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印第安人问题
一、问题的重新提出
所有不了解或回避土著人问题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都只是一些理论上的无稽之谈，甚至有时只是口头空谈，因而也就必定名誉扫地。有些论著，即使它们良好的用意也救不了它们。实际上，所有这些论著只起到了掩盖或歪曲问题真相的作用。社会主义的评论揭示并澄清了这一问题，因为它是从国家经济中去寻找问题的原因，而不是从国家的行政、司法或宗教机构，不是从种族的二重性或多重性，也不是从种族的文化和道德中去寻找问题的原因。土著人问题是由我国的经济产生的，其根源就在于土地所有制。只要“酋长”（“gamonal”）*的封建性依然存在，任何想用行政措施或警察手段，用教育的方法或兴办交通工程来解决问题的企图，都是只治其表的或修饰性的工作。[1]
* “gamonal”一词系秘鲁二十世纪初用语，指印第安人山区大地主。他们是当地政治统治者和经济剥削者，惯用非法和暴力手段侵占土著人村社，以扩大自己庄园的土地。——译注
“酋长统治制”必然使一切保护土著居民的法律和条令归于无效。农庄主、大庄园主就是封建贵族。他们的权威，由于得到周围气氛和习俗的支持，成文的法律对它也无能为力。法律禁止无偿劳动，但大庄园中依然存在着无偿劳动，甚至强迫劳动。法官、地方官吏、警察局长、教师和税吏都依附于大土地所有制。法律不得违反酋长的意志而实行。官员坚决执法，就会被中央政府撤职或牺牲掉，因为酋长统治制直接地，或者通过议会——两种办法，异曲同工——对中央政府具有永远是无所不能的影响。
因此，在重新考察土著人问题时，人们较少注意订立保护性法律的条文，而较多注意土地所有制造成的后果。1918年，何塞·A·恩西纳斯博士的论文（《对土著居民保护法的贡献》，《Contribución a una legislation tutelar indígena》），就开创了这种倾向，而且从那时到今天，这种倾向有增无减。[2]但是，由于他的著作的性质本身所决定，恩西纳斯博士不可能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一项社会经济纲领。他那些旨在保护土著人所有制的建议，不能不局限于这一法律目的。恩西纳斯博士简要地描述了土著人的“土地”（homestead）*状况，建议分配国家和教会的土地。他根本没有谈到剥夺作为大庄园主的酋长们的土地。但他的论文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一再谴责大庄园制的后果；这种审判[3]给大庄园制作了终审判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目前这场从经济—社会方面对印第安人问题的评论揭开了序幕。
* homestead，英文，原意为家宅（包括房屋及其周围的田地），或在美国和某些英国领地分给定居的移民耕种的土地。这里作者借用这个英文字，故译为“土地。”——译注
目前这场评论正在抨击和驳倒这样一些论点，凡此种种论点都把印第安人问题看成是行政、法律、种族、道德、教育、宗教等这个或那个片面和绝对的准则问题。
有人把保护土著人的问题缩小为一般的行政事务，毫无疑问，这些人早就遭到了最明显的失败。从西班牙的殖民地立法时期起，经过认真调查后制定的那些学究式和繁琐的规章条例都已表明毫无成效。自独立以来，共和国发布的旨在保护印第安人免遭欺诈勒索的法令、法律和规定，其数目之多不谓不可观。但是，今天的酋长和昔日的“委托监护主”一样，对于那套行政制度理论并不怎么惧怕。他们知道，实践又是另一回事。
毫无疑问，共和国立法的利己主义性质，助长了大庄园制对土著居民地产的吞并。在这方面，西班牙的立法倒是用较为现实主义的态度考虑到印第安人的状况。但是，面对其经济结构原封未动的封建主义，法制改革并不比行政改革有更多的实际价值，土著居民村社和个人的地产大部分早己被侵占完毕。另一方面，所有经历过封建时期的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封建领地不解体，自由派的法律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实行。
认为土著人问题是种族问题的想法，集最陈腐的帝国主义思想之大成。认为有劣等种族的观点，是为西方白人进行其扩张和征服活动服务的。希望通过当地人种与白人移民主动混血来求得土著人的解放，那是一种反社会学的天真想法，这种想法只有美利奴绵羊的进口商那种幼稚的头脑里才会想得出来。印第安人民丝毫不比亚洲各国人民低劣，而亚洲人民并没有输入欧洲人的血液，却令人敬佩地吸收了西方文化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东西。所谓秘鲁印第安人的退化，完全是封建集团的诡辩家们的一种廉价捏造。
