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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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下星期我将把赫弗特尔的东西[26]更仔细地看一遍。如果那里有材料，我就订购。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版）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除了我不能评论的文法部分外（但是我注意到，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被说成是斯拉夫人，这难道不是胡扯吗？），其余多半是从沙法里克[27]那里剽窃来的。这个家伙还引用了原文和法译文的斯拉夫人的民族诗歌。我在其中也发现伊戈尔的远征［注：《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诗中精彩的一段是：“瞧啊，哥特族美丽的少女在黑海岸边唱着自己的歌。”[28]可见，凯特人，或哥特人已经庆祝突厥族的波洛夫人战胜俄罗斯人了。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是，捷克人英雄诗集（德译本由汉卡和斯沃博达出版）里的捷克英雄史诗扎博伊（萨莫？）对待德意志人是完全论战性的，充满了狂热。看来是为反对一位曾被捷克人击败的德意志统帅达哥贝尔特写的。但是，这是号召象报复德意志人那样报复基督教；对于德意志人，其中以极其质朴的诗体斥责他们想要强迫威武的捷克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特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
　　格策：《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1819年版；《俄罗斯人民的歌声》1828年版。
　　卡佩尔（齐格弗里特）：《斯拉夫旋律》1844年莱比锡版。还有他的《塞尔维亚人的歌曲》1852年版（比雅科布写的［注：指塔耳维（泰莉莎·阿尔伯廷娜·路易莎·雅科布－罗宾逊）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一书。——编者注］更完全）。最后，还有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婚礼曲》。欧·韦泽利的德译本1826年佩斯版。
　　我所注意的和我下周还要为你翻阅的著作，除了西普廉和德普勒［注：西普廉·罗伯尔《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和伊波利特·德普勒《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编者注］的著作之外，有《1850年夏南方斯拉夫之行》共两卷1851年莱比锡版[29]（有英译本）。《论塞尔维亚公国》1851年维也纳版。《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1851年柏林版。《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1842年莱比锡版。《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抗议和控诉》1843年莱比锡版。
　　我不记得曼彻斯特是否有《新普鲁士报》。这报现在很有趣。如今普鲁士政府也象当年路易十八一样有了自己的“无双议院”[30]，但是，官僚政府对认真看待自己胜利的顽固的容克地主感到棘手。当讨论农村公社、乡村法院问题和地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老多里沙尔所说，“关系到面包问题”——的时候，普鲁士议院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也许你从中已经看到，普费尔伯爵要求让地主有痛打自己仆人的特权，并吹嘘他本人在这方面完成的丰功伟绩。于是，左派把1848年这位普费尔亲自签署的、完全以“疯狂年”[31]的精神草拟的1848年传单找了出来。事情发展到双方决斗的程度，今天《新普鲁士报》发表了一篇leader，即社论，直截了当地说，在它的党内有“下流恶棍”，而自由党内则有非常“高尚的”人。社论宣扬“宽容”、“和解”，“原则斗争，但决非个人争吵”。社论说，左派应当想一想，“山岳派总是要吞掉吉伦特派的”。它应当注意到，不论将来“有没有和平，但是普鲁士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内部或外部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派系倾轧”无异于“自杀”。这不是好极了吗？要知道，普鲁士没有一个人为议会和它的分裂操心。这种对恐惧的自供尤其重要。利奥神父在国王面前作了关于闵采尔的演讲（一部分刊登在《新普鲁士报》上）。可以说，演讲是直接针对你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著作[32]的。他说，不应当再指责宗教改革是革命之母了。闵采尔是“幻想家”，他曾经说过：“我为信仰而理解”。而路德说：“我为理解而信仰”。《施本纳报》回答说，路德晚年已经懊悔在政治上所起的不体面的作用等等。你看，就连官方人士也有不满情绪了。
　　顺便谈谈宗教改革：奥地利到底从一开始就下工夫使斯拉夫人变成一种危险。在斯拉夫人当中，除了俄罗斯人之外，一切民族都同情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由于宗教改革，至少各民族有了觉醒，另一方面，同新教的德意志北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如果奥地利不镇压这个运动，那末通过新教就会既奠定德意志精神优势的基础也建立抵御正教俄罗斯的屏障。奥地利把德意志人拖进了臭泥坑，并且在德意志也象在东方一样，替俄国作了事情。
