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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今日的人道主义
〔南〕米·马尔科维奇
1964年
原文原载于南斯拉夫《观点》杂志1964年第1期。敬浪译。
一
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如何使辩证法成为人道主义的辩证法，而使人道主义成为辩证法的人道主义。
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于，许多马克思的追随者都把他的方法仅仅当作被无数的科学例证，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例证所丰富了的完整学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批判人在其中生活的现实的武器，它是为了直接促进人类历史进一步的革命发展而说明人类历史的手段。就是说，问题是如何使辩证法恢复它的能动的、革命的实质，如何运用它来解决我们时代有关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使辩证法本身作为一种方法经过这样的运用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在长时期受到一系列的排挤和忽视之后，今天又强有力地以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出现了，其中虽然有些形式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思想新颖的、巧妙的、有哲学内容的，并且还有其他的优点，但也有许多的形式在方法论方面却大大低于马克思的水平。现代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缺陷在于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抽象地和非历史观点地看待人的问题，而且有时故意贬低哲学方法的意义。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尚未摆脱近几十年来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一部分是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向我们教导的那种辩证法的教条主义形式、“特征”、例证、被作了含糊和任意解释的范畴及其为现实所作的公开辩护还对整个反对教条主义的浪潮有影响。因此，批判地克服这样一种四不像的辩证法的过程，同时也就必然要成为在方法论上重新检验现代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过程。
辩证法的人道化同时必然要成为人道主义的辩证化。
二
马克思的辩证法早在它形成的初期阶段起，即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起，就是同他的人道主义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就揭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他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一种辩证法——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批判，是自身“还不明确的和神秘化的批判”。神秘化的地方是：他把人类异化的各种现实的形式即宗教、财产、国家权力、公民生活理解为纯粹抽象思维的异化，从而也就把克服异化理解为在思想中的克服。“所以整个异化的历史和异化的整个扬弃不外是抽象的即绝对的思维，逻辑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这就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否定性的东西。但是，在另一方面，“只要精神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纵使人只表现为精神的形态——则在它里面便潜伏着批判的一切成分，并且常常就会准备着并发挥出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2]。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的环节就是“关于经过扬弃对象化了的本质而占有对象化了的本质这件事情在异化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洞见”[3]。马克思又补充说：“正如同无神论作为上帝的扬弃，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要求收复人类的生活作为人类的财产，这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4]但是，无论前者或者后者都还需要有媒介：无神论是以宗教为媒介，共产主义则以私有财产为媒介。“只有经过扬弃这种媒介——但这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才能达到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5]
马克思当时在黑格尔身上所发现的东西，至今仍然是他的方法的本质特征。辩证法首先就是批判，但它不是概念的批判，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批判；不是虚构的、神秘化的批判，而是现实的和真正的、革命的批判。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责从前唯物主义的一切缺点，同时也是辩证法的缺点和人道主义出发点的缺点。从前的唯物主义只把现实理解为通过思辨才能达到的客体，因而忽视了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6]。人就是通过这种活动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7]，改变环境，而人又是环境的产物[8]。这种改变的实质在于：对于世界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应当在理论上去批判它，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9]。哲学的批判不应当把那种被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人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对象。它要想成为具体的哲学批判，就必须以实际的人的本质、即社会关系的总和为目标[10]。
上述这些既是一种方法，同时又是一种人道主义纲领的简明扼要的概述。《资本论》就是这两方面的体现。马克思自己在著名的《资本论》第2版跋中，就已详尽地阐明了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和革命地改造当时社会的方法：
“辩证法，在它的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流行品，因为它好像使现存的事物显得光彩。在它的合理形式上，辩证法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灭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11]
三
后来，马克思的辩证法常常只被理解为关于方法的抽象学说，被理解为一堆现成的公式，它们只能用越来越多的科学成果来加以说明，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也是不可更改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因此，辩证法就开始了它的异化了的观念的生活。
这种倾向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当每一次工人运动出现的时候，它就必须保证某种最低限度的思想统一，必须使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一种世界观（而在今天的条件下，只有马克思的世界观才能成为这种世界观），就必须赋予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以一种完美的形态。而马克思自己当然是不会这样做的。
马克思的辩证法即使没有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因素，由于种种的科学原因，也会作为关于辩证法的学说而形成起来。人的任何一种伟大的产物迟早总要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把辩证法的形成当作方法论形成的这种倾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由于政治上和科学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除了这种倾向外，我们可以预料还存在另一种的倾向，即把辩证法作为批判人类现实的生动具体的方法加以进一步发展的倾向。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充分的理由作这样的预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本身正是这样地来设想辩证法的，其次还因为自从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八十多年以来，现实本身和我们对辩证法的认识也不断地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深深地知道，方法是在理论同对象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找出来的，但又必须把它运用到这种关系之中，因此，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就是它的自我发展。
