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一)[129]



  A tout seigneur,tout honneur!〔按地位高低来分享荣誉!〕从普鲁士谈起。
  普鲁士国王正在尽一切力量使目前协议勉强维持和妥协不能使双方满足的局面[130]陷于危机。他钦定了宪法,并且经过种种不愉快的周折建立了修改宪法的两院。两院为了使宪法完全为国王所接受,把凡是不合国王口味的条款统统删掉,以为这样国王就会马上向宪法宣誓。结果事实并非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为了向两院证明“国王的忠诚”,给它们写了一封御函,提出了“改善宪法”的新提案;通过这些提案,势必使上述文献表面上仅有的一点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障也丧失净尽[131]。国王以为两院会否决这些提案,可是,提案却根本没有遭到否决。如果说两院对国王已经大失所望,那末两院现在担心的是国王会对它们大失所望。两院仅仅为了不致被解散回家,仅仅为了使国王最后能庄严地向宪法宣誓,竟不惜通过贵族特权,特别法庭,国民兵役,地产长子继承权[132]等所有的提案。这就是普鲁士立宪派资产者进行的报复。
  国王很难想出一种能使两院感到过分的侮辱。最后,他觉得不得不声明:“他将要立的誓约对他来说愈是神圣,他愈要忠心地担负上帝所赋予他的对祖国锦绣河山的义务”,他的“国王的忠诚”愈不允许他向那虽然赋予他一切而对国家却毫无裨益的宪法宣誓。
  早已瓦解的“联合议会”[133]的先生们,现在又集聚在两院里了,他们之所以深怕被抛到三月事件以前的老路上去,是因为这样他们又会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玫瑰花[注:幸福之意。——译者注]。况且,在1847年他们还有能力否决借口建设东部铁路而提出的贷款,但是在1849年他们一开始事实上就批准了这项贷款,而事后才必恭必敬地请求给予批准拨款的理论上的权力。
  与此同时,两院外的资产阶级对陪审法庭宣判被控告犯有政治罪行的人无罪一事颇感自慰,并以此表现它对政府的反对立场。这样一来,在这些诉讼案中,政府方面和被告及听众所代表的民主派方面都不断使自己威信扫地。关于这一点,回想一下“一贯的立宪主义者”瓦尔德克案件、特利尔案件[134]等等就很清楚了。
  年迈的阿伦特提出过“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135]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回答说:爱尔福特[136]。写出一部模拟“伊利亚特”的“老鼠与青蛙之战”[137]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迄今还没有人甚至敢打算模仿“老鼠与青蛙之战”。而现在有人却用爱尔福特计划巧妙地模仿了甚至是圣保罗教堂里的老鼠与青蛙之战。显然,这个渺茫的议会是否真的会在爱尔福特召开,或者正教沙皇是否会禁止它,正象福格特先生所草拟的对议会的权限的抗议书(他为此无疑地会跟费奈迭先生取得协议)一样,是完全不关紧要的。对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东西感到兴趣的,只有某些所谓深谋远虑的政论家和普鲁士资产者,前者在自己的社论中认为“大德意志”或“小德意志”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探讨题目,后者沉湎于一个乐观的信念中,即普鲁士国王会在爱尔福特同意他在柏林拒绝了的一切。
  如果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必须或多或少地按原样在爱尔福特重建起来,那末旧的联邦议会就会通过《Interim》〔“临时协议”〕[138]重新复活,同时必将成为它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即奥普联合委员会。Interim在维尔腾堡已经生效,并且不久在梅克伦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会生效。
  普鲁士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发行纸币,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139]的秘密贷款和国库余存勉强维持它的预算,只是现在才被迫走上靠贷款度日的道路,而奥地利国家已经完全陷于破产。1849年前9个月,赤字为1亿5500万盾[注:德荷两国的旧币,1盾约合1.69马克。——译者注],到12月底,可能达到2亿1000万盾至2亿2000万盾;获得新贷款的企图彻底破产之后,国家信用在国内外完全无法维持;国内的财源——普通税,强征的苛税,发行纸币等——完全涸竭;必须向极度贫困的本国强征为了摆脱山穷水尽的局势而定的新税收,可以预料,这种税收大概是完全得不到的,——以上就是奥地利财政极度困难的主要特征。同时,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也愈来愈快地土崩瓦解。政府慌忙地企图用中央集权来阻止这一瓦解过程,结果枉费心机;解体现象已经波及该国最边缘的地区;甚至对那些作为奥地利主要支柱的最不开化的民族,对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的南斯拉夫人,对“忠诚”的边境人[140]来说,奥地利也成为极为厌恶的了。现在只有一个挣扎的办法,还能带来一线得救的希望,那就是对外战争。奥地利必然要发动的这场对外战争,一定会使奥地利很快地彻底崩溃。
