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卡·马克思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286]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10月底—12月初
1853年以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行于巴塞尔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85年版本，并根据1853年和1875年版本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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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851年5月10日，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不久以后，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也被捕了。1852年10月4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始审讯被捕者，他们被控犯了反对普鲁士国家的“图谋叛国”罪。这样，审前羁押（单独监禁）竟拖了将近一年半之久。
在诺特荣克和毕尔格尔斯被捕时，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宣传协会）章程”、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287]，以及一些人名住址和印刷品。诺特荣克被捕的消息已经传出八天以后，科伦才开始搜查和逮捕。可见，如果当时还能发现一些东西的话，那末现在，无疑一切都已经无影无踪了。实际上，被查获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件。过了一年半之久，当陪审法庭终于审讯被捕者的时候，原告方面所掌握的bona fide〔可信〕材料一份也没有增加。可是，据检察机关（以冯·泽肯多尔夫和泽特为代表）断言：普鲁士的整个国家机构曾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多方面的活动。它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呢？Nous verrons！〔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审前羁押一再拖延的理由被说得奥妙无穷。最初，说什么萨克森政府不愿把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引渡给普鲁士。科伦的司法机关曾向柏林的内阁要求过引渡，但是没有结果；柏林的内阁也向萨克森当局要求过引渡，但是也没有结果。其实，萨克森政府已经同意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已经被引渡。最后，到了1851年10月，事情有了一些进展，材料终于交给科伦上诉法院的检察院。检察院作了决定，认为“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必须重新开始侦查”。司法机关的这一股忠于职守的热情，是由前不久刚颁布的纪律法鼓起来的，这一法律规定：普鲁士政府有权清除不称它心的任何一个司法官。这一次，审判由于缺乏犯罪的证明材料而宣告改期。而当陪审法庭在下一个季度审判庭开庭时，审判则不得不由于材料太多而延期。据说，文件太多了，起诉人来不及细心研究。起诉人慢吞吞地细心研究了材料，把起诉书交给了被告，并规定在7月28日对案件进行审理。但是这时，政府当局的主要审判台柱警察厅长舒耳茨病倒了。由于舒耳茨的健康欠佳，被告们不得不再坐三个月的牢。好在舒耳茨死了，公众也已经迫不及待，于是政府当局才不得不把幕布拉开。
在这整个时期里，科伦警察厅、柏林警察总局、司法部和内务部经常对侦查的过程进行干涉，同样，后来它们的可尊敬的代表施梯伯也经常以证人身分对科伦举行的公开审讯进行干涉。政府物色了一批在莱茵省的编年史上空前未有的陪审员。其中除了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黑尔什塔德、来丁、约斯特），城市贵族的代表（冯·比安卡、冯·拉特），顽固守旧的容克的代表（海布林·冯·兰岑瑙尔、菲尔施坦堡男爵等人），还有两个普鲁士的政府顾问：一个是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一个是普鲁士教授（克罗伊斯勒尔）。由此可见，在这个陪审法庭中，德国统治阶级中的一切阶层都有代表，而且也只有它们才有代表。
有了这样一批陪审员，普鲁士政府当局似乎可以选择一条直路，可以组织一次完全有倾向的审判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等人承认属实的文件以及那些直接从他们那里查获的文件的确丝毫不能证明有什么密谋；这些文件根本不能证实Code pénal [288]所规定的任何行为的存在，而只是不容置辩地证明了被告们对现存政府和现存社会的敌对态度。但是，立法者的理性所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是可以由陪审员的良心来加以补充的。被告们把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敌对行为弄得不违犯法典的任何一个条文，这难道不是他们的一种奸计吗？没有列入治安卫生条例的病名录的病难道就不是传染病了吗？如果普鲁士政府仅仅根据实有的材料就想证明被告们是一些有害的人，而陪审员又认为判决被告“有罪”就足以使他们不致为害，那末谁能攻击陪审员和政府当局呢？除了那些目光短浅的幻想家以外，谁也不能这样做。原来这些幻想家认为，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的统治阶级非常强大，只要它们的敌人不越出辩论和宣传的范围，就能给他们以自由活动的场所。
然而，普鲁士政府自己把政治审判的康庄大道堵塞了。审判一拖再拖，内阁对侦查的过程进行直接干涉，暗中指示进行不可思议的恐怖活动，大肆吹嘘什么全欧洲性的密谋已被揭穿，令人发指地虐待被捕者，这就使案件扩大成为procès monstre〔巨大案件〕，成了全欧洲报刊注意的中心，而使公众的猜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普鲁士政府已经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面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已经站在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面前。
政府为了补救第一次失策，必然又再一次失策。在侦查时执行法院侦查员职务的警察，在审讯时不得不以证人的身分出面。除了平常的起诉人以外，政府还得挑选一个不平常的起诉人；除了检察机关以外，还得叫警察出面；除了泽特和泽肯多尔夫以外，还得派出施梯伯和他的维尔穆特、他的鸟儿格莱夫以及他的小玩艺儿戈德海姆［注：俏皮话：Wermuth，Greif和Goldheim（小称是Goldheimchen）都是警官的姓，同时《Wermut》又有“苦痛”、“苦艾”、“苦艾酒”的意思，《Greif》有“兀鹰”的意思，《Goldheimchen》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编者注］。为了用特效的警察手段不断向法律上的原告方面提供该方面所白费力气、捕风捉影地寻找的种种事实，第三种国家力量对法庭的干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庭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庭长、法官和检察官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让给警务顾问兼证人施梯伯，并经常躲在他的背后。在阐明检察院无法找到的“客观的犯罪构成”所依据的那些警察启示以前，我们还要再说几句开场白。
从人们在被告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及他们本人的供词中发现：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它的中央委员会最初设在伦敦。1850年9月15日，这个中央委员会分裂了。多数派——起诉书称它为“马克思派”——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少数派——他们后来被科伦人开除出同盟——在伦敦组织了独立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伦敦和大陆上建立了宗得崩德[289]。起诉书把这个少数派及其应声虫叫做“维利希—沙佩尔派”。
泽特和泽肯多尔夫硬说，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是由某些纯私人的纠葛引起的。早在泽特和泽肯多尔夫说这种话以前，“侠义的维利希”就已经在伦敦流亡者中间散布了种种关于分裂的原因的卑鄙无耻的流言蜚语。维利希利用阿尔诺德·卢格先生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290]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及其他同他类似的人作为工具在德国和美国报刊上大肆散播这类流言蜚语。民主派曾经认为，只要尽快地把“侠义的维利希”描绘成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共产党人。“侠义的维利希”本人也认为，“马克思派”如果不出卖德国的秘密协会，特别是如果不让科伦中央委员会去接受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慈父般的监护，就不可能揭露分裂的原因。现在这些情况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妨从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伦敦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注：见本卷第635—641页。——编者注］中引证几小段话。
马克思在说明他的关于分离的建议时，曾经说过以下的一段话，他说：“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如此等等。
沙佩尔先生作了回答，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沙佩尔甚至保证说，一年以后，即1851年9月15日，有人将要把他的脑袋砍掉。〉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见解”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并不是由私人原因引起的。但是，如果说是原则性分歧，那也是不对的。沙佩尔—维利希派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的思想的本领，他们把别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把这些思想连同词句都掌握了。如果指责维利希—沙佩尔派是“行动派”，也同样是错误的，除非把行动理解为在下流的叫嚣、臆想的密谋和毫无结果的表面的联系掩盖下的那种无所作为。
二
迪茨的档案
在被告那里查获的“共产党宣言”是二月革命前出版的，几年来一直公开出售；这本书无论从它的形式或者从它的使命来说，都不可能是“密谋”的纲领。被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只谈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此外，章程是秘密的宣传协会的章程，但是，在Code pénal〔刑法典〕里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惩罚秘密的协会。这种宣传以破坏现存社会为最终目的，但是普鲁士国家已经灭亡过一次，以后还可能灭亡十次，以至最终灭亡，而现存社会决不会因此掉一根毛。共产党人能够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过程，但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社会去瓦解普鲁士国家。如果有人把推翻普鲁士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宣布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破坏社会，那末，他无异就是一个为了清除道路上的粪堆而打算炸毁地球的疯狂的工程师。
但是，既然同盟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社会，那末它的手段必然是政治革命，而推翻社会要以推翻普鲁士国家为前提，就像地震要以破坏鸡窝为前提一样。然而被告们是从这样一种罪恶观点出发的：没有他们，当前的普鲁士政府也会垮台。因此，他们并没有组织过目的在于推翻现在的普鲁士政府的同盟，也不曾犯过任何“图谋叛国”罪。
什么时候曾经有人控告过把打倒任何一个顽固守旧的罗马地方官当作自己目的的第一批基督徒呢？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们，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都致力于推翻神，可是，如果我要推翻神，那我也同样要推翻神所恩赐的国王。难道曾经有人以危害霍亨索伦王朝的罪名追究过他们吗？
这样看来，事情可以任意翻转和颠倒，已发现的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像幽灵一样消失了。事情依然没有进展，检察院诉苦［注：在原文中是双关语：《Klage des Anklagesenats》也有“检察院起诉”的意思。——编者注］说：“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马克思派”也真够狡猾的了，侦查了一年半还根本没有使缺乏的犯罪构成增加任何一点东西。
这样的苦楚是需要帮助解除的。而维利希—沙佩尔派就和警察当局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派的接生婆施梯伯先生是怎样把他们拖进科伦案件中去的。（见施梯伯1852年10月18日在法庭上的证词。）
1851年春季，当施梯伯以保护工业博览会的参观者不受坏蛋和小偷［注：双关语：原文是《Stiebern und Diebern》，这两个词是由施梯伯这个姓的同音词《Stieber》（警犬，转意是坏蛋，到处找人的密探）和《Diebe》（小偷）这个词构成的。——编者注］之害为名而逗留在伦敦时，柏林警官总局寄给他一份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同时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我特别注意密谋的档案，根据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来看，这个档案一定是在伦敦的一个名叫奥斯渥特·迪茨的人手里，档案里面一定有同盟盟员的全部来往信件。”
密谋的档案？同盟盟员的全部来往信件？但是迪茨是维利希—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因此，如果说他手头有密谋的档案，那就是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密谋的档案。如果说迪茨手头有同盟的来往信件，那只能是敌视科伦被告们的宗得崩德的来往信件。但是，只要查阅一下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可以发现一个大漏洞，即这些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奥斯渥特·迪茨这样一个档案保管人。在莱比锡的诺特荣克怎么能知道在伦敦的“马克思派”本身所不知道的事情。
施梯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陪审员先生们请注意！我在伦敦有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发现。很遗憾，这一发现所涉及的密谋，同科伦的被告们毫不相干，科伦的陪审员无权根据它作出判决；但是它能够提供把被告们单独监禁一年半的理由。施梯伯是不能这样说的。为了把在伦敦发现的线索和偷来的文件同科伦案件似是而非地扯在一起，就有必要把诺特荣克牵连到这个案件里去。
于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有人建议他用现金去收买奥斯渥特·迪茨手中的档案。然而这不过是这样一回事情：有一个叫做罗伊特的普鲁士密探，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主义协会，和迪茨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他乘迪茨不在家，砸开他的写字台，偷走了文件。施梯伯先生很可能为这种偷窃行为而赏给罗伊特一笔钱，但是，如果这一勾当在施梯伯逗留伦敦时被人发觉，那末他就难免要到凡迪门岛[291]去旅行一趟。
1851年8月5日，施梯伯在柏林收到了从伦敦寄来的一个“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包裹”，里面包的是迪茨的档案，即一大包文件，共有“六十种之多”。这是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同时他还发誓作证说，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包裹里面，除了其他许多信件以外，还有柏林总区部1851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如果有人一定要说，施梯伯在作伪誓，他竟担保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了1851年8月20日的信，那末他会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普鲁士王室顾问和福音书作者马太有同样的权利，例如拥有创造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权利。
En passant〔顺便提一下）。从在维利希—沙佩尔派那里偷走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上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派对罗伊特的破门行窃的行径虽然有所防备，但后来还是让别人偷走了文件，并让文件落到普鲁士警察当局手里。
当施梯伯得到了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这个宝贝时，他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发誓说：“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我的眼前了。”但是，有关“马克思派”和科伦被告们的这个宝贝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施梯伯本人供认，什么也没有，根本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
“标有‘9月17日于伦敦’字样的、显然是构成马克思派核心的几个中央委员关于因1850年9月15日发生的著名分裂而退出共产主义协会的原本声明。”