认为土著人问题是道德问题的倾向，体现了一种自由、博爱、十九世纪思想派、自然神论的观点，而在西方的政治领域中，这种观点鼓舞并促成了“人权联盟”。那些在欧洲基本上毫无成效地揭露殖民者罪行的反奴隶制的会议和社团，就是产生于这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总是过分相信它唤起文明的道德感的种种号召。冈萨雷斯·普拉达*仍然抱有希望地写道：“土著人的地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改善：或者压迫者大发慈悲，承认被压迫者的权利；或者被压迫者坚强有力，足以惩戒压迫者。”[4]首先，“维护土著居民协会”（1909—1917年)就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尽管协会只在其领导人为它规定的保护印第安人的具体的、直接的目的方面有真正的成效，这些方针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多拉·马耶尔[5]那种典型的撒克逊人的求实理想主义。秘鲁和全世界广泛地进行了这种试验。在欧洲，人道主义的说教并没有制止和阻止住帝国主义，也没有使帝国主义的方法变得仁慈。反帝斗争已经只能依靠殖民地民众解放运动的团结和力量。这种观点正在当代的欧洲指导着一场反帝活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罗曼·罗兰这样的自由派人物都参加了这场活动，因此不能认为这场活动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秘鲁思想家、作家，宣传欧洲新思想，反对西班牙传统。详见本书第七篇论文第五节。——译注
几百年前，在理性和道德领域，宗教运动处于更为有力，至少更有权威的地位。但这支十字军所得到的只是十分巧妙地授意制定的法律和规定。印第安人的命运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知，冈萨雷斯·普拉达不是一个用纯粹的社会主义或偏执的社会主义的标准来看待这些事情的人，他从问题的经济内部寻求失败的原因。他说：“事情只能是这样：官方公开命令进行剥削，让人们人道地作恶，或公平地行不义。为了根除滥用权力，必须废除‘摊派税役制’和‘赋役制’*，一句话，必须改变整个殖民地制度。如果没有印第安人的辛勤劳动，西班牙的国库早就空空如也了。”[6]尽管如此，宗教的劝诫讲道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要比自由派的说教明显得多，因为前者运用的是西班牙现行的狂热的天主教教义，而后者却想让人们倾听土生白人那套贫乏的和形式上的自由主义。
* 原分别译为“摊派劳役制”和“米塔制”。“Repartimiento”原指西班牙殖民时期，授予西班牙征服者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现在指摊派的贡税、劳役等负担。“Mita”克丘亚语，意为“轮流、轮换”。原为在美洲用抓阄方法指派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从事公共劳动；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印第安人交纳的赋税，更泛指印第安人轮流在矿山从事的强迫劳动、现在一般指印第安人缴纳的赋税和负担的劳役。据此，两者分別译为“摊派税役制”和“赋役制”。——译注
但是今天，希望用宗教解决问题无疑是最落后和最违反历史的。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和他们遥远的——真是远在天涯！——老师一样，甚至连一份具有适当权威和法规的印第安人权利的新宣言也不想搞，而只是考虑让传教士担负起在印第安人和酋长之间进行调解的职责。[7]既然在中世纪的秩序中，当教会的精神和思想力量可以由诸如拉斯·卡萨斯神父*这样一些教士衡量出来的时候，教会都没有能实现的事业，现在又能依靠什么因素获得成功呢？在这方面，基督再临派教会已经走在了天主教教士的前面，而天主教教士主持在修道院举行的福音宣讲会的次数则日益减少。
认为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的观点，甚至得不到持严格的、自立的教育观点的人的支持。今天，教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社会和经济因素。现代的教育家十分清楚地懂得，教育不是单纯的学校与教学方法问题。经济——社会环境无情地制约着教师的工作。酋长统治制根本反对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因为酋长统治制所以能存在，就在于保持印第安人的愚昧无知，同样还在于培养印第安人酗酒的习惯。[8]假设在目前情況下，现代学校能够按农民入学人口的比例而增加，那么现代学校和封建大庄园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由于在社会现实中某种不可想象的奇迹，学校能够在封建领地的环境中保持其纯粹的教育使命，那么农奴制的机构就会彻底取缔学校的活动。即便是最有效、最宏伟的师范教学也不可能创造这种奇迹。在与事物的最基本的进步和进化观点不可调和的封建环境的压力下，学校和教师都不可避免地注定会变质。当人们一知半解地明白了这种实际情况时，就从土著民族寄宿学生中发现挽救的办法。但是，一想到能够住校的学龄土著居民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这一点，这种喧嚣一时的办法的无能为力也就暴露无遗。