  俄国也没有充足的金钱来支付换取自己荣誉的代价,何况购取这种荣誉时又必须交付现金。正教沙皇尽管在乌拉尔和阿尔泰有驰名的金矿,在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地下室里有无数的财宝,在伦敦和巴黎似乎完全是由于现金多余而收购有价证券,但是他仍然认为,不仅必须制造种种借口从保存在彼得巴甫洛要塞里作为纸币基金的现金储备中借取500万银卢布,下谕在巴黎交易所上抛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而且还必须请求不大相信人的伦敦西蒂区[注: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老板们借予3000万银卢布的贷款。
  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使俄国深深卷入了欧洲的政局,以至如果它不愿意它那关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这把它门户上的钥匙”[141]的老计划永久不能实现,它现在就必须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西欧反革命的胜利,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的日益增长,俄国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的恶化,迫使它尽快地采取行动。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了在东方问题上这出新戏的外交序幕[142];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正戏了。
  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会演成一场欧洲战争。这最合神圣俄罗斯[注:俄国的古称。——译者注]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可能在德国站得住脚,竭力使那里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占领纽沙特尔,最后向革命的中心巴黎挺进。
  英国在这场欧洲战争中不会是中立的。它必定要出面反对俄国。英国是俄国的最危险的对手。如果大陆的陆军深入俄国腹地,必然会在俄国领土上分散兵力,自行削弱,如果它们越过古波兰的东部边境向前挺进,几乎完全有重演1812年事件的危险,那末英国可能选中俄国最要害之处给以打击。何况,英国还可以驱使瑞典人夺回芬兰,为英国舰队打开彼得堡和敖德萨的大门。大家知道,俄国舰队是世界上最糟的舰队,占领喀琅施塔得和什吕谢尔堡要比占领圣让得阿克和圣万得拉[143]来得容易。俄国一失去彼得堡和敖德萨,就成了一个被砍掉双手的巨人。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俄国无论在出售原料和购买工业品方面如果离开英国哪怕是6个月也难以支持,这一点在拿破仑封锁大陆时就表现得很明显,而目前更加是如此。俄国一断绝与英国市场的联系,几个月后就会遭受严重的困难。英国则相反,它不仅可以在若干时期内不要俄国市场,而且可以从其他市场上获得各种俄国的原料。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并不怎么可怕。但是,俄国在德国市民看来所以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俄国会直接制服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德国市民有一种完全正确的预感:野蛮的俄国大军很快就会遍布德国并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救世主的作用。
  整个说来,瑞士对神圣同盟采取的态度,宛如个别说来普鲁士议会对它的国王采取的态度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瑞士总算有个替罪羊——德国流亡者,它可以在他们的身上两倍地、三倍地发泄受到神圣同盟打击时的那一肚子气,况且,替罪羊无人保护,命运好坏要看它是否仁慈。固然,日内瓦、瓦得和伯尔尼的一部分瑞士“激进主义者”曾经抗议了联邦会议对神圣同盟和流亡者所奉行的软弱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联邦会议把它的政策宣称为“绝大多数瑞士人的政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也确是如此。同时,中央政府还继续在内政方面以最和平的方式进行小资产阶级的改革,如确立统一的关税,币制,邮政,度量衡,这些改革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的赞扬。固然,中央政府还不敢实行废除雇佣兵条约的决定,直到现在每天还有一群群旧州居民到科摩去服那不勒斯的兵役[144]。但是,不管瑞士对神圣同盟怎样顺从和殷勤,它终究会受到不可避免的风暴的侵袭。在对宗得崩德的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之后的第一次陶醉之中,一向胆小怕事的瑞士人让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采取冒失行动的道路。他们竟敢作了可怕的事情,希望最终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抛弃列强所保证的1814年的宪法,而制订了新宪法,他们不顾条约的约束,承认了纽沙特尔的独立。为此,不管他们怎样卑躬屈膝,殷勤侍奉,甘当警察,也会受到惩罚。瑞士一旦被拖入欧洲战争,它的处境是很不妙的;因为,即便瑞士侮辱了神圣同盟,另一方面它还是叛变了革命。
