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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没有接到你的信,所以我断定尊敬的魏德迈在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的“制度”。事情确实开始变得不可理解,并且,除了恰好现在使我深切感到金钱损失之外,还使我成为所有流亡者恶棍和在此不幸事件中曾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书商的笑料。
  关于选举的文章,我还没有写。因为我认为必须等待总的结果。[87]据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我认为,辉格党人占有五、六票的优势,从前的议会将完全恢复。这帮家伙正陷入无法摆脱的绝境。到目前为止唯一受到重大损失的是皮尔派[88]。《纪事晨报》在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中声称,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辉格党人同托利党人一样无能。除了格莱安及其拥护者以外,唯有科布顿、布莱特及其同伙是有能力的人,而他们必须共同执政。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泰晤士报》也登载了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89];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伟大的泰霍夫下星期将同施米特-施蒂纳夫人一起去澳大利亚。但是将使你更为不快的是,达姆“本人”也向往澳大利亚的金矿。再有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所有的地球挖掘者[注:“挖掘者”的原文是《Wühler》,也有“煽动者”的意思;“煽动者”是1848—1849年期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给民主共和派起的绰号。——编者注]将为这种脏东西而去挖掘澳大利亚的脏土。只有被钱柜吸住的维利希仍然信守他的座右铭:活着,但决不工作。
  班迪亚现在同奥尔良派的阴谋家“雷缪扎”非常亲近。有个匈牙利人曾经要他提防在德法密谋[77]中“出卖了”德国人的那个人。雷缪扎在巴黎警察局有密探。他没有向班迪亚先生透露一个字而写给他的密探们,要他们向他提供有关这位先生的情报。我所知道的答复是,班迪亚毫无嫌疑。他及时溜掉了,否则他也被抓住了。出卖者是“一个叫做弗兰克的舍尔瓦尔,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
  这个舍尔瓦尔一开始就是在警察局的同意下进行活动的。不仅如此,雷缪扎拿到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大使馆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根据这个大使馆在马扎斯[90]对他许下的诺言,以及在他表明效忠于秩序的“原则”之后,大使馆本来应该“有责任”发给他必要的“经费”。但是普鲁士大使馆却表示,因为他是从法国方面领取津贴的间谍,不应该同时效忠于两个主人,所以他不能期望从普鲁士方面得到什么东西。这样,他被派去伦敦监视德国的流亡者,另外还“注视着克勒蒙特[91]”。作为后一项使命的执行者,他曾去见过雷缪扎,并表示愿意为雷缪扎当密探。得到巴黎方面消息的雷缪扎假装同意,并且以中间人的身分给他介绍了克勒蒙特的一个侍从,这个侍从实际上负有任务要通过舍尔瓦尔把法国警察当局引上歪路。——奥尔良派的鼓动活动组织得很好,这些家伙拥有合法的、正规的违禁品转运站,通过这些转运站把信件、包裹和小册子可靠地寄到法国,就象通过邮局寄送不引起怀疑的东西一样。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设法弄到舍尔瓦尔的一封能够看出他同普鲁士大使馆的联系的亲笔信。只要有这样一份文件,就可以推翻起诉书[92]的全部构成。
  我同班迪亚说妥了,只要再抄好一份,就可以得到瑟美列的小册子的手稿[注: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这个文件是你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因为它里面有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的戈尔盖和科苏特以及其他人的信件。
  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消瘦了,并且咳嗽。但是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嘱咐她除服药之外,要多喝黑啤酒。
  如果你能够在星期五以前再寄来一篇文章[注: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我打算到约翰逊那里贴现德纳将支付给我的五英镑。
  顺便提一下。多米尼基的《恋爱中的罗兰》是改写本。原本非常少见,只有象这里的大图书馆才有。甚至多米尼基的版本也不多见。通行的版本是贝尔尼改写的《罗兰》。[93]

你的 卡·马·




  注释:
  [77]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1850年9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见注7和18)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姓是克列美尔)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1852年2月,被捕者以策划政变的罪名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了。——第73、83、191、575页。
  [87]1852年8月,马克思实现了这里所说的想法,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对英国各政党作了评述,并揭露了英国选举制度反人民的实质。这些文章是《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1—411页。——第82页。
  [88]皮尔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经济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的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1850年皮尔死后,皮尔派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第82、502页。
  [89]指1852年7月10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82页。
  [90]马扎斯是巴黎的监狱,所谓德法密谋案的被捕者关押在这里。——第83页。
  [91]克勒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1848年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的住地;奥尔良派为恢复奥尔良王朝在法国的王位而进行的阴谋活动的中心之一。——第83页。
  [92]指对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7)盟员的起诉书。——第84页。
  [93]《恋爱中的罗兰》(《L’Orlando innamorato》)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博雅多的骑士史诗;1495年在意大利发表。十六世纪洛·多米尼基和弗·贝尔尼改写了这部著作。贝尔尼的《恋爱中的罗兰》改写本最为著名,于1541年出版,多次再版。博雅多的史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伦敦再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引用了史诗《恋爱中的罗兰》的一些个别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60、366、380页)。——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