施梯伯本人是这样说的，但是，即使是在提出这个不伤人的证词时，他也不能限于简简单单地叙述一下事实。他不得不把它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使它带有警察当局的威风。上述的原本声明除了提到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及其朋友们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工人协会[292]、但决不退出“共产主义协会”这几行字以外，别无任何内容。
施梯伯可以为他的通信者省下油布，为他的上司省下邮资。施梯伯只要翻阅一下［注：双关语：《Stieber》〔施梯伯〕是姓《durchstiebern》的意思则是“乱翻”、“搜查”、“探察”。——编者注］1850年9月份的几家德国报纸，他就会发现黑字印在白纸上的“马克思派核心”的一项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宣布同时退出流亡者委员会[293]和大磨坊街的工人协会。
可见，施梯伯之流在搜查证据的工作中获得的直接成果，就是“马克思派核心”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协会这一闻所未闻的发现。“科伦密谋的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他的眼前了。”但是公众并不相信他的眼睛。
三
舍尔瓦尔的密谋
然而，施梯伯很善于从偷来的宝物中得到好处。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文件，给他提供了一条发现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的线索。这些文件中有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派员阿道夫·迈尔的六份报告（上面标有“巴黎”的字样）和巴黎总区部给维利希—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五份报告。（施梯伯于10月18日在法庭上作的证词。）施梯伯到巴黎作了一次愉快的外交旅行，并且在那里亲自结识了伟大的卡尔利埃；这个人刚刚在臭名远扬的金条彩票事件[294]中证明他虽然是共产党人的大敌，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外国私有财产的挚友。
“因此，我在1851年9月前往巴黎。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给了我极其热情的支持……在法国警探的帮助下，敏捷而准确地查出了在伦敦的信件上发现的线索。确实探查到了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并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他们的一切会议和他们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在那里发现了非常危险的东西……我当时不得不向卡尔利埃局长所提出的要求让步，于是在9月4日午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施梯伯在10月18日所作的证词。）
施梯伯是在9月份离开柏林的。我们假定他是在9月1日离开柏林的。他到达巴黎最早也得在9月2日晚间。9月4日夜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这样，跟卡尔利埃谈判和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而在这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不仅“探查到了”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而且还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一切会议、他们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当然，这一切都只能在“探查到了他们的住所”之后进行。施梯伯的到达巴黎，不仅激起了“法国警探们”的奇效的“敏捷性和准确性”，而且还迫使专搞秘密活动的首领们变得“殷勤”起来，迫使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进行了那么多的活动，举行了那么多的会议，写了那么多的信件，以致在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对他们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9月3日这一天探查到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并且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切会议和全部信件都进行了监视，但是这还不够。
施梯伯还发誓作证说：“法国警探们有机会出席了阴谋家的许多次会议，并获悉他们关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
这样看来，警探们刚刚对会议进行监视，他们就能通过监视出席了会议，他们刚刚出席了一次会议，会议就变成许多次会议，刚刚举行了几次会议，事情就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竟通过了关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而这一切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呵！就在施梯伯结识卡尔利埃的那一天，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员打听到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首领们结识了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员，在当天请他出席自己的会议，并在当天举行了许多次会议来迎合他，一直到急急忙忙地通过关于在最近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才同他分手。
不管卡尔利埃怎样献殷勤，——当然谁也不会怀疑他在政变前三个月内破获共产主义密谋的殷切心情，——施梯伯期望于他的东西要比他所能办到的多。施梯伯要求警察的奇迹，他不仅要求这种奇迹，而且还相信这种奇迹，他不仅相信这种奇迹，而且还发誓证实这种奇迹。
“当开始行动时”，即当采取果断的行动时，“我亲自跟一位法国警官一起首先逮捕了法国共产党人的主脑——危险的舍尔瓦尔。他猛烈地反抗，于是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格斗”。
这就是施梯伯在10月18日作的证词。
“舍尔瓦尔在巴黎曾经谋害过我，而且是在我的住宅里进行的，他在夜里潜入了我的住宅；当我们俩人格斗时，我的妻子赶来帮我，结果受了伤。”
这就是施梯伯在10月27日作的另一个证词。
4日午夜，施梯伯对舍尔瓦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舍尔瓦尔进行了顽抗。3日午夜，舍尔瓦尔对施梯伯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施梯伯进行了顽抗。但是，就在3日这一天，阴谋家和警探之间还有着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现在已经表明，不仅施梯伯已在3日发觉了阴谋家的意图，而且阴谋家也已在3日发觉了施梯伯的意图。当卡尔利埃的警探们发现阴谋家的住所时，阴谋家也发现了施梯伯的住所。当施梯伯对阴谋家扮演“监视者”的角色时，阴谋家对他扮演了采取行动的角色。当施梯伯梦见阴谋家的反政府密谋时，阴谋家正在组织对他本人的谋害。
施梯伯在他的10月18日的证词中继续说道：
“在这次格斗中〈当时施梯伯是进攻的一方〉，我发现舍尔瓦尔竭力要把一片纸塞进嘴里并要把它吞下去。我好容易抢救出半片纸来，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
可见，当时这一片纸是被舍尔瓦尔在嘴里用牙齿咬住了，因为只抢救出半片纸来，而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施梯伯和他的同谋者——警官或其他什么人——只有把手伸进“危险的舍尔瓦尔”的嘴里去，才能抢救出另外半片纸来。舍尔瓦尔在这种进攻面前能够进行自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咬人，据巴黎的一些报纸报道，舍尔瓦尔真的把施梯伯夫人咬伤了。但是在演这场戏时，跟施梯伯一起在场的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位警官。施梯伯明明说，施梯伯夫人是舍尔瓦尔在施梯伯的住所进行谋害时由于赶来帮他才受伤的。如果把施梯伯的证词同巴黎报纸的报道对照一下，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舍尔瓦尔为了夺回施梯伯先生在4日午夜从他嘴里撕下的纸片而在3日午夜咬仿了施梯伯夫人。施梯伯将会这样回答我们：巴黎是个奇迹的城市，拉罗施夫柯早就说过，在法国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对奇迹的信仰，那就会明白：前一个奇迹的发生是由于施梯伯把许许多多在时间上彼此毫无联系的活动硬凑在一起，并把它们硬塞在9月3日这一天里；而后一个奇迹的产生则是由于他把在同一个晚间、同一个地方发生的各种不同事件安排到两个不同的晚间和两个不同的地方去。现在让我们来把实际情况同他从“一千零一夜”里学来的那一套胡吹瞎说比较一下吧。但首先我们还要谈一谈一种奇迹般的情况，虽然它并不是奇迹。施梯伯把舍尔瓦尔正要咽下去的纸片撕下了一半。在这半片抢救出来的纸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有施梯伯所要寻找的一切。
他发誓作证说：“在这片纸上有给驻斯特拉斯堡的特派员吉佩里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指示以及他的详细地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我们从施梯伯那里得知，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迪茨的档案的。1851年8月8日或9日，在巴黎出现了一个叫施米特的人。看来，施米特这个姓对化名旅行的普鲁士警探来说是一个最理想的姓。1845—1846年，施梯伯曾化名施米特完成了西里西亚山区的旅行，1851年，他在伦敦的走卒弗略里也化名施米特完成了巴黎的旅行。他在巴黎侦察了维利希—沙佩尔派密谋的各个头子，而首先发现了舍尔瓦尔。他大吹大擂，说什么他是从科伦逃出来的，曾经给地方同盟储金部捐助了五百塔勒。他用德勒斯顿和其他各个地方的委任状来证明自己的身分，他谈到了同盟的改组情况，谈到了各个派别的联合情况，说什么分裂纯粹是由某些私人纠葛引起的，——当时警察当局已经在宣传团结与和睦了，他并且保证要用上述的五百塔勒来重新把同盟引向繁荣。施米特在巴黎逐渐地认识了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同盟支部的各个头子。他不但知道他们的住址，而且还拜记他们，侦查他们的来往信件，监视他们的活动，钻进他们的会议，并且充当agent provocateur〔奸细〕向他们进行煽动。施米特把舍尔瓦尔吹捧得愈厉害，愈是把他誉为同盟中的一个尚被埋没的伟人，一个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就像许多伟大人物所经历的那样）的“主脑”，舍尔瓦尔就愈是飘飘然地自鸣得意起来。有一天晚上，施米特和舍尔瓦尔一起去参加同盟的会议，舍尔瓦尔把他写给吉佩里希的一封著名的信在寄出之前念给施米特听了。这样，施米特才知道有吉佩里希这么一个人。施米特说，“既然吉佩里希已经回到斯特拉斯堡，那末我们就应当马上把领取存放在斯特拉斯堡的五百塔勒的那份委托书寄给他。现在我把保存这笔款项的那个人的住址给您，请您把吉佩里希的住址给我，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证件寄给吉佩里希准备找的那个人。”施米特就这样弄到了吉佩里希的住址。当天晚上，舍尔瓦尔把写给吉佩里希的信寄出了，过了一刻钟，按照来电指示，逮捕了吉佩里希；在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那封著名的信被截获了。吉佩里希是在舍尔瓦尔被捕以前被捕的。
此后不久，施米特告诉舍尔瓦尔说，一个名叫施梯伯的普鲁士密探已到达巴黎。他施米特不仅已打听到了他的住所，而且据他住所对面的一个咖啡馆的招待说，施梯伯居然商量好要逮捕他施米特。他说，舍尔瓦尔准行，他一定能把这个卑鄙的普鲁士警察好好教训一顿。舍尔瓦尔回答说：“我要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去。”他们约定了第二天闯进施梯伯的住所，就说他在家里，并且要记住他的特征。第二天晚上，我们的这两位英雄真的出动了。在路上，施米特认为，最好舍尔瓦尔进房子去，而他留在门外放哨。他还说：“你可以问一下看门人，施梯伯在不在家，如果看门人让你进去，你就对施梯伯说，你打算跟施彼尔林先生谈谈，打算问他一下，他是否从科伦带来了急需的期票。还有，你的白帽子太惹人注意，民主气味太重。真的！把我的黑帽子戴走吧！”他们交换了帽子。施米特留在外面看守，舍尔瓦尔拉了一下铃，走进施梯伯住的房子。看门人说施梯伯可能不在家，舍尔瓦尔刚想走开，忽然从楼梯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叫声：“呵，施梯伯在家。”舍尔瓦尔顺声走去，走到了一个戴绿色眼镜、自称是施梯伯的人的面前。舍尔瓦尔把早就商量好的关于期票和施彼尔林的那一番话说了一遍。施梯伯急忙打断他的话：“这可不行，您跑进这所房子里来打听我，等有人把住所告诉了您，然后您就准备离开，……我看这是非常可疑的。”舍尔瓦尔很不客气地作了回答。施梯伯按了按铃，马上出来几个小娄罗把舍尔瓦尔包围起来；施梯伯一把抓住他那装着一封信的上衣口袋。虽然这不是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指示，但毕竟是吉佩里希给舍尔瓦尔的信。舍尔瓦尔竭力想把信咽下去，施梯伯把手伸进他的嘴里。舍尔瓦尔连咬带推，又动手打人。当施梯伯拚命抢救信的这一半的时候，他的爱妻则在拚命抢救信的另一半，而且由于她对丈夫的忠心而受了伤。这一场面所掀起的喧闹声惊动了许多邻居，他们纷纷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这时，施梯伯手下的一个小娄罗穿过楼梯栏杆扔下一块金表来，当舍尔瓦尔高喊《Mouchard！》〔“密探！”〕的时候，施梯伯及其同伙就一齐高喊《Au voleur！》〔“捉贼！”〕。看门人把金表送来，这时《Au vleur！》的喊声四起。舍尔瓦尔被逮住了，他在门外已找不到他的朋友施米特了，而在那里发现了四五个来押解他的士兵。
在事实面前，施梯伯所宣誓证实的一切奇迹都云消雾散了。他的走卒弗略里活动了三个多星期；他不仅发现了密谋的线索，而且还帮助捏造了这些线索；施梯伯只要从柏林来一趟，并且高喊：Veni，vidi，vici！〔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胜利了！〕就行了。他可以把现成的密谋当做一件礼物赠给卡尔利埃。而要求卡尔利埃的只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殷切心情”。施梯伯夫人没有必要在3日被舍尔瓦尔咬伤，因为施梯伯先生是在4日才把手伸进舍尔瓦尔的嘴里去的。在吉佩里希的地址和重要指示被咽下一半之后，它们无须像从鲸鱼的肚子里爬出来的约拿［注：亚米太的儿子约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命海风大作，约拿被抛入海中，耶和华又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没。约拿向耶和华祷告求饶，耶和华吩咐鱼把他吐到陆地上。（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二章）——译者注］那样完全从“危险的舍尔瓦尔”的大嘴里爬出来。真正算得上奇迹的，不过是陪审员对奇迹的信仰，施梯伯竟敢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和盘托出他臆造的谎言。他们真不愧是“顺民的愚昧”［注：这是普鲁士大臣冯·罗霍夫说的一句话。——编者注］的不折不扣的体现者！
施梯伯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在监狱里，我把舍尔瓦尔寄到伦敦去的一切原本报告那给他看了，结果使他大吃一惊，他发觉我已了解一切，于是他就全都向我交代了。”
施梯伯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的东西，决不是舍尔瓦尔寄到伦敦去的那些原本报告，这些原本报告不过是施梯伯后来在柏林跟其他文件一起从迪茨的档案上抄下来的。他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的是舍尔瓦尔刚刚收到的由奥斯渥特·迪茨署名的一封通知信以及维利希最近写的几封信。施梯伯究竟是怎样弄到这些信的呢？原来当舍尔瓦尔同施梯伯及其夫人又咬又打的时候，勇敢的施米特-弗略里跑到舍尔瓦尔的太太（一个英国女人）那里去；他告诉她，——当然，这一位伦敦的德国商人弗略里是用英语跟她讲的，——她的丈夫被捕了，危险得很，她可以把舍尔瓦尔的文件交给他，以免它们给舍尔瓦尔带来更大的危害，舍尔瓦尔委托他把文件转交给第三者。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使者，他拿出一顶白帽子来，这顶白帽子是他从舍尔瓦尔那里拿过去的，因为它的民主气味太重。弗略里从舍尔瓦尔的太太那里弄到了这些信件，而施梯伯又从弗略里那里得到了它们。
不管怎样，施梯伯现在已拥有比以往在伦敦时更为有利的作战基地了。他偷到了迪茨的文件，同时还捏造了舍尔瓦尔的口供。这样，他就迫使他的舍尔瓦尔（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供出“他同德国的联系”：
“据他说，他长期住在莱茵地区，在这中间，1848年住在科伦。在那里，他结识了马克思，并被马克思接收入盟。后来他在巴黎，在那里现有的一些人的基础上积极协助扩大同盟。”
舍尔瓦尔是1846年在伦敦由沙佩尔介绍并接收入盟的，而马克思当时在布鲁塞尔，根本不是同盟[295]的盟员。可见，舍尔瓦尔不可能是1848年在科伦被马克思接收加入该盟的。
三月革命爆发时，舍尔瓦尔到莱茵普鲁士呆了几个星期，但后来他又从那里回到伦敦，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他一直呆在伦敦。这样看来，他在这一个时期不可能“在巴黎积极协助扩大同盟”；也许能创造发生事件的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施梯伯还能创造空间的奇迹，甚至还能使第三者有一种分身的本领。
马克思只是在1849年9月间离开巴黎之后，当他在伦敦加入了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时，才同包括舍尔瓦尔在内的几百名工人有了一面之交。由此可见，马克思不可能在1848年在科伦认识他。
舍尔瓦尔起初向施梯伯真实地交代了所有这些问题。施梯伯企图迫使他招假口供。他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只有施梯伯本人的证词才能说明这一点，因而，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对施梯伯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使舍尔瓦尔同马克思之间有一种虚构的联系，从而在科伦被告们和巴黎密谋之间制造一种人为的联系。
施梯伯刚刚需要en détail〔详尽地〕述说舍尔瓦尔及其同志跟德国的联系和通信的问题的时候，他甚至连提也不提一下科伦，可是却洋洋自得地大谈特谈不伦瑞克的赫克、柏林的劳贝、美因兹的莱宁格尔和汉堡的提茨等等，等等，一句话，大谈特谈维利希—沙佩尔派。施梯伯说，这一派“手里”有“同盟的档案”。由于粗心大意，档案已从该派的手里转到了他的手里。在这个档案里，他并没有发现舍尔瓦尔在1850年9月15日伦敦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写给伦敦或者只写给马克思个人的只言片语。
