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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8月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银行券已收到，谢谢，但你答应给我的信还没有收到。附上从柏林（！）转来的疯子米尔巴赫的信。
　　设菲尔德方面还没有寄钱来。今天通过皮佩尔寄去了书面要求。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下述事情：昨天乌尔卡尔特的叭喇狗——著名的科勒特来我家。他说，他是受了大科夫塔[71]本人的委托而来的。据说乌尔卡尔特对埃恩赛德先生竟干预我的文章感到十分不快，万分遗憾等等，他认为我的这些文章非常有价值等等。然后他要我给他讲一讲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说，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争执的主要原因是删节了稿件的若干部分等等。我当时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给他看了书面的证据。接着，他便问我是否愿意作一些让步，我断然拒绝了，并且告诉他，我不是下贱文人，不能象对待伦敦的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他似乎正是期望这种解释，以便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乌尔卡尔特认为《自由新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埃恩赛德先生有难处，因为《自由新闻》实际上不过是《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顺便说一说，它比《自由新闻》要大一倍）的摘要；能满足《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读者要求的东西，决不能经常都合《自由新闻》读者的口味，反之亦然。因此乌尔卡尔特先生决定大约一个月后开始在伦敦出版一份外交报。他希望我把《内幕》[60]全文刊登在该报上，并希望我对他毫无恶感。我做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个回答可以理解为肯定的，但是，如果将来条件很坏或报纸极其荒唐的话，我是可以拒绝的。一切将取决于报纸的性质。伦敦不是设菲尔德，如果乌尔卡尔特出来散布反革命的胡说，使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的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在目前的困境中这将对我是怎样的沉重。我们瞧着吧。无论如何，现在我在关于我写作荣誉的问题上已得到足够的满足，因为上司公开地否认了他的部下的话。即使是由于布赫尔和民主主义败类的缘故，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利的。
　　乌尔卡尔特阵营内部现在要发生严重的内讧。我似乎看出有一种邪恶的诡计——让可怜的赛普尔斯当替罪羊。例如，科勒特对我说，他怀疑赛普尔斯是否真正经过埃恩赛德的同意而后把他的信寄给我的。我回答他说，赛普尔斯看来是个忠厚人，由于老是听到对“秘密外交”的责骂，自然以为《自由新闻》编辑部内是盛行“公开外交”的。
　　今天接到妻子的来信。看来，由于老太太［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去世，她非常悲痛。她还要在特利尔停留八至十天，以便把老太太留下的那份为数无几的遗产卖掉，和埃德加尔［注：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一起分。她告诉我，她的计划是这样的：还要在特利尔郊区的女友家住几天，然后想去巴黎，由那里径直去泽稷。她决定，我们应当在那里度过9月和10月。首先是为了恢复她自己的健康；其次，那里的生活比伦敦低廉而又舒适；最后，孩子们可以学会讲法语等等。这里发生的事情，她自然一点也不知道。尽管实际上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计划，但我暂且还是写信对她说计划很好。昨天又看到了《纽约论坛报》（一星期的）。满篇是选举骗局，别无他物，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好几个月。要等选举总统的肮脏事结束以后，才能再认真地看《纽约论坛报》。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在布林德那里看到特利尔的西蒙写的两卷流亡者哀史[72]。拖泥带水的胡说八道，每个字都是乏味的不成熟的劣笔，纨袴子弟的怯懦，不知天高地厚的装腔作势，加了格律恩的酸浆果的施给乞丐的稀汤，又臭又长，——从来还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作品。为了给“德意志议会”的屁股上最后来一脚，本来正缺少他的主人公之一的这种自我暴露。当然，我只是翻阅了一下。我宁愿喝肥皂水，或同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痛饮热牛尿结义，也不愿读这部劣作。我们的幽灵不停地追逐他和他的伙伴。路易·勃朗、布朗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来说是恶魔般的四位一体，他永远忘不了。据他说，我们俩人是“经济平等”的导师，似乎宣传“武装〈！〉占有资本”。甚至我们在《评论》上发表的关于瑞士的俏皮话[73]也“激怒了”他。“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百万富翁，没有乞丐”——“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国永远不要降到这样的低级阶段”。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注：这句话里的动词“说”，按德语语法应用复数《sagten》，而此处却用了单数《sagt》。——译者注］等等。


　　注释：
　　[60]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71]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则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
　　在这里是讽刺乌尔卡尔特的。——第63页。
　　[72]指路·西蒙《流亡纪事》1855年吉森版第1—2卷（L．Simon．《Aus　dem　Exil》．Bd．1—2．Giessen，1855）。——第65页。
　　[73]《评论》（《Revue》）是马克思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 -ökonomische　Revue》）的简称。马克思在这里引的话是从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61—162页）中套用来的。该文抨击了司徒卢威之流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瑞士的共和制度理想化。——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