　　不知你是否看到上星期五议会开会的消息。伊文思在会上指责帕麦斯顿说，三个半月前他就向帕麦斯顿提出关于卡尔斯局势的警告，但是帕麦斯顿装作不相信的样子；他还在会上讲述了潘缪尔给辛普森的急电，潘缪尔在急电中通知说：“您被任命为腊格伦的继承人”，并加上一句：“请照顾一下多布！”不幸的辛普森回电说：“请重复一下您的急电。”于是潘缪尔，这位“卡诺勋爵”——如伊文思所称的——更明确地说：“请照顾一下多比金！”这个人是他的一位亲戚。最后，汉密尔顿勋爵在这个会议上指责伊文思在因克尔芒会战[33]后建议腊格伦丢下大炮和战壕，用船将英军运走。前天可怜的伊文思表示“公开悔过”。从刚由东方回来的一个叫斯万的人写的著作[34]来看，在卡尔斯的背叛行为似乎是十分明显的。背叛行为不是最近，而是在以前为了造成有关形势干下的。
　　现在谈载勒尔的情况。大约三个星期以前，他乘南安普顿轮船去美洲，因为郡长已开始追缉他。他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从哈里法克斯打电报给他从前投过稿的纽约《国家报》：“鼎鼎大名的《卡斯巴尔·豪泽尔》的作者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平安抵达大西洋西岸。”这位大人物把他的《亚历山大二世》留在这里，——五十五页，大部分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摘下来的，——并且吩咐随后立即将抄本寄给他。要知道，它应当在大洋两岸同时出版。他如此热心搞这个无聊的东西，让他的妻子和姨子等人抄写，使她们都由于不幸的塞巴斯提安的“坚持不懈的”勤勉弄得傻头傻脑。与伦敦出版商交涉《亚历山大二世》一书的出版，是为了给他到伦敦的“业务旅行”刷上一层博学的色彩。他在伦敦天天详细调查虾和其他东西的质量，其中还有法国的“软煎蛋皮卷”。除了上述的《亚历山大》外，他还留下了另一桩臭事。你记得，李卜克内西曾给他开了一张期票，愚蠢地幻想载勒尔在期票贴现后会让给他几英镑。期票支付的期限到了，但是没有提出支付。载勒尔吹牛说，他已支付。其实他只是把它再贴现了。他离开后两天，李卜克内西接到一位律师从西蒂区的来信，要求他支付期票。皮佩尔（由于他的一双无神的眼睛而被载勒尔的戴绿眼镜的姨子看中了）到蔬菜商那里去了。全家都恐慌起来。塞巴斯提安倒是得到了支付期票的款子，但给吃光了。然而，爱情能战胜一切，他的妻子确信她只能指望唯一的一次爱情，也就是塞巴斯提安的爱情。因此她竭力打圆场。可是，蔬菜商脸色阴沉，一天天越来越睁大眼睛注视着亲爱的女婿的行动方式。事情还没有了结。同时每天都收到新的、似乎已经支付了的期票。
　　勒维[35]。是由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有两重使命：
　　（1）揭发拉萨尔。经过一番非常细致的了解，我认为他们说得对。自从伯爵夫人［注：哈茨费尔特。——编者注］得到她的三十万塔勒[36]，拉萨尔完全变了样：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工人们甚至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为了有利于诉讼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诉讼案是这样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代理人施托库姆（后来被陪审法庭判处五年徒刑，这你是知道的）跟伯爵吵翻了。他透露给拉萨尔说，他手中有一批文件，这批文件可以使伯爵因违誓和伪造等行为而带上镣铐。拉萨尔答应给他一万塔勒。另一方面，拉萨尔劝说检察长克斯特里茨（由于这个勾当曾被迫辞职）通知哈茨费尔特伯爵，有告发他的起诉书。哈茨费尔特本来已准备好逃往巴黎，这时拉萨尔把有损名誉的文件交给了他以换取他在跟伯爵夫人的和睦协议上签字，并撤回了起诉书。（当然，克斯特里茨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这样一来，不是他的法律上的洞察力，而是最平庸的阴谋使这一诉讼得到意外的结局。拉萨尔没有把这一万塔勒付给施托库姆。工人们说得对，如果他把这笔钱交给党，而不是保存着给伯爵夫人，这种背信行为才能原谅。他们还讲了他私生活中许多见不得人的行为，我无法转述给你，因为都记不清了。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拉萨尔同杜塞尔多夫人朔伊埃尔合伙搞买卖外国国家有价证券的投机，朔伊埃尔为此借钱给他。他们失败了。同时朔伊埃尔破了产。拉萨尔打赢了官司。朔伊埃尔索取他借给拉萨尔的钱。拉萨尔嘲弄他，把法典第六条禁止搞外国证券投机指给他看。工人们说，他们原谅拉萨尔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把这次诉讼看成是荣誉的事情，才牵涉进去。他们说，现在官司打赢了，他不是要伯爵夫人给他劳动报酬，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是毫无理由地、恬不知耻地靠伯爵夫人供养并听命于她。他经常把官司打赢后将要做的事情加以吹嘘。而现在他以特别引人注目的挑衅态度把工人当作无用的工具丢开。在元旦，拉萨尔还参加了某一次（私人）集会，因为那里有某位法国上校出席。但是使大家惊异的是，他向六十名工人只谈“文明对野蛮斗争”、西方列强对俄国斗争，而不谈其他问题。他计划去柏林，在那里装作大人物，展开社交活动。他当勒维的面答应伯爵夫人在他从柏林一回来就给她张罗“内侍官著作家”。他也正是当勒维的面不断表现出自己的“独裁欲”（看来，拉萨尔对自己的看法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自认为是世界的征服者，因为他在搞私人阴谋方面是毫无顾忌的。好似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竟在这样一些小事上牺牲了十年的工夫）等等。