他通过施米特-弗略里从舍尔瓦尔太太那里骗取了她丈夫的文件。但是，他仍然没有发现舍尔瓦尔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只言片语。为了帮助解除这种苦楚，施梯伯就口授而强迫舍尔瓦尔笔录：
“他和马克思的关系很紧张，原因是，虽然中央委员会在科伦，但是马克思还是要求同他通信。”
如果施梯伯没能发现马克思同舍尔瓦尔之间在1850年9月15日以前的来往信件，那不过是由于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舍尔瓦尔同马克思完全断绝了通信联系。Pendstoi，Figaro，tu n’aurais pas inventé cela！〔上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注：博马舍“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礼”。——编者注］
普鲁士政府侦查了一年半所搜集到的对付被告们的材料（一部分是由施梯伯本人提供的），否定了被告们同巴黎支部、同德法密谋的任何联系。
1850年6月的伦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证明：巴黎支部在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就已经解散了。迪茨的档案中的六封信证明：巴黎各支部是在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以后由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派员阿·迈尔重新组织起来的。该档案中的巴黎总区部的信件证明：这个区部极端敌视科伦中央委员会。最后，法国的起诉书也证明：据以控告舍尔瓦尔及其同志的一切事件只是在1851年才发生的。因此，泽特（在11月8日的法庭上）竟不顾施梯伯的种种揭露，认为最好稍微暗示一下，马克思派可能于某年某月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巴黎的某种密谋，但是他声称，他泽特根据上级指示，认为这是可能的，至于这个密谋的时间和密谋本身一概不知。那种纵谈泽特有洞察力的德国报刊，它的迟钝是可以想见的！
普鲁士警察当局de longue main〔老早〕就企图在公众面前把马克思并通过马克思把科伦被告们说成是参与德法密谋的一伙人。在审讯舍尔瓦尔的案件时，警探贝克曼给“科伦日报”寄去下面这样一个标有“1852年2月25日于巴黎”字样的简讯：
“有些被告已经潜逃，其中一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说是马克思及其同伙的代理人。”
在这以后，“科伦日报”刊登了马克思的一个声明，声明说：“阿·迈尔是沙佩尔先生和前普鲁士陆军中尉维利希的一个密友，他同马克思毫不相干。”［注：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现在，就连施梯伯本人在他的1852年10月18日的证词中也声称：“1850年9月15日在伦敦被马克思派开除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派遣阿·迈尔到法国去”云云，甚至还引证了阿·迈尔同沙佩尔—维利希的来往信件。
“马克思派”的成员之一——康拉德·施拉姆在外国人受迫害的情况下，于1851年9月间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和其他五六十个顾客一起被捕了：他被控犯有参与爱尔兰人舍尔瓦尔所领导的密谋罪，把他监禁了将近两个月。10月16日，一个德国人在警察局的监狱里访问了他，向他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是普鲁士官员。您知道，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科伦，由于共产主义协会的被破获，已经有许多人被逮捕。只要信上一提到什么人的名字，他就要遭到逮捕。目前，政府当局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它逮捕了许多人，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同这个案子有某种关系。我们知道，您并没有参加过complotfranco-allemand〔法德密谋〕，相反地，您很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您无疑很了解德国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一切详情。假如您能给我们提供有关这一方面的必要情报，并愿意比较准确地指出哪些人是有罪的，哪些人是无罪的，那我们将感激不尽。这样，您就能帮助许多人获得释放。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的话写成正式记录。您不必为这种话担心”等等。
当然，施拉姆向普鲁士国家的这一位笑里藏刀的官员下了逐客令，并向法国内阁提出抗议，抗议这类访问，于是，施拉姆在10月底被驱逐出法国。
关于施拉姆是“马克思派”的成员，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从迪茨那里发现的关于退出工人协会的一项声明中了解到的。关于“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毫无关系，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当局自己向施拉姆承认过的。如果“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之间的联系能够得到证实，那末，这不可能是在科伦发生，而只能是在巴黎发生，因为该派的一个成员跟舍尔瓦尔同时在那里坐牢。但是，普鲁士政府最怕舍尔瓦尔和施拉姆之间的对质，因为这种对质事先会把政府当局希望从巴黎案件中得到的、用以对付科伦被告们的全部结果统统推翻。法国的法院侦查员在释放施拉姆时作出的判决，承认科伦案件和巴黎密谋毫无关系。
施梯伯还作了最后的尝试：
“至于上述的法国共产党人的头子——舍尔瓦尔，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从马克思本人向一个警探所作的一项秘密声明中才弄清楚，原来此人曾因伪造期票被关进亚琛监狱，1845年越狱潜逃，1848年，在当时的一片混乱情况下被马克思接收入盟，并以同盟特派员的身分被派往巴黎。”
马克思不可能告诉这位spiritus familiaris〔家神〕——施梯伯的警探：他于1848年在科伦把早在1846年就已被沙佩尔在伦敦接收入盟的舍尔瓦尔接收入盟；或者他曾迫使舍尔瓦尔住在伦敦，并迫使他在同一个时期内在巴黎亲自进行宣传；同样，马克思也不能在施梯伯提供证词之前告诉施梯伯的alter ego〔第二个“我”〕——老牌警探：舍尔瓦尔于1845年在亚琛坐过牢并伪造过期票，因为这一点他恰好是从施梯伯的证词中知道的。也许这一类hysteron proteron〔逆序法〕［注：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hysteron）当作最初的、前面的（proteron），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编者注］是只允许施梯伯应用的。古代世界留下了垂死的角斗士，普鲁士国家会留下发誓的施梯伯［注：双关语：《Stieber》〔施梯伯〕是姓，又有“侦探”、“暗探”的意思。——编者注］。
很久很久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9月2日晚上施梯伯到了巴黎。4日晚上舍尔瓦尔被捕，5日晚上他被从他的牢房押到一个灯光暗淡的房间里去。施梯伯在那里，跟施梯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法国警官、亚尔萨斯人，他的德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是精通德语，并具有警察的记忆力；这个人对虚情假意的、卑躬屈节的柏林警务顾问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于是，在这个法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施梯伯用德语说：“您听着，舍尔瓦尔先生，您的法国姓和爱尔兰护照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您是莱茵普鲁士的居民。您的名字叫Ｋ．，您能否避免一切后果，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您如果老老实实地把一切都向我们坦白出来，那就能达到这一点”如此等等。
舍尔瓦尔表示拒绝。
施梯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伪造了期票并从普鲁士监狱越狱潜逃，现已被法国当局引渡给普鲁士，因此我再一次提醒您，您得考虑考虑，这是一个关系到十二年单独监禁的问题。”
法国警官说：“我们给这个人时间，让他到自己的牢房里去好好想一想。”
舍尔瓦尔被押回他的牢房。
当然，施梯伯不能把话说穿，他不能向公众承认：他企图用引渡和十二年单独监禁的威胁手段来吓唬舍尔瓦尔，逼他招出假口供来。
但是，施梯伯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他在陪审员面前仍然叫他舍尔瓦尔，而不是叫Ｋ·。不仅如此，施梯伯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在哪里。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他仍然推测那个人是在巴黎。辩护人施奈德尔第二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质问说：“曾经再三提到的舍尔瓦尔现在不是在伦敦吗？”施梯伯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只好回答说，“他不能透露有关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而只能重复那种说什么舍尔瓦尔躲在巴黎的谣传”。
普鲁士政府经常遭到厄运：它总是被愚弄。法国政府允许它从火中取出德法密谋之栗，但是不允许它把栗子吃掉。舍尔瓦尔竟能博得法国政府的好感，它使他有可能在巴黎陪审法庭结束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后，过几天就跟吉佩里希一起逃到伦敦去。普鲁士政府曾指望用舍尔瓦尔作为科伦案件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只不过为法国政府又物色了一个间谍[296]。
在舍尔瓦尔假逃跑的前一天，有一个普鲁士的faquin〔无赖汉〕来到他那里；这个人身穿黑礼服，镶着袖头，留着一撮向上翘的黑胡子，短短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已经斑白了，总之，这是一个挺体面的男人。后来，据介绍，这个人是普鲁士的警监格莱夫，随后他还作了自我介绍，也说他是格莱夫。格莱夫是凭他那个未经警察局长而直接从警务总长那里得到的通行证去会见舍尔瓦尔的。警务总长对哄骗他所心爱的普鲁士人的那种主意大为开心。
格莱夫说：“我是普鲁士官员，是奉命前来同您谈判的；没有我们，您永远出不去。我向您建议。您应当向法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它把您引渡给普鲁士；它早就答应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需要您在那里作科伦的证人。当您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将来案件结束时，我们一定会把您释放，决不食言。”
舍尔瓦尔说：“我没有你们也能出去。”
格莱夫确有把握地说：“这不可能！”
格莱夫还召来了吉佩里希，建议他以共产党特派员的身分到汉诺威去五天。而这个建议也没有奏效。第二天，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就溜之大吉了。法国官员们洋洋得意，笑逐颜开，关于这一不幸事件的紧急情报已经发到柏林，而施梯伯在10月23日仍然发誓证明说，舍尔瓦尔是在巴黎；甚至在10月27日，他还是不能提供出任何情报，而只是从谣传中得知舍尔瓦尔藏“在巴黎”。同时，警监格莱夫在科伦审讯期间曾三次到伦敦去访问舍尔瓦尔，以期顺便从他那里打听打听奈特在巴黎的住址，指望从他手里收买到对付科伦人的证词。但是一无所得。
施梯伯有理由把他同舍尔瓦尔的关系隐瞒起来。因此，K·仍然是舍尔瓦尔，普鲁士人仍然是爱尔兰人，施梯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注：甚至在“黑书”[297]里，施梯伯还是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在第2册的第38页上，在№111下面提到了“舍尔瓦尔”，同时标出：“见克列美尔”，而在№116下面则说：“正如从№111中所看到的，克列美尔曾化名舍尔瓦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展开了极其广泛的活动。他也用过弗兰克这个盟内代号。1853年〈应当是1852年〉2月，他（当时所用的名字是舍尔瓦尔）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八年监禁，但很快就逃出监狱，到伦敦去了。”在该书第2册里，载有嫌疑分子的履历表（按字母顺序排列并依次编号），但施梯伯在这一册里对舍尔瓦尔还是一无所知。他已经忘记了，他在第1册的第81页上曾这样承认过：“舍尔瓦尔原来就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列美尔的莱茵官员的儿子，他〈好一个他！老子还是儿子？〉竟滥用自己石版匠的手艺伪造票据，因而被捕，但在1844年他从科伦的〈不对，从亚琛的！〉监狱逃了出来，先到英国，后来又到巴黎。”大家不妨把这一点同上面引证过的施梯伯在陪审员面前所提出的证词比较一下。警察当局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说真话的。（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在舍尔瓦尔同吉佩里希的来往信件中，泽肯多尔夫—泽特—施梯伯的三人合唱队终于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东西。
“卡尔·穆尔是吸血鬼，
我把他当作榜样。”[298]
为了使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信深深地印在代表陪审法庭的三百名主要纳税者的顽固头脑里去，这封信被荣幸地宣读了三遍。凡是熟悉内情的人，透过它那种天真的、吉卜赛人的热情，一眼就能识破这是一套企图吓唬自己和别人的小丑把戏。
其次，舍尔瓦尔及其同志跟民主派对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299]的那种能奏奇效的力量抱有共同的希望；他们决定在这一天参加革命事变。施米特-弗略里妄图使这种固定观念具有计划的形式。这样一来，舍尔瓦尔及其同志就陷入了密谋的法律范畴。因此，通过他们就获得了一项证据：即使科伦的被告们没有组织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密谋，那末，显然舍尔瓦尔派无论如何曾组织过反对法国的密谋。
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施米特–弗略里来制造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巴黎密谋和科伦被告们之间的虚构的联系。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这种三位一体在舍尔瓦尔的密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情形。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一切概括如下：
甲是共和主义者，乙也自称是共和主义者。甲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乙受警察局的委托制造定时炸弹。甲因此被告发。如果制造定时炸弹的不是甲，而是乙，那末，甲的罪过就在于他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为了揭发甲，乙被召去作反对他的证人。这就是舍尔瓦尔密谋的可笑的一面。
当然，这类逻辑在公众面前已站不住脚了。施梯伯的“事实的”揭发已化为一股熏天臭气；检察院只是诉苦说“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需要新的警察奇迹。
四
原本记录
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庭长［注：即哥贝尔。——编者注］指出：“正像警务顾问施梯伯向他宣布的那样，施梯伯还要提供新的重要证据”，为此，他要再一次把上述的证人召来。施梯伯向前蹦了一下，开始新的演出。
在这以前，施梯伯所描述的是维利希—沙佩尔派的活动，或者简言之，舍尔瓦尔派的活动，即这一派在科伦被告们被捕以前和以后的活动。不论在被告们被捕以前或被捕以后，施梯伯关于他们本身都只字不提。舍尔瓦尔的密谋是发生在这些被告被捕以后，而施梯伯现在却说：
“在这以前，我在我的证词中所描述的，只不过是这些被告被捕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情况及其盟员的活动。”
这样说来，他承认舍尔瓦尔的密谋“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情况及其盟员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他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证词是毫无用处的。他对他在10月18日提供的证词太漠不关心，竟认为继续把舍尔瓦尔和“马克思派”混为一谈简直是多此一举。
他说：“首先还存在着维利希派，在这以前，只抓到了该派中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等等。”
啊哈！这就是说，主要的首领舍尔瓦尔就是维利希派的首领。
但是，施梯伯现在应当提供最重要的报告，不仅是最新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最新的和最重要的呵！如果不强调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证词的不重要性，那末这些最重要的报告就会失去它们的重要性。施梯伯暗示，在这以前，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报告，而只是现在我才开始。注意！在这以前，我报告的是被告们敌对的舍尔瓦尔派的情况，老实说，这同案件毫不相干。现在我来报告一下“马克思派”的情况，所谈的也只是该派在这次案件中的情况。可是，施梯伯不可能说得那么简单明了。因此他这样说：“在这以前，我所描述的是被告们被捕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被告们被捕以后的同盟。”他甚至能够用他的那一套特技使纯粹修辞上的词句具有伪誓的性质。
科伦的被告们被捕以后，马克思似乎组织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一点，可以从已故警察厅长舒耳茨悄悄地派进伦敦同盟并跟马克思有直接来往的一个警探的证词中看出来。”
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作过记录，而这个“原本记录”目前在施梯伯手里。原本记录证实了在莱茵省、在科伦，甚至就在法庭里的可怕的阴谋活动。记录中载有被告们从监狱中跟马克思通信的证据。一句话，迪茨的档案是旧约全书，而原本记录则是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是用结实的油布包装的，而新约全书则是用绯红的皮面精装的。红的皮面在任何情况下都是demonstratio ad oculos〔明显的证据〕，然而，现今的世界比多马时代更不信神了；它甚至不相信亲眼看到的东西。自从摩门教[300]被发现以来，现在谁还相信旧约或新约全书呢？可是，同摩门教并非毫不相干的施梯伯却要规定这样做。