*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1474—1566年），曾随同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到美洲。他热情维护印第安人，抨击西班牙君主的征服和征服者的残暴，著有《西印度群岛毁灭简史》（1552年〉和《西印度群岛通史》（1475—1566年）——译注
许多人怀着完全良好的信念提倡的教育解决办法甚至已被官方所抛弃。我再说一遍，教育派是些最不会想到使这种解决办法独立于经济——社会现实的人。因此，目前它只是一个模糊的、未定形的建议，对此任何团体和任何学说都不负责任。
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土地问题中寻求土著人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简要的历史回顾*
* 这篇《简要的历史回顾》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应塔斯社驻纽约分社要求而写的，译载于《民族》周刊（“The Nation”，第128卷，1929年1月16日，题目为《新秘鲁》。曾在《劳动》上转载(第一年度，1928年第一期），题目为《关于土著居民问题。简要的历史回顾》，文前发表了作者撰写的编辑部按语，他在按语中指出，这篇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关于印第安人一文的补充”。为此将它补录于这篇文章之后。——1968年版编者按
据谨慎的估计，印加帝国的人口不少于一千万。有人估计为一千二百万甚至多达一千五百万。西班牙的征服首先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西班牙征服者由于人少势孤，只能靠恐吓土著居民才得以强行建立他们的统治。被视为神人的入侵者的武器和马匹，在土著居民中产生了一种又敬又畏的心理。征服之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并没有停止对土著种族的灭绝。总督辖区建立了一种残酷剥削的统治制度。印加诸王统治时期，由于金银只用于制作饰物和本质上是以农立国的印第安人不知道使用铁器，所以矿山开发的规模很小。而西班牙人由于垂涎贵重金属，便把经济活动转向开发矿山。为了开发矿山和进行冶炼，他们建立了一种强制性无偿劳动的压迫制度，造成土著居民大量死亡。因此，土著居民不仅陷入农奴地位（如果西班牙人仅限于开发土地而保持这里以农立国的性质，土著居民就会到此为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奴隶。那时也有人发出人道主义和传播文明的呼声，他们在西班牙国王驾前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在保护印第安人方面，拉斯卡萨斯神父确实是非常突出的。《西印度法律汇编》*就是根据保护印第安人的意图而制订的，法律承认村社为他们特有的组织形式。但是实际上，印第安人仍然处于一种残酷的封建制的统治之下，这种制度摧毁了印加的社会和经济，但却没有用一种能够组织生产向前发展的秩序来取而代之。西班牙人纷纷在沿海地区定居，从而将大批大批的土著居民驱赶出这一地区，以致出现了缺乏劳力的现象。总督府企图用输入黑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结果是黑奴适应了沿海地区炎热的谷地或平原的气候和艰苦劳动，但却不适应寒冷山区的采矿工作。黑奴的到来加强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因为尽管土著居民人数已大大减少，但如果没有黑奴，同虽然处于被奴役地位但却依然抱有敌意和仇视态度的印第安人相比，西班牙人在数量上仍是势单力薄。黑人被用于家务和手工艺劳动。白人顺利地与他们进行混血，从而造就出一种沿海居民，其特点就是更加倾向西班牙的东西，而更加敌视土著的东西。
* 西班牙王室为统治美洲而制订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规定、敕旨。——译注
众所周知，独立革命不是一场土著人的运动。是各殖民地的土生白人甚至西班牙人发起了这场革命，并从中捞取了好处，但他们利用了土著群众的支持。此外，诸如普马卡瓦*这样一些有觉悟的印第安人，对孕育这场革命曾起了重要作用。独立革命的纲领理所当然地包括解放印第安人，这应是实行其平等原则的必然结果。于是在共和国的最初行动中，制订了几项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和法令，规定了分配土地、废止无偿劳动等等。但是在秘鲁，这场革命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阶级，因此，由于没有能够将其付诸实行的统治者，所有这些法律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掌握政权的殖民地时期的大庄园主贵族，原封未动地保持了他们对土地，因而也保持了对印第安人的封建权利。表面上旨在保护土著居民的所有法律条文，丝毫也没有触动迄今依然存在的封建制度。
