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2月12日于伦敦
万茲沃斯路林苑协会18号
敬爱的先生：
尽管我们九年来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三天以前我们还互不相识。不过您的设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绝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那末，现在我就来谈谈
硫磺帮。
1849年，我们起义者离开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很快就到了日内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自愿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结识的。
当时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谓的政治领导者彼此推卸失败的责任。军事领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侧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责难。流亡者彼此骂对方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传单，这种传单丝毫无助于使大家平静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细。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而且许多人都面带饥色。上述年轻人，就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结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这些人是：
爱德华·罗森勃鲁姆，一个出生在敖德萨的德国人；曾在莱比锡、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康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商业职员，革命爆发时是近卫军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愿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工、药剂师；
贝
克尔，莱茵区的工程师；还有
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维尔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勒斯劳、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前夕，我在故乡（格洛高城）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24岁。我们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同一所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机会找到职业，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贫困而苦恼和沮丧，不要抱有政治上麻木不仁的情绪。气候和自然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勃兰登堡的过去，我们认为die Jegend jottvoll〔这个地方是天堂〕
［注：柏林方言。——编者注］。我们当中谁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们全都一无所有，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肠的小饭馆老板，或者别的好心人，他们一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如此乐观，都乐于赊一点东西给我们。大概我们这些人都显得非常老实而又如痴如狂的缘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伯尔登，他不仅真正是
源源不断地‘贷款’给我们，而且还‘贷款’给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许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了六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访问了日内瓦，去偿还我欠他的债务，这只不过是为了向他表示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谢意。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伯尔登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给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个人，虽然他曾借给流亡者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懊悔。他非常热情地问起我的一些密友的情况，但并没有提起债务问题。可惜我能够告诉他的却很少。
言归正传，我现在还是回头来谈1849年。
当时我们常常畅怀痛饮和尽情高歌。我记得，我们的座上有过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dulci jubilo〔亲密无间的欢乐气氛〕中度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绿洲。有些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或者后来成了议员的朋友们，有时也来参加我们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内西，九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见过三四次，当时也常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间，他们往往同我们一起喝酒，往往喝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马康葡萄酒。我们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内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们高唱情歌，手弹吉他，在靠萨瓦或瑞士湖畔的别墅窗前‘讨取欢心’。
应当承认，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轨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非常好的、现已去世的
阿伯特·加累尔——日内瓦公民法济的一位有点名气的政敌，就用极其友好的语气告诫我们。他说：‘你们真是一些发了疯的小伙子。不过说实在的，你们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还能保持这种愉快心情，说明你们的身体并没有变弱，你们的精神并没有颓唐。这可需要相当大的韧性。’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们的最严厉责备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议议员。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R…n先生用手枪进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讲法语的炮兵，而公证人则是年轻的
奥斯卡尔·加累尔，即上述的那位大会议议员的弟弟，可惜他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伤寒而早逝了。罗森勃鲁姆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冯·F…g中尉之间，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个冯·F…g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概又参加了重建的巴登军队。由于恩格斯先生——大概就是那位据说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那时以后就不曾见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调解，这次纠纷在进行决斗的当天早晨、没有开始行动以前就顺利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
路过日内瓦，我们在同他的愉快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同他会晤之所以感到特别愉快，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支配他的钱袋。
我们既没有附和所谓‘蓝色的’或者‘红色的’共和党党魁，也没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领。我们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我并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终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以及其他清谈馆成员、那些革命的将军和军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赖喇嘛的政治手腕，我们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创办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声’
游民群[Lausbubokratie]
［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绰号是送给德国的某一个小议院中或者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的。我们想永远保存这个绰号。”（波克罕）］机关报
这家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驱逐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记本，因此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报纸是因缺乏经费自行停刊的呢还是被当局查禁的。
‘凡夫俗子们’——他们之中有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谓共产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给我们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绰号。有时候，好像我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词的敦厚意义。我现在还同一些被驱逐出来的同志和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同其他一些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您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轻蔑地评论我所提到的
硫磺帮的成员，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
硫磺帮。它在1849—1850年存在于日内瓦。1850年年中，这个危险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员，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为他们被列为应被驱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们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了。其他地方是否有过别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概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户了。
康海姆和
罗森勃鲁姆，在霍尔施坦的伊德施太特之战前夕离开了。他们两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后来，他们于1851年到美国去了。罗森勃鲁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于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从1855年起，我就再没有从该地得到过有关他的点滴消息。据说，
康海姆已经在‘纽约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贝克尔也在当时，即在1850年到美国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可惜我不知道底细。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1850年—1851年冬季的。上面已经提到，1851年2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驱逐到英国，而且在三个月当中，把我转移了25个监狱，在途中，经常给我带上沉重的铁镣铐。我把在英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语，接着就经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趣盎然，但我始终不参与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谋。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或者像英国人所说的：very well，sir，thank you！〔好极了，先生，谢谢您！〕如果您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绝不是很有教益的历史看一遍，那得怪您自己了。
顺致敬意
“这个帮[343]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帮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la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像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
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对他的一部分旧时的同谋者进行清洗，把他们同革命者一起流放到凯恩去的那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344]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帮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做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345]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这个帮的成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帮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团体，依靠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茲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更确切些说，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法庭、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成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注：《vol》这个字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盗窃。（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无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斯特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吧”〕［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把每分钟都计算进去。
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籍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注：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维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346]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的注。）］……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抹去整个国家机器的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347]来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