“当然，”——摩门教徒施梯伯说，——“当然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可鄙的警探们的胡说八道，但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但是我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他们所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可靠的。”
说得多好听呵！正确的证据和可靠的证据！而且还是充分的证据！充分的证据！而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施梯伯早就知道：
“马克思同审前羁押的被告们进行秘密通信，但是我没能发现他们通信的线索。而在上个星期日，一位伦敦来的特别信使给我带来了一份报告说，进行这种通信的秘密地址终于发现了；这是一个住在旧市场的当地商人德·科特斯的地址。这位信使还交给我一份伦敦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原本记录；这个本子是用钱从一个同盟盟员那里买到的。”
原来，施梯伯同警察厅长盖格尔和邮政总局勾结在一起了。
“好在曾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要不然，再过两天，晚班的邮政人员就把寄给科特斯的信从伦敦运走了。根据最高检察机关的命令，把信没收并把它拆开。在信里发现了马克思亲笔写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的一个长达七页的指示。信中指明应该怎样进行辩护……在信纸背面还写着一个大拉丁字母Ｂ。照信抄了一份，把容易分开的部分原信同原信封一起保存起来。然后把信装入信封；外勤警官接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一封信，该警官是被派去会见科特斯并向他介绍自己是马克思的特派员的”等等。
接着，施梯伯描绘了一出卑鄙的、警察狗腿子式的喜剧：外勤警官怎样扮演马克思的特派员，等等。10月18日，科特斯被捕，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声明说：标在信中收信人位置上的拉丁字母Ｂ指的是贝尔姆巴赫。10月19日，贝尔姆巴赫被捕，并在他的家里进行了搜查。10月21日，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又被释放了。
这个证词是施梯伯在10月23日星期六提供的。“在上星期天”，也就是10月17日的那个星期天，特别信使带着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到来了；信使到达后两天，即10月19日，接到了寄给科特斯的信。可是，科特斯早在10月18日就由于外勤警官在10月17日转交给他的那一封信而被捕了。可见，信到达科特斯手里要比带来科特斯的地址的那个信使早两天，或者说，科特斯10月18日被捕是由于他在10月19日才接到的那一封信。这难道不是时间顺序的奇迹吗？
后来，施梯伯被律师们追问得狼狈不堪，只好说，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的那个信使是10月10日到达的。为什么是10月10日呢？因为10月10日也是星期天，同时对10月23日来说，也正好是“上”星期天，因此，以往关于上星期天的最初的说法仍然有效，从这一方面来说，伪誓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信就不是信使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而是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接到的。现在，伪誓的对象已变成信，而不是信使了。施梯伯的誓言简直就跟路德心目中的农民一模一样。如果帮助他从这一边爬上马背，他就会从另一边滚下马去。[301]
最后，在11月3日的法庭上，从柏林来的警监戈德海姆这样说：10月11日，即星期一，从伦敦来的警监格莱夫已当着他和警察厅长维尔穆特的面把记录本转交给施梯伯了。这样，戈德海姆就是指控施梯伯犯有双重伪誓罪。
盖有伦敦邮局邮戳的原信封证明，马克思是在10月14日星期四把写给科特斯的信交给邮局的。这样，信就应当在10月15日星期五晚上到达。因此，在接到信前两天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的那个信使，应当在10月13日星期三出现。但是他既不可能在10月17日到达，也不可能在10日或11日到达。
不管怎样，格莱夫这个信使毕竟已把他的原本记录从伦敦带给施梯伯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子呢？施梯伯和他的同事格莱夫一样，也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因此，他没有马上把它提交给法庭，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在马扎斯[302]的监狱铁窗后面所获得的口供。在这个时候，恰好收到了马克思写的信。这帮了施梯伯的大忙。科特斯只起了姓名地址的作用，因为信本身并不是写给科特斯的，而是写给标在装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那个拉丁字母B的。可见，科特斯实际上至多只是一个地址。不过，我们暂且假定这是一个秘密的地址。其次，暂且假定这是马克思同科伦被告们通信的那个秘密地址。最后，暂且假定我们的伦敦警探们已委托同一个信使把原本记录和这个秘密地址同时带走，信是在信使以及地址和记录本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一箭双雕。一则，我们证明了同马克思秘密通信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二则，我们证明了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原本记录的确实性为地址的正确性所证实，地址的正确性又为信件所证实。我们的警探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为地址和信件所证实，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又为我们的警探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所证实。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就是需要证明的。〕接着是外勤警官演出的愉快的喜剧；后来又是秘密逮捕——公众、陪审员和被告本身都大为震惊。
但是施梯伯为什么不叫他的特别信使在10月13日到达呢，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吗？因为不然的话，他便不成其为特别的了；因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是普鲁士警务顾问的弱点，而翻阅普通的日历在他看来则是有失尊严的。除此之外，原来的信封是保存在他自己手里的；因此，谁能够弄清楚这件事呢？
可是，施梯伯在他的证词中由于对某一事实讳莫如深，早就弄得声名狼籍了。如果他的警探知道科特斯的地址，那末，他们也就知道用装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暗号B作为掩护的那个人了。施梯伯对拉丁字母B的秘密一无所知，因此竟在10月17日下令在监狱里搜查贝克尔，以便从他那里找到马克思的信。他只是从科特斯的供词中才知道字母B指的是贝尔姆巴赫。
可是，马克思的信是怎样落到普鲁士政府手里的呢？原因很简单。普鲁士政府经常把委托给它的邮局的信件拆开，而在科伦案件审理期间，它特别爱干这种勾当。亚琛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能提供许许多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哪一封信能从政府当局手里溜过去，哪一封信要落到政府当局手里，这全靠碰运气。
同真正的信使一起，原本记录也无影无踪了。可是，当然，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当施梯伯洋洋得意地谈他的新约全书，即红皮书的内容的启示时，他还没有怀疑这一点。他的证词的直接结果，就是以证人身分出席法庭的那个贝尔姆巴赫第二次遭到逮捕。
贝尔姆巴赫为什么第二次被捕呢？
因为从他那里查获了文件吗？不是的，因为在他那里搜查之后又把他释放了。他是在科特斯被捕以后二十四小时被捕的。可见，如果他那里有对他不利的文件，那末它们必定会不见了。究竟为什么要把证人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而让已被确定为不是了解同盟活动情况，就是参加同盟的那些证人——亨策、黑特采尔和施泰因根斯，安然无恙地坐在证人席上呢？
贝尔姆巴赫接到了马克思的信，信中除了对起诉这件事情进行批评以外，并没有谈到别的东西。施梯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信就摆在陪审员的面前。他不过是用警察式的夸张手法来叙述这一事实的：“马克思本人经常从伦敦对目前的案件予以影响。”同时，陪审员们给自己提出了像基佐曾向他的选民们提出过的问题：Est-ce que vous vous sentez corrompus？〔你们是否感到自己被收买了呢？〕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把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呢？普鲁士政府从侦查一开始就力图在原则上系统地剥夺被告们进行辩护的种种手段。律师们由于直接同法律发生抵触，甚至在递上最后的起诉书之后，仍然被禁止同被告们进行联系，这一点他们曾经在公开审判时申诉过。根据施梯伯本人的证词，从1851年8月5日起他手头就已经有迪茨的档案了。但是迪茨的档案并没有附入起诉书内。只是在1852年10月18日举行的公开审判的进程中才把它宣布了一下，同时也只是在有利于施梯伯的限度内宣布的。必需把陪审员、被告和公众弄得惊慌失措，措手不及；必需把律师们弄得在警察式的意外行动面前束手无策。
而在提出原本记录之后是怎样变得热心起来的呵！普鲁士政府生怕揭穿。但贝尔姆巴赫从马克思那里收到的是辩护材料：不难设想，他可能收到有关记录本的说明。通过对他的逮捕，宣布了一项同马克思通信的新罪行，并确定这种罪行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这就必然要妨碍每个普鲁士公民交出自己的姓名地址来。A bon entendeur demi mot．〔对懂得的人来说，半句话就够了。〕贝尔姆巴赫的被监禁是为了排除辩护材料。贝尔姆巴赫要坐五个星期的牢。如果审判一结束就马上把他释放，那末，普鲁士法庭无异就公开承认它是俯首贴耳、卑躬屈节地服从于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贝尔姆巴赫是ad〔为了〕普鲁士法官的majoren gloriam〔莫大的光荣〕而坐牢的。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在科伦被告们被捕之后，马克思又在伦敦纠集了他的党的残余分子，组织了一个大约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等等。
这些残余分子从来没有散过伙，一直是纠集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从1850年9月起就经常组织private society〔私人团体〕。施梯伯用一道最高当局的命令迫使它们消失，以便在科伦被告被捕之后用另一道最高当局的命令又使它们复活，并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形式出现。
10月25日星期一，在伦敦收到一份“科伦日报”，上面刊载了关于施梯伯在10月23日所作的证词的报告。
“马克思派”既没有建立过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没有作过自己的会议的记录。它很快就了解到，新约全书主要是由汉堡的威廉·希尔施捏造出来的。
1851年12月初，希尔施以共产主义流亡者的身分参加了“马克思的协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汉堡方面的来信揭发他是一个密探。可是当时决定允许他在协会里留一个时期，以便对他进行考察，获得他究竟有罪还是无罪的证据。在1852年1月15日的集会上，曾宣读了一封科伦来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说，审判照例延期，并说甚至亲人也很难同被捕者见面。同时信中还提到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集会以后，无论是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或者是在远方都不见希尔施了。1852年2月2日，马克思从科伦接到通知说，根据警察当局的秘密报告，曾在丹尼尔斯博士夫人那里进行了搜查；据这个秘密报告称，丹尼尔斯夫人写给马克思的信似乎在伦敦共产主义协会里宣读过，并且委托马克思给丹尼尔斯博士夫人写回信，说他，即马克思，正在进行德国的同盟的改组工作等等。这个秘密报告被逐字逐句地照抄在原本记录的第一页上。——马克思立即回信说，因为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所以他不可能宣读她写给他的信。整个秘密报告是由一个叫希尔施的不正直的青年人捏造出来的；此人为了捞到钱，毫不费力气地给普鲁士警察当局编造它所必需的种种谎言。
从1月15日起，希尔施不见了，他不参加会议了：现在他已被最后开除出协会。同时还决定转移协会的集会地点和改变开会日期。在这以前，照例是每星期四在西蒂区的法林顿街商场内约·威·马斯特尔斯家里集会的。现在，会议日期改在星期三，地点改在索荷区王冠街上的“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警察厅长舒耳茨能够使希尔施不声不响地直接接近马克思”，尽管有了这种“接近”，但是希尔施过了八个月还是不知道协会的集会地点和开会日期。不论在2月以前或以后，他在编造“原本记录”时，老是硬把会议编在星期四，并把会议标上“星期四”的字样。只要翻开“科伦日报”，我们就会发现：1月15日（星期四）的记录，以及1月29日（星期四）的记录、3月4日（星期四）的记录、5月13日（星期四）的记录、5月20日（星期四）的记录、7月22日（星期四）的记录、7月29日（星期四）的记录、9月23日（星期四）的记录、9月30日（星期四）的记录。
“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老板向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如下的声明：“马克思博士的协会”从1852年2月起每逢星期三都在他的店里集会。希尔施硬说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是他的原本记录的记录员，他们在上述的治安法官面前出示了自己的签名。最后，还弄到了希尔施在施泰翰工人协会[303]里所作的记录，因此，就可以把他的笔迹同原本记录上的笔迹加以比较。
可见，原本记录已证明是捏造的，甚至在这里没有必要对它的内容进行批判，因为它的内容由于本身矛盾百出已不攻自破了。
困难在于把文件送给律师。普鲁士邮局只不过是从普鲁士国境一直布置到科伦的一种前哨［注：双关语：《Post》是“邮局”；《Vorposten》是“前哨”。——编者注］，其目的在于切断对辩护人的武器供应。
人们不得不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进行这项工作，以致10月25日寄出的第一批文件，直到10月30日才能到达科伦。
因此，律师们一开始就只好使用在科伦能够得到的一点点辩护材料。施梯伯受到了第一次打击，这种打击是来自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方面的。法律顾问、丹尼尔斯博士的岳父、可敬的法学家、因思想保守而著称的市民弥勒，10月26日在“科伦日报”上发表声明说，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同马克思通过信，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一种“欺骗”。1852年2月3寄往科伦的信——信中马克思说希尔施是个警探，是伪造警察情报的人——是偶尔被发现并交给了辩护人的。在“马克思派”关于退出大磨坊街协会的声明（该声明存放在迪茨的档案里）中，发现了W·李卜克内西的真正笔迹。最后，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从科伦济贫所的秘书比恩包姆那里收到了李卜克内西的亲笔原信，从私人文书施米茨那里收到了林格斯的亲笔原信。在法庭秘书外，律师们一方面把记录本同退出协会的声明中的李卜克内西的笔迹作了比较，另一方面又把记录本同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信件作了比较。
已被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弄得心慌意乱的施梯伯，得到了有不祥之兆的研究笔迹的消息。为了预防带有威胁性的打击，他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又插嘴进来，声明说：
“李卜克内西在记录本上的签名同已经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他的各次签名迥然不同，他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怀疑。因此，他作了一番较为详细的调查以后，才发现该记录的签名人原来叫做H·李卜克内西，而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前面，写的是字母——W。”
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质问道：“谁告诉他还有一个H·李卜克内西”，施梯伯拒绝回答。施奈德尔第二又问他，林格斯和乌尔麦尔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们这两个记录的姓是跟李卜克内西的姓同时在记录本上出现的。施梯伯感到面临着新的威胁。他三次假装没有听见别人提出的问题，竭力掩饰自己的慌张，又拚命保持镇定，一连三次毫无理由地唠叨什么他是怎样得到记录本的。最后，他支吾其词，喃喃自语地说，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也许不是真名，而只不过是“盟内代号”。对于记录本上经常提到丹尼尔斯夫人是马克思的通信人一事，施梯伯这样解释说，可能需要读作：丹尼尔斯博士夫人，而需要把这理解为公证人贝尔姆巴赫的助手。律师冯·洪特海姆问他希尔施是个什么样的人。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他也不认识这个希尔施。但是据传这个人并不是普鲁士警探，原因是普鲁士方面曾经对这个希尔施本人进行过监视。”
施梯伯作了一下手势，于是戈德海姆就急忙地发出尖叫：“1851年10月，他曾经被派到汉堡去捉拿希尔施。”我们将要看到，同是这一个戈德海姆，就在第二天又被派到伦敦去捉拿同一个希尔施。由此可见，硬说什么用现款向流亡者收买过迪茨的档案和原本记录的同一个施梯伯，现在又硬说希尔施不可能是普鲁士警探，因为他是一个流亡者！对他说来成为流亡者已经足够了，因为施梯伯保证他的绝对受贿或者绝对清廉是以需要为转移的。但是，施梯伯本人在11月3日的法庭上宣布弗略里是警探，难道这一个弗略里不是政治流亡者吗？
在已发现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漏洞百出以后，他在10月27日还恬不知耻地说，“他对原本记录的真实性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疑”。
