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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8年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德纳不会认字,——那里写的是team- horses,即拉车的一套马,也就是被套在一起拉某种炮或军用车辆的几匹马。team这个词在文章中常常可以遇到,如果他需要根据的话,让他查看《英国百科全书》中的《炮兵》一条好了。
  可惜今天我不能寄出什么东西了。昨天被人怂恿去骑马会猎,大家用灵(犭是)追捕兔子,我一共骑了七个小时的马。一般说来,这对我虽然好得很,但妨碍了工作,已经开始的几篇东西——《缅甸》等——我还写得很少,也休想今晚及时完成了。《缅甸》这篇东西非常讨厌,读了几大本书,仍然弄不出有条理的东西来,因为文章必须写得简短。但是我将在《骑兵》上捞回本来。德纳将得到格里斯海姆的书[注:古·格里斯海姆《战术讲义》。——编者注]中所有涉及这方面的东西。
  看来,鲁普斯不想再坐酒馆了;我到他最喜欢去的恰茨沃思酒馆四次,只碰上他一次。因为我去那里就是为了找他,这对我来说是大大浪费了时间,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我也接到了那位可爱的哈尼寄来的荒谬东西[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这一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归之于泽稷的哈罗·哈林(固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克雷弗尔德的描写极妙,完全象是以前的哈尼写的。因施拉姆的去世,他又作了一次传奇剧的大演出,而在其中扮演主角的当然是乔·朱·哈[注:乔治·朱利安·哈尼。——编者注]。整套的葬仪和所有其余的做法,写着“急速”、“立即”等字样的信件,以及要求我去泽稷也出入于癞蛤蟆们[74]和瓦西拉普斯基之流[226]中间,——所有这些都使我讨厌。这是个可怜的小无赖,他在泽稷可谓得其所哉。此外,他因攻击泽稷的封建主弗·高弗莱,十分幸运地引起了一场文字诉讼。[197]
  看来琼斯的戏演得也很妙。他使胖子利维西成为他这次会议的主席,而这人是向迈奥尔宣誓的可怜的小资产者,在1842年当整个小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他就同斯特治一伙人一同分裂了出去,并提出完全选举权的口号。[227]
  不过,没有关系!波拿巴先生在为我们工作。我们也不能希望有比他这种做法更好的了。埃斯潘纳斯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个真正好斗的公鸡。而且愚蠢,竟把奏折刊登出来。[228]
  再者,为了使你对我的健康状况不致有所误解,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我骑马跳过高五英尺多的土堤和围墙,这是我跳得最高的一次。要能轻松地做这样的操练没有十分健康的肢体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总之,将来我们重回德国的时候,是可以在骑术方面向普鲁士的骑兵表演些东西的。这些先生们要追赶我将感到困难,因为我现在练得很多,而且日有长进;我的声望也逐渐确立了。不过现在我才知道在地形险阻的地方骑马的真正困难;这是件极复杂的事。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到星期一一定寄上几篇文章。关于印度,我想我们还是再等一班邮件,——除非我们得到非常有意义的详细情节。

你的 弗·恩·


  这个“恩格斯阁下”看起来的确非常滑稽。我决不会饶恕哈尼,关于我,他能说出的最好的话,就只限于这阁下二字了。这个混蛋!



  注释:
  [74]癞蛤蟆(Crapauds,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以及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
  这里指1848年革命失败和法国1851年政变后居住在英国泽稷岛上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第67、185、268、309页。
  [197]指资产阶级激进派为反对泽稷岛行政制度和土地关系领域中所保存的旧封建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当地的大地主(领主)、律师和银行家控制了整个行政机构和皇家法庭。地方行政当局和法院在解决继承和出让地产问题上的恣意横行特别厉害地影响到土地承租者的利益,这就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满。哈尼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改革同盟(1856年9月由他创立,其成员是地方商人,小船主和银行职员)以及他主编的《泽稷独立报》,当时同该岛封建制度的残余和一小撮当地大地主对政权的垄断,进行了斗争。哈尼把圣黑利厄尔的头号律师、大地主兼银行家弗朗斯瓦·高弗莱选作他攻击的主要对象,因为后者的恣意横行特别使泽稷的土地承租者遭殃。——第195、268、536页。
  [226]瓦西拉普斯基是海涅《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流浪的小贵族。这里恩格斯讽刺地把居住在泽稷岛的波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称为瓦西拉普斯基之流。——第268页。
  [227]关于在琼斯倡议下于1858年2月召开的宪章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会议,见注203。
  1842年资产阶级激进派看到英国工人阶级把自己的革命思想灌输到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于是就离开宪章运动,并多次企图将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便利用它来进行废除谷物法和资产阶级改革的鼓动。他们提出了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各种解释的所谓“完全选举权”的要求,其目的是诱使工人们离开争取实现宪章派的社会和政治纲领的斗争。约瑟夫·斯特治、迈奥尔、利维西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依靠宪章派的某些具有妥协情绪的领袖(洛维特等人),于1842年在北明翰召开了两次资产阶级和宪章派的代表会议,在两次会议上提出了共同鼓动选举改革的问题。但是以新的“权利法案”和“完全选举权”的要求代替人民宪章的提案,被会议的宪章派大多数坚决否决了。以前的宪章派分裂为两派,他们的政治原则变为完全不同和互不相容的。人民宪章从这时起完全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第268页。
  [228]1858年1月14日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拿破仑接到法国贵族和军阀的代表们大量的表示忠诚的奏折。刊登在《通报》上的法国校官和将军们的奏折更是渗透着黩武的沙文主义精神。他们公开指责英国参与阴谋,按他们的说法,英国是各种凶手和罪犯的避难所;而且坚决要求就在奥尔西尼这类恐怖分子的“巢穴”追捕这些人。英国的社会人士认为这些奏折的公布是法国的间接威胁,而且是1858年两国关系显著尖锐化的原因。——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