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的存在以劳动为条件，而劳动又以劳动资料为前提，所以“土地这个一切活动的巨大场所和一切财富的原料，必须是它的所有居民的共同财产”。（第28页）
　　“生活有赖于食物，而食物有赖于劳动。这种依赖性是绝对的。因此，一个人要回避劳动，只有在其他大批人的劳动增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第31页）
　　“人们所加予别人的或自己遭受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和痛苦，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某些个人和阶级篡夺了土地的权利并剥夺了其他个人和其他阶级的这种权利……人们占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后，下一步便是占有对人本身的所有权。”（第34页）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基础上并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同他们进行斗争〈为了证明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贫困都必然是工人的命运〉。政治经济学家们要推翻用这种方法作出的结论，就必须先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些已确立的真理和原则。”（第41页）
　　“根据政治经济学家们本身的意见，为了生产财富，必须有：（1）劳动，（2）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者说资本，（3）交换……”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般生产条件。“这些生产条件对整个社会都是有效的，它们的性质是：任何个人或任何阶级都不能不受它们的影响。”（第42页）
　　“金科玉律：必须劳动！——对一切创造物来说是同样有约束力的……只有人能够回避这一规律；这一规律的性质是：一个人只有靠牺牲别人才能回避这一规律。”（第43页）
　　“按照劳动和交换的真正性质来说，严格的公正态度要求｛布雷在这里引用了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定义｝交换双方的利益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应该总是换得相等的价值……直到今天，工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换得半年劳动的价值，现在在我们周围存在着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交换的不平等（按一种价格买进，按另一种价格卖出）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继续是资本家，工人继续是工人，一个是暴君阶级，另一个是奴隶阶级。”（第47—49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交换不仅没有象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断定的那样给交换双方的每一方提供相互的利益，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的大多数交易中根本没有进行交换……工厂主或土地所有者用什么来支付工人的劳动呢？用劳动？不是，因为资本家不劳动。用资本？不是，因为他的财富的储备不断增长……因此，资本家不能用属于他自己的任何东西来交换。因此，整个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做的只是：他们对工人一星期劳动的偿付，是他们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财富的一部分；而这一点正好说明他们同工人以无易有……资本家好象用来和工人的劳动相交换的财富既不是资本家的劳动创造的，也不是他的财富创造的，它最初由工人的劳动得来，并且通过欺骗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每天又从工人那里被夺走。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易是明显的欺骗，纯粹是一幕滑稽剧。”（第49—50页）
　　“宣称‘必须积累！’的法律只有一半得到执行，它的提出有利于一个特殊阶级而有损于整个其余社会。”（第50页）
　　“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资本家或雇主；而在一个阶级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它在生活资料方面也同样依赖那个阶级。而这种状况同社会的目的本身是如此矛盾，并且是如此违背理性……因此一分钟也不能为它辩解，为它辩护。它赋予个别的人以任何一个凡人所不应有的权力。”（第52页）
　　“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一个面包上切下一块，这一块就不能再长大。一个面包只是若干块的总和，我们吃掉的块数越多，留下来吃的就越少。工人的面包的情况就是这样，［442］但是资本家的面包却不遵循这种规则。他的面包不是变小，而是不断增大；资本家不断地切，但面包总是在增大……如果交换是平等的，现在的资本家的财富就会逐渐地由他们那里转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富人花掉的每一个先令都会使他的富有少一个先令。”（第54—55页）

　　“一个资本家要从自己的属于工人阶级的祖先真正积累起来的劳动中继承哪怕是一千镑，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第55页）
　　“从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学说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交换，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积累。”（第55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每个工人至少给予雇主六日劳动以换取一个只值四日或五日劳动的等价物，雇主的利益必然是工人的损失。”（第56页）
　　“因此，不论怎样试图用赠予、个人积累、交换或继承来论证财富的起源，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证据，说明在富人的所有权的这种论证方面有一个缺陷，这个缺陷使论证一下子便失去任何公正的外貌和任何意义……所有一切财富都是好多世纪以来在工人阶级的骨肉上生长起来的，并且是通过欺骗性的和奴役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从工人那里夺走的。”（第56—57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如果工人想成为富人，他就必须成为资本家，或者说，成为交换他人劳动的人，而不是交换自己的劳动，那时，他就会用别人掠夺他自己的办法，即通过不平等交换的办法来掠夺别人，从而有可能从别人的不大的损失中获得大量的利益。”（第57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和资本家们写了并出版了很多书，目的是给工人灌输一种错误的观念，似乎‘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生产者的损失’。他们对我们说，劳动离了资本寸步难行，资本就象挖土工人手里的铁铲一样，资本对于生产就象劳动本身对于生产一样必要……资本和劳动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与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毫无共同之处，并不证明前者必须靠后者生活……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第59页）
　　“从资本和劳动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国家的资本越多，或者说，积累的产品越多，生产就越容易，为达到某一（一定的）结果所需要的劳动就越少。例如，不列颠人民利用他们现在的巨大的资本积累（他们的建筑物、机器、船舶、运河和铁路），在一个星期内所能生产的工业财富，比一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在半个世纪里所能生产的还多。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不是我们的体力的优越，而是我们的资本。因为凡是资本缺乏的地方，生产就发展得缓慢而吃力，反过来也是一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的一切利益同样是劳动的利益，资本的任何增加都会减轻劳动的繁重程度，因此资本的一切损失必然也是劳动的损失。虽然这一真理早被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作过公正的阐述。”