在10月29日的法庭上，鉴定人把由比恩包姆和施米茨转交来的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两人的信件同记录本作了一番比较以后，声称，记录本上的签字是捏造的。
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起诉词中说：
“在记录本上发现的材料是同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的材料相吻合的。但是检察机关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记录本是真实的。”
这个本子是真的，可就是缺乏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新约全书呵！泽肯多尔夫继续说道：
“不过，辩护词本身已经证明，记录本里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关于在那里提到的林格斯的活动情报，而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如果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林格斯的活动情况，那末记录本也不会提供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情报。因此，在记录本里谈到的有关林格斯的活动的一切，不可能证明记录本的内容，而就其形式来说，倒能够证明“马克思派”的一个成员在记录本上的签字确系捏造。可见，用泽肯多尔夫的话来说，这一切证明了：“记录本里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也就是真正的捏造。检察长（泽特—泽肯多尔夫）和邮政总局同施梯伯一道拆开了寄给科特斯的信。可见他们知道信件到达的日期；因此他们知道，当施梯伯最初发誓作证说信使是17日到达的，后来又说是10月10日到达的，最初是在19日接到信的，后来又说是在12日接到的时候，他是在违反誓约。他们都是他的同谋者。
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妄图保持镇定。他担心有朝一日可能从伦敦收到揭发性的文件。施梯伯感到情况不妙，同样，由他所体现出来的普鲁士国家也感到情况不妙。已经到了被当众揭露的地步。因此，10月28日警监戈德海姆被派往伦敦去拯救祖国。戈德海姆在伦敦干了些什么呢？他企图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协助下驱使希尔施到科伦去，以H·李卜克内西的名义发誓证明记录本的真实性。给予希尔施固定的国家津贴。但是希尔施的警察本性发展得并不亚于戈德海姆。希尔施知道，他既不是检察官，也不是警监，也不是警务顾问，因此他没有违反誓约的特权。希尔施已预感到，一旦事情搞糟了，他就会孤立无援。希尔施不愿变成羊［注：双关语：《Hirsch》〔希尔施〕是姓，但也有“鹿”的意思。——编者注］，尤其不愿变成替罪羊。希尔施断然拒绝了。但是光荣仍然留给普鲁士的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因为它曾企图在关系到它的那些被告同胞的脑袋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中雇用假证人。
这样一来，戈德海姆就毫无结果地回到了科伦。
在11月3日的法庭上，在起诉词结束之后和辩护词开始之前，施梯伯迫不及待地又一次地突然插嘴进来：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应对记录本作进一步的调查。他已派警监戈德海姆从科伦到伦敦去，委托他去进行这一调查工作。戈德海姆是10月28日离开的，而是在11月2日回来的。戈德海姆现在就在这里。”
戈德海姆按照他的上司的手势，慢吞吞地走了出来，发誓作证说：
“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执警监格莱夫，格莱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即把记录本转交给格莱夫的那个警探。弗略里向他——证人戈德海姆承认了这一点，并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名叫H·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弗略里毫不犹豫地承认了H·李卜克内西出卖记录本的收款条属实。证人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李卜克内西，据弗略里断定，因为后者害怕公开露面。他这个证人在伦敦确信：除了某些错误以外，记录本的内容是完全靠得住的。尤其是，几个曾参加过马克思召集的许多次会议的可靠警探向他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个本子并不是原本记录，而只是载有马克思召集的许多次会议的开会情况的笔记本。这样看来，要解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像警探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札记，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要知道，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证人戈德海姆断言：他在伦敦确信，以往关于马克思召集的秘密会议、伦敦同科伦之间的联系、秘密通信等等的一切情报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了证明伦敦的普鲁士警探们就在目前消息还是怎样灵通，证人戈德海姆报告说，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对付那个对伦敦党来说最头痛的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把有关的决议和文件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就在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文件中还有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是施梯伯本人在1848年写给在科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把它保管得极其严密，因为他希望用这封信来败坏证人施梯伯的声誉。”
证人施梯伯插嘴说，他当时由于遭到无耻的诽谤而写信给马克思，说要控告他，等等。
“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这样一来，按照戈德海姆的意见，原本记录除了不正确的部分以外，是“完全靠得住的”。戈德海姆之所以确信它的可靠性，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原本记录根本不是什么原本记录，而只不过是“笔记本”。而施梯伯呢？施梯伯决不会感到自己是从极乐世界中跌了下来，相反地，他倒觉得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了地。在最后一瞬间，原告方面的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而辩护人的第一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施梯伯就通过他的戈德海姆一下子把原本记录变成了笔记本。如果两个警察彼此揭露对方的谎言，那末，这是不是表明他们两个人都献身于真理呢？施梯伯利用戈德海姆来掩护他的退却。
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找警监格莱夫，格莱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在这以后，谁不会发誓作证说，可怜的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在一道到达住在老远的城区肯辛顿的弗略里那儿以前，简直就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但是警监格莱夫是住在警探弗略里的家里的，而且正好是住在弗略里家的楼上的，所以，事实上并不是格莱夫带戈德海姆去找弗略里，相反地，是弗略里带戈德海姆去找格莱夫。
“住在城区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多么准确呀！普鲁士政府把自己的间谍也揭露出来了，指出了他们的姓名和住址，把他们全都暴露了，这样，你们还能怀疑它的真实性吗！如果记录本是伪造的，那只好请你们去找“住在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了。真妙！去找十三区的私人文书比埃尔。要知道，如果人们想要准确地指明这个或那个人，那末，就不但要叫出他的姓，而且要叫出他的名。不是弗略里，而是查理·弗略里。人们要指出这个人公开进行的某种活动，而不是他秘密从事的职业。可见，这是商人查理·弗略里，而不是警探弗略里。而当人们想要说出这个人的住址时，就不但要指明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伦敦的一个区，而且要指明区、街、门牌号码。因此，并不是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而是肯辛顿区维多利亚路17号的商人查理·弗略里。
可是，“警监格莱夫”，这至少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但是，如果警监格莱夫在伦敦把自己列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内，并从警监变成attaché〔随员〕，这是跟审判毫无关系的多么attachement〔令人依恋的人物〕。心的意向就是命运的声音。
因此，正像警监戈德海姆所保证的一样，警探弗略里也保证，他是从一个真的保证自己是H·李卜克内西而且甚至把收款条交给弗略里的人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戈德海姆在伦敦只是未能“逮住”这个H·李卜克内西。这样一来，戈德海姆就可以泰然自若地留在科伦，因为警务顾问施梯伯的保证由于下列情况而变得不太有分量了：他的这些保证只不过表现为由警监格莱夫所保证的警监戈德海姆的那些保证，而警探弗略里又为格莱夫效劳，保证了他的保证。
戈德海姆并不以自己的那一套聊以自慰的伦敦经历而感到难堪，同时他还以他所固有的那种巨大自信力（它必然要代替他的判断力）“完全”相信，施梯伯关于“马克思派”、关于它同科伦的联系等等所发誓作证的“一切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在现在，当他的部下戈德海姆把testimoniumpau pertatis〔赤贫证明书〕交给他的时候，难道警务顾问施梯伯还没有被掩护起来吗？施梯伯通过他那一套发誓作证的伎俩获得了这样一种结果：他把普鲁士的教阶制头脚颠倒过来了。你们不相信警务顾问吗？好。他已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会相信警监。你们不相信警监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至少会相信警探，alias mouchardus vulgaris〔换言之，即普通的密探〕，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发誓的施梯伯所制造的异教徒的概念混乱。
戈德海姆直到现在还证明说，正如他在伦敦所确信的那样，原本记录是不存在的，而关于H·李卜克内西的存在，他只能肯定说，在伦敦没有能“逮住”他；正因为这样，他就确信施梯伯关于“马克思派”的“一切”证词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以后，除了这些否定的论据（按照泽肯多尔夫说法，其中包含“许多真实的东西”）之外，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提供肯定的论据，来证明“伦敦的普鲁士警探们就在目前消息还是怎样灵通”。他引用了下列情报作为典型例子：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的会议”。在这次绝密的会议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和“最令人头痛的”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把有关的命令和指示“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
虽然普鲁士警探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这些信件的发送路线对他们来说还是“绝密的”，因此，尽管邮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扣押这些信件。不妨听一听蟋蟀［注：双关语：《Heimchen》——“蟋蟀”，这个词和Goldheim〔戈德海姆〕这个姓谐音。——编者注］是怎样在断垣残壁的窟窿里忧郁地啷啷叫的：“把有关的信件和文件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对戈德海姆的密探们来说是绝密的。
关于记录本的无中生有的决议不可能是在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上通过的，因为马克思在10月25日就已经把证明记录本是捏造的那些基本材料寄走了，虽然不是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先生。
文件毕竟寄到了科伦，这向警察当局暗示的不仅是它的良心的不纯洁。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10月30日，他在“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报”以及“人民”上发现了一项由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和沃尔弗署名的声明［注：见本卷第429—430页。——编者注］；这些人在声明中要求英国公众注意辩护人对forgery，perjury，falsification of documents〔捏造、违反誓言、伪造文件〕，总之对普鲁士警察当局所干的卑劣行径所进行的揭发。发送文件是如此“绝密”，以致“马克思派”把这件事公开地告知英国公众，诚然，这只是在10月30日，即戈德海姆到达伦敦和科伦收到文件以后的事。
然而，就是在10月27日，也曾往科伦寄送过文件。无所不知的普鲁士警察当局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呢？
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活动并不像“马克思派”那样绝密。相反地，它在这以前的几个星期里就已完全公开地在马克思的住宅前面安排了两名密探，他们du soir jusqu’au matin，du matin jusqu’au soir〔从晚到早、从早到晚〕都在街上监视他，跟踪他。于是，马克思于10月27日在马尔波罗街的完全公开的治安法庭上当着英国各报的采访记者正式确证绝密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上有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亲手笔迹以及“王冠”小酒店老板关于会议日期的证词。普鲁士的守护天使们跟踪他，从他的住所跟到马尔波罗街，从马尔波罗街跟到他的住所，又从他的住所跟到邮局。他们只是在马克思绝密地到区的治安法官那里去，要求他下令逮捕这两名“盯梢”时才溜之大吉。
但是，普鲁士政府还有一条门路。这就是，马克思直接通过邮局把10月27日确证过并标有“10月27日”字样的文件寄到科伦，以防普鲁士之鹰的利爪抓走这些文件的绝密地寄出的副本。所以，科伦邮局和警察当局知道标有“10月27日”字样的文件是由马克思寄出的，而戈德海姆就大可不必前往伦敦去揭露这个秘密。
最后，戈德海姆感到，他必须从“10月27日召开的绝密会议”上“特别”决定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那些东西中“特别”指出某种东西来，而他举出了施梯伯写给马克思的信。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寄这封信的日子并不是在10月27日，而是10月25日，而且并不是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先生。可是，警察当局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还把施梯伯的信保存起来并准备把它寄给辩护人呢？还是让施梯伯再出面来谈一谈。
施梯伯打算采取praevenire〔先发制人的行动〕来阻止施奈德尔第二把对他来说如此“令人头痛的信件”公开出去。假如戈德海姆说，我的信是在施奈德尔第二那里，据施梯伯的估计，而且还是由于“同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而得到信的，那末，施奈德尔第二就会把这封信隐藏起来，借以证明戈德海姆的密探们的消息不确实，证明他本人同马克思并没有罪恶的联系。因此，施梯伯插了嘴，歪曲信的内容，最后还以盛气凌人的叫喊声结束他的话：“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施梯伯有一套别出心裁的手法，用以掩盖那种使他感到头痛的秘密。当他不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必须保持沉默。因此，除了他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贵夫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曾经作为她的homme entretenu〔面首〕住在魏玛附近。但是，如果施梯伯有种种理由力求使马克思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信的内容，那末马克思就有种种理由力求使施梯伯以外的一切人都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现在我们知道了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那末施梯伯的最坏的证明究竟是怎样的呢？
但是，当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什么“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在有意识地违背誓言。他知道，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新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给他回信的[304]。无论如何这还是“除了他和马克思之外的一个人”。我们不妨在这里引证一下这封信：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内容。
在“新莱茵报”第77号上刊登了一篇12月21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通讯中无耻地捏造说，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以一个有民主主义思想方式的人的姿态去侦查杀害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特将军的罪犯的。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21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居民冯·施韦茨勒尔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12月12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338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248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代我正告那个假报道的作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
