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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7月30日于伦敦]

  ……胡策耳的信[514]引起了哈哈大笑。它成为下面这个插曲的导火线:

  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博士先生[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云云’(接着是罪证的部分)。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尔·马克思博士”

  这个便条故意用了:“似乎”、“安内克其他德国人”等等这些含糊的词句,为的是让金克尔先生有可能作出表里不一的声明。立即收到了下面的答复:

  1852年7月24日于圣约翰伍德路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由于您的关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106],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您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的人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声誉的谎言,那末,我应当对您,就象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人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将不会同您有任何交道。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我无法把最后签字的花笔描得象原稿那样。非常狡猾,是吧?关于在辛辛那提对我的侮辱,我应该向英国法院提出申诉。对一切可能近似决斗和诸如此类的作法是多么冷淡地拒绝了啊!
  我料想,在公众面前省略约翰这个名字的勇敢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不会再拆阅打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就采取了下面的妙计。我让厄内斯特·琼斯写地址,让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在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情书的内容如下:

  “1852年7月24日于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一份您的保证人胡策耳的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耳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注:见本卷第95—97页。——编者注]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而信现在正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着。金克尔只是以后在《流亡中的大人物》第一册出版时才会感到主要的妙处。就是说,在对哥特弗利德作这次毁灭性攻击之前不久,我为了开开心,还把他个人直接羞辱了一番,并同时在其他愚蠢的流亡者面前表现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为此我需要从约翰……那里得到“白纸黑字”写成的某种东西。
  现在谈谈重要的事情:马志尼为了把这里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所有正式存在的各部分联合起来,已经好几天象疯子一样地到处奔走。他也访问了约翰……。结果是: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和金克尔组成一个欧洲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在这里引进两名本民族的人。但是关于这项吸收新成员的问题要由四名主要代表中的多数来决定,而这就是马志尼。于是从德国人中遴选出阿·卢格和阿·戈克。别的民族中是谁,我还不知道。金克尔这方面似乎提出了两个条件:(1)为他的公债要求两万美元。我认为这是一种诈骗。(2)金克尔—维利希财政委员会继续独立存在,等等。这仅仅是对维利希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因为事实上已经商定,把所有公债的钱都移交给阿·戈克了。最后,金克尔及其一伙将会老老实实地承认美国革命联盟[110]。这就是近来的转变。签订这项重要条约的事情是有所进展,还是尚处于预备谈判阶段,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应该在美国传播这一事件,并且特别要着重指出下面的情况。1852年5月,在最后选出金克尔—维利希委员会的上一次伦敦保证人会议上,金克尔非常庄严地发誓说,如果把阿·卢格选入委员会,他就退出,因为他决不同公然声称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的人呆在一个委员会里。其次,如果财政部长阿·戈克把金克尔在美国张罗到的美元都花完了,魏特林及其一伙将说些什么呢?而这一点正好有人打算这样做,为的是支持卡·海因岑的《雅努斯》,以及推销卢格、海因岑等人的不朽文章。
  至于马志尼,这个不可救药的狂热者,日益堕落到意大利的“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等人的地步了。他已经叫嚷了四年:“行动,行动!”最后,奥地利警察局在意大利逮捕了六百名马志尼分子,他们都是用密写墨水在手帕上写东西来通信的。这些人不愿坐牢,又有广泛的亲属关系,所以马志尼先生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说,现在应当认真地采取“行动”,举行起义。这个唱高调的实干家事后突然产生了“健康的思想”,于是他央求他们,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发动,因为全国到处都是外国兵,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并重复1849年以来恰好已经不正确的那类老生常谈。行动,行动!意大利自己能够胜任!——前几天,鲁普斯见到马志尼委员会中的一个意大利人,就向他指出所有这一切的荒唐无稽。罗马人反驳说,怎么一次战斗中竟要死六百多人!但是,意大利人都害怕他们会很快被逮捕、枪毙,或者关进监狱,马志尼演说的一些受害者把自己的亲属送到伦敦去,所以这个实干家怕某个受迷惑而激动的同胞出于误解而刺杀他,于是借口必须躲避奥地利人而每天晚上改变自己的住处。但他胆怯地躲避的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受迷惑”的意大利人。难道这个反教皇者不该上绞架吗?损害这样的一个民族,愚弄它,弄得它精疲力尽!特别是象意大利这样的民族,其必然的结果是:象酒醉以后那样可怕的软弱无力,完完全全的意志消沉。