  在法国,资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作了反动势力的首领,共和政体给反动势力提供了最广泛而彻底地大举进攻的可能性;在这里,镇压革命采取了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一个打击跟着一个打击接踵而来:恢复直接使半数农民破产的葡萄酒税,发出甚至让宪兵充当监视官吏的特务的奥普尔通令,发布关于地方官员可以任意撤换小学教员的教员法,发布关于神甫治校的教育法,发布流放殖民地法,而最后这项法令表现了资产阶级对六月起义者满怀极为强烈的复仇心,由于缺乏其他处治办法,便使六月起义者遭受阿尔及利亚气候的致命摧残。更不用说6月13日以来仍然继续大批驱逐无辜的外国人的作法了。
  这种资产阶级的残暴的反动行为的目的显然是恢复君主制度。但是,君主制度的复辟遇到几个王位僭望者本身和在国内支持他们的那些政党的有力阻挠。正统派和奥尔良党人是两个大体上势均力敌的最强大的保皇主义的党;第三个党是波拿巴党,力量相当薄弱。路易-拿破仑虽然得到700万张选票,但甚至连个真正的政党也没有,只有一个小集团。他执行共同的反动政策时,总是得到议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只要他这个王位僭望者的单独的利益一冒头,不仅议会多数派会背弃他,而且他的阁员也会背弃他,每当这种场合,他的阁员都揭穿他的骗局,不仅如此,而且还迫使他第二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因此,他跟多数派之间的纠纷,不论其后果怎样严重,迄今只是一些可笑的插曲,在这些插曲里共和国总统每次都扮演被愚弄者的角色。同时,不言而喻,每个保皇政党都冒险暗中跟神圣同盟勾勾搭搭。“国民议会报”无耻已极,竟公开用俄国人来吓唬人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路易-拿破仑正在勾结尼古拉一起进行阴谋活动。
  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由于土地分成小块,税收负担沉重和大部分税收甚至资产阶级也认为是纯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的有害税收,广大农民群众遭到破产,因而他们对路易-拿破仑和反动议员的诺言感到失望,投入了革命政党的怀抱,宣告信奉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信奉的社会主义当时还很幼稚,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甚至在正统主义影响最深的省份里,革命情绪也十分高涨,加尔省最近举行的选举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保皇主义和1815年的“白色恐怖”的中心加尔省,现在当选的是一个“红色分子”[145]。深受在商业和政治方面又占居象路易-菲力浦时代一样的地位的大资本的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也跟在农民的后面。形势变化如此之大,就连叛徒马拉斯特和杂货商的报纸“世纪报”也不能不表示赞成社会主义者。表现为各个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几乎跟1848年2月22日一样。不过现在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工人的觉悟更高得多了,此外,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企图尽快地废除普选权;即使抛开国际关系不谈,这种必然性也是革命迅速胜利的保证。
  目前整个局势是多么紧张,从人民代表勃拉迪耶提出的可笑的法案中就可以看出:他企图借助于国民议会的有200条款的法令来防止政变和革命。在这里和其他首府,金融贵族是多么不相信表面上已经恢复起来的“秩序”,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路特希尔德王朝的各个支系几个月以前把公司合同仅仅延长了一年,——日期这样短,在大规模商业活动的编年史上是罕见的。