我对民主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不倦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的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现的迟钝。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籍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妨碍这家报纸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狡猾获得了胜利。
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密探，这也是一种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谀奉迎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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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唧唧叫的戈德海姆从伦敦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这就是：希尔施并不发誓作伪证；H·李卜克内西的存在并不是“可感触到的”；原本记录根本不是原本记录；消息灵通的伦敦密探们知道“马克思派”在伦敦报刊上所发表的一切。为了挽回普鲁士密探们的名誉，戈德海姆把用拆信和偷信的办法探出的［注：双关语：《aufgestieberte》——“探出的”这个形容词是与Stieber〔施梯伯〕这个姓谐音。——编者注］一点点消息说了出来。
在11月4日的法庭上，在施奈德尔第二推翻了施梯伯和他的记录本，揭穿了他的借口和违反誓约的勾当之后，施梯伯最后一次插嘴进去，并且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大家甚至竟敢指责维尔穆特先生、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先生违背誓言。可见，施梯伯又回到正统的教阶制的上升阶梯上来了。在过去，他是按照异端的、按照下降阶梯移动的。如果大家不愿相信他——警务顾问，那就必须相信他的警监；如果不愿相信警监，那就必须相信这位警监的警探；如果不愿相信警探弗略里，那终究要相信下级警探希尔施。而现在则相反。他这位警务顾问似乎可以提供假誓言；而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呢？难以想像！在他愤慨时，他就用愈来愈痛苦的心情去颂扬维尔穆特［注：双关语：《Wermut》〔维尔穆特〕也有“痛苦”、“苦艾”、“苦艾酒”的意思。——编者注］，他就用最纯洁的维尔穆特、作为人的维尔穆特、作为律师的维尔穆特、作为家长的维尔穆特、作为警察厅长的维尔穆特、for ever〔不朽的〕维尔穆特来款待公众。
甚至在现在公开审判时，施梯伯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们au secret〔完全隔离〕［注：直译是：单独监禁。——编者注］，并在辩护人和辩护材料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他指控施奈德尔第二跟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说什么施奈德尔侵害了以他为代表的普鲁士最高当局。就速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就连哥贝尔本人也感到了施梯伯的沉重压力。他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必然性：尽管他谨小慎微、卑躬屈节，他也要在施梯伯背上抽几鞭子。不过施梯伯自持正确。因为弄得臭名远扬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检察机关、法庭、邮局、政府、柏林警察总局、内阁、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一句话，整个普鲁士国家及其手中的原本记录。
现在施梯伯先生允许刊登“新莱茵报”给他的回信。
可是，让我们跟戈德海姆一起再一次回头来谈谈伦敦。
施梯伯仍然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舍尔瓦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同样，根据戈德海姆的证词（在11月3日的法庭上），记录本的来源也还没有弄清楚。戈德海姆为了说明记录本的来源，作了两个假定。
他说：“要解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像密探所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大家知道，W·李卜克内西是属于“马克思派”的。但是大家也知道，记录本上李卜克内西的签名并不是W·李卜克内西。因此，施梯伯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这一签名并不是这个W·李卜克内西的，而是另一个李卜克内西的，即一个叫做H·李卜克内西的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同姓的人，但是他不能指出自己的消息的来源。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弗略里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叫做H·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接着，戈德海姆还发誓作证说，“他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H·李卜克内西”。那末，直到目前为止，施梯伯所发现的H·李卜克内西究竟给世界，特别是给警监戈德海姆提供了什么样的存在标志呢？除了他在原本记录上的笔迹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存在标志；但是，戈德海姆现在声明：“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到目前为止，H·李卜克内西只是作为笔迹而存在。但是现在，H·李卜克内西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笔迹也没有留下，甚至连一个字母也没有留下。可是，戈德海姆从哪儿知道H·李卜克内西（戈德海姆只是根据记录本上的笔迹才知道他的存在的）是用与记录本上的笔迹不同的另一种笔迹书写的，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是戈德海姆的一个秘密。如果施梯伯能创造自己的奇迹，那末戈德海姆为什么就不能创造自己的奇迹呢？
戈德海姆忘记了他的上司施梯伯已经发誓保证过H·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忘记了他自己刚刚也发过这种誓。但是就在他发誓作证说什么H·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的同时，他想起了H·李卜克内西是施梯伯不得不采用的一种遁词，是不得不散布的一种谎言，而情急就不顾法律了。他想起了只有一个真的李卜克内西，即W·李卜克内西，如果说W·李卜克内西是真的，那末记录本上的签名便是假造的。他不敢承认，弗略里的下属希尔施，除伪造了原本记录以外还伪造了签名。因此，他作了一个假定：“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我们也不妨来作一假定：戈德海姆过去一度伪造过钞票。他受到了法庭审判，经查明，钞票上面的签字并不是银行经理的签字。戈德海姆会这样说，先生们，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曲解我的话！钞票是真的。它出自银行经理本人之手。如果他的姓不是他本人签上的，而是别人伪造的，那末这同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他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戈德海姆继续说道，如果关于李卜克内西的假定是不成立的，那末，或者：
“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了记录本的札记，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要知道，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或者？从哪里来的“或者”呢？如果类似原本记录的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三个人签署的，那末，谁也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德朗克和伊曼特之手，而所有的人都会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之手。不幸的戈德海姆一下子就提高到分开的判断——或者，或者，——难道他还要说“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吗？就连戈德海姆也认为有必要换个别的说法。
正像密探弗略里所断言的那样，如果原本记录不是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那末，它就是弗略里本人编造的，但他是从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札记的。关于他们，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他们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戈德海姆说，“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弗略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他不仅进行欺骗，而且他还伪造签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像这位普鲁士密探这样安分守己的人，（他由于贪图私利而编造假记录并伪造签名），无论如何都不会编造假札记。这就是戈德海姆的结论。
德朗克和伊曼特是在1852年4月间，即在他们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之后才到伦敦的。但是原本记录的三分之一是由1852年1月、2月和3月的记录组成的。可见，原本记录中有三分之一无论如何是弗略里在没有德朗克和伊曼特在场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虽然戈德海姆也发誓说，或者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编出来的，或者是由弗略里编出来的，然而是根据德朗克和伊曼特的札记编出来的。戈德海姆对此发誓，而戈德海姆虽然不是布鲁土斯，但毕竟是戈德海姆。
可是，还是这样假定，德朗克和伊曼特是从4月以来就已经把札记交给弗略里了，因为戈德海姆发誓说，“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种来往。
如上所述，弗略里并不是作为普鲁士警探在伦敦出名，而是作为西蒂区的商人、而且还是作为民主派商人在伦敦出名的。他是阿尔坦堡人，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了伦敦，后来跟一个出身于很有声望相很富裕的家庭的英国女人结了婚，外表上跟他的妻子和岳父——老企业家、教友派信徒过着俭朴的生活。10月8日或9日，伊曼特以教员的身分同弗略里开始了“私人来往”。但是，根据施梯伯提出的详细证词，科伦是在10日收到原本记录的，而根据戈德海姆的最后一次证词，科伦则是在10月11日收到原本记录的。可见，当弗略里素不相识的那个伊曼特在家里给他上第一课法文课时，他就不仅已经把原本记录装订成红皮精装本，而且已经把本子交给特别信使带到科伦去了。弗略里原来就是这样根据伊曼特的札记创造了自己的记录本。弗略里只是在伊曼特那里偶尔见过一次德朗克，而且那是在10月30日，当时原本记录早已回到它那原来就不存在的状态了。
这样看来，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并不满足于砸破写字台，偷走别人的文件，诈取假证词，制造臆想的密谋，伪造文件，发伪誓，企图贿买假证人，一句话，不满足于为了判科伦被告们的罪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政府当局还竭力给被告们的伦敦朋友扣上肮脏的嫌疑犯的帽子，以便袒护自己的希尔施，对于他，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并不认识他，而戈德海姆则作证说，他不是密探。
11月5日星期五，伦敦收到了一份“科伦日报”，上面刊载了有关陪审法庭于11月3日的开庭情况的报告，庭上听取了戈德海姆的证词。人们马上打听起格莱夫来了，就在同一天查明，他是住在弗略里那里的。与此同时，德朗克和伊曼特带着“科伦日报”到弗略里那里去。他们硬要他读一读戈德海姆的证词。弗略里面色苍白，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假装惊奇的样子，说什么他时刻准备在英国治安法官面前提供驳斥戈德海姆的证词。不过，他事先还必须跟他的律师商量一下。约好在第二天，即11月6日星期六下午见面。弗略里答应在这次见面时把他的已经官方证明的现成的证词带来。当然，他没有露面。因此，伊曼特和德朗克在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去，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写给伊曼特的这样一个便条：
“在律师的帮助下，一切都已办妥，一旦把人查明，就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今天律师还寄来这件东西。我有事要到西蒂区去一趟，请明天到我这儿来，明天从午饭后到五点钟我都在家。弗·”
在便条的背面还附着这样几句话：
“我刚刚回到家里，但我又不得不跟威纳尔先生和我的妻子一道出去，这一点你们明天就会相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来，请写信给我。”
伊曼特留下了如下的答复：
“我十分惊奇，我现在竟没有在您家里碰见您，因为您又没来赴下午的约会。我要老实对您说，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已经对您有意见了。如果您感到有必要说服我的话，那就请您到我那儿来，而且最迟明天早晨就去，因为我不能向您担保，您这个普鲁士间谍的活动不会成为英国报纸上的议题。伊曼特”
弗略里星期天早晨也没有去。因此，德朗克和伊曼特在星期天晚上又到他那里去了一趟（他们装作对他的信任只是在最初一瞬间发生过动摇），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声明。不管怎样踌躇和动摇，声明还是写成了。当对弗略里说，他不但要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姓，而且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动摇得特别厉害。声明的全文是：
致“科伦日报”编辑部
本人认识伊曼特先生大约有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教我法文课，至于德朗克先生，我是在今年10月30日星期六才初次见到的；
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给我提供过同科伦案件中出现的记录本有关的任何情报；
我并不认识任何叫李卜克内西的人，而且同这个人毫无联系。特此声明。
查理·弗略里
1852年11月8日于伦敦肯辛顿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Fleur de Marie］[305]，但他毕竟是一枝花［注：双关语：《fleur》是“花”，Fleury〔弗略里〕是姓。——编者注］，它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一枝fleurs-de-lys〔百合花〕［注：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T．F．（travauxforcés，即苦役）称之为Fleurs-de-lys〔百合花〕。马克思究竟如何正确地描绘了这个人物，可以从附录（见下面第八章№1）[306]中看出。（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记录本的历史到此还没有结束。
11月6日星期六，汉堡的威·希尔施向伦敦弯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声明，它无异发誓作证说，他本人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编造了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出现的原本记录。
这样一来，最初是“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接着是密探弗略里的笔记本，最后又成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的作品，单纯的警察作品，sans phrase〔毫无粉饰的〕警察作品。
就在希尔施向弯街的英国治安法官泄露原本记录的秘密的那一天，另一个普鲁士国家代表在肯辛顿弗略里家里大忙了一阵子，这一次却不是把偷来的文件，也不是把伪造的文件和其他各种文件，而是把自己的家私什物包上了结实的油布。这只鸟儿不是别人，正是格莱夫［注：双关语：《Greif》〔格莱夫〕也有“兀鹰”的意思。——编者注］，这是一位全巴黎都熟悉的人物、科伦的特别信使、伦敦的普鲁士警探头子、演出神秘剧的官方指挥者、被派到普鲁士大使馆里去当随员的警监。格莱夫接到了普鲁士政府的立即离开伦敦的命令。一分钟也不得耽误。
在歌剧演出结束时，一直被侧面布景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形逐级上升的后台布景，突然被五色灯光照得通明，它的光耀夺目的轮廓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同样，在这出普鲁士警察的悲喜剧演出结束时，被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形逐级上升的这一个伪造原本记录的小作坊也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了。站在最低一个台阶上的是那个不幸的、按件取酬的警探希尔施；站在第二个台阶上的是那个资产者密探和agent provocateur〔奸细〕、西蒂区的商人——弗略里；站在第三个台阶上的是那个外交警监格莱夫；站在最高一个台阶上的则是格莱夫被派到那里去充当随员的那个普鲁士大使馆本身。在六个到八个月当中，希尔施一直按时地、逐周地在弗略里的监督之下在工作室里伪造他的原本记录。但是，在弗略里的上面一层住的是普鲁士警监格莱夫，他监视弗略里并指导他。格莱夫本人照例地在普鲁士大使馆里度过一天的一部分时间，在那里也有人监视他并指导他。可见，普鲁士大使馆是原本记录赖以生长的原来的温室［注：在巴塞尔出版的1853年版本上，在这几个字后面还有其他版本上所没有的两句话：“因此，格莱夫必然溜之大吉。在伦敦等待他的耻辱也落到了普鲁士大使馆的身上了。”——编者注］。因此，格莱夫必然溜之大吉。他是在1852年11月6日溜走的。