　　“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资本和社会的一个阶级等同起来，把劳动和另一个阶级等同起来，虽然这两种力量都没有这种自然的联系，同样也不应当有这种人为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工人的幸福，甚至工人的生存本身，只有在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资本家的奢侈和懒散生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们不愿让工人吃饭，直到工人生产出两份饭——一份为自身，一份为他的老板，后者则是间接地即通过不平等交换得到自己的一份。”（第59—60页）
　　“当工人生产出某种物品的时候，它已经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通过不平等交换的无形魔术，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第61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资本和劳动，铁铲和挖土工人，是两种分离的和对抗的力量。”（第60页）
　　［443］“但是，即使所有的土地、房屋和机器都属于资本家，而不存在工人阶级，资本家也不能回避伟大的条件‘必须劳动！’。尽管他们有一切财富，他们也只能在劳动和饿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不能吃土地或房屋；没有人的劳动加进去，土地就不会长出食物，机器也不会做出衣服。因此，如果资本家和私有者说，工人阶级应该养活他们，那末他们实际上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象土地和房屋一样属于他们，工人只是为了有钱人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第68页）
　　“生产者用他所给予资本家的东西进行交换时，得到的不是资本家的劳动，也不是资本家的劳动产品，而是工作。在货币的帮助下，工人阶级不仅不得不完成为活命自然要完成的劳动，而且还得为其他阶级负担劳动。生产者从非生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是金银还是其他商品，那是无关紧要的；全部实质在于，工人阶级完成他自己的劳动并养活他自己，此外还要完成资本家的劳动和养活资本家。不论生产者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名义报酬是什么，他们的实际报酬却是：本来应当由资本家完成的劳动现在转到了他们身上。”（第153—154页）
　　“我们假定联合王国的人口是2500万。假定他们的生活费平均每人每年至少15镑。联合王国全部人口的生活费的年价值总额是37500万镑。但是我们生产的不只是生活资料，因为我们的劳动也创造出许多不供个人消费的物品。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房屋、船舶、工具、机器、道路和其他供未来的生产使用的设备，此外还修复了一切磨损了的东西，因此我们每年都在增加我们的积累储备，或者说资本。所以，虽然我们的生活费的价值象上面所说的每年只有37500万镑，但是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总的年价值却不少于5亿镑……
　　只有1/4的人口即大约600万从14岁至50岁的男人可以算作真正的生产者。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数字中参加生产的恐怕还不到500万人〈布雷接着说，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只有400万人〉；因为成千上万有劳动能力的男人被迫坐着无事可做，而本应由他们去做的工作却由妇女和儿童去做；在爱尔兰就有几十万男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样一来，不到500万男人连同几千名儿童和妇女却必须为2500万人进行生产……
　　现有的工人人数如果不使用机器，便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现有的游惰者以及非生产劳动者。现在在农业和工业上使用的各种机器，据统计可以完成近1亿有劳动能力的男人的劳动……这些机器及其在现在的制度下的使用，产生了几十万现在压迫工人的游惰者和食利润者……
　　机器使现在的社会制度富有成效，机器也将使它遭到破坏……机器本身是好的，没有机器不行；但是机器的使用，它们为个别人占有而不为整个国家占有这种情况却不好……
　　现在参加生产的500万男人中，有些人一天只劳动5小时，而另一些人却劳动15小时；如果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由于生意萧条时期大量工人被迫无事可做而造成的时间损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年产品是由社会上不到五分之一的每天平均劳动10小时的人创造和分配的……
　　假定各种有钱的非生产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奴仆只有200万人，他们的生活费平均和工人的生活费一样多，即每人15镑，那末这200万人每年就将花掉工人阶级3000万镑……但是按照最低的估计，他们的生活费每人至少50镑。这样，作为社会上完全非生产的纯粹不劳而食者的生活费的年价值总额就是1亿镑……
　　此外，还有各种小私有者阶级、产业家阶级和商人阶级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444］获得的加倍的和四倍的收入。根据最低的估计，社会上这个人数众多的部分所消费的那部分财富一年不少于14000万镑，超过了相同人数的报酬最高的工人的平均消费量。这样，游惰者和食利润者这两个阶级（他们可能占总人口的1/4）连同他们的政府一起，每年就要吞食近3亿镑，即超过生产出来的全部财富的半数。这一点使帝国的每个工人平均一年损失50镑以上……剩下在国家其余3/4的人口中分配的大约平均每人每年至多11镑。根据1815年的统计，联合王国全体人民的年收入约为43000万镑，其中工人阶级得到99742547镑，而靠地租、年金和利润生活的阶级得到330778825镑。当时国内全部财产的价值约计30亿镑。”（第81—85页）

　　1844年英国的人口是：大小贵族——1181000人，商人、工业家、农场主等——4221000人（以上两类共5402000人），工人、贫民等——9567000人。（托·查·班菲尔德《产业组织》1848年伦敦第2版［第22—23页］）［Ｘ—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