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特很了解自己的同伙，他玩了一套很巧妙的手法，把揭露他的来源从所谓民主营垒转嫁到社会主义营垒。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对助长这种quid pro quo〔概念的混乱〕一点也不感觉兴趣，所以不能对布林德在“总汇报”第313号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
(1)5月9日在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曾把在传单“警告”上对福格特提出的全部指控告诉过我。这些细节他也告诉过别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从内容和语言上来看，他的口头讲述和印出的传单完全相同，所以de prime abord〔一开始〕便很自然地认为传单是他写的。
(2)在5月27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布林德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传单“警告”的先声。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认识德国的自由派和伦敦的民主派，有人建议他们宣传波拿巴主义以获取《large bribes》〔“巨额贿赂”〕。当快要审理福格特的诉讼的时候，“自由新闻”的主编多·科勒特先生来找我，他代表布林德请求我不要利用我知道的上述文章为谁所写这一实情。我回答科勒特先生说，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谦恭取决于布林德的言行。科勒特先生也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
(3)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所以他擅自给自己造了一个同这个pecadillo〔小过〕毫不相干的证明。“人民报”上转载的传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词，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转载的传单加以简单的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伦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mystère〔秘密〕就都揭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