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八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钱收到了,今天又收到带信的包裹[注:见本卷第164—166页。——编者注]。在上一封给你和维尔特的信中[注: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我有意不写那些有关对付普鲁士政府的步骤的新消息,以免信被拆开时被它所截获。今天我详细地谈一下。我以为,我们设下了能使政府的整个骗局炸得粉碎的反布雷。普鲁士的先生们应该看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强大得多的对手。
  星期一施奈德尔第二收到我经杜塞尔多夫寄去的一封信(信寄给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商人),信的内容简述如下:(1)舍尔瓦尔是1847年根据沙佩尔先生的建议并由沙佩尔在伦敦接受加入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的,当时我在布鲁塞尔,而不是1848年由我在科伦接受加入的。(2)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舍尔瓦尔一直住在伦敦,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这一点可以由他的房东们证明。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不在巴黎当宣传员。(3)只是在1850年夏天他才迁居巴黎。从他那里搜查出的文件和他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供词都证明,他是沙佩尔—维利希的密探,是我们的敌人。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1)判决以后,他(和吉佩里希一起)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2)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3)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用几个小时复制的)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拒绝给他钱,因为他为“两方面”服务并且法国人给他钱。[164]——最后,我给施奈德尔作了某些简单的理论说明,他根据这些说明可以把沙佩尔—维利希的文件同我们的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它们的差别。
  在你转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信[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的同时,同一个文件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老艾布纳尔在这里将文件投邮并拿了收据)送给了冯·洪特海姆律师;这是在星期二。这个包裹里有:(1)贝克尔给我的信,上面有伦敦和科伦的邮戳,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通信首先谈的是出版事宜;(2)丹尼尔斯的两封信,附在贝克尔给我的信里;在这两封信中,他只谈到自己的手稿;[165](3)希尔施写的记录的两段摘录[166] ;(4)《人民报》的一份剪报,恰好舍尔瓦尔本人在这里写明了自己的住址;(5)《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先生给我的信(原件),现把它抄在我这封信的第三页。
  星期二晚上偶然收到施奈德尔的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从邮局寄出的第一封信被扣下了。可是,他收到了这里的一封挂号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德朗克写的,在这封信中告诉他,亨策六至八星期以前在这里维利希处,维利希同他谈过话,并且自己在这里吹牛说他已指令亨策,叫出来怎样反对我们。施奈德尔来信说,所有的律师都坚信文件是伪造的;他坚决要求给他寄去证据,特别是要证明,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写信给我。
  假如不是你的两英镑恰好及时赶到,我星期三就会因无钱而不能干任何事情了。于是,我到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官那里(到首都区法官温甘先生那里,他详细询问了这个案件,并且热烈地表示支持我们,反对普鲁士政府)证实两件事:
  (1)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笔迹;据施奈德尔第二来信说,他们几乎在希尔施的全部记录上亲笔签字了。你知道,林格斯只勉强会写几个字,因此希尔施认为记录恰恰是他记的,这很好。
  (2)根据我的请求,我们集会的地方的房东证明,从3月开始,“马克思博士的协会”(这个家伙只认识我)大约有十六至十八人定期集会,每星期只一次,就是每个星期三,他也好,他的仆人也好,一次也没有看见我们哪怕是写过一行字。每逢星期三举行集会的情况,他的一个邻居,德国面包铺老板兼房主也作了证明。[167]
  盖有治安法官的印章的两个文件,都是一式两份。我把第一份经……[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寄给了格·荣克,恰好他三天以前写信给我,说他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且给了我地址。荣克本人将把这些东西带到科伦,或者派信使到那里。他收到的那封信,是写给施奈德尔第二的,除了治安法官证明的上述文件以外,信里有:(a)给施奈德尔的第一封信的抄件,以及希尔施写的记录中的另外两段摘录;(b)贝克尔给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恰好在它的背面有伦敦和科伦的邮戳。贝克尔的信,一字不差地照抄如下(除此以外,我寄到那里的摘录没有什么内容):
  “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使科伦的卫戍部队革命化!!!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蛊惑者[168]案件的法官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伦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领导下一步的行动的。真够朋友!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贝克尔”[169];