  在最近两年中,大陆一直充满了革命、反革命和与此有关的无休止的舌战,而工业发达的英国却在完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成绩:英国的工业日益繁荣。1845年秋季in due course〔如期〕爆发的商业危机曾两次中断,一次是在1846年初,由于议会通过自由贸易的决定[146]而中断,一次是在1848年初,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个时期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月革命恰恰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于大陆市场的破产遭到的损失要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本来要遭到的损失只稍微多一些。二月革命一度几乎使大陆工业完全停顿,这就帮助了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度过危机的年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海外市场存货的倾销,并使1849年春季工业的新高涨成为可能。这种高涨(其实它还是影响了大陆的相当一部分工业)近3个月来竟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就连工厂主也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时光,——这种说法总是出现在危机的前夕。工厂的订货非常多,因此都加紧生产,千方百计地不执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在所有的工业区,大批新工厂正在兴建,旧工厂亦在扩大。现金涌入市场,游资企图抓住到处发财的机会,期票贴现助长了投机并投进了生产或原料贸易,几乎所有商品都绝对地涨价,而一切商品都毫无例外地相对地涨价。总之,英国由于名副其实的“繁荣”而大享其福。不过这里有个问题:这样悦人的好时光能继续多久呢?无论如何不会很久。许多大市场,例如东印度差不多已经商品充斥。甚至在目前,与其把商品运到真正巨大的市场,还不如运到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从那里可以转运到最有销路的市场。由于1846—1847年,特别是1849年英国工业的生产力比1843—1845年有了很大的增长,由于这样的增长直到目前还在继续,其余的市场,特别是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商品充斥。最初的关于市场充斥的消息一经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里发生“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是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和再一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及金融资产阶级的信号,而这次危机将是现代英国革命的开端,在这个革命中,科布顿将会扮演奈克尔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时间仅仅过了18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在330年当中,所有欧洲与太平洋的贸易一直是以惊人的长期耐性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来进行的。所有打通巴拿马地峡的建议都由于进行贸易的国家的无谓的争吵而失败了。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过了18个月,而美国佬就已经着手建设铁路,修建大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理斯,从巴拿马到旧金山已经有轮船定期航行;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了。在纬度30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注:南美之欧洲血统的土著后裔。——译者注]和美司代佐[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译者注]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注:指圣胡安德尔苏尔港。——编者注]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古老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象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不振的话,如果不愿意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话,就必须作巨大的努力。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象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象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
  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1850年1月31日于伦敦