  昨天我们的人本来应该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但是突然又宣布审判延期,因为原告证人之一,柏林的警务顾问舒耳茨生病了。因此,如果舒耳茨先生死了,那被告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得受审前羁押。同时贝克尔要失明,丹尼尔斯已经患肺结核。这真太卑鄙了。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里也扮演了极不体面的角色。
  关于审判延期一事,我是从《科伦日报》上知道的。在这前几天,我收到以下从科伦来的消息[注: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1852年7月中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逮捕贝克尔时,搜去了您的几封信:1851年2月8日、2月21日和4月9日的信。起诉书指出最后那封信中的以下几处,作为特别加重罪行的证据:‘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F.d.B.筹集了十五先令。还差十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吧。应该付五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起诉书认为F.d.B.三个字母是:‘为同盟’[《Für den Bund》],而贝克尔把这解释为他和您之间关于为您购买廉价书并寄往伦敦一事而商定的缩写符号[注:即:《Für die Bücher》,意思是“为书籍”。——编者注]。这几行构成了起诉书的重点,因为除此以外对贝克尔差不多提不出任何罪证,即使提出罪证,那也仅仅是故意捏造的。然后,起诉书从1851年讲起,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巴黎的德国人的团体组成的,这种团体经过多次变动,用各种名称——‘德国人同盟’、‘正义者同盟’——出面,并以被控告的这一团体的形式一直继续存在到现在。资料看来是从汉诺威政府的说明中抄来的。对于1850年在伦敦发生的分裂[515],起诉书并没有予以重视。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纠纷,所有的参加者都追求同一个罪恶目的,有着同一个倾向,在紧要关头就会携手并进。除去以前曾经刊登在报上的那两个呼吁书以外,起诉书还拉扯上了第三个呼吁书(1850年6月或者7月发表,似乎在莱比锡被截走的)。[516]——唯一有意义的供词是证人豪普特的供词和证人前尉官亨策的供词,前者详细地把全部情况都讲了,后者供出某些涉及贝克尔的东西。星期六银行家施泰因的出纳员埃尔哈特也因这一案件被捕。大概他是由于给诺特荣克写的介绍信和在诺特荣克那里发现的几封信而轻易地受害了,因为从这里可以断定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然而,挑选了这样一些可爱的陪审员,从当局的观点来看,想象不出更好的了。”
  最重要的政治新闻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沙皇[注:尼古拉一世。——编者注]逗留维也纳期间所签订的条约。《纪事晨报》前天头一个把这项条约刊登出来。昨天《泰晤士报》转载了,因此你自己可以读到。这里的选举情况是这样:托利党在谷物法问题上将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将得到相当大的反革命的多数,因而我认为,这个内阁只有在某种多少有些声势的革命的示威游行面前才会退却。资产者老爷们现在看到,从1846年以来他们没有同时利用自己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的政治后果,是犯了怎样的错误。他们对此还要感到后悔的。我关于《雾月》[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的勘误表快要发霉了;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用已经花掉的钱来付你的寄费。但是,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放心罢,要从永恒的观点来观察事物[注: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编者注]……



  注释:
  [106]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此文写于1850年4月,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第4期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4页)。文中揭露了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在拉施塔特法庭上受审的金克尔的卑鄙行为。金克尔在他的1849年8月4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第96、540页。
  [110]美国革命联盟是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组织,由到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戈克和菲克勒尔于1852年1月建立。——第98、104、542页。
  [513]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8月16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摘引的大量摘录。——第539页。
  [514]指胡策耳在1852年6月底给克路斯的信,胡策耳在信中说到金克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诽谤。克路斯在1852年7月4—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录了胡策耳这封信的一段话。——第539页。
  [515]指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这次分裂是由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活动引起的(见注7)。——第544页。
  [516]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底和6月写的两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和第359—366页)以及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注185)。1850年3月发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于1851年6月和7月先后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日报》和《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上。——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