  (c)贝尔姆巴赫给我的三封信,表明了我们通信的性质,其中一封(3月的)同时也有对我那封谈到希尔施、谈到丹尼尔斯夫人被告发以及对她进行搜查的信的回答。这封信证明,她同我从来没有过通信联系;(d)施梯伯的信的抄件;(e)给施奈德尔的指示,我在里面特别告诉他,证明文件(或其抄件)将在星期四(10月28日)从伦敦用挂号信按他的地址直接寄给他,同时他将收到杜塞尔多夫的商人W.的挂号信收据。这样一来,如果政府这一次把信扣下,我们就可以证据确凿地当场抓住它,而它除了从辩护一方抢去一个抄件,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在本星期六(10月30日),你将看到《晨报》上关于《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下流文章的简短声明。在上面签名的是: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威·沃尔弗。许多周刊也将刊载这个声明[170]。
  我想,这一次普鲁士政府要大出其丑了,而且是空前的,它将确信,它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些民主派傻瓜。它用施梯伯的干预救了我们的人。甚至贝尔姆巴赫被逮捕,也是好事。没有这一着,我们还不能把他的信送到那里。他为了不致遭到哪怕是临时性的拘留,本来是反对这样做的。现在,他坐牢了,一切都好了。
  为苦役而生的巴特尔米老爷子,这一次为了换换花样,将去认识一下凡迪门岛[171]。这个家伙的卑鄙就在于,他顽固地拒不承认事实,从而使监场人更加混乱。不过,两个人都已经声明,他们是库尔奈的监场人。而当绞刑的前景临近时,大概第三个人将停止自我牺牲,也会承认是监场人。
  几天以前在赖辛巴赫那里举行了保证人会议。除多少受到排挤的金克尔和维利希外,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他们是:赖辛巴赫、卡耳贝的勒韦、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梅因、奥本海姆。赖辛巴赫以及其他的人决定将钱退还给捐献人。赖辛巴赫指出的主要理由如下:
  “维利希和金克尔在直接搞骗局。还有数以千计的由他(赖辛巴赫)签署的债券在美国流通,他们把这些债券贴现了,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直接兑换出来,用于个人目的。”
  照他的话看来,仅仅清算所有这些肮脏勾当,就可以给他提供必要的口实来公开揭露这个用他的名义而制造的骗局,并且防止进一步敲诈勒索。你看,道德高尚的维利希和金克尔堕落到了何等地步。骗子……这就是最后的结论。
  衷心问候维尔特。

你的 卡·马·


  关于伦敦可靠的地址,我下一次告诉你。
  “在《新莱茵报》第177号上刊登了一篇12月21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通讯中无耻地捏造说,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侦察杀害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特将军的罪犯。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21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居民冯·施韦茨勒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12月22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338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248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向我指出那个假报道的作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我对民主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如一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现的迟钝。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藉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对这家报纸有妨碍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始终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狡猾获得了胜利。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警探,这也是一种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谀奉承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
  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172]

  “兹证明施梯伯博士先生上星期受我的委托到法兰克福和维斯巴登调解我的私人诉讼案件一事属实。
施韦茨勒·冯·累克顿议长未亡人盖章
    路易莎勋章获得者”
[注:以上信件由燕妮·马克思抄录;在信的下面,马克思写了(请看背面)。——编者注]
  我请你把下面这几行写给施奈德尔,并且立即用你在来信[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中所说的第三条途径寄往科伦他那里。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十四至十六种文件,的确是被施梯伯买去的,但是同时也是被他偷去的。就是说,他用现钱暗中唆使一个叫罗伊特的完成了偷盗。罗伊特老早就根本不是‘警官’了,而是不时领取计件津贴的普鲁士公使馆的密探。他从来不是哪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甚至不是公开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78]的成员。罗伊特同维利希—沙佩尔中央委员会[173]的秘书兼档案管理员迪茨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罗伊特撬开了迪茨的写字台,并且把文件交给了一个人,不是施梯伯就是舒耳茨。这件事情早已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揭发过了。施泰翰在他被监禁在汉诺威的时候,侦查员曾把他写给流亡者委员会(主席是沙佩尔)[174]秘书迪茨的几封信出示给他看。大家知道,施泰翰越狱逃跑了。他在到达伦敦以后写信给汉诺威,要求把这些信寄来,以便他能够向英国法院控告罗伊特犯有:
  (1)撬锁偷盗罪。
  (2)伪造罪。就是说,他确信,在他的信(这封信现在也已经由施梯伯出示给科伦陪审员了)中,有一处由警察当局改动了加上了‘五百三十塔勒,五百给领导人’这几个字。当时他往伦敦只寄了三十塔勒,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领导人
  汉诺威法院自然没有满足施泰翰的要求。同一个罗伊特撬开了迪茨的写字台,偷走了全部文件。迪茨和整个沙佩尔集团只是在施泰翰到这里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175]
  亲爱的恩格斯,我刚刚才收到你们的包裹。因此,用不着你把上面的东西重抄一遍了。我自己将用我收到的一个信封直接把它寄去。
  请告诉维尔特,如果他看不中委任给他的驻巴黎公使的位置,那末施梯伯交给我支配的“大臣”职位,现在他可以永远保住其中的一个了。[176]

