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362]一书第二版序言



　　本书是我1872年发表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363]上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时，法国的几十亿法郎涌入了德国[364]；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游闲的资本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额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并且还作为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巨大的破产，这次破产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活动的工业国家。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里子、布莱得弗德、巴门—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正是这种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急性病似的住宅缺乏现象，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维尔腾堡的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利用这个问题让德国工人领悟一下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365]。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做一个答复，而我也就照办了（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另一组文章，这里我以艾米尔·扎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366]为例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慈善主义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367]，迫使我不得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组文章的产生经过。既然现在需要出新版，那末我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所以我在这里谨向它深致谢意。
　　为了出新版，我把正文校阅了一遍，稍微做了一些增补和注释，并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368]，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士很可惜没有发觉它。
　　在作这次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二十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369]，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做的更加片面的说明，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 notre　maÎtre　à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纲领，才能够在巴黎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龙工人中间独占统治，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决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却对他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而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已经由一个小小的核心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党[370]，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前辈即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已经被罗曼语各国工人彻底抛弃，既然它现在已经按照自己的真正使命，只是表达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所怀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翻印出来，再对一个已经死了的论敌作斗争呢？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蒲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即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己观点的叙述。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371]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良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这本小册子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的代表。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宅所有者的愿望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我这部著作用来反对他们也仍然是适时的。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侩气par　excellence〔占优势〕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八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辉煌地表现出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但是，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点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注解。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菜园或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在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的条件下使用带菜园或土地的房屋。同园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宅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跟机器织机作斗争的地方，例如下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看见，而且只要在有某个家庭工业部门作为一种农村副业扎住了根的地方，例如在绍林吉亚山和勒恩一带，也到处可以看见。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雪茄烟制造业也已经具有了农村家庭工业的性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严重的贫困，例如几年前在艾费耳[372]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叫嚷要培植适宜的家庭工业，作为唯一的救济办法。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推广起来。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例外才能找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业地区；在没有小农存在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维持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像在德国一样可以看见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的成衣业中的家庭工业。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到处盛行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的国家里，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精神上和政治上极其低下的基础。手工劳动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十八世纪中叶在英国和在法国的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工业中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处在最不利条件下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经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义务的重压，以至兼做织工的农民的生活并没有超过其他农民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虽然如此，当时家庭工业工人终究是过着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的生活。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种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生产的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所得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菜园和小块土地。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经营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织机同机器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那种情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器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共同劳动以及应用机器和科学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菜园、小块土地和他们的织布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菜园已经远不及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流动那样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会同一个在缓慢地饿死然而肯定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交换地位了。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四十年代，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高涨，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了起来。然而，这时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日用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只好循着德国生产已经走惯了的道路，首先是带着对英国说来太琐碎、对法国说来太低劣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优良货样后交劣等商品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几乎完全不能施展了；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至渐渐促使体面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了在这一行里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建立了大工业，并且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起一定作用了。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工作（只有制铁业是例外，它的生产水平大大超过了国内的需要），所以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块土地的占有给予现代工人的“恩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不见得要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那样低到了可耻的地步。全家人从自己的菜园或小块土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被资本家用竞争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同意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又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所有制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
　　正是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甚地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地保持在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劳动价格，像铅秤锤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而且，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占据了旧日的手工业的地位，并且在这里也压低了一般的工资水平。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广泛散布于德国，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广地散布开来。小农自从他的为满足自己消费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成衣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的牲畜以及厩肥生产因为马尔克制度、公共马尔克和强制的轮作制遭受破坏而被消灭的时候起，就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迫地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正像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高利贷者的抵押利息也不能由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由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散布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横阔方面散布。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这样有力的传播，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平静的、稳定的和不可遏止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大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多少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样去取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像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
　　然而，这种由于散布广阔而成为德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时又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的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始初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资本论”第3版第1卷第484—495页[373]），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是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和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的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末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小的农村房主变成为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漩涡”的小农旧日的闭塞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强迫走上起义的道路。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在执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时，还在继续颠倒地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有利于社会革命，我们是乐于让他们去自我欣赏这个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1月15和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和4号，并载于1887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论住宅问题”


　　注释：
　　[36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第372页。
　　[363]“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并批评它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该报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372页。
　　[364]指普法战争结束后缔结的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规定的法国的赔款50亿法郎。——第372页。
　　[365]米尔柏格所写的以“住宅问题”（《Die　Wohnungsfrage》）为题的六篇文章，曾不署名地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国家报”上。——第373页。
　　[366]艾·扎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E．Sax．《Die　Wohnungszustände　der　arbeitenden　Classen　und　ihre　Reform》．Wien，1869）。——第373页。
　　[367]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标题是：“住宅问题（阿·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Zur　Wohnungsfrage（Antwort　an　Friedrich　Engels　von　A．Mülberger）》）。——第373页。
　　[3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56—257页及该卷注231。——第373页。
　　[3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58页。——第374页。
　　[370]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的那些因该报揭露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织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请，总委易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第374页。
　　[37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375页。
　　[372]拥有山地和大片沼地和荒地的艾费耳高原区（普鲁士莱茵省），土壤气候条件不很适于农业；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由力量单薄的小农户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的；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在恩格斯这篇文章中指的是1882年发生的事件，在前几年的连续歉收和农产品跌价以后，在艾费耳高原地区闹过饥荒。——第377页。
　　[373]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章。——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