* 马特奥·加西亚·普马卡瓦（1734？-1815），原为秘鲁印第安人酋长。1814年起义反对殖民当局，次年兵败被杀。——译注
与共和国相比，总督辖区应负的罪责要轻一些。从根源上说，总督辖区应对印第安人的贫穷和沉沦承担责任。但就在那个宗教裁判所横行的时代，有一个基督教徒的呼声，即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呼声却响亮地保护印第安人，谴责殖民者的残酷暴行。但在共和国时期，迄今还没有一个人如此有效和坚定地维护土著民族。
总督辖区是一个外国人的中世纪的统治制度，而共和国在形式上是一个秘鲁人的、自由派的统治制度。因此，共和国肩负着总督辖区所没有的义务。共和国应当提高印第安人的地位。然而，同这种义务背道而驰，共和国却使印第安人贫穷化，加重了他们的贫困和沉沦状态。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共和国只是意味着一个逐步占有了他们土地的新的统治阶级上台执政。在象印第安人这样一个固守农村习惯和农民心理的种族中，剥夺他们的土地就是造成物质和精神解体的一个原因。土地一向是印第安人的一切欢乐所在。印第安人已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印第安人觉得，“生命来自于土地，又回归到土地”。因此，印第安人可以对一切漠然置之，唯独不能对占有他们的土地漠然置之，那是他们怀着宗教般的虔诚用自己的双手费尽气力耕种和培育起来的土地。在强占土地这件事情上，土生白人的封建制度比西班牙人的封建制度更加贪婪，更加残酷。一般地说，西班牙人委托监护主身上还经常流露出某些封建领主的贵族习气。土生白人委托监护主却有着平民的所有缺点，而没有贵族的一点优点。总之在共和国时期，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并没有减轻。印第安人的所有暴动反抗和所有斗争风暴都被血腥地镇压下去。对于印第安人的强烈要求，总是以武力进行报复。随后，安第斯山高原的沉默就埋没了这一次次报复所造成的悲惨隐情。总之，共和国已在征夫筑路的名义下恢复了“赋役制”。
此外，共和国还对土著种族意气消沉、一蹶不振负有责任。在共和国时期，解放印第安人的事业已变成某些考迪罗蛊惑人心的投机行为。土生白人政党把解放印第安人写进了自己的纲领，从而削弱了印第安人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意志。
在主要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山区，几乎依然原封未动地实行着最残酷的、主宰一切的封建制。酋长们由于占有土地，就把已经陷入极度沉沦和愚昧的土著种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用极其原始的方式经营农业以外，秘鲁山区还有另一种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掌握在两家美国大公司手里的采矿业。矿山中实行雇工制，但工资微乎其微，工人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劳动保护法根本得不到遵守。“挂钩制”用预付金的欺骗手段把工人变成奴隶，让印第安人完全受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摆布。由于农业中的封建制度使印第安人一贫如洗，所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宁愿到矿山中去碰运气。
社会主义思想在秘鲁的传播，已经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一场强大的要求恢复土著居民权利的运动。秘鲁人口的五分之四是土著人，是农民。秘鲁新一代人感觉并认识到，只要秘鲁的进步不是这样的人民的事业，不给这样的人民带来利益，那它就是虚假的，至少不是秘鲁式的。这场运动在本国的艺术和文学中也有所表现。由于西班牙殖民地精神和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文学艺术中的土著形式和内容遭到贬斥，今天已日益明显地看到要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价。土著主义文学看来必将发挥俄国革命前“农民主义”文学所发挥的那种作用。印第安人自己也开始表现出有了新的觉悟。过去由于相距遥远而互相隔绝的各个土著居民点正在日益加强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政府发起的土著居民代表大会的定期会议开始的，但由于他们恢复权益的要求很快具有了革命的性质，于是先进分子被排挤出去，一些伪代表被拉进会议，会议原来的性质就被篡改了。