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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须发

〔秘鲁〕马里亚特吉

1924年11月7日


  来源: 《外国散文鉴赏辞典》。陆经生 译


  文明所造就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一种高雅的、洁净的、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文明雕琢并装点着人类和事物,使它们更富特色。因此,西方文明不喜欢胡须和头发,是合乎自然的。西方文明的人从最原始的长发浓须演化到将胡须剃净。今天,胡须和头发正在走向衰退没落。
  西方文明的人原本是蓄浓须、披长发的。从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看,查理大帝——一副美髯的皇帝——就是中世纪的真正的代表人物。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诸王同查理大帝相仿,也蓄有浓须。神秘主义和尚武精神是中世纪产生蓄须和留长发的两大源泉。无论是隐居修行者,还是十字军将士,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没有实行过理发修面。
  文艺复兴运动对梳妆打扮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人又回到异教文化的理想和情趣之中。持续几个世纪的神秘主义阴暗时期结束后,西方人纠正了他们对于短暂的美感的态度。达·芬奇留给后人的形象是一把星卜家般的又密又长的胡须;教皇朱理二世在成为拉斐尔著名肖像画之前,也不肯剃掉他的胡须。但是,随着古希腊罗马审美观的再次兴起,文艺复兴运动便导致了中世纪式胡须的危机。在米开朗琪罗的想象中,摩西始终留着庄严奇妙的胡须,但相反,他把大卫想象得如同古希腊人那样赤身裸体,没有胡子。在这里,文艺复兴运动同其源和流是一致的。希腊和罗马的雕塑和绘画没有完全摈弃胡须。朱庇特有胡须,海格立斯有胡须,神话和历史上的其他许多人物都蓄有胡须。然而,在雅典和罗马,胡须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其长度从未超过加洛林诸王的胡须,而且被看作人的标志,并非神所特有。波力克莱塔[1]、菲狄亚斯[2]、伯拉克西特列斯[3]等人把一种没有丝毫胡须的美貌赋予那些最风流倜傥的神。阿波罗、墨丘利、狄奥尼索斯,从来没有人想象他们长有胡须。培尔万台莱[4]笔下的蓄有髭须和鬓发的阿波罗,实在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阿波罗。
  巴罗克[5]时代虽然没有导致人类把遭到文艺复兴运动剃去的胡须恢复起来,却明显表现出对长发浓须的偏爱。在巴罗克美学中,装饰、建筑和发式,一切都显得十分华丽和做作。这种美学在人们中间引出了自有梳妆历史以来最长的发卷。
  洛可可[6]美学观标志了对胡须的反拨,促使搽以粉饰的假发成为流行发式。以后,法国革命只留下少量的假发未受触动。发式简朴的督政府[7]容许一种不显眼的有节制的鬓发式样流行于世。拿破仑、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鬓发,都属于这一梳妆演变时期。
  浪漫派的兴起滋长了一种意图:恢复最陈旧的、随心所欲的须发式样。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表现得十分反动。有谁不曾在某幅绘画上看到过泰奥菲洛·戈蒂耶[8]的满头发卷和满脸胡须?哪里没有出现过方坦·拉图尔[9]创作的表现当时文人聚会的绘画的相片?帕尔纳索诗派本来应该促使文人墨客崇尚文雅的梳妆打扮,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帕尔纳索流派文学家阿纳托尔·弗朗斯始终保存并修整他的一把族长式的胡须,直到我们今天。
  然而,所有这些髭须、胡子、头发的复旧都是局部的,过渡性的,暂时的。资本主义文明不接受这些事物,视之为反动的意图。卫生事业的发展,求实精神的普及,也创造了一种与上述复旧相对立的氛围。资产阶级愈来愈甚地感到必须摆脱胡须和头发。美国人把脸修刮得干干净净。德国人没有彻底摈弃髭须,但他们尊重进步事物,尊重进步的法则,决定将头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修饰。吉利牌[10]系列产品风靡全球。资产阶级这种理发剃须的倾向激起了许多革命者充满浪漫色彩的反对。这些革命者为了坚定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决定任凭自己的胡须和头发毫无节制地生长。卡尔·马克思和列昂·托尔斯泰的充满荣耀的胡须可能对这种审美观的形成具有影响,让·饶勒斯[11]以及革命运动的另外一些领袖们以自己为榜样,支持了这种审美观。前社会党人布里昂[12]的平直的假发,麦克唐纳[13]的贵族式妆扮,以及托拉蒂[14]的刺眼放荡的胡须,也都来源于这些时期,来源于革命人物的浪漫发式。
  女子的假发是头发没落史上的最后阶段。出于和男人相同的历史原因,女子现在也剪短了她们的头发。在接受这一进步事物方面,她们落后了。当然,她们接受其他重要的进步事物也较晚。西方文明在改变了男子的外表形象后,不可能对女子毫无触动。或许这正是文化归宿的另一侧面。我们已经说过,甚至连古代文明对于太浓太长的胡须和头发也是不能容忍的。奥林波斯山诸女神从不披头散发,也不留长发。毋庸置疑,美洛斯岛的维纳斯塑像以及其他各种维纳斯塑像的发式,是古代社会理想的、受人喜爱的发式。也许有人会不怀好意地告诫说,维纳斯是一个行为不轨、有失检点的女人。但是谁也不会怀疑朱诺[15]的忠贞,而朱诺的发式同维纳斯并无区别。