  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愿望实现了:“忠诚的人”已经在这个宪法使他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前提下宣誓忠于宪法。在2月6日以后的几天中,两院的资产者完全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他们在2月6日以前曾经说过:为了使国王向宪法宣誓,我们必须让步;宣誓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另来一套。而2月6日以后他们却说:宪法经过宣誓已经肯定下来,我们有了一切保障,因此可以放心地让步了。1800万马克的军费(用来动员50万士兵对付至今尚不知道的敌人)未经辩论,无人反对,几乎一致地批准了;预算4天工夫就表决了。一切政府提案一瞬间就经两院通过了。可见,德国资产阶级象从前一样,并不缺乏怯懦的口实。
  善意的两院使普鲁士国王有充分的可能确信立宪制度比专制制度优越,确信立宪制度不仅对被统治者说来是优越的,而且对统治者说来也是优越的。如果回忆一下1842年至1848年的财政困难:如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借款的行为徒劳无益,路特希尔德加以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如果用这一切比较一下1850年的财政活跃的情况——三次预算中的7000万的赤字两院同意弥补,债券和国库券大量发行,政府与国家银行的关系比任何时候它与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3400万批准作为储备的贷款,那末,这两种情况是多么明显的对照!
  根据陆军大臣的言论看来,普鲁士政府认为迫使它动员所有军队来维护欧洲的“秩序和安宁”的事件是很可能爆发的。普鲁士的这个声明十分响亮而明确地宣布它将回到神圣同盟的怀抱。新的十字军打算远征的敌人是谁,这是很明显的。无政府状态和暴乱的中心法国的巴比伦必须消灭。直接进攻法国,还是首先佯攻瑞士和土耳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巴黎事态的发展。不管怎样,普鲁士政府现在有经费在两个月之内把兵力从18万扩充到50万;40万俄国兵在波兰,沃伦和贝萨拉比亚严阵以待,奥地利至少有65万现役兵员。单单为了供养这么多的军队,俄国和奥地利就不得不在今年发动侵略战争。至于这次远征的矛头首先指向谁,不久前发表的一份耐人寻味的文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瑞士国民报”在最近一期上发表了一个好象是奥地利的雪恩海斯将军所写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侵入瑞士的全面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普鲁士在美因地区靠近铁路集结6万人左右的兵力;黑森人、巴伐利亚人和维尔腾堡人组成的一个兵团,一部分集中在罗特威尔和图特林根附近,一部分集中在肯普腾和梅明根附近。奥地利在弗拉尔堡和通向音斯布鲁克的地区陈兵5万人并在意大利的西斯托-卡林特和莱科之间地区组织第二个兵团。同时,用外交谈判去麻痹瑞士。只要进攻的时机一到,普鲁士人很快就把他们的军队沿着铁路线开入莱尔拉赫,把小股部队开入多瑙埃申根;奥地利人集结在布勒琴士和弗尔特库尔赫附近,而意大利军队集结在科摩和莱科附近。一个旅留在华里斯地区,以威胁比林索那。尔后各国大使提出最后通牒,并且撤离瑞士。于是就开始军事行动;主要的借口是恢复1814年的联邦宪法和宗得崩德各州的独立。进攻的方向集中在琉森。普鲁士人经过巴塞尔向阿尔河推进,奥地利人经过圣加伦和苏黎世向利马特河推进。前者占领从左洛图恩到苏尔查赫的地区,后者占领从苏尔查赫经过苏黎世到乌茨纳赫的地区。同时,15000名奥地利军队经过库尔切入什普留根,跟意大利军团会师,然后一起经过莱茵河上游盆地向圣哥达尔进攻,在那里再跟经过华里斯和比林索那的兵团会师,并策动各个旧州起义。这时,由沙福豪森的比较小的部队补充起来的主力部队的进攻和琉森的占领,就可以切断这些州和瑞士西部的联系,从而把山羊跟绵羊分开[注: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译者注]。同时,根据“1月30日的秘密协定”在里昂和科马尔提供6万军队的法国,就利用占领罗马的同样借口去占领日内瓦和汝拉。这样,伯尔尼就无法支持下去,“革命”政府或者被迫立刻投降,或者跟自己军队一起饿死在伯尔尼的阿尔卑斯山脉。
  大家看,这个计划是很不错的。它周密地考虑到地理条件,预定首先占领比较平坦和富饶的瑞士北部,用联合兵力夺取瑞士唯一重要阵地,即阿尔河和利马特河的对岸阵地。这个计划的优点在于,它预定切断瑞士军队跟富产粮食地区的联系,暂时把交通不便的山区留在瑞士军队手里。因此,这个计划可能就在初春实现,计划实现得愈早,被困在山区里的瑞士人的处境就愈困难。
  上面所谈的文件是违背作者的意志而发表的,还是专门为了让瑞士的报纸发现和公布它而编造的,单凭它的内容是很难肯定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末这个计划的目的完全在于迫使瑞士人进行迅速的广泛的动员,从而造成国库空虚,使瑞士人更听命于神圣同盟,使关于同盟国意图的舆论完全发生错误。目前在大肆宣扬俄国和奥地利的备战和对瑞士的作战计划,这种情况似乎在证明这个设想。备忘录本身有一个地方建议在地方部队集结和出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一切战役,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这也使人有同样的感觉。不过,还有许多深刻的理由也可以说明,这个备忘录是真实的,确实存在这个入侵瑞士的计划。
  有一点是肯定的:神圣同盟在今年或者首先会进攻瑞士或土耳其,或者直接进攻法国,在这两种场合下,联邦会议的命运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不论是谁首先进入伯尔尼,是神圣同盟也好,是革命也好,联邦会议本身由于采取怯懦的中立政策注定必然灭亡。反革命决不会满足联邦会议的让步,因为它或多或少是革命的产物;革命一刻也不会允许在欧洲的中心,在3个最热中于运动的国家中间存在这样一个变节的怯懦的政府。瑞士联邦会议的所做所为是处于近代列强包围中的小国获得虚假的“独立”和“自主”的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希望这也是最后的例子。


