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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363]



  几乎没有必要来谈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处境如何。一方面,重大的巴黎事件使它得到了这样大的威力,这样广的传播,这些都是它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和博伊斯特、维克多-艾曼努尔和教皇、西班牙和比利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到处都在攻击国际:旧世界的一切势力,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产者都在争相迫害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他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
  正当旧社会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而团结一致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必需的时候,瑞士某个角落里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并且自己承认是在日益减少的国际会员,竟然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的通告,来在国际会员中间制造纠纷。这群自称为汝拉联合会的国际会员,主要是这样一帮人:他们已经有两年多在巴枯宁的领导下不断地破坏瑞士法语区的团结,并且热心地同各国某些与他们气味相投的大人物私下通讯,来和国际的统一活动相对抗。当这些阴谋诡计还只局限于瑞士,或者还只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时候,我们不想比较广泛地来谈论它们,但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通告使我们不得不发表意见。
  汝拉联合会借口总委员会今年召开的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代表会议,于11月12日在自己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拟定了一个给国际所有各支部的通告,他们把这个通告印制了许多份,然后散发到世界各国,他们在通告中建议各个支部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为什么必须以代表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这至少对于我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去参加代表大会,那末在他们返回之后免不了会立即被捕入狱;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代表会处于同样的情况。而召开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没有公开的辩论,而只是举行事务性的会议)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不会把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的名字公布出来。代表会议的缺陷在于:它不能解决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不能修改章程和通过任何立法性质的措施,它应当只限于通过事务性的决议,以保证更好地贯彻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组织原则。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所要求的也只是这一点:要讨论目前迫切需要的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召开代表会议也就足够了。
  其实,对于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攻击只是一种借口。就连该通告也只是顺便谈到这一点。相反地,通告起草人更加深刻得多地看到了弊病的根源。他们断言,根据代表大会的章程和最初的决议,国际似乎只是“一些自治的〈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盟”,其目的是通过工人自身去解放工人,
  “而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按照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
  所以,总委员会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但是据说这个最初的原则很快就被歪曲了——首先是由于授权给总委员会自行增加新的成员,而后来则由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歪曲,根据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的支部,有权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预先解决一些争论的问题[364]。据说这样一来就把危险的权力授予了总委员会,而那些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合,则变成了“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因此
  “各支部完全掌握在总委员会的手中,它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暂时让它们停止活动”。
  我们的德国读者很懂得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将显得非常奇怪。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在这里丑态毕露的巴枯宁学说,目前还没有渗入德国。原来,在自己旗帜上首先是写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的工人组织,竟不应当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而应当受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领导!但是,对于巴枯宁及其娄罗们来说,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借口;他们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
  “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盟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在它身上出现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我们德国人因为神秘主义而遭到诽谤,但是我们离这种神秘主义还远呢。国际是未来社会的原型,在这种社会里再也不会有凡尔赛的屠杀,不会有军事法庭,不会有常备军,不会有暗中检查往来书信,不会有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365]现在,正当我们必须以全力自卫的时候,有人却建议无产阶级不要按照每时每刻都迫使它进行的斗争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按照某些空想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不着边际的想像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德国的组织如果这样组织起来,会成什么样子。我们会不去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去为我们章程的每一个条文、代表大会的每一个决议是否是未来社会的确切反映而绞尽脑汁。我们会不要我们的执行委员会,而要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让这个统计通讯局尽力而为地去和独立的支部打交道吧,——这些支部独立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哪怕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要知道,它们要是承认,就会破坏它们的首要使命——成为未来社会的确切的原型!关于团结力量,关于共同行动,则根本谈不上了。如果在每一个支部中少数都要服从多数,那这就是一种违反自由原则的罪行,就是承认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如果施梯伯和他的娄罗们,如果所有的暗检室[366],如果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们都奉上级命令要加入社会民主组织,以便毁灭它,那末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统计通讯局,无论如何也不敢加以阻止;要知道,这会意味着实行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而主要的是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早期基督教徒这群奴隶曾经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脚踢,并且的确通过摇尾乞怜在三百年后使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而这种革命方法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不会仿效的!你们看,正像早期基督教徒把自己幻想的天堂作为自己组织的榜样一样,我们也应当把巴枯宁先生的未来社会的乐园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也应当放弃斗争,而从事祈祷和期待。而这些向我们宣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却自命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者!