土著主义思潮己经在向官方的行动施加压力。政府已经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接受并公开赞成土著主义观点，同时颁布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井没有触动“酋长制”的利益，因此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过去在统治阶级的修辞学中讳莫如深的土著居民问题，现在也在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术语中第一次被提了出来，而且被看作是与土地问题一样的首要问题。更加明显的是，人道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入人心。这个问题不能用发动一场慈善运动来解决。地方权贵和巧嘴滑舌的律师们的慈善机构只是对人的嘲笑。象已经解体的维护土著居民协会一类组织的呼吁也只是对牛弹琴。维护土著居民协会在当时都没有能变成一场运动。它的活动逐步退化为佩德罗·S·苏伦和多拉·马耶尔个人极其高尚的慷慨无私和自我牺牲行动。作为一场实验，维护土著居民协会的作用，在于它检验和测量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在道义上麻木到了何种程度。
印第安人问题只能靠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应该由印第安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基于这种观点，人们把土著居民代表大会的会议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近年来由于成为官僚机构而退化变质的土著居民代表大会，在当时还没有提出一个纲领，但它们最初的几次会议把各地区的印第安人联系起来，从而指出了一条道路。印第安人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联系。他们的抗议一直局限于各个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精神沮丧。四百万人组成的一个民族，只要认识到他们人多势众，就绝不会对他们的前途感到失望，然而就是这四百万人，只要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一盘散沙，那就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历史方向。
[1] 在巴尔卡塞尔所著《安第斯山的风暴》（Valcárcel，《Tempestad en los Andes》）这部热情而战斗的土著主义福音书的序言中，我曾这样阐明我的观点：
“对于土著人复兴的信念，不是来自在克丘业人的土地上实行物质的‘西方化’的进程。唤起印第安人心灵的不是文明，不是白种人的字母表，而是神话，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土著人的希望完全是革命的希望。这种神话，这种思想也是其他古老的人民，其他正在衰落的古老种族（如印度人、中国人等）觉醒的决定性动因。今天，世界历史空前地趋向于受同一种规律的制约。建立了最发达、最和谐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印加人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唯一对世界的热情冷淡无情的人民呢？土著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潮流的血缘关系是如此明显，以致无须引经据典加以说明。我已经说过，通过社会主义的途径，我终于理解并做到正确估价土著人问题。巴尔卡塞尔的情况表明我个人的经验完全正确。巴尔卡塞尔由于受过多种文化教育，受到他那传统主义爱好的影响，在各种研究著作的引导下，从政治上使他的土著主义变为社会主义。他在本书中还告诉我们说‘土著无产阶级正期待着自己的列宁’。这话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毫无二致。”
“土著居民恢复权利的要求，只要停留在哲学或文化范畴，就不会有历史性的结果。而要取得这种结果，即使之成为现实和有形的东西，这种要求必须成为恢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要求。社会主义教导我们要用新的方式提出土著人问题。我们已不再抽象地认为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于是我们第一次感到，这个问题已得到澄清和明确。”
