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2年
［注：年代是恩格斯后来加上去的。——编者注］
［11月5—6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知道受苦的不只我一个，很高兴。前天和昨天，施特龙都在这里；自然喝得酩酊大醉，他今天早晨三点离开我这里，但愿今天成行。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我今天累坏了。因此你今天将收不到译文。不过不要紧，因为有一只南安普顿轮船，这篇东西［注：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编者注］可以交它寄出，而在11日以前，连国王演辞也不会在议会发表。
　　文件幸好都到了，其中包括施梯伯的信的原件［注：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现在，只要高尚的检察官的工作一结束，案情即见分晓。即使挖空心思，也不能抛出比泽肯多尔夫的话更荒唐的东西。因为恩格斯曾经在一个出版物中说过，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所以毕尔格尔斯就应该被指责为密谋的参加者。向陪审员提出的问题被归结成这样：被告是不是有一种意图——被怀疑对公民责任抱怀疑态度，——因此，被告是不是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盟员，就完全无关紧要了。总之，泽肯多尔夫先生由于对判处丹尼尔斯及其同伙有罪感到绝望，便直截了当要求陪审员把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也宣告无罪！这个家伙头脑发昏到这个样子，一定是至少有八个通宵一连大喝特喝搀苏打水的烈性白兰地。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下，没有一句话讲在点子上。总之，自从庭长［注：哥贝尔。——编者注］宣读了向陪审员提出的问题以来，我就一分钟也不再怀疑毕尔格尔斯等人也要被宣告无罪了。毕尔格尔斯的可怜的宣言和他的环游，不可能变成目的在于推翻现存制度等等的“事业”。[185]不然就要在编年史上记上一笔：1851年5月水晶宫[186]在伦敦开幕时，裁缝诺特荣克从柏林到了莱比锡，旨在推翻普鲁士国家制度，并开始内战。此外，原本记录被推翻了，而且，正如施特龙所断言的，陪审员中间冯·拉特、冯·比安卡、列文、来丁、黑尔什塔德以及另外一人，态度都很好。
　　从案件现在的进展来看，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公布一点东西。在案件结束之后，让施奈德尔和某一个被告到伦敦来一下，这会有好处，甚至是必要的，——那时我将尽力设法在一个星期六或星期天前往伦敦，等我们把一切商量妥当后，你再同我一起来这里，手稿几天之内就可以搞好。在此期间，写信问一问老艾布纳尔，他能不能把这个小册子交给勒文塔尔想想办法，——我同意我们分摊损益各半。
　　至于班迪亚，如果弄清楚了他没有在寄给科特斯的上上一封信上写地址［注：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那末，对他的最主要的怀疑就打消了。德朗克告诉我，班迪亚在上上一封信，以及在上一封准确寄到的信上都写了地址，这使我大惑不解。但是，这个狂妄的矮子怎么能够编出这样的小故事呢？不过柯尔曼的事也是可疑的。柯尔曼的这封信，同以前的艾泽曼的那些信一样，都是由同一种笔迹写的。我明天把这封信寄还给你，但我坚持这封信应该扣下。里面有些东西不对头。通过维尔特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柯尔曼是怎么一回事。目前仍然要班迪亚说明一下，柯尔曼是怎样决定用假名字签字的，等等，似乎已经死了的“这个人”（这是个什么人），现在为什么和怎样突然复活了。还要让班迪亚先生向你说出他根据一封信而“认识”的那个伦敦“经理人”的姓名。让德朗克从他那方面也参与这件事，并且向一个德国出版商打听一下柯尔曼这个人的消息。
　　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信都来得很意外，上面从来没有盖过邮戳，都写得很轻率，很不在乎，以致事情显得极为可疑。这一封信仍然又是在“旅馆里一个朋友处”写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紊乱不堪的，就象它那不高明的借口一样：说什么手稿［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什么时候付印是他的事情。即使班迪亚老实得象一个撒谎成性的斯拉夫人，我也无论如何认为他在柏林的朋友是一个大骗子。但是，现在事情应该解释清楚了，因为在这里柯尔曼先生是以一个手稿占有者和出版者的身分出现的。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姓氏的出版商，事情就清楚了。
　　说一个出版者可以长年把手稿压着，这种理论看来很新鲜，却不很符合出版商的实际行为。儿童读物的事情，我也认为是一种臆造。在英国，类似这种臭玩意儿在圣诞节前一般不会出现；而且，这一点说得非常不清楚、不明确，班迪亚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理解为肯定的委托。在旅馆里，人们也不用这种更适合普鲁士营业所的不干净的纸来写东西。一句话，我们等着瞧。
　　此外，我从这里根本不能写信给班迪亚，因为我不知道他和你之间发生的情况的任何细节，他向你说过些什么，有哪些信他可能还给你看过，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是把他抓在手中了。