原本记录再也不能死死抓住不放了，即使是笔记本也是如此。检察官泽特在他回答律师们的辩护词时已把这个记录本埋葬了。
这样一来，人们又回到了上诉法院的检察院鉴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发布的需要重新开始侦查的命令所由产生的那个出发点去了。
五
“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克雷弗尔得的警局督察员荣克尔曼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他没收了一个包有几本‘红色问答书’的小包裹，是寄给克雷弗尔得的一家旅馆的招待员的，上面盖有杜塞尔多夫邮局的邮戳，其中有一个附函。发信人不详。”“据检察机关说，看来附函是出自马克思之手。”
在10月28日的法庭上，鉴定人（？？？）莱纳德认为，附函是马克思写的。这一附函是这样写的：
公民！
因为我们完全信任您，所以我们现在把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寄给您，您务必在6月5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钟把它们悄悄地塞进被公认为有革命信念的公民们、最好是工人们的家门里去。我们满怀信心地指望您的那种公民的英勇行为，因此我们等待您完成这一指示。革命比某些人所想像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革命委员会
1852年5月于柏林
在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期间，柏林的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充当了总指挥，他领导着耍了种种手腕。他不让莫帕专美于前。
在法庭辩论时，到场的有两个警察厅长——一个活的，一个死的；一个警务顾问——而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经常从伦敦跑科伦，另一个则经常从科伦跑伦敦；许许多多警探和下级警探，他们有时用真名，有时又匿名，有时用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又用化名，带尾巴的和不带尾巴的；另外还有一个警局督察员。
载有10月27日和28日的证人证词的那份“科伦日报”一到伦敦，马克思就到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官那里，把“科伦日报”上引证的附函全文转抄了下来，并请求予以证实；同时，他作了相当于誓词的如下的声明：
（1）他未曾写过上述的附函；
（2）他只是从“科伦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附函；
（3）他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4）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应当顺便指出，这个声明（declaration）是向治安法官提出的，如果它是假的，那末，在英国就会招致违背誓言的种种后果。
上述文件已经寄给施奈德尔第二，同时还发表在伦敦“晨报”上［注：见本卷第431—432页。——编者注］，因为在案件审理期间可以确信：普鲁士邮局把邮局有责任将委托给它的信件对收信人保守秘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遵守通信秘密扯在一起了。最高检察机关反对审查这个文件，即使只是为了对照一下。最高检察机关知道，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附函原件，然后再看一下马克思的经官方证明的抄件，就足以使有意伪造马克思笔迹这件事甚至连我们的陪审员的锐利目光也蒙混不过去。因此，为了维护普鲁士国家的道义上的声誉，它反对作任何对照。
施奈德尔第二指出，
“情愿给警察当局提供有关假想的发信人的情报并以密探身分直接为警察当局效劳的收信人基安奈拉，根本不是指马克思”。
即使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充满戏剧性的附函是马克思写的。在6月5日的夏夜里，在半夜三更的睡梦中，把“红色问答书”悄悄地塞到革命庸人们的家门里去这样一种讨厌的显然受人指使的行动，很能表明金克尔的性格，就像“公民的英勇行为”以及“指望”用来在军事上“完成”这一“指示”的“满怀信心”很能表明维利希的想像力一样。但是金克尔—维利希怎么能做到用马克思的笔迹写他们的革命处方呢？
如果能够提出关于这封用假笔迹写的附函手稿的“尚未完全查明的来历”的假定，那末这种假定看来就是这样：警察当局在克雷弗尔得发现了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其中附有一个夸大其辞的、完全是答复质问的附函。警察当局命令——在柏林或科伦，qu’importe？〔不都是一样吗？〕——把附函的原文改成马克思的语气。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
可是，就连最高检察机关在它的堪称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注：指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编者注］的那个演说中也不敢引用这一附函。检察机关拒绝使用附函。这样一来，该附函对于确定所缺乏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部分是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本国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相反地，必须首先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status quo〔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生存的总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而status quo只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环节，同时，即使跟它搞得筋疲力尽，也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民主。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而是一个秘密地进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igni et aqua〔必需的生活条件〕［注：直译是：火和水。——编者注］，被剥夺了出版、言论相结社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团体也进行秘密活动，那末，这只有在蒸汽和电进行反对status quo的秘密活动的意义上才会发生。
不言而喻，这种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们的拥戴。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中是以entrepreneur〔承揽人〕的身分出现的。
关于这一集团对科伦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态度，刚才已经说过了；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已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白而详尽的阐述。
在结束我们的叙述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情况，看一看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伦案件审理期间的所作所为。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施梯伯从该集团那里窃取的文件的日期证明，即使在罗伊特干了盗窃勾当之后，该集团的文件还是继续通过某种途径落到了警察当局的手里。到现在为止，该集团仍然没有澄清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实。
沙佩尔最了解舍尔瓦尔的过去。他知道，舍尔瓦尔是在1846年由他接受入盟的，而不是在1848年由马克思接受入盟的，等等。他对施梯伯的谎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该集团知道，威胁证人豪普特的信是该集团的成员哈克写的，但是它竟容忍把嫌疑的罪名继续加在被告们的党的头上。
该集团的成员莫泽斯·赫斯，即“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倒霉的拙劣可笑的摹本“红色问答书”的作者[307]，这个莫泽斯·赫斯不仅亲手写自己的大作，而且亲自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他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把自己的一批批“红色问答书”送给谁的。他知道他自己储存的大批“红色问答书”，马克思一本也没有动过。莫泽斯若无其事地使被告们沉重地背着嫌疑的罪名，说他们的党在莱茵省散发了他那附有戏剧性的附函的“红色问答书”。
该集团一方面采取沉默的办法，另方面又通过自己的言论跟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在审讯期间，该集团并不在被告席上出现，而是以“王室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亨策，维利希的朋友和恩人，自认曾参加过同盟活动，在伦敦维利希那里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回到了科伦，以便提供反对贝克尔的假证词，其实反对贝克尔的证据要比反对他自己的证据少得多；他证明什么贝克尔在1848年是同盟的成员。
黑特采尔从迪茨的档案可以看出，他参加过该集团、从它那里得到了金钱支持、并因参加同盟而一度受到柏林陪审法庭审讯，现在竟以证人的身分出来反对被告们。他提供了假证词，竟把在革命时期偶然发生的柏林无产阶级的武装跟同盟的章程胡扯在一起。
施泰因根斯因自己的信件（见10月18日的法庭）暴露了：原来他曾经是该集团在布鲁塞尔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他在科伦并不是以被告的身分，而是以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前不久，维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缝的帮工［注：即奥·格贝尔特。——编者注］充当特派员前往德国。金克尔虽然并不是该集团的成员，但维利希曾是德美革命贷款的头目之一。
后来突如其来的那种危险当时就已威胁着金克尔：伦敦的委托者们不让他和维利希掌管贷款，尽管他们表示愤怒抗议，那笔钱还是寄回美国去了。因此，金克尔正是在那个时候需要到德国去的摆摆样子的使命和跟德国的摆摆样子的通信，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在那里总还有革命活动的场所，能使他和美元在活动中得到使用，另方面是为了寻找金克尔和他的朋友维利希在财务报告（见奥·赖辛巴赫伯爵的石印通告）中所记载的那种大量通信的借口、邮资开支的借口，等等。正如金克尔自己供认的，他在德国不论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他也就认错了人，竟把该派的特派员当做德美革命同盟的特派员。这个特派员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旨在反对科伦被告们的党的活动。应当承认，时机选得很好，给在最后一瞬间恢复审讯提供了新的借口。普鲁士警察当局完全了解特派员的为人、动身日期和行程。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呢？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警察局的密探们出席了他在马格德堡召开的几次秘密会议，并报道了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情况。科伦被告在德国和伦敦的朋友们对此简直不寒而栗。
如上所说，11月6日，希尔施向弯街的治安法官供认，他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原本记录。这一步是维利希驱使他走的。维利希和旅馆老板谢特奈尔曾陪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希尔施的供词抄了三个不同的副本，并邮寄给科伦的不同的收信人。
在希尔施刚跨出法庭的门坎回家的时候，就应当立即把他逮捕起来，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在他身上的经官方证实的证词，在科伦遭到了失败的案件有可能在伦敦取得胜利，即使不能使被告们取胜，那至少也是对政府的胜利。但是，相反地，维利希却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一步的实现。关于这一点，他不仅对直接有关的“马克思派”，而且对他自己的同伙，甚至对沙佩尔都守口如瓶。只有谢特奈尔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谢特奈尔声明，他和维利希一道把希尔施送上了轮船。这就是，按照维利希的打算，希尔施本来应当在科伦提出反对他自身的证词的。
维利希告诉希尔施用什么方法把文件寄出去，希尔施把这一点转告普鲁士大使馆，普鲁士大使馆又把这一点通知邮局。文件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它们就不翼而飞了。过了一些时候，本来无影无踪的希尔施又在伦敦悠然出现了，并在民主派的公开大会上声称，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者。
维利希在答复就这件事情向他提出的质问时承认，他从1852年8月初起又跟希尔施保持了联系，原来根据他的提议，希尔施已在1851年被当做密探开除出大磨坊街协会。正是希尔施向维利希泄露了弗略里是个普鲁士间谍，后来又把写给弗略里的和弗略里寄出的全部信件都告诉了维利希。据说，他——维利希曾利用这一手段来监视普鲁士警察当局。
大家知道，维利希近一年来已成了弗略里的密友，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如果维利希从1852年8月起就知道弗略里是普鲁士间谍，并且深知他的那一套阴谋诡计，那末，他怎么不知道原本记录呢？
他怎么只是在普鲁士政府本身暴露了自己的间谍弗略里之后才出面干预呢？
他怎么采取这种干预方式呢？这种方式至多只能使他的同盟者希尔施也从英国溜走，而使经官方证实的弗略里的罪证从“马克思派”手边溜掉。
他怎么继续得到弗略里的支持呢？这个弗略里曾吹嘘从他那里弄到了十五英镑的收据。
弗略里怎么继续在德美革命贷款中进行活动呢？
他怎么把自己的秘密协会的住所和开会地点告诉弗略里，致使普鲁士密探能在隔壁房间把讨论情况记录下来呢？
他怎么把上述的特派员、裁缝的帮工的行程告诉弗略里，甚至从弗略里那里弄到钱来组织这次负有特殊使命的旅行呢？
最后，他怎么对弗略里说，他指示住在他那里的亨策，叫他应当如何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贝克尔［注：维利希和贝克尔的关系是这样的：
“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使科伦的卫戍部队革命化！！！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盅惑民心的法官[308]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伦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责任的。真够朋友！”（引自1851年1月27日贝克尔给马克思的信）］呢？应当承认，que tout cela n’est pas bien clair〔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很清楚的〕。
七
判决
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地被揭穿，舆论就愈来愈支持被告。当原本记录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待宣判无罪。“科伦日报”已经认为自己已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转过身来攻击政府。在这以前，它的各栏一直都只是为警察当局进行诽谤开放的，现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的种种短评了。普鲁士政府自知事情弄糟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通讯员们突然开始让国外舆论对不利的结局作好准备。不管被告们的学说怎样有害和骇人听闻，也不管在他们那里发现的文件怎样令人厌恶，但是密谋的事实根据是不存在的，因而他们未必能被判罪。“泰晤士报”的柏林通记员竟那样虚伪地、俯首听命地写报道，这是一种奴才的回声，它反映了普遍存在于斯普界河旁的这个城市的上层分子中间的恐惧心理。当电报闪电般地把陪审员作出的那种“有罪”的宣判从科伦传到柏林的时候，拜占庭宫廷和它的宦官们的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更是无法压制了。
随着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
在答复律师们的辩护词时，检察官泽特抛开了记录本。说什么他不希望使用上面沾有这种污点的文件，他本人认为它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倒霉的”记录本，它在时间上造成了巨大的无益的浪费，而对案件却毫无裨益；施梯伯受骗是出于值得赞扬的忠于职守，等等。
但是，检察机关本身在自己的起诉书中硬说，记录本里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它绝口不谈记录本是不可靠的，而只是对不能证明它是真的这一点表示遗憾。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记录本已失去了真实性，在这同时，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舍尔瓦尔在巴黎的那个证词（泽特在自己的答复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证过这个证词）也失去了真实性；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由于在一年半当中进行了极其紧张的活动而拼凑起来的种种事实也随之失去效力。陪审法庭原定在7月28日进行的案件审理工作，竟拖延了三个月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厅长舒耳茨生病。这个舒耳茨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第一个发现原本记录的那个人。但是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在1852年1月和2月间，曾在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家里进行了搜查。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弗略里转寄给舒耳茨、舒耳茨转交给科伦警察厅、而科伦警察厅又转交给法院侦查员的那个原本记录的头几页；就是原本记录的头几页把法院侦查员引进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房间里去。