此外，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为了让工人政党中的一个人打入警察局去当暗探，他把我的一封信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必须说这封信是从拉萨尔那里偷的，以此来骗取信任。工人们还说：如果他肯定不打算投靠资产阶级政党，他这样有外交手腕的人是不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同时，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影响，使他在起义的时候，只要登上讲台向群众发表庄严演说，就能够迷惑住群众等等。勒维说，工人们非常恨他，以致如果他在运动时出现在杜塞尔多夫，不论我们的决定如何，工人们就会杀掉他。但是他们确信，一旦他知道了这些怀疑，他就会立刻投到另一方面去。
　　这一切不过是从听到的情况中记得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从前对拉萨尔抱有好感，不大相信工人们的流言蜚语，但是所有情况总和起来给了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一种完全肯定的印象。我告诉勒维：只根据一方的证词，自然不能作出结论，但是怀疑无论如何是有益的；让他们继续监视这个人，但是暂时不要宣扬出去；也许，我们会找到机会迫使拉萨尔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立场等等。
　　你以为怎样？我也很想知道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的意见。
　　（2）派勒维来的第二个目的是向我介绍莱茵省工人状况。杜塞尔多夫的工人同科伦的工人还保持着联系，同时不再看得到“任何老爷”了。可是，目前宣传工作主要是在佐林根、伊塞隆及其近郊、爱北斐特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在铁业区，这些小伙子们打算发动起义，只是由于对法国革命抱有希望，以及由于“伦敦人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才停下来。如果事情拖得更久，勒维认为发动未必防止得了。但是无论如何，巴黎起义会是一个信号。看来这些人坚定地相信：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开始就会马上奔向他们那里。他们当然感到需要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指责这些人。但是我担心，如果按照他们极端简单化的计划去做，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英国，他们就已经四次被消灭了。无论如何应当从军事观点出发，准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我已经说过：如果情况许可，我们一定会到莱茵工人那里去；如果没有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的首先发动，他们的任何独自发动都是荒谬的；如果巴黎发出了信号，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冒一切危险，因为那时，即使遭到暂时的失败，也只能产生暂时的不良后果；关于莱茵省的工人居民可以直接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我一定会跟我的朋友们认真商量；过一些时候，他们应当再派人到伦敦来，但是，如果事先没有商量好，那末什么事情也不要干。
　　爱北斐特（或者是巴门？）的制革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绪是非常反动的，现在却显得特别革命了。勒维使我相信，你个人在乌培河谷的工人中间被看做“自己”人。此外，在莱茵河畔，对法国革命的信心似乎是传播得相当广的，甚至庸人们都说：这一次同1848年不一样。这一次出场的将不是1848年的空谈家而是象罗伯斯比尔等等的人物。民主派的威信至少在莱茵河畔已经十分低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26]马克思指摩·威·赫弗特尔《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发生、发展和后果》1847年汉堡和哥达版（M．W．Heffter．《Der Weltkampf der Deutschen und Slaven seit dem Ende des fünften Jahrhunderts nach christlichen Zeitrechnung，nach seinem Ursprunge，Verlaufe und nach seinen Folgen dargestellt》．Hamburg und Gotha，1847）。——第23页。
　　[27]巴·约·沙法里克《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1826年欧芬版（P．J．Schaffarik．《Geschichte der slaw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nach allen Mundarten》．Ofen，1826）。——第23页。
　　[28]马克思引证的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里的话，这篇史诗的法译文载于：弗·古·艾希霍夫《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1839年巴黎版第309页（F．G．Eichhoff．《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Russes．Serbes，Bohèmes，Polonais et Lettons，considérées dans leur origine indienne，leurs anciens monuments，et leur état presént》．Paris，1839，p．309）。——第23页。