　　11月6日星期六

　　昨天，我因身体不行，没有把上面写好的寄出。后来，我在《科伦日报》上又读到施梯伯拼凑的东西。“原本记录”虽然成了废物，但是H．李卜克内西以金钱收据的形式复活了。希尔施先生及其一伙——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好几个人——看来从愚蠢的普鲁士警察那里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钱。值得派一个警监［注：戈德海姆。——编者注］到伦敦去，以便把这些谣言收集起来，此外，并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绝密会议的情报！[187]
　　但是，这里把德朗克的朋友弗略里直截了当地公开叫做警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多少会使矮子对班迪亚的怒火冷下去。显然，有人也闲扯过施梯伯的信，但这不是坏事。施梯伯本人用来引起对这个文件的注意并谈到“卑鄙的诽谤”的那种方式，只会加强效果。
　　维尔特在利物浦，几个钟头之后就回来，所以我得把施奈德尔和班迪亚的信［注：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留到明天。
　　“毕尔格尔斯承认，他曾经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188]
　　这当然就足以判他绞刑了。这样的事情我还不曾见过！
　　今天晚上《科伦日报》自然会带来关于事情又在变化的第一批消息。只要律师们现在真正干起来，那末，他们行动谨慎的作法，就是很对的了。

你的　弗·恩·


　　别忘了赶紧给我寄来几份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注：费·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在布莱得弗德，我们已经有些人想建议他把这些诗当众朗诵一番。
　　希尔施大概还在这里；无论如何他上星期一定在这里，当时我在雅典神殿[148]见到过他。另一个同他象两滴水一样相似的家伙，也在这里，起初把我闹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干事，或者在找差事。不过，你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80]，我们有一回在布罗顿碰到一个人，他打起招呼来：“马克思，您好！”当时我们猜不出他是谁；他原来就是希尔施。可见这个家伙在作艺术旅行。一俟案件结束，应该把这个家伙痛打一顿。


　　注释：
　　[80]1852年5月底，马克思到了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并在那里住到6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段时间合写了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第74、127、190、526页。
　　[148]雅典神殿——在英国许多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有过一些以这个名称命名的文人学者聚集的俱乐部。——第156、182、190、229、630页。
　　[185]恩格斯指对毕尔格尔斯提出的起诉书的主要内容：他参加了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起草和1851年5月他按照科伦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任务从科伦前往汉诺威、汉堡、柏林、布勒斯劳、德勒斯顿等地。起诉书企图把毕尔格尔斯的文件和宣传旅行，以及下面提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特使诺特荣克1851年5月到莱比锡的旅行（他在这次旅行期间被捕），当作被告们参加广泛的共产主义密谋的证据。
　　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们、主要是毕尔格尔斯，鉴于同盟的分裂而起草的。告同盟书的起草者们，整个说来，是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指出了理论对于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告同盟书中说，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所建立的单独联盟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然而这个文件没有揭示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过错部分地也归咎于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们。告同盟书的个别论点带有含混的、不明确的性质。告同盟书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们被捕而落入警察之手以后，曾被刊登在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和1851年6月24日《科伦日报》第150号。——第187、199页。
　　[186]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筑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187页。
　　[187]恩格斯指警监戈德海姆在1852年11月3日庭审时的证词的意思。关于这个证词的报道刊载在11月4日的《科伦日报》上。
　　“原本记录”的伪造性质在案件的进程中被揭穿以后，施梯伯为了挽回起诉书的名誉和掩饰他的失败，耍了新的花招，其目的是要消灭这一警察诡计的罪证，并把事情说成好象这种诡计的确有某些可靠的事实为依据。为此目的，他派了警监戈德海姆到伦敦作“补充调查”，此人回到科伦以后，在法庭上声明，他如何在警监格莱夫的帮助下查明，虽然所谈的本子不是“记录”，而是“笔记”，但的确是由Ｈ．李卜克内西（这个人物是虚构出来的记录人；由于辩护一方提出了有Ｗ．李卜克内西真正笔迹的文件，而这个笔迹又和“记录”的笔迹不符，于是施梯伯就造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出卖给普鲁士密探弗略里的，其中有共产党人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秘密会议的札记。戈德海姆担保说，看到过李卜克内西的亲笔收款条。他还声称，1852年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上，讨论过对付这个罪证的措施。提出这些证词旨在扰乱辩护一方（这些证词是在辩护人发言的前夕蓄意编造出来的）并且把陪审员弄糊涂，然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法庭上的发言中证明了这些证词的伪造性质。关于这一点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9—506、510—512页）。——第190、192页。
　　[188]摘自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陪审法庭1852年11月3日庭审时的起诉词。——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