尽管有舍尔瓦尔的密谋，检察院在1851年10月还是没有获得所缺乏的犯罪构成，因此，它就根据内阁的命令，下指示开始新的侦查。这次侦查是谁进行的呢？是警察厅长舒耳茨。所以，舒耳茨应当找到犯罪构成。那末舒耳茨究竟找到了什么东西呢？找到了原本记录。他所弄到的全部新材料只不过是记录本上的几页，施梯伯后来下令把它们加以补充和装订成册。为了使原本记录的产生和成长有必要的时间，被告们被单独监禁了十二个月。鸡毛蒜皮！——泽特大声喊道，他已经在下面这件事情中发现了罪证：辩护人和被告花了八天的时间去清除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不辞劳苦地工作了一年半才填满的那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注：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王的牛圈极其肮脏，转意为藏污纳垢之所。这里指普鲁士政府当局所捏造的全部伪证。——译者注］，为此被告们坐了一年半的监牢。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活动的种种线索，即来自大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伦等等方面的种种线索的集结点。原本记录对案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把它发明出来，完全是为了制造案件。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逮捕、违背誓言，无非都是为了使原本记录保持有效，falsa〔伪造〕，无非是为了制造原本记录；企图收买，无非是为了证明原本记录是真的。原本记录的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用这句话宣告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他更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纯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合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
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
因此，如果问题仅仅在于倾向，那末，我们是否应当跟泽特—施梯伯—泽肯多尔夫之流、跟哥贝尔之流、跟普鲁士政府、跟科伦行政区的三百名主要纳税人、跟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和菲尔施坦堡男爵进行一场关于倾向的原则性争论呢？Pas si bête．〔我们并不那样愚蠢。〕
泽特承认（在11月8日的法庭上）：
“几个月以前，当他被委任，即被检察长委任同他一道代表检察机关干预这一案件时，当他因此开始审阅材料时，在他的头脑中首先出现了这样的念头：稍微熟悉一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他感到自己更应当同陪审员们分享这些研究成果，因为在他看来，他必须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陪审员中间有许多人也许都跟他一样，还很少研究过这类问题。”
所以，泽特买了一本施泰因的著名指南[309]。
“他今天学到的东西，
明天就想教给别人。”[310]
可是，检察机关遭到了特别的不幸。它去找反对马克思的客观材料，而找到的却是反对舍尔瓦尔的客观材料。它去找被告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而找到的却是他们与之进行斗争的那种共产主义。在施泰因的指南里虽有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然而就是没有泽特所要找的那种共产主义。施泰因还没有把德国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登记上。不错，泽特手中有被告们承认是自己的党的宣言的那个“共产党宣言”。而在这个“宣言”中有一章是专门批判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从而专门批判施泰因登记过的所有大智大慧的。从这一章里想必能清楚地看出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派别同过去所有共产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从而能清楚地看出泽特所反对的那种学说的独特内容和独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施泰因都帮不了绊脚石的忙［注：俏皮话：《Stein》〔施泰因〕是姓，又有“石头”的意思。——编者注］。在这里应当懂得，即使仅仅是为了提出控告。现在被施泰因所遗弃的泽特究竟怎样摆脱窘境呢？他肯定地说：
“‘宣言’共分三章。第一章的内容是用共产主义观点阐明各类市民〈！〉的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的。〈Very fine．〔妙极了。〕〉……在第二章里分析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末了，在最后一章里探讨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在11月6日的法庭上）
虽然“宣言”共分四章，而不是分三章，但是凡是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干脆不去想它。因此，泽特硬说，“宣言”共分三章，而不是四章。对他来说不存在的那一章正好是倒霉透顶的一章，它的内容是批判施泰因记录过的共产主义的，就是说，它的内容包括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独特倾向。可怜的泽特！最初他缺乏犯罪构成，现在他又缺乏倾向。
然而，我的朋友，理论在任何地方都是灰色的[311]。泽特指出，“所谓的社会问题和它的解决，在最近既已使被号召者忙了起来，也已使不被号召者忙了起来。”泽特无论如何是属于被号召者之列的，因为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三个月以前已正式“号召”他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泽特们早就一致地认为：伽利略“并没有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而只有那些把他说成是异教徒的宗教裁判者才“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E pur si muove！〔而地球依然在运转！〕［注：原来泽特不止一次“被号召”。而在后来他又继续“被号召”——为的是表彰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功绩——即“被号召”担任莱茵省总检察官之职；在担任这一官职时在任期内拿到了退休的养老金，后来，他接受了临终的圣餐，于是就安安静静地归天了。（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因此，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摇舆论那样动摇一下陪审员们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遗的政府的阴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陪审员们自言自语地说，但是，如果普鲁士政府对被告采取如此无耻的、同时又是如此冒险的手段，如果它——比如说——把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孤注一掷，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们，无论他们的党怎样弱小，想必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政府为了使我们免受这个罪恶的怪物之害，它破坏了刑法典的一切法律。为了挽回政府的荣誉，我们也来破坏我们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point d’honneur〔荣誉〕。让我们来感谢，让我们来判罪。
莱茵的贵族和莱茵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判决：“有罪”来应和法国资产阶级在12月2日以后所发出的狂吠：“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法国的整个国家机构都已经出卖了灵魂。可是毕竟还没有一个机关像法国的法庭和陪审员那样彻底地出卖灵魂。科伦的陪审员和法庭喊道，让我们胜过法国的陪审员和法官吧。政变后不久，在舍尔瓦尔的案件中，巴黎的陪审员竟宣判罪证比任何一个被告都要多得多的奈特无罪。让我们胜过12月2日政变的陪审员吧。让我们补判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以及其他人所体现的奈特的罪吧。
这样一来，在莱茵普鲁士还存在的那种对陪审法庭的迷信就一扫而光了。显而易见，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
耶拿！[312]……这就是给需要这类手段来维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结论。这就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结论……耶拿！
注释：
[286]“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是马克思痛斥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的一个战斗性的小册子。1852年10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伦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写这一著作。虽然条件极其艰难——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极端贫困，但马克思仍然在12月初写完了这一著作。12月6日，手稿寄给了瑞士的出版商小沙贝利茨。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给了在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克路斯，以便在那里出版。1853年1月，小册子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但是，3月间在巴登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二千册）被警察没收。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也没有能够在德国流传。这本书只是在1875年在德国再版以后才在那里得到流传。这一版和1853年匿名出版的版本不同，它标上了作者的名字。马克思给这一版写了一个专门的结束语；马克思于1860年写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不加标题补充到这本书里面。1885年，这本书经过恩格斯的编辑出了第三版，恩格斯还写了一篇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前几版不同的是，恩格斯把1850年3月和6月写成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359—366页）加进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第一个俄译本是在1906年出版的。——第457页。
[287]马克思指的是在1850年3月和6月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359—366页）。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出，在诺特荣克被捕时落入警察手里的，还有下面两个在审判时当作罪证的文件：1850年9月同盟分裂后在科伦的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和1850年12月1日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宣言。——第461页。
[288]Code pénal是1811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的刑法典；在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在该省和民法典同时有效。——第463页。
[289]宗得崩德原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活动使普鲁士警察当局易于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而且帮助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1852年的科伦案件。——第464页。
[290]见注201。——第464页。
[291]凡迪门岛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1853年以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469页。
[292]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1840年2月成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470页。
[293]关于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退出流亡者委员会一事，见注118。——第471页。
[294]关于金条彩票的事，见本卷第181—183页。——第472页。
[295]见注284。——第479页。
[296]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它的附录以及“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1875年版的跋中，引用了补充的真实材料，揭露舍尔瓦尔是个密探和奸细。根据这些材料，舍尔瓦尔是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间谍，同时也是法国的密探；他的越狱潜逃是在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的同意之下进行的。他1852年5月到达伦敦时被接受加入沙佩尔所领导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但是，由于他在所谓德法密谋（见法117）的案件中的奸细作用被人揭发，不久便被清除出协会。——第485页。
[297]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Berlin，Erster Theil 1853，Zweiter Theil 1854）。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486页。
[298]引自海涅的诗“我从残暴的女神那里逃脱”。——第486页。
[299]见注150。——第487页。
[300]摩门教徒是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的成员。该派的创始人约瑟夫·斯密特（1805—1844）由于得到所谓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门经”。在这本充满荒诞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第489页。
[301]路德在一次“席间演说”中曾把世界比作骑不稳马的醉熏熏的农夫。——第491页。
[302]马扎斯是巴黎的监狱。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因所谓德法密谋案（见注117）而被监禁的人们所提供的口供。——第492页。
[303]指在马克思支持下185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工人协会，该协会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其中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都归附于先前的组织了。——第496页。
[304]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保存下来一份马克思亲笔写的、但不是他签字的寄给施梯伯的一封回信草稿。信中对这个警探进行了尖锐的驳斥。看来，这封回信是在寄给施梯伯之前由“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某个人签字的，很可能是由威·沃尔弗签字的，因为他可能了解施梯伯在西里西亚的活动。——第507页。
[305]玛丽花是欧仁·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在罪犯当中长大、但依然保持着高尚人格和心地纯洁的姑娘；作者给她冠上了一个虽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仍然保持着夺目的白色花瓣的百合花花名。——第515页。
[306]恩格斯指“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1875年版和1885年版上所加的第一个补遗。在这个补遗里重刊了马克思写的“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但没有加标题。附录中指出，科伦案件发生后不久，弗略里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了几年苦役。——第515页。
[307]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1875年德文版的跋中指出，“红色问答书”的作者原来并不是赫斯，而是一个姓列维的人。后来查明，马克思当时是弄错了。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种种文件，特别是赫斯本人在1850年7月21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件，都证明了“红色问答书”还是出于赫斯之手。——第525页。
[308]见注165。——第529页。
[309]这里指的是罗·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年莱比锡版（L．Stein．《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Leipzig，1842）。——第533页。
[310]席勒的短诗“天之骄子”（《Die Sonntagskinder》）中的一句的改写。——第533页。
[311]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534页。
[312]暗示普鲁士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城下遭到的失败；由于这次失败，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屈膝投降，这证明霍亨索伦封建君主政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