“那些尚未冲破资产阶级自由教育的束缚，而且站在抽象派和文献派立场上，热衷于把这个问题的各个种族方面搞乱的人，忘记了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受政治因而也受经济支配的。他们使用假理想主义的语言来偷换现实，在他们的一些定语和推论下掩盖现实，他们用一种含糊不清和莫名其妙的评论来反对革命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评论，土著人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能从改革或政治行动出发，因为这种改革或政治行动不会对复杂、繁多的风俗和恶习立即产生效果，而这些风俗和恶习只能通过缓慢和正常的演变才会改变。”
“幸亏历史解决了所有疑问，消除了所有误解。西班牙的征服是一个政治行动，它突然中断了克丘亚民族的自治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征服者的法律和习惯立刻取代了土著居民的法律和习惯，但是，这一政治行动在一切领域——无论精神领域还是物质领域，都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制度的改变就足以根本上改变了克丘亚人民的生活。独立是又一个政治行动。它也未能彻底改变秘鲁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开创了我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而且尽管由于它几乎没有触动殖民地经济的基础结构因而实际上没有改变土著居民的地位，但它还是改变了他们的法律地位，并开辟了他们政治和社会解放的道路。如果说共和国没有走这条道路，那么不走这条道路的责任完全在于篡夺了解放者们从事的本来富有创造意义和原则的事业的那个阶级。”
“长期以来，一帮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大庄园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律师和文人，始终将土著人问题神秘化。现在已不允许再把这个问题神秘化了。土著种族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贫困，最清楚不过纯粹是几个世纪来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继承了殖民地封建性的制度就是酋长统治制（gamonalismo）。在这种制度统治下，根本就谈不上印第安人真正得救。”
“‘酋长统治制’这个词不仅是指一个社会和经济阶层，即大庄园主或大地产主阶层，而且是指整整一种现象。酋长统治制不仅表现在真正意义上的酋长身上。它包括一个由官员、中间商、代理人和寄生虫等组成的人数众多的统治阶层。一个目不识丁的印第安人，由于他为酋长统治制效劳，就可以变成自己种族的剥削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就是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掌握着国家政治和机构中的领导权。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打击一种弊病（有些人顽固地只注意这种弊病的偶然或次要的表现），就必须对这种关键因素采取行动。”
“铲除酋长统治制或封建制，本来可以由共和国按照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实现。但由于我已指出的原因，这些原则未能充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历史进程。由于遭到负责实行这些原则的那个阶级的破坏，一百多年间，这些原则一直未能将印第安人从农奴制中拯救出来，这种农奴制的现实与封建制的现实有着绝对的联系。在这些原则在全世界陷入危机的今天，不能指望这些原则突然间会具有罕见的、创造性的生命力。”
“革命的思想，甚至改良主义思想，已经不可能是自由派的，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我国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不是象只看表面的人所设想的那样是由于偶然、模仿或时髦的原因，而是由于历史的必然。现在的事实是：一方面，我们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理所当然始终如一地主张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家，而且，鉴于我们所反对的那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逐步变成一种使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把我国变成殖民地的力量，因此我们宣布我国历史已进入这样一个时刻：要真正作一个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而又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秘鲁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从未有过一个信仰自由和民主，并按照这种学说的基本原则制定政策的进步的、具有民族感的资产阶级。”
