对现存的奴役、剥削和不人道的斗争的。因此,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是实质性的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理论概念如果和实践脱离就是虚假的。
  访问者:还有一点。“资产阶级”对民主的了解,代议制民主的采行,乃是从政治之中是没有客观真理或者很少有客观真理这样一个观点出发的,因此认为这种制度必须向新的主张开放。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事实,而且准则——即政治的和道义的评价——都是可以论证的,因此也许就会妨碍新的主张的渗入。在这种意义上,这不就是存在着变成教条式的公式(且不说是极权主义的公式)的可能性吗?
  马库塞:代议制民主是从这个制度必须对新的主张开放这样一个见解出发,也许是这样,但是现实是怎样呢?如果这个见解要真的兑现,那么,实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给予或者创造理解和传播各种主张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美国,你几乎可以发表任何你想发表的言论,出版你想出版的任何东西。但是,首先,惩罚用不着多久就会来到,丧失职业、得不到提升、受到监视,必要的话,警察和法院都会来。其次,被垄断的大众媒介的压力和一般公众的思想融合状态是非常起作用的,言论和宣传自由仍然可以保持不动——这种情况说明了这个制度的封闭性,而不是说明了它的开放性。当然,我们还是必须欢迎和捍卫这种言论和新闻自由。这对于我们的斗争和目标仍然是必要的条件。
  那么,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是向新的思想主张开放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访问者:教授,你是否同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知识和基本原理都完完全全来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呢?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政治——道德原理体系,它很可能是可以从科学上来论证的,但是却是与其传统的哲学基础相脱离的呢?
  马库塞: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他的客观性和普遍真理性就是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的普遍真理性,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历史当中的一支积极的力量,并且它本身也是在这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而这并不需要它放弃自己的概念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对社会进程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这种分析中产生出人类——而不是自然!