你的 卡·马·


  如果你需要写信告诉我重要的事情,可用下面的地址:阿·约翰逊先生收(英格兰银行金条处)。



  注释:
  [78]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为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于1840年2月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舍尔瓦尔于1852年春假装越狱逃跑后,来到伦敦,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但是他很快就被揭露出是警探,并被开除出协会。——第73、163、174页。
  [164]揭露舍尔瓦尔是一个密探和奸细的这个材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法庭开庭时的辩护词中利用过,稍后,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曾经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9—480、484—487页)。由于揭露了舍尔瓦尔及其在所谓德法密谋(见注77)案件中当奸细一事,马克思给科伦案件的辩护人提供了材料去驳斥原告提出的诽谤,即似乎科伦共产党人参与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成员们在巴黎的冒险密谋活动。马克思寄来和辩护人在案件中加以利用的材料表明,反动派企图把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国际密谋的中心是毫无根据的,并且揭穿了警察当局为此而使用的种种手段的拙劣无耻。——第168页。
  [165]指马克思同海·贝克尔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集而进行的通讯。就这个问题从1850年12月开始商谈,商谈的结果,于1851年4月底在科伦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分册(《Gesammelte Aufsätze von Karl Marx》.Ⅰ.Heft,Köln,1851)。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
  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曾于1851年2月中由他从科伦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在3月20日给丹尼尔斯的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谈了自己对手稿的意见。丹尼尔斯也就这部手稿给马克思写过几封信。由于1851年6月接着而来的丹尼尔斯的被捕,并被交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法庭,手稿一直没有发表。——第169页。
  [166]马克思指希尔施在工人协会所作的记录。这个协会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于185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们(见注78和1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并归附于原先的组织了。——第169、181、513页。
  [167]采取这些办法为的是要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以及希尔施参与伪造了这个记录;也是要揭穿施梯伯的证词的虚伪性。这些办法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506页)。——第170页。
  [168]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学生会的许多成员,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170、524页。
  [169]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援引了贝克尔1851年1月27日给他的信的这段摘录,用来证明原告企图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冒险举动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9页)。——第170页。
  [170]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除发表于《晨报》外,还发表于1852年10月28日的《旁观者》,10月30日的《人民报》、《先驱》和《观察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29—430页)。——第171页。
  [171]指巴特尔米和法国流亡者库尔奈之间的决斗,结果库尔奈被打死。巴特尔米由于参加决斗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凡迪门岛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1853年以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171、232页。
  [172]马克思转往科伦的这封信,施奈德尔第二在11月4日法庭开庭时的辩护词中曾用来揭露施梯伯过去的密探活动;马克思认为这封信作为揭发性文件具有很大的作用,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全文加以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7—508页)。——第173页。
  [173]指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建立的单独联盟的中央委员会(见注18)。——第174页。
  [174]指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9年9月,马克思被选入该委员会。为了制止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活动,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者的建议改组成了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第174页。
  [175]关于罗伊特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文件,以及警察当局利用这些文件炮制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罪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470页)。——第174页。
  [176]马克思指的是施梯伯在1852年10月18日的证词中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归结为私人纠纷,硬说马克思期望由于未来革命的结果而当上德国的独裁者并任命自己的战友和朋友们为大臣。——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