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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萨尔的信,其中谈到鲁道夫·施拉姆的地方很有趣。这人关于我的“逻辑”所写的那些话,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他不理解我。你知道,我曾不客气地给他指出,我给他写信,是因为问题已到了必须以口头说明来继续书面通信的地步。实际上,我是以十足的外交词令来谈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的。
  自然,我给了他回信,为的是要他仔细打听一下柏林的出版商。我打算把稿件分册出版[209],因为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来从从容容地把它全部写完。分册出版也许有损于形式,但是至少有利于推广,而且便于找出版商。
  至于可恶的美国佬,我当然极想给德纳和阿普耳顿两位先生写信,请他们俩对我……不过,情况简述如下:
  我向阿普耳顿透支了据说是二十英镑,按我的计算,则最多透支了五英镑。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一些12月底到期的账必须偿还。好吧。现在那二十英镑——恰好我明天本来应该以《论坛报》的名义开一张这个数目的期票——暂时被德纳先生记入《论坛报》的往来账上了,因此在没有能够用寄给阿普耳顿的稿件偿清这笔臭账以前,我的所有一切收入来源都被断绝了。所以,在这以前我处于困境。一旦欠这位阿普耳顿的债用“商品”还清,因而我又能打开通向《论坛报》的闸门时,我就赞成完全抛弃阿普耳顿,特别是如果维也纳的《新闻报》同意我的建议——一周寄一篇金融论文去的话。[210]总之,我认为只要以停止供稿相威胁,就会使德纳和阿普耳顿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迫使他们同意付给较多的稿酬。但是这种手段只有在摆脱了目前的困境以后才能采取。如果这些坏蛋采用了《玻利瓦尔》,依我估计,那就还需要寄去三十至三十二栏。在这以前,我简直是悬在半空中。此外,这些狗知道,我现在是在他们的支配之下。因而现在应该竭力做到的是文章尽可能少压缩,只要不致平淡无味就行。
  至于《毕洛夫》和《贝雷斯福德》,我可以写传记部分,但是军事部分你要完全用英文写,使它们不致与其他许多文章不同。此外,在这里,一些简单的指点对我没有用处,因为要阐述它们,我还是必须加以研究,而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B》字头的条目一写完,请你立即着手写《骑兵》,因为它可以清偿欠款。
  我的朋友,情况就是这样。幸好外部世界现在发生了许多令人高兴的事。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这没什么!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
  好样的《卫报》现在会说什么呢?米尔纳·基卜生和布莱特的报复确实很精彩。[232]说句私话,我想帕姆解散自己的内阁是自有其“理由”的,而且导致这种结果的一切表面的错误,从他这方来看是预先估计到的。
  从不久前《通报》公布的一个文件可以看出,在法国海关仓库里堆积的存货与1856年和1855年比较,是个巨大的数目,《经济学家》的通讯员直截了当地说,波拿巴促使法兰西银行以这些商品作抵押发放贷款,因此货主就有可能保存这些商品。不过随着春季临近,这些商品必须抛到市场上去,那时在法国无疑就会发生崩溃,而比利时、荷兰、莱茵普鲁士等也将跟着发生崩溃。
  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除工业危机外,农业的情况也很坏。(按照法国农业会议的结论,那里的农业情况也非常糟。会议曾提到,在一百公升的小麦卖十七法郎的情况下,经营无法进行下去。)
  就整个来说,危机象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209]马克思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些手稿是马克思为了写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的经济研究的材料。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和其他的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299—306、531、534、553—554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3—762页)中都曾提出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好象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手稿由编者于1939年用原文第一次发表,编者加的标题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Rohentwurf)》。——第219、273、527、530、534页。
  [210]拉萨尔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附有他的表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建议马克思为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撰稿的信。弗里德兰德早先出版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奥得报》,马克思在1855年期间曾为该报撰稿。,从1856年起,弗里德兰德成为《新闻报》的编辑之一。但是马克思不了解这时《新闻报》的政治倾向,认为不给该报撰稿是适宜的,并且只是在1861年10月该报表示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伪宪制派政府时才最后同意撰稿。——第228、274、402页。
  [232]在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于1858年1月20日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照会,以强硬的口吻代表法国政府对英国准许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一事表示不满。瓦列夫斯基的照会成了帕麦斯顿于1858年2月8日向下院提出取缔阴谋活动法案(义称外侨管理法案)的口实。根据这一法案,凡居住在联合王国境内者,无论是英国人或外国侨民,如组织或参予旨在刺杀英国人或其他国家任何人的密谋活动,均应交由英国法庭审判并予严惩。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米尔纳·基卜生和布莱特(在拥护帕麦斯顿的辉格党当政时,他们在1857年3月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但在同年秋季重被选入议会)的“报复”,是指米尔纳·基卜生在1858年2月19日二读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时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得到约翰·布莱特的支持,它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强硬照会不予应有的回答。修正案实际上成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修正案后,否决了取缔阴谋活动法案,并迫使帕麦斯顿政府辞职。——第274页。