卡尔·帕泊尔爵士


  访问者:你在你所著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推测与批驳》中,形成了你的科学理论,即“批判性理性主义”理论。你可以再概略地谈谈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吗?
  帕泊尔:苏格拉底在他著名的辩词中曾经说:“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甚至比这还不如。然而阿波罗神的神谕宣示却称我为人们当中的最有智慧者。”苏格拉底略思片刻之后是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我知道我的无知,也许就是这种对自己的孤陋寡闻的自知之明使我比那些不知自己无知的人略胜一筹。”
  苏格拉底还说,一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家应当是一个聪明人。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政治人物应当比别的人更认识自己的无知,因为他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应当使他认识自己的局限,因而在智力上自谦。”
  我同意苏格拉底的话。从这里出发,我可以最恰当地提出我对所有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的非议。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知之甚多。他们在智力上毫不自谦。他们炫耀自己的知识,卖弄词汇。
  我这种非议并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伟大的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们有新的思想,这种思想往往是难以表达出来的。凡是有点新的重要的话要说的人,如果他要使自己的话被人了解,那就得看他自己了。他可以把最大价值的思想形诸笔墨,而且写得尽可能简明易懂。写不知所云的文章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是我认为现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吹牛,他们想用思想空泛而词藻甚多的东西来影响我们。知识才智上的自谦是与他们最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他们不是苏格拉底的门生,甚至不是康德的门生,但是却是黑格尔的门徒。因此,我认为,就像苏格拉底说得那样,我们是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但是很明显,我们不是对什么事都一无所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自然科学和它们的光辉成就。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自然科学,我们就会看到,这并不是正面的或者肯定无疑的知识,而是大胆的假设,我们通过尖锐的批判而不断在改进这种假设,或者把它们一笔勾销。这就是一步一步地去接近真理。但是我们并不拥有正面的、肯定无疑的知识。我们有的只是假设性的知识。
  但是,最要紧的是取得了科学进展。为了要对我们的假设展开批判性的讨论,常常就要以下面这样一种态度来对这些假设做出评价;我们要的是在我们看来比较接近于真理的假设,比较经得起我们批驳的假设。
  因此,在科学中,是没有平衡点的,使我们可以宣告“我们达到了真理”的这样一点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只是我们想要加以批判并以比较妥善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的大胆的假设性理论。
  因此,在科学上,我们有这样一条规则:科学革命越多越好。因此,从科学史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不断革命!”实际上是对的。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指责我的立场不能一以贯之,他们说,抱有这样的科学革命理论的人按理来说应当使我在政治上成为一个革命者。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正因为在知识领域里持激进的观点,大胆地创立新的革命理论,革命性地推翻旧的理论,才使我们能够在实践方面避免暴力。为了使我这些话比较易懂,我想把动植物的生存竞争来同我们的假设的“生存竞争”做一比较。
  动植物是会发生变异或突变的,使动植物能够适应生活条件的这种突变是由自然选择来挑选的。但这只不过是意味着适应得比较差的或者突变得不好的不能存在,突变得不好的动植物被淘汰——它们不能生存下去,或者繁殖的后代很稀少,终于被淘汰掉。假设可以同突变相比。人不是造成新的突变,而是有时创立新的假设或理论。如果人不会批判,那么,支持不适应的或者不好的假设的人就会被淘汰掉。
  但是合理的、批判性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批判我们的假设,淘汰错误的假设,而不至于毁掉不好的假设的创立者或代表。这是批判方法的一个伟大成就。这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些假设是错误的,摒斥这些假设,而用不着摒斥支持这些假设的人。
  批判性讨论的方法使得我们的假设为了我们而死,而狂热之徒的非批判性方法却是使我们把自己变成我们的假设的殉难者。深刻的批判、对我们的假设的批判性研讨,代替了暴力的生存竞争。这样,我们的思想、理论或假设所取得的革命性进展可以代替会牺牲那样多人的暴力革命。很有意思,德国最近有些显然不大明白自己到底是在说什么的人给我戴上一顶实证主义者的帽子。实证主义者是反对纯推理理论的哲学家。这种人拘泥于实在的和看得见的东西。而我一向是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从我发表我最初的著作以来,我一直同这种实证主义作斗争。实证主义要人们“以能看见者为限”,而我却要人们“大胆地创立纯粹理论的假设,然后批判之,无情地审查之。”
  访问者:那么,教授,你是要求在科学上和思想上革命,而不要在政治实践上革命。你说科学本身决不能提供肯定无疑的知识,而只能提供暂时还未被驳倒的假设。那么这在社会方面是怎样呢?
  帕泊尔:完全相同!在社会方面,我们也是有主见和理论。我们为废除社会邪恶而创立理论,研究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据以对理论做出判断。
  访问者:然而,这些“社会邪恶”是什么呢?它们怎么只能够与一定的社会价值相对照而加以衡量呢?怎样能够证明,在这些社会原则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
  帕泊尔:这是不能证明的,正像在自然科学中也什么都不能证明一样。但是可以进行讨论。人们可以把各种社会态度来同它们造成的后果对比。归根到底,是接受还是拒绝这样一种社会价值是一个做出决定的问题。
  访问者:那么,社会原理、政治原理,是不能够最后证明的。人们只能自己决定是赞成还是反对!你的“开放社会”的整个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性决定的基础之上的,即是说:在社会这个领域里也是主张依靠理性的决定。你可以更具体一些说明这一点吗?
  帕泊尔:理性主义尊重辩论、理论和考察经验。但是,人们不能够还是通过辩论和经验来说明这个依靠理性主义的决定是对的。虽然这样的决定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归结到底还是取决于一个非理性的决定,依靠对理性的信仰。然而,这种依靠理性的决定并不单纯是一个智力的问题,它也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它影响着我们对他人的整个态度,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整个态度。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对人的理性协调的信仰,对每一个人的价值的信仰。理性主义与人道态度要比非理性主义与摒斥权利平等更能协调一致。当然,人与人之间在许多方面是不平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要求得到平等待遇和平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既成事实,而是基于道义决定的政治要求。
  对理性的信心,以及对别人的理性所抱的信心,这就是公平和容忍的思想,就是摒斥一切权力野心的思想。

结论



赫伯特·马库塞


  访问者:是什么最终的道义动力在推动着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把自己如此热诚地贡献给激进的政治?
  马库塞:贡献?你瞧,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义务。这十分自然,是完全自发的情感。今天,自然而然地,不考虑我周围的事物,不考虑世界上发生的事物,我简直就没有思想。的确,我所关怀的不仅是我眼面前的周围事物,而且有美国的黑人区,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一切明显地存在着痛苦、残酷和压制的地方。即使你眼睛不想看,你也会感到它、书报上读到它,知道它。我不想说,这对我是一种特殊的义务,这是我生活的自然表现。


卡尔·帕泊尔爵士


  访问者:教授,最后,让我再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你来说,革命,即强制地把人们认为比较好的事物建立起来,是不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帕泊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把革命同民主区别开来,包括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纯粹形式民主区别开来,把革命同真正的独裁区别开来,不幸,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革命才得以摆脱掉独裁。同样,“革命”这个词可以是指和平的推翻,也可以是指暴力的推翻。而马克思主义却没有解决这个含糊之处。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例如,17世纪的英国革命带来了克伦威尔的独裁;法国革命带来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俄国革命带来了斯大林。因此,看来革命理想及其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非暴力变革则全然不同。非暴力变革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行动造成的人们不想要的、不受欢迎的后果来到的时候,注意到这种后果,并及时改变这种后果。因此,这就会造成一种气氛,使公众对现有社会状况的批评不会被强力所压制,同时也形成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