　　[29]指齐·卡佩尔《南方斯拉夫之行》（S．Kapper．《Südslavische Wanderungen》），该书第1版1851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4页。
　　[30]“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马克思在这里用法国的“无双议院”比喻普鲁士议会的众议院，暗示普鲁士容克地主这时由于1850年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已在众议院里确立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容克地主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在众议院里引起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和国王本人的严重不安，他们担心国内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普鲁士》一文中谈得比较详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713—718页）。——第25页。
　　[31]“疯狂年”（《Das tolle Jahr》）是约·亨·法尔肯施泰因的历史小说《绍林吉亚和爱尔福特纪事》最先使用的术语。它是指1509年，这一年以爱尔福特市民多次风潮而著称。
　　后来，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普遍使用这一术语来称革命的1848年。——第25页。
　　[32]马克思指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指出宗教改革的反封建性质，同时得出结论：阶级斗争是十六世纪的一切宗教战争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基础，尽管各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宗教的外形。——第25页。
　　[33]俄国军队与英法军队在克里木进行的因克尔芒会战发生在1854年11月5日（见弗·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第26、175、299页。
　　[34]指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六个月抵抗的记述；以及关于阿尔明尼亚和拉济斯坦的旅行和奇遇的记述；兼述土耳其现状》1856年伦敦版（H．Sandwith．《A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Kars and of the six months’resistance by the Turkish garrison under General Williams to the Russian Army：together with a narrative of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Armenia and Lazistan：with Remark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urkey》．London，1856）。——第26、32、41页。
　　[35]马克思在下面详细地告诉恩格斯关于古斯达夫·勒维（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1856年2月底来伦敦访问他的情况。这是1848—1849年革命后勒维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第二次访问马克思。第一次访问是在1853年12月下半月。勒维的这两次访问充分证明，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莱茵省的德国工人仍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自己的领袖并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在第一次访问时，勒维就企图说服马克思必须在德国举行起义和在莱茵省工厂工人中准备举行起义。马克思当时向勒维证明，起义同勒维提出的在德国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的建议一样，是不合时宜的。
　　马克思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政治反动势力统治着德国，英法两国还没有革命高潮，经济形势对资产阶级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什么在德国举行胜利的起义和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第27页。
　　[36]指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拉萨尔自1846至1854年为她进行了这项诉讼。1851年7月宣判离婚。根据以后达成的对财产的调解，伯爵夫人取得三十万塔勒。——第27、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