  西方的流行式样赋予男子服装一种立方主义的、综合主义的趣味。都市男子的外表形象是简洁,朴素,呈几何图形,如同摩天大楼的侧影。西方的审美观因此而排斥浓密的须发,只接受稀疏的、不显眼的髭须。女子的流行妆扮虽然走过几次短时期的弯路,但发展方向同男人是一致的。总而言之,流行式样的演变是衣着和梳妆打扮趋向简朴的过程。服装的制作越来越讲究实用简单。宽大的撑裙,花哨的皱边,长长的衣尾,昔日华丽繁多的装饰就这样消亡了,并且永不复返。一切恢复洛可可式样的企图都失败了。妇女们从比洛可可或巴罗克更古老的美学观里构思自己的时髦式样,对古埃及人或古希腊人的情趣加以改造吸收。女子流行式样的发展趋势是简洁。人工发式便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其目的是努力完全统一女子的梳妆打扮,统一女子的服装和外表的新式样。
  耶尔格·西默尔[16]在一篇奇特的文章中提出了流行式样的绝对随意性的论点。他写道:“我们无法找到某种可以从物质角度、审美角度,或者其他角度解释流行式样的理由。比如,事实上我们的衣着一般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制作的,但是当人们采用流行式样做成各种各样的服装时,在他们的意向里根本找不到丝毫实用的痕迹。”我认为,在这里,唯一确凿无疑的随意性正是这位奇特的德国哲学家和散文作家提出上述论点的随意性。流行式样的产生固然是不稳定的,易于变化的,然而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牢固的路线,一种持续不断的联系。同耶尔格·西默尔的断言截然相反的是,可以找到某种能从物质角度、审美角度,或别的角度解释流行式样的理由。
  现代人的服装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和实际效用的创造,服从于实用和舒适的目的。流行式样使服装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其动机并非无所追求,对于平淡的人类生活来说,既不是稀奇古怪的,更不是高不可及的。正因为这一原因,男子服装遭到了许多艺术家发出的充满浪漫色彩的指责和蔑视。女子流行式样的发展要更少受到现实生活的束缚。女子服装可以比男子服装更多一些装饰,更加俏丽一些,更加随意一些。男子接受了平淡的生活,女子更喜欢富有诗意的生活。因此,女子的流行式样往往以牺牲实用性来追求娇艳妩媚。然而,妇女越来越多进入办公室,参加选举,从事政治活动等等,她们已开始服从于和男子一样的平淡生活。这一变化必然会反映在流行式样上。举例说,一个从事记者职业的女子不能穿着过于庸俗轻浮的服装。但是女子并非一定要放弃漂亮、优雅和妩媚。我曾经在热那亚会议上认识一位英国女记者,她把定制的服装、宽沿毡帽和玳瑁架眼镜同她的秀美成功地配合协调起来。甚至当她在为自己的报刊做笔录时,也丝毫不失去她那种高尚的、独特的、少见的秀美。她身上不乏优雅的气质,而她的优雅是一种富有个性的、新颖的、异乎寻常的优雅。
  现代妇女的习俗、职能和权力必然会制约她们的流行式样和审美观念。客观地分析一下,人工发式是作为一种自发现象,作为文明的一种必然产物而问世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人工发式简直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侵犯,然而文明恰恰就是人工作品,文明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持久的侵犯,是为改造大自然而进行的一种接连不断的努力。那些反对人工发式的浪漫主义者白白地浪费了他们的精力。人工发式不是流行式样的转瞬即逝的产物,也不仅仅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人工发式不会征服整个世界,但它将在广大的城镇都市扎下根来。人工发式对于美,对于美学观念都不会产生害处。美学观念和美同生活一样,也是变化多端的,不稳定的,而且说到底,它们是不依赖头发的长短而独立存在的。最后,流行式样也并不强求女子接受骤然的变化。比如说,要女子作出像德国人那样理发修面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女子要比通常所见更富有理性,她们知道,几根头发虽然并非必不可少,却始终具有重要的妆饰作用。



注释:

[1] 波力克莱塔(前约450—前420):希腊雕塑家和建筑家。

[2] 菲狄亚斯(?—前431):希腊雕塑家。

[3] 伯拉克西特列斯: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塑家。

[4] 培尔万台莱(1642—1732):意大利画家。

[5] 巴罗克:欧洲17世纪建筑、艺术、文学等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过分雕琢,形象奇特而又模糊。

[6] 洛可可:欧洲18世纪建筑、艺术等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

[7] 督政府:法国革命后建立的政府(1795—1799),后被拿破仑推翻。

[8] 泰奥菲洛·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

[9] 方坦·拉图尔(1836—1940):法国画家。

[10] guillete或gillette:旧译老头牌,美国一国际性公司生产的系列修面用具。

[11] 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

[12] 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

[13] 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工党右翼领袖之一。

[14] 托拉蒂(1857—1932):意大利政治家。

[15] 朱诺: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主要女神,其地位与朱庇特相当。朱诺形象甚多,多为庄重大方的主妇,有时显示英烈之性。

[16] 耶尔格·西默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和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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