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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最近对于俾斯麦及其爪牙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残暴行为,保持极端的沉默。只有“每日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的例外。从前,每当外国的专制政府对自己的臣民敢于这样滥施暴行时,英国的日报和周刊就大声疾呼,真是激烈得很。但是这一次被迫害的是工人,而且是以这一名称自豪的工人,所以“上流社会”、“贵族社会”的新闻界代表就隐瞒真相,并且从他们那么顽固地保持沉默来看,他们好像几乎是赞成这种暴行的。的确,工人能过问政治吗?让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去管好了!英国报纸的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要攻击俾斯麦的非常法及其执行的方式,同时又要拥护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高压手段[182],那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痛的地方,它是碰不得的。我们很难期望资产阶级报纸会自己指出,由于现政府在爱尔兰的行动,英国在欧洲和美洲的道义上的威望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在每次普选中,德国工人党得的票数都在迅速增加。在前一次普选中,它得到了50多万张选票,而在上一次普选中,它的候选人得到了60多万张选票。柏林选出了两名代表,爱北斐特—巴门选出了一名,布勒斯劳、德勒斯顿各选出一名;尽管政府同自由的、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政党都结成了同盟,尽管两次谋刺皇帝事件掀起了一片叫嚣声,其他政党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应该由工人党负责,工人党还是赢得了10个席位。然后俾斯麦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工人的报纸有50多家被查封,他们的团体和俱乐部被解散,他们的基金被没收,他们的集会被警察驱散,而达到顶点的是下令规定可以“宣布”整个城市和地区“戒严”,正如在爱尔兰一样。但是,甚至英国的高压法[183]在爱尔兰从来不敢做的事情,俾斯麦在德国也做出来了。在每个“宣布戒严的”地区,警察有权把他认为有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相当嫌疑”的任何人驱逐出境。柏林自然马上就宣布戒严,于是有成百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就有成千人)被驱逐出境。因为普鲁士警察总是驱逐有家卷的人,而对未婚的青年一般是不去管的。对于未婚的青年,驱逐不是什么严重的处罚,但是对于当家的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不是家破人亡,也是长期受折磨。汉堡选了一个工人当国会议员,于是马上就宣布那里戒严。第一批从汉堡被驱逐的大约有100人,另外还有他们的家属300多人。工人党在两天以内筹妥了他们的旅费和其他急需。现在,莱比锡也宣布了戒严,唯一的借口是,政府不这样做,就不能摧毁党的组织。第一天被驱逐的就有33人,大部分是有家眷的已婚男子。名单上的前3名都是德国国会议员。也许狄龙先生会给他们去一封贺信,因为他们的处境还不像他自己的那样坏[184]。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工人党一旦被正式宣布为非法,并被剥夺了其他德国人表面上可以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警察就可以对该党的每个党员为所欲为了。在搜查违禁出版物的借口下,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最无礼和野蛮的对待。至于他们本身,警察可以随时加以逮捕,一星期一星期地拘押,非要在监狱里呆上几个月才被释放。警察发明了刑法典中所没有的新罪名,而滥用刑法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警察经常可以找到受贿的或狂妄透顶的长官和审判官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升官晋级就是以这种代价得来的!下列的惊人数字可以表明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怎样的结果。从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一年内,单单在普鲁士,因叛国罪、叛逆罪、侮辱皇帝罪等而被捕入狱的就不下1108人,因政治诽谤罪、侮辱俾斯麦或诬蔑政府等罪而被捕入狱的不下10094人。11202个政治犯,这甚至超过了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丰功伟绩哩!
  俾斯麦用他的这一切高压手段得到了什么呢?正如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所得到的一样。社会民主党也像爱尔兰土地同盟[185]那样蓬勃发展,拥有坚强的组织。几天以前举行了曼海姆市议会选举。工人阶级的政党提出了16名候选人,他们以几乎是三比一的多数全体当选。此外,代表德勒斯顿的德国国会议员倍倍尔,作为莱比锡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参加了萨克森议会竞选。倍倍尔本人是一个工人(旋工),如果不能说他是德国最优秀的演说家,那也是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为了阻挠他当选,政府驱逐了他的整个竞选委员会。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虽然选举权受到了限制,倍倍尔还是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了。可见,俾斯麦的高压手段对他丝毫没有用处,相反,却激怒了人民。那些被剥夺了自卫的一切合法手段的人,总有一天会采取非法手段的,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格莱斯顿先生和福斯特先生不是经常宣扬这种学说的吗?而他们现在在爱尔兰又是怎样做的呢?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23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82]1881年土地法案的施行(这个法案于1881年8月成为法律),引起了爱尔兰租佃者的反抗。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采取了高压手段,派出军队去强迫抗拒缴纳租金的租佃者迁走。——第308页。
  [183]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 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309页。
  [184]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议员约翰·狄龙当时关在监牢里这一情况。——第309页。
  [185]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迈克尔·戴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领袖们采取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帕涅尔等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土地同盟于1881年被查禁,但事实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为止。——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