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1860年7月28日于伦敦


  因为关于叙利亚骚乱的蓝皮书刚刚发表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定于下星期二提出关于叙利亚局势的质询[72],所以我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评论搁一搁,只想预先提醒一下读者,不要听信波拿巴派报刊的伤感语调,不要陷在对野蛮部落的残酷暴行的恐怖情绪和对受难者的自然同情里。但是总还有些情况需要仔细谈谈。首先应该指出,俄罗斯帝国由于农奴解放运动和财政紊乱而发生的内部矛盾,正处于困境,现时的政府要摆脱这种困境,除了发动大战外,找不到别的出路。政府认为,战争是防止发生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小册子“俄国的真相”[73]里那样带有机密性地预言过的革命的唯一手段。自从哥尔查科夫公爵发出关于土耳其基督徒的控诉的周知照会,试图重新把东方问题提出讨论以来,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但他的呼吁,只得到土伊勒里宫孤单的声音的响应,对欧洲舆论没有发生预期的影响。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代理人和法国代理人开始蠢动起来,他们力求制造一次政治宗教殴斗,——前者在达尔马戚亚,后者在叙利亚沿海一带,——而且,在门的内哥罗和黑塞哥维那的骚动迫使土耳其政府撤出驻留在叙利亚的几乎全部土军,从而为黎巴嫩野蛮部落间特别尖锐的斗争留下了毫无阻碍的场所之后,这两个运动就遥相呼应起来。法国人的皇帝,像信奉正教的沙皇那样,不得不寻找某种新的、能轰动一时的十字军征讨,以便重新用战争的幻觉把自己的帝国投入忘河[注:据希腊神话,喝了“忘河”的水,就忘掉一切。——译者注]。意大利的运动由于挣脱了他的驾御并采取了同他所希望的相反的方针,已使巴黎舆论厌倦,这一点“立宪主义者报”已委婉地暗示过。他想以强迫“德意志统一”的办法来引诱普鲁士摄政王,借此使法国得到莱茵河各省作为“道义上的补偿”,这种企图以全盘失败而告终,甚至使这位投民族解放运动之机的entrepreneur〔事业家〕成为一个笑柄。路易-拿破仑被牵连在内的与教皇的冲突[74],损害了他在农民中的威信的支柱——法国天主教僧侣。
  帝国国库已有若干时候处于枯竭状态,而现在还处在这种状态。虽然曾试图通过散布可以举办emprunt de la paix〔和平公债〕的暗示来改善状况,但结果是徒劳的。甚至对波拿巴法国来说,这样做都未免太说不过去。除了以战争为借口的公债以外,再来一个以和平为借口的公债,这是一个连巴黎交易所经纪人也不能接受的方案。被阉割了的巴黎报刊用有些犹豫忐忑的语调斗胆暗示:第二帝国的恩赐既伟大又珍贵,因为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国债增加50%。为数5亿法郎的和平公债计划因此被放弃了——这一退却,给了法夫尔先生勇气,使他在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作了关于“财政破产”堪虞的长篇演说,把帝国编制预算的能手给国库蒙上的华丽面纱撕成了碎片。法夫尔先生和奥利维耶先生在Corps Législatif这个假代议机关的《chiens savants》(“有特殊训练的狗”)面前对十二月制度的特点大胆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巴黎的官方和半官方准官方报纸上满目皆是的对“旧党”[75]阴谋的疯狂攻击,同时证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的存在:叛乱的高卢精神又在死灰复燃,篡位者的继续统治又将有赖于组织一场大的军事演出,就像coup d’état〔政变〕后两年和克里木事件结束后又两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很明显,法国的专制君主和俄国的专制君主都迫于同样的擂起战鼓的迫切需要,正在互相谅解地一致行动。半官方的波拿巴派的抨击文章向普鲁士摄政王提议,建立一个使法国得到“道义上的补偿”的“德意志联邦”,而皇帝亚历山大则向自己的舅舅公开建议把直至海岸的整个北德意志并入普鲁士,其条件是莱茵河各省交给法国,对俄国向多瑙河的推进保持沉默,这一建议不久前已在德国“民族联盟”[76]的刊物上得到公开的认可,柏林政府刊物也没有驳斥。正是这个情况——两位专制君主同时的声明——引起奥地利皇帝同普鲁士摄政王在特普利策会晤[77]。但是,彼得堡和巴黎的阴谋家为了防备他们对普鲁士的引诱不能得手,便把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屠杀事件储藏起来;这一事件准能成为法国干涉的借口,而法国的干涉则会给全欧战争在大门走不通的情况下打开后门。至于英国,我只补充一下,1841年帕麦斯顿勋爵供给德鲁兹人武器,至今他们还掌握着这些武器;1846年通过同沙皇尼古拉的协议,他事实上消灭了控制黎巴嫩野蛮部落的土耳其统治,并且为它们搞到一个假独立[78],这种假独立在外国阴谋家的巧妙指导下,随着岁月的消逝只能结出血腥的果实。
  诸位知道,这一次议会会议使政府遭到了空前的接二连三的失败。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在保护关税方面的毫无成效的措施外,一项重要的措施也没有通过。但政府一方面把法案一一收回,同时却施展诡计,以走私的办法在二读时巧妙地夹带了一个不大的、总共只有一个小条款的动议,假如这个动议被议会通过,那就会引起最大的、从1689年以来英国未曾有过的宪制改革[79]。这个动议不是别的,恰好是提出取消印度的地方英军,把它并入不列颠军队,从而把它的最高统帅部从加尔各答的总督手中转交给伦敦的总司令部,换句话说,就是转交给剑桥公爵。这个改革会使一部分军队不受议会的管制,会在极大程度上加强王室权力,至于其他的严重后果就更不用说了。看来是,曾一致反对政府方案、但由于1858年的印度法案[80]而不能成为下院议员的一些印度事务参事会的委员们,把某些议员鼓动了起来支持他们的抗议;于是,当政府认为自己的巧计已经得手时,突然发生了霍斯曼先生领导的议会émeute〔暴动〕,恰好及时粉碎了政府阴谋。内阁完全出乎意料地陷入困难,因自己十分无知陷入了圈套的下院则一片混乱,这一出戏确实滑稽。
  业已公布的上个月的出口值反映着不列颠的贸易萎缩的过程。同我在上一篇通讯[注:见本卷第83—87页。——编者注]中所说的一致,1860年6月的出口与1859年6月的输出相比,减少将近150万英镑。
  近三年的6月份的报告提供了如下的数字:

(英镑)

  1858年    1859年    1860年
  10241433    10665891   9236454
 
  截至1860年6月30日为止的半年内,公布的出口值比1859年同期减少100万:

(英镑)

  1858年       1859年      1860年
  53467804      63003159     62019989
 
  6月份出口减少的商品有棉布、棉纱、麻布、小五金、刀类、铁、精梳毛织物。甚至在贸易额一向(本月份除外)不断增加的工厂毛织物的出口中,“毛纱和精梳毛纱”项下的出口也减少了。6个月内向英属印度出口的棉织品从1859年上半年的6094430英镑减至1860年上半年的4738440英镑,即减少了将近136万英镑。
  至于进口情况,最突出的就是购进了大量的棉花。1860年6月收进2102048担,而1859年6月为1655306担,1858年6月只有1339108担。6个月内供应量增加了不下300万担,或者说增加了60%以上。1860年5月份输入的棉花值比1859年5月输入的棉花值多180万英镑。1860年头5个月购买的原棉比1859年同期至少多650万英镑。
  棉织品和棉纱的出口迅速减少,而棉花的输入却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假如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问题就很明显:棉纺织工业的危机日益迫近,尤其是因为,新购进的原棉同多得异乎寻常的棉花储存已经发生冲突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7月28日
载于1860年8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72]“1858—1860年文件汇编:关于叙利亚过去的或面临的骚乱”第4集(《Papers1858-1860,respecting past or apprehended Disturbances in Syria》.4 parts)。
  1860年叙利亚发生了屠杀基督教马龙派教徒的事件,从5月底至7月初,叙利亚的穆斯林——德鲁兹人得到土耳其军队的支持,烧毁了不少马龙派教徒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杀害了数千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屠杀是法国密使和土耳其政府挑拨起来的。法国政府利用这些事件,占领了叙利亚,但于1861年被迫从这个国家撤出军队。——第110页。
  [73]P.Dolgoroukow.《La vérité sur la Russie》.Paris,1860.——第110页。
  [74]1859年12月底,法国出版了在拿破仑第三示意下写成的拉·格隆尼埃尔的小册子”教皇和代表大会”。该书被教权派解释为皇帝想限制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庇护九世于翌年初在他的教皇通论里公开谴责这本小册子,法国的高级天主教僧侣随之发动了一个反对法皇的运动。——第111页。
  [75]“旧党”是法国对正统派保皇党和奥尔良派保皇党的称呼,这些党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正统派联合了大地主,主张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在七月王朝时期统治过的奥尔良派联合了大金融资本和大工业资本的代表,主张恢复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王朝。——第112页。
  [76]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联盟于1867年11月解散。——第112页。
  [77]1860年7月26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特普利策会晤。奥皇企图预先得到普鲁士的支持,以便准备同法国和撒丁进行新的战争。结果达成了关于在拿破仑第三侵略瑞典、比利时、荷兰或德意志各邦时共同还击的口头协议。——第112页。
  [78]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法国和英国从土耳其那里争得了对黎巴嫩行政管理的改组,黎巴嫩被分割为两个管区,分别由代表地方封建贵族利益的德鲁兹族和马龙派的省长治理。黎巴嫩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只获得在司法、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某些自治权。欧洲列强为了争夺黎巴嫩市场而挑起了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人之间的宗教仇恨,英国依靠德鲁兹族封建主,法国则依靠马龙派封建主。——第112页。
  [79]英国于1688年政变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它是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和其他法令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样就对议会更有利了。——第113页。
  [80]指1858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的“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印度转归国王统治,而东印度公司则予撤销。法令规定印度事务部下面设立印度事务参事会作为谘询机关。印度总督改称副王,其实只是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的意志的执行者。——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