四
辩证法非人道化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把辩证法归结为所谓自然辩证法的倾向。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总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辩证法的问题。这样作当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自然科学是比较发达的，但这又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是保持中立的。大量的人躲到自然科学中去，这点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的反映。如果照此方式去作，那么就会发现另一种严重的困难：哲学家往往是采取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不是采取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去看待自然辩证法。自然往往被看成为一堆自在之物，辩证的过程则被理解为同人的历史丝毫无关的规律性。
卢卡奇在他早期所写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这部名著中，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论点：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其实质来说是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方法，而恩格斯在当时却仿效黑格尔的榜样，错误地把这种方法也推广运用到自然科学方面，因为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看不见辩证法这些本质的规定，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不难看出，卢卡奇和他所批判的那些人对于自然的看法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成为纯粹的客体。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被机械地同人隔离开了。而人是随着自己的劳动而变化的，并且通过他的思维和感觉把自己人性的思想赋予自然的。实际上，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自然只有在人的这两种历史存在的条件下，只有在它被赋予人性的思想和目的的条件下，对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在自然现象形成的过程中始终有人的存在，而且人是某一个特定时期社会的具体历史的主体，这个主体具有各种特定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其他的）需要、各种研究的动机、各种思想的假设和关于价值的意识。研究的方向、问题的选择、对资料的说明、对各种一般理论问题的解决和广泛地传播较重大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成果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证明，人在自然的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和消极的观察者；人在自然科学中起着积极的主体的作用；整个的社会情况也对自然科学有影响，尽管影响的程度不像它对社会科学的影响那么大。但是，这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
因此，从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辩证法，并不是说要否定存在自然辩证法的可能性，而是说要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整个统一的人类世界的辩证法特殊的成分，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成分。辩证法学者不论他硏究哪一个社会的或自然的特殊问题，总是力求发现它们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同时力求确定对它们的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在革命改造的过程中、在人生活的世界人道化的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性质。这种情况就赋予它战斗的、论战的性质，但同时又造成了它的某些局限性。
为了推翻一个权威，人道主义思想必须使自己为其他的更多的权威服务。它常常借助一些主要的引文并加以注释来反对某些烦琐考证的哲学。这样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但这又远远脱离开辩证的方法所要求的思想具体性。
为了揭露教条主义者打掩护的科学引证和某种表面的唯理论，人们常常容易怀疑科学同哲学是否有联系，怀疑在现实中是否存在革命实践唯有在其中才能进行的某种必然的领域。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反题上，那么，这个反题肯定就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要想真正地克服任何的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那么，唯有把科学纳入一种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的范围内，把人类的自由建立在认识现实运动的必然倾向的基础上。
为了否定宗派主义，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往往以容忍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各个流派。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某些著作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是前后矛盾的。要想真正地克服宗派主义，无疑地在汇总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积极的成果时，必须在更高的水平上保证这一汇总在思想上的彻底性和原则上的统一性。
上述片面的、非辩证的否定态度几乎在任何的问题上都有所表现。不久前，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谈论什么一般的人，而只能谈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的人。今天，关于一般人的理论又风行一时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忘记了，如果这个概念不用我们时代的、我国社会的人的一切丰富的特点加以具体化，那么它仍然是空洞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一般”）。官僚分子总是坚持严格的计划化，坚持技术进步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他们要求群众在今天为了将来的“更高的目标”作出最大的牺牲。仿佛这一更高目标的实现是靠科学来保证的。人道主义坚决地抛弃了所有这些具有许多善良动机的意识形态。但是，某些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某种真正的创造性的活动中反对任何的计划，片面地批判作为人类本质的本体论结构的技术，怀疑超个人的一般目的，认为对于未来的纯粹的、思辨的幻想比以科学的认识为基础的预见更为重要。
这些幻想的内容显然往往是乌托邦的：根据这些幻想认为，未来的人将排除一切的矛盾，将摆脱自己异化的一切形式。随即可以看出，对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描绘，那是同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前提相矛盾的。因此也说明了：由于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劳动的思想，也就必定要提出如何消灭劳动作为这样的劳动这个问题。
当这个时候没有到来之前，人道主义思想就需要更为具体、更多地去研究专门和特殊的东西，更善于综合地看待问题——总之，它就需要辩证法。
注释：
[1] 参阅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5页。
[2] 参阅同上书第126—127页。
[3] 参阅同上书第139页。
[4] 参阅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0页。
[5]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0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3页。
[8]、[9] 同上书，第4页。
[10] 同上书，第5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X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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