写于1850年1月31日至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注释:

[129]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第4期和解5—6期的双刊号上的国际述评的标题只是Revue(评论),而且没有署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中的许多言论证明,这些评论是他们二人合写的。
  本篇和第二篇、第三篇国际述评(见本卷第343和492页)的标题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254页。

[130] 指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普鲁士王室为共同反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在1848年革命一开始时达成的协议。但是,随着反革命地位的巩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开始感到自己的同盟者是一种累赘,并且愈来愈加紧阻止大资产阶级的立宪的要求。后者一面继续维持跟王室的同盟关系,一面在普鲁士议会中假作“反对派”。1848年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了普鲁士制宪议会,在当天就“赐与了”宪法,宪法的基础是普鲁士制宪议会1848年讨论过的并为照顾封建政党的利益做了修改的方案。宪法承认国王有权改变两院的任何决议,有权“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不仅可以不通过两院公布法律,而且还可以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款。但是在这个宪法里还保留了某些民主果实,如普选权等。这一点保证了1849年1月的第二院,即下院选举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能够当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曾经批评了国王,常常惹得国王不愉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9年4月解散了议会,1849年5月30日公布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和不平等的各阶层的代表人数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国王用这种手段使得下院当选的议员多数是顺从的人,因而在1849年8月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宪法。——第254页。

[13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50年1月7日的信件发表在1850年1月11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βische Zeitung》第9号上。这封信的内容是要修改1848年12月5日的普鲁士宪法草案。——第254页。

[132] 根据1850年1月31日两院通过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意的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主要由封建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和按三级选举制选举出来的下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和危害国内外安全的案件。为了保留国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宪法规定凡有作战能力的普鲁士居民都由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调配。根据宪法第40条,保留了地产长子继承权——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继承形式,按这种继承形式,所有权不得转让,归长子所有。——第254页。

[133] 联合议会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在柏林召集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是在1847年4月11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绝给国王以借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第255页。

[134]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柏林的贝·瓦尔德克和特利尔的卡·格律恩的诉讼案件。他们在1849年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被控。这两次诉讼案件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政府的下流手段:它在跟自己的对手斗争时不惜伪造证据;另一方面,“民主主义”的代表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可耻,他们贪生怕死,背叛革命,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对普鲁士政府的忠心。虽然这样,出席法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听众还为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喝采。——第255页。

[135] 引自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第255页。

[136]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样一种企图:联合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君主以及与这些君主联合在一起的17个其他德意志邦的君主,共同统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受普鲁士的领导,从而实现建立“小德意志”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右翼自由派,即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组成所谓哥达党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支持。后者积极参加了德国议会的选举;德国议会曾于1850年3月20日在爱尔福特召开会议,通过了按反革命精神修改的全德宪法新草案。后来的事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正确的。在奥地利君主和俄国沙皇的压力下,一些从前支持普鲁士的德意志各邦转到了奥地利一边,而普鲁士政府由于不敢违抗尼古拉一世,于1850年4月29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议会。——第255页。

[137] 老鼠与青蛙之战是一部希腊诙谐叙事诗,荷马的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255页。

[138] Interim——临时协议。这里是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49年9月所签订的关于在德国宪法问题未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共同领导德国事务的条约。根据这项加强德国反动力量的协议,成立了奥普联合委员会,实际上恢复了联邦议会;这个协议是跟普鲁士的统一计划背道而驰的。——第256页。

[139]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这是1772年在普鲁士设立的贸易信用协会;该协会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的贷款,实际上充任了政府的银行家和财政经纪人。1904年该协会正式改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56页。

[140] 边境人是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16至19世纪的军事边境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的居民,他们为了使用土地必须在边境上服兵役。——第256页。

[141] 1808年亚历山大一世跟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用的说法。——第257页。

[142] 指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按照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的要求交出匈牙利和波兰政治流亡者,俄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发生破裂(1849年11月12日至12月31日)这件事。——第257页。

[143] 参万得拉是叙利亚的城堡,在1831年至1833年埃及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于1832年曾被埃及军队占领。
  圣让得阿克是委拉克路斯(墨西哥)的城堡,是墨西哥独立战争时期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堡,1825年光复。——第258页。

[144] 所谓“雇佣兵条约”在这里是指瑞士各州与欧洲国家签订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些条约是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签订的;在18至19世纪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瑞士雇佣兵充当了保皇派反革命势力的武器。
  所谓“诸旧州”是指13、14世纪形成瑞士联邦的最早核心的瑞士山区诸州。——第259页。

[145] 见注45。——第260页。

[146] 指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所谓谷物法是为限制和禁止谷物进口,是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制订的。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反对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