[2] 冈萨雷斯·普拉达在他作为知识分子鼓动家的最初演讲中就说过，安第斯山谷地的数百万印第安人构成了真正的秘鲁。在《我国的印第安人》一章（收入《战斗的时刻》一书的最新版）中，他的一些见解表明他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的先驱者。他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所有制更迅速、更彻底地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因为所有制一旦从奴隶制的母腹中脱胎出来，就会一日千里地发展。只要稍有所获，人就在社会阶梯上上升几级，因为阶级只不过是依据财富多寡而划分的集团。它与气球相反，负重越大，升得越高。有人说：‘给你们学校’。那就回答他说：‘要学校，也要面包’。印第安人的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3] 恩西纳斯写道：“维护印第安人的经济地位是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他们的经济力量在于土地，他们的一切活动也都在土地上进行。让印第安人离开土地，就是深刻而危险地改变这种祖祖辈辈的习性。没有比耕种土地更能够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的了。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象在土地上那样找到更大的财源。”（见《对土著居民保护法的贡献》，第39页）。恩西纳斯在另一地方又说：“有关所有制的法律规定起源于经济需要。我国的民法与经济原则并不相适应，因为在涉及所有制方面，它是利己主义的。对财产所有权不加限制，这就造成了大庄园，而损害了土著人所有制。非生产性土地的所有制造成了土著种族的封建状态和贫困。”（第13页）
[4] 冈萨雷斯·普拉达，《战斗的时刻》，第二版，《我国的印第安人》。（González Prada，《Horas de Lucha》，2da edicion，《Nuestros Indios》）。
[5] 多拉·马耶尔·德苏伦（Dora Mayer de Zulen）这样概括了维护土著居民这种试验的性质，“根据冷静收集来的实际材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维护土著居民协会，正象马里亚特吉所设想的那样，是通过非土著种族人的保护团体来拯救落后的，被奴役的土著种族的试验，这个团体设法通过法律途径无偿地为土著种族服务，在国家权力面前为他们的要求充任辩护律师。”但是，如同“维护土著居民协会”饶有趣味的总结指出的那样，多拉·马耶尔认为，这个协会特别是为培养一种责任感而工作。他写道：“在秘鲁共和国解放一百年后，统治者的良知，酋长们的良知，教士的良知，知识界和半知识界的良知，在他们对全体居民应尽的义务方面，却仍然沉睡未醒。”我国居民不仅从仁慈的角度应该摆脱不人道的虐待，而且从秘鲁的爱国主义出发，也应该恢复他们的民族荣誉，因为印加民族由于受到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凌辱已经衰落。但据多拉·马耶尔这位忠实的见证人看来，“维护土著居民协会”的最好成果，就是积极地影响了土著居民的觉醒。“可望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愿土著居民摆脱外来阶级的保护，而由他们自己想出恢复自己权利的方法”。
[6] 同前引书。
[7] “青年社会行动联盟”（Asociación Social de la Juventud）的领袖之一何塞·莱昂-布埃诺先生写道：“只有传教士才能拯救印第安人并恢复他们的地位。只要传教士不倦地充当酋长和垦殖农、大庄园主和村社社员之间的调解人；避免特别为土生白人头子的政治利益服务的省长的独断专横；通俗地讲解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说明如何在自然界的必然和自由中生活，谴责人们在节日时的纵欲无度；从根本上铲除放荡不羁，并向印第安人阐明他们的崇高使命，他们就能使秘鲁恢复团结、尊严与力量。”见《青年社盟简报》（《Boletin de la A.S.J.》），1928年5月号。
[8] 尽人皆知，甘蔗酒的生产及其走私是山区庄园主最能发财的买卖之一。甚至沿海的庄园主也在某种程度上经营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垦殖农和雇工的酗酒，成了我国农业大土地所有制繁荣发达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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