  谈到国际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说:目前国际的情况并不坏。在应届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以前,总委员会有责任实现巴塞尔决议,而它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像它毫不客气地把托伦和杜朗之流驱逐出去那样,它也会关心把施梯伯之流关在国际的门外,尽管巴枯宁认为这是一种独裁作风。
  但是这些恶劣的巴塞尔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它们是由比利时代表提出来的,而且当时谁也没有像巴枯宁和他那些在目前这份通告上签字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施维茨格贝尔和吉约姆,那样热烈地表示拥护它们!的确,当时情况不同。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现在总委员会应当被贬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声誉不致受到损害了。
  而这些人,这些职业的宗派信徒(尽管他们拥有各种神秘的早期基督教教义,在国际中只占极少数),竟恬不知耻地责备总委员会,说它的委员们想
  “使自己特殊的纲领和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他们把自己个人的观点冒充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凡是有可能注意观察过国际的内部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些人,几乎三年来主要地就是在想办法强迫协会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作为共同纲领;当这点做不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玩弄欺骗手段,把巴枯宁分子的空话冒充为国际的共同纲领。虽然如此,总委员会只是对这种伪造勾当提出了抗议,而至今还没有否认他们有权属于国际,或者是有权在他们自己的招牌下任意宣传他们的宗派主义的谎言。至于总委员会如何对待这个新的通告,现在来谈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这些人自己出色地证明了,他们利用自己的新组织能够获得什么东西。凡是在没有受到反动政府暴力阻挠的地方,国际从巴黎公社的时候起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而在瑞士的汝拉——最近一年半来完全由这些先生们总揽一切的地方,情况怎样呢?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吧(见11月23日出版的日内瓦周刊“社会革命报”):
  “这些可怕的事件对我们各支部一定产生了一部分是使人沮丧的,一部分是良好的影响……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进行的巨大战斗的开始,人们也开始考虑起来……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怯懦而躲开(s’en vont),另一些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表示自己忠诚于国际的新生原则。这就是整个国际,其中也包括我们联合会的现代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具有特征意义的事实。”
  说这一切发生在整个国际中是一种新奇的论断,实际上那里发生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但是说汝拉联合会的情况是这样,却是完全对的。只要听一听这些先生们自己说些什么吧!穆蒂埃的支部受害最少,但它也一无所成:
  “如果没有建立新的支部,那末,仍然应该存在希望”云云;但是这个支部“由于居民良好的情绪而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林朗惹支部缩小成小小的工人核心。”
  俾尔的两个支部,像纽沙特尔的支部和洛克尔的支部一样,对委员会的信一次也没有答复;俾尔的第三个支部
  “现在是僵死的”,尽管“国际在俾尔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希望”。
  圣布勒兹的支部是僵死的;律谷的支部不知怎么样消失了;洛克尔的中央支部在长期挣扎后瓦解了,但现在又勉勉强强地恢复起来,显然是为了往代表大会选派代表;拉绍德封的支部处于危急的状态;库尔特拉里的钟表匠支部现正在变成一个接受瑞士钟表匠联合会章程的工会,这样,它就在接受一个不属于国际的团体的章程。这个州的中央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因为它的成员在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建立了什么单独的支部(这并不妨碍这一中央支部派两个代表与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这两个支部的代表同时去参加大会);卡特巴的支部在经历了一段具有光辉成就的时期之后,由于当地资产阶级的阴谋而瓦解了,科尔热蒙的支部也是如此;最后,在日内瓦现在还有一个支部。
  以统计通讯局为首的独立支部自由联盟的人们,在一年半内把一个原先确是不很庞大和人数不很多的,但毕竟是蓬勃发展着的联盟,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而这还是在一个他们有充分活动自由的国家里发生的,是当国际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发生的!可是正当他们自己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他们遭到失败的悲惨情景的时候,正当他们发出这种无力的和绝望的哀号的时候,他们竟要求我们强迫国际离开它所遵循的使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道路;竟要求我们使国际走上那条使汝拉联合会从比较兴盛落到完全瓦解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月3日左右
载于1872年1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363]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瑞士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1871年11月)所通过的给国际全体支部的一份旨在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通告。文章由恩格斯随同1872年1月3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一并寄出,他在信中强调,必须立即发表这篇文章。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恩格斯请李卜克内西给他寄几份载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转寄到意大利去,因为巴枯宁派利用桑维耳耶通告在那里发起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诽谤运动。国际的许多机关报都起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1871年12月24日的“平等报”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谴责通告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在西班牙,1871年11月27日“解放报”第24号发表了拉法格的一篇揭露通告的诬蔑的文章。
  国际在德国、英国、荷兰、美国的支部以及意大利的米兰支部,都批驳了桑维耳耶通告;西班牙许多受巴枯宁派影响的支部,还拿不定主意公开表示同意桑维耳耶通告。为了彻底揭穿巴枯宁派的宗派主义破坏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1月着手撰写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516页。
  [364]见“关于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6日至11日”[1869年]伦敦版第21页(《Repe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held at Basle,in Switzerland.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1869》.London,[1869],p.21)。——第518页。
  [365]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指不伦瑞克的地方法庭,1871年10月曾在该法庭审判普鲁士当局逮捕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见